涉及公安工作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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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基层管理者应具备的综合素质
1、政治素质。政治素质是公安基层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政治上没有一个较高的素质，其他方面素质即使再好，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的害虫。当前我国公安机关内部查处的一些犯罪案件，涉及到厅级干部、基层领导以及不少的普通干警。这一方面说明形形色色外界社会诱惑的巨大冲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干部政治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公安基层管理者政治素质应当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须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为人当正直，执法要严格，处理问题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要真正按照江总书记教导，以“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要求去衡量自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展工作，在总揽全局的高度上抓公安执法工作。
2、科技文化素质。作为公安机关基层管理者，科技文化知识不能落后。对科技文化应具有博和精的两方面要求。虽不能要求每一位管理者在科技文化知识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前列，但对自己涉及所从事的各项工作的其他知识应当有所涉猎，这是博的要求。与此同时，作为管理者对于自身所从事的专业应当精通，这种精通，便是管理者特长所在，更是作为管理者服众之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科技知识的发展与更新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犯罪也紧跟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升级，在科技文化领域里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作为基层管理者，当门外汉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
3、伦理道德素质。公安基层管理者，有才能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必须以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待人以宽，律己从严。对部属既要有热情，又要有威严，关心和爱护部属。以高素质的道德水平，树立自身的威信，以诚信的道德品质，汇塑成集体凝聚力。作为领导岗位上的管理者，为官要具有良好的官德，与同事相处要有良好的品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的口碑。
4、心理素质。在公安机关从事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工作，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犯罪分子作斗争、内部、外部的协调、人事、待遇、家庭、子女升学、个人的职位等等都会在管理者心理上形成压力。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可能还要承受犯罪分子对自己或家人的打击报复。内外矛盾的调节处理往往涉及自身权益，往往会形成一种综合压力，扰乱工作情绪。公安基层管理者必须经受住这种压力。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胜任工作的基础。
5、体能素质。当前犯罪活动总量仍呈上升趋势。身体素质是公安人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公安机关最讲究实战，仅有理论远远不够。基层管理者长年和犯罪分子打交道，遇上案件，正常的休息、饮食将全部打乱，和犯罪分子的实际斗争中，还会有正面的身体接触，追踪、射击、格斗等等没有好的身体作为物质的基础就难以取胜。
6、指挥能力与技战素质。公安基层管理者所处位置具有特殊性，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在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工作中，刑侦指挥和治安突发事件指挥，都要具备良好的指挥才能。在实际指挥中，敌情的发生往往瞬息万变，制服犯罪分子、把握战机，不允许出差错，一着错全盘乱。管理者还必须掌握技战指挥能力，了解自己所辖区内民警的技战水平，以便在战时进行有效的战术组合，增强自己队伍的实际作战能力。管理者综合素质如何，对于全局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公安基层管理者综合素质对实战的影响和表率作用
1、对实战的指导作用。公安工作最关键是实战。基层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在实战中会得到充分体现。侦查破案过程中指挥调度，对案情的分析判断，人员的搭配，器材的使用，手段的运用，都需要管理者具有良好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具备坚强意志。即管理者综合素质对决策具有决定作用，决策又会对具体行动产生深刻影响。管理者的决策往往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完成，有时甚至是在瞬间完成，行动的效果如何，犯罪分子能否捕获，是否发生干警的伤亡，指挥人员综合素质在作战中具有决胜作用意义。像1997年8月发生在萍乡的围捕持枪逃犯战斗，由于指挥和调度没有到位，给公安干警带来的伤亡是惨重的。1999年宜春市公安人员检查旅店，由于带队的人没能把握好检查时应注意的情况，也给公安干警带来了伤亡。而1997年12月萍乡缉捕持枪逃犯，由于领导重视，对案情及时采取对策，一举抓获3名持枪逃犯，缴获5支手枪、151发子弹、5个弹夹，干警却无一伤亡。这充分体现了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2、对部下的激励作用。管理者的素质对于队伍的整体热情具有激励作用。管理者的斗争风格、心理状态、人格力量、知识能力等等都会在实战过程中发挥激励群众斗志的作用。战斗中领导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对部下的鞭策更不可估量。提高部属战斗力，在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对于干部最直观最客观的评价是：看你在危急的关头喊的口号是“跟我来”，还是“给我上”。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高素质管理者往往能带出一支作风过硬、工作出色的队伍。
3、提高警力的作用。研究表明：区域社会治安和警察的综合素质紧密关联，而民警数量和作用并不能划等号。向教育要素质向素质要警力，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干警的综合素质，既是警察的命根子，也是社会综合治理的命脉。
当前犯罪分子正在不断提高自己的犯罪水平。这对我们公安干警提出了相应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问题。且近年，犯罪陡增，警力不足显得格外严重，有不少地方警察和人口的比例数还不到万分之十，这就更迫使我们向素质要警力。而公安基层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对于警力潜能的发挥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某公安分局侦查一起系列麻醉抢劫案，头绪纷繁复杂需要众多的人员分头工作。由于领导指挥调度得当，分派有序，利用我们所掌握的高新科学技术却把以前其他公安局一直未能侦破的遗留案件全部查破，挖出一个麻醉抢劫车辆的犯罪团伙，在没有要求增加警力的前提下，缴获被抢车辆30多辆，抓获犯罪嫌疑人10多人。如果没有一个高素质的领导集体，要破获这个案子，就是投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难以奏效的。素质和警力的关系可见一斑。
四、提高公安基层管理者综合素质的途径
1、培训提高。基层公安机关管理者，往往全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旦成了管理者，各种繁杂的事务就一起涌到跟前，想挤出很多时间和精力读书，难度就相当大。我们对一个刑侦队进行学习时间的调查，结论是：在上班时挤时间来学习困难很大，队里人员多，安静时间几乎没有，很难形成学习的环境。下班后，如是单身汉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如成了家且又有小孩的话，那就不是自由身。可见边工作边学习确实是极其困难的。作为基层管理者，情况比普通队员更难。在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下，培训可能是较好的方法。把单位工作安排好，每年都挤出时间到专门培训班去学习，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开拓视野，对于提高管理者综合素质具有实际意义。
2、自学提高。业务学习完全要靠自己努力。时间再紧也要挤出时间用于提高业务水平，要针对自身的工作，挑选一些重要课程学习，达到提高目的。在关于人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学业后的继续发展是要依靠自己自学来完成的。基层管理者的素质提高，自学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3、向友邻单位学习提高。公安工作，可说是包罗万象。案件一般各具特色，而这些特点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向兄弟单位学习，汲取他人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可以使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少走弯路，甚至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善于汲取他人的经验，对于基层管理者综合素质提高具有特殊的意义。
4、总结提高。公安工作最主要是和犯罪分子打交道。要胜任自身各项工作，总结经验，提高办案能力，减少工作失误，提高工作效力，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会总结经验的人是难以提高自身素质的。基层公安机关管理者，对于总结经验，应当有高度的重视，这既是自身素质的要求，更是公安工作的要求。
当前，我们的社会竞争日益表现为人才竞争，没有人才的单位，出不了好成绩。人才竞争又表现为综合素质竞争，一个单位工作效率如何，突出为人才综合素质如何。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我们必须提高综合素质。国家在教育发展纲要中提出，国家的竞争要依靠人才的综合素质。我们在公安工作中也要提高警察的综合素质，而尤其重要的是要提高基层管理者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有效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有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攀登的人，才能到达科学的峰颠。我们公安基层管理者，谁能尽早地认识到素质问题并及时抓好自身和干警素质的提高，谁就能在新一轮的工作中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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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在和平时期担负着国家安危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人民警察法》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工具，是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他们共同筑起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堤。在许多人的眼里，警察职业是一种荣耀，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的代表，是神圣的，也是不容被侵犯的。所谓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就是指人民警察在执勤当中，如何正确运用好法律法规、掌握好本职业务技能、发挥好自身体能素质，积极主动地完成好上级交付的工作任务，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合法利益免受到不法侵犯。据统计，2005年度全国共有49名民警被授予一、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48个集体荣立一等功；还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 。在取得这些政绩的同时，却是409名民警因公牺牲，4078名民警光荣负伤的残酷事实。尤其是近年来，一线警察在依法执行公务中，受到推搡、殴打、辱骂、刁难、诬陷等袭警、扰警、诽警事件经常发生。在上述问题中，除有的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理外，大部分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之下只能忍气吞声，感叹当前执法之艰难。据调查资料中显示中国警察人数仅占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七左右，多的地方超不过万分之十，少的地方则达不到万分之五，警力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若按此比例计算，假如一个警察倒下了，岂不就等于把1000甚至2000个公民置于危险之中吗？每牺牲一位民警，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起人民群众的深切缅怀，但是，并没有因此有效遏制民警在正当执法时遭遇侵害受伤甚至牺牲的势头。一个民警牺牲了，再隆重的追悼，再深切的缅怀，也挽不回警察的生命，毕竟社会的稳定、百姓的平安需要更多活着的人民警察。警察是人民的警察，保护人民警察，其实就是保护公民自己。分析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 其一：法治建设的“滞后”、行政权力的“干预”： 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具体表现在袭警、扰警、诽警现象，它们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转型期心态。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现象产生的背景，他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多种矛盾集中，很多人的心态不够平和的表现。社会法治环境和公民法治心态的不完善。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拒不服从管理，围攻殴打暴力威胁伤害警察，这是对公共权利的一种蔑视。其产生的主要根源还是政府滥用警力，激起民愤。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治安稳定，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天职，但前提必须是依法执行公务。只有依法执行职务，才能受法律保护。可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把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当作为其“平事”的工具。比如：在城市开发中，政府既不征求群众的意见，也不能按政策足额给予经济补偿，一道拆迁令下去，到期没有动作就让居民强行拆除自己的住宅，怕居民“闹事”，就动用警察来“震压”，群众本来因为拆迁吃亏了心里就对政府有意见，再用警察来压制，不是火上交油吗？还有上工业项目强行征用农民承包地、农民工要求政府帮助讨要拖欠的工钱、下岗职工生活得不到保障等等原因引起的群众到政府上访，政府官员为了“平事”，习惯于采取动用警力强行“震压”来息访。要是遇到听话的，也就被“震”回去了，遇到不听邪的，管你警察不警察，照样敢于动武。从而转移了矛盾，使奉命行动的警察成了“替罪羊”。按理说警察是来对付犯罪分子的，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一旦地方政府出现搬迁“钉子户”，更有甚者计生工作中有超生的不愿意交罚款都要叫警察压阵，难免让老百姓产生抵触情绪。
其二：过份“人性化”管理，强调无原则“照顾”： 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人性化”管理认识上的误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已发生的袭警典型事件看，有的群众把“人性化”管理视为警察的软弱，或理解为群众的要求不受法律和规范的约束。少数公安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表现在对“人性化”管理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把它理解为对群众要求的无原则的“照顾”，对袭警事件缺乏法律的对应措施。“人性化”管理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严格的执法本身就是实现人性化管理的体现。公安机关担负着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其内容与具体程序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如果在法律规定之外推行过多的所谓“人性化”管理措施，有可能造成规范体系本身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执法活动的社会效果，必须把“人性化”管理纳入到法律规范体系中，强调规范的统一性与权威性，使执法者的活动获得规范的支持。以人性的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法治力量既表现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表现为对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严厉惩处。对执法者权益的侵害，不仅是对执法者权利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亵渎。
其三：自身执法“素质”低、业务处置“技能”差：犯罪升级、警务条件及其装备落后等因素固然存在，但从袭警、扰警、诽警案件的侵害对象——被害民警来看，在绝大多数被害者中，其自身的“自我保护”意识的疏忽或失误也是使袭警者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民警执法过程中方法简单、执法不规范、处置不恰当，不善于在突发事件中自我保护。尤其一些民警对新形势下的刑事犯罪，特别是对暴力案件（如武装走私、贩毒等）的恶性程度及其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工作中习惯于拿“我是公安”或凭一身警服，从心理上来震慑对方。殊不知一些歹徒，尤其是那些铤而走险的暴徒，一旦与民警遭遇，往往会不择手段拚个“鱼死网破”。为了少惹麻烦，干脆“刀枪入库”，执法时不带枪支警械。在这种情况下，民警常常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据统计，在全省遇袭受伤的民警中，防暴、特警等警种仅占1%，其他均为刑警、派出所民警等。
其四：极少数民警“违法”，极个别案件“违规”： 在经历了广州孙志刚案、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胥敬祥案和成都火车站警匪勾结案之后，警察的职业声望跌入谷底。发生在我们当中的衡阳市珠晖公安分局东风路派出所副所长王晓东因涉嫌强奸罪被衡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祁东“12•22”聚赌案中，祁东县公安民警涉赌的4名民警给予禁闭。这一桩桩事实极大地损害了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加突出了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袭警、扰警、诽警案件的频频发生，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不仅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使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产生了疑虑，甚至还影响了民警执法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严重损害国家与法律的尊严。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民警依法执行公务，损害的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妨害的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正常管理。举目而望，被老百姓视为“保护神”的人民警察屡屡被伤害。让我们来共同注视几组镜头：（镜头之一）：2005年9月21日，吉林农安县交警大队哈拉海中队中队长徐国辉在办公室遭到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颈部、腹部被刺伤。（镜头之二）：2005年9月9日，湖南常德市民警谭建新遭30余名村民围攻报复，被非法拘禁7小时。（镜头之三）：2005年9月5日，陕西西安市民警王军亮、王峰等在处理斗殴时被犯罪嫌疑人袭击，背部、头部12处受伤。（镜头之四）：2005年5月30日，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民警袁冬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拦车检查时被犯罪嫌疑人刺伤，因流血过多而牺牲。（镜头之五）：2005年4月22日，安徽巢湖市民警彭和平在处理殴斗时，被犯罪嫌疑人殴打，后经抢救无效牺牲。
事实上，近年来人民警察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处理群体事件中受围攻殴打致伤致残甚至死亡的现象明显增多。面对呈上升趋势的形形色色的妨碍公务甚至袭警案件，面对一位位倒在血泊中的公安民警，我们不禁要问：谁来为人民警察撑起生命“保护伞”？造成执法难办，警察难当的因素很多，但是作为警察本身来说，应该如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怎样预防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各种人？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经验和体会我认为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堂堂正正做人，严格依法办事：民警在执法中既要注意熟练掌握、正确运用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又要以理服人、以法论理。严格用“五条禁令”和各项纪律约束自己，就不会授人以把柄。特别是法律要求我们坚持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优亲厚友，不挟私报复，不贪财贪色，不冷横硬推，就会大大减少摩擦机会。常见有这样的问题，民警根本不存在徇私枉法，就是因为业务水平低造成差错，结果让人家抓住不放，长期上访。还有的在办案中粗枝大叶，把材料、证据丢失，甚至丢失扣押物品等。再如乱扣押、乱罚款等更是屡见不鲜，这都是造成警察声誉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当牢记，作为一个执法者，要明确你的职责，精通本职业务。依法该你做的事情你不做就是“不作为”，依法不该你插手管的你去管，是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
其二，注重警力协同，快速策应处警：作为一名合格的警员不能光凭一腔热血，呈匹夫之勇。香港的警察发现一名歹徒正在实施暴力犯罪时会怎样做？首先观察分析是否真的发生了犯罪？如果确是犯罪，首先报警。然后看歹徒几个人，如果是一个人，还要看对方的身体状况，是否带有凶器，一个人能否对付得了、、、。在做出一系列判断后，再确定自己怎么办。我们并不是倡导大家效仿香港警察。在必要时警察为国流血牺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警察也是血肉之躯，警察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我们内地警察多数没有配枪，蛮干和毫无价值的去面对噬血的刀枪同样是不可取的。确实需要一人面对歹徒时，也要讲究策略，以智取胜。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一个人办案，不然既违法又不安全。有时一个人办案，发生点问题连个证人都没有。一旦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发生被殴打、侮辱、推搡，要注意留下证据；特别是着便衣时要大声喊出自己是警察，及时出示警官证。这样做一是震慑对方，二是便于群众作证。
其三，加强防范措施，讲究工作方式：警察应该是很干净的人，除公务外，什么“洗、拿、嫖、赌”的地方千万不能涉足，饭店也要少去，稍不小心你可能就被人盯梢、跟踪、拍照、录像，最后轻者被当作笑料，损害我们的形象，严重的还要受处罚甚至被砸饭碗。亲朋的一些“烂事”少出面，尤其是严重违法犯罪；黄、赌、毒等受世人唾弃的事，要少掺和。这些事掺和进去最容易让人指控充当“保护伞”了。确实是受冤的，通过正常渠道照样能够解决。何必低三下四地开我们的尊口呢？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通过电话、录音笔、暗藏摄像头等对民警录音录像，然后对民警进行要挟。因此对没有把握的人尽量不要在电话中谈事；当面谈话时，要留心窃听窃照设备，以免授人以柄。
其四，提高执法水平，依靠法律维权：应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我们的执法环境也得到了全面提升。但是，不容否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对公安民警的正当执法采取消极应付、抵制甚至恶意阻挠的态度，致使对抗、围攻、报复执法民警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在目前公安机关的执法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就使得民警在正当执法过程中受到伤害时，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人民警察正当执法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将依法受到更充分、有效和规范的保护；并将以此为契机，通过进一步加大对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惩处的力度，营造知法、守法，自觉支持配合公安机关执法的社会氛围，从而使我们的执法环境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我们的执法人员，也应不断增强自身素质，提高执法水平，以公正的执法，让人民群众信服和满意。
其五，提倡人性执法，敢干担负责任： 有人认为袭警事件频发与公安部推出的“人性化”执法有关，违法分子将民警人性化错误的理解为警察"懦弱"可欺，故胆大妄为，大打出手。因此，有观点认为，公安人性化执法有负面效应，应当叫停人性化执法也不意味着执法者可以放弃正当防卫的权利。警察也是公民，人身安全依法受到保护，刑法赋予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同样适用于民警，当生命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警察完全可以正当防卫，而不是一味的打不还手。在许多国家袭警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被视为对国家机器的侵害，警察可动枪保护自己。我国人民警察法也赋予了警察执法中遭遇危险时自卫的权利，直至动用武器。作为战斗在维护社会治安，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的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不该因为自身职业的特殊性、敏感性就放弃必要的自卫，打死也不还手，那不叫人性化，而是对人性化执法的曲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难免与群众发生矛盾，如果我们真的错了，就敢于承认，做警察也要有肚量。并且学会道歉。即使有理，也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谁让我们穿这身“国服”呢。
总之 ，提高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涉及我们的工作、婚姻、家庭、交友等各个方面，不能一一列举，要用心去体会。我们要认真把握自己，不干与身份不符的事情，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同时要学会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保护自己。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打击犯罪分子，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进一步加入警械、警具、防护装置等硬件设施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在严格办案程序、改革勤务制度、规范警务活动方面多下功夫，注意培养民警在处理警务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克服麻痹轻敌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对民警的警务战术，特别是警务查缉战术的训练，以提高民警的应变能力、攻防转换能力、单兵作战能力和自救互救等能力，消除各种隐患，切实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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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论文

所谓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使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等手段，扰乱、破坏或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处置的群体性事件。以下是今天我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全文如下：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谈起

(一)案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6、28”群体性事件，原本就是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件，因为公安机关的死亡鉴定结果得不到家属认可，加之被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演变为公然向党和政府挑衅的对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打砸抢烧的严重群体性事件。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损失。如今，该事件已平息，相关责任人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反思 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处置方式的欠妥当，也是致使谣言越来越多，最终被一些黑恶势力利用，一发而不可收拾，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引发案情发展的原因分析

上述案例中由于未能尽快将信息公开，充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致使民间关于“当地政府部门纵容包庇、销毁证据”等流言才能够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意传播之下迅速升温，从而点燃本就失去理性的情绪。但凡流言，都是见光死的。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不透明引发的谣言必然导致胡乱的揣测和极度的不信任，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沟通机制，不仅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本来对于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件，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置此类案件时，不能一律以保密为名对民众封锁消息。尽管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受害人家属进展情况及解释相关误解的义务，但从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这种及时诚恳的沟通会打消老百姓的疑虑和担心，消除不安定因素的隐患。社会的负面情绪会及时得到释放，揣测会及时得到合理解释，流言也会不攻自破。

另外，贵州“瓮安事件”中，民众质疑当地警方与事件有内在关联，警方未能及时做出回应，也没有让相关人员回避，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质疑情绪。公安机关在事件的处置中，程序上既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用程序正义避免民众的质疑，从而增强处置结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对于引发民众质疑的鉴定程序这一关键环节，是否允许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鉴定过程进行现场见证，是否能够尊重受害人家属的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求，则将直接决定鉴定结果的可接受度。“瓮安事件”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第三次鉴定，同时也允许家人在场、部分群众现场见证，如果这一事后的鉴定处理方式能够提前一些也许谣言也就不攻自破，这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点：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二是政府和公安机关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若对事情有足够的敏感度，收集相关信息，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决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同时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许消息外传，这样也会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反感，从而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纵观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时时把握住民法、民生、民权这条线，也许这种带有偶发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减少许多。

总之，群体性事件作为公共安全危机之一，从社会学角度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维护;从法学的角度说是一种权益保障;从行政学的角度说是一种国家职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评论道：“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二、从上述案例看公安机关依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分析        上述案例中，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对于所收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公安机关的情报部门并没有综合整理，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规模等，不能为公安机关和党政部门做出有效的决策和制定行动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有效的情报信息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详细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到底是政治性群体性事件还是非政拍性群体性事件;能够评估事件的危害，了解现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等直接危害，引起国内外社会舆论在公众中产生消极影响等间接危害;能够推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事件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能提供具体的对策方案，为决策部门处置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突发性、紧迫性，公安机关执法也往往呈现出执法权力范围的扩张性、权力行使的自决性、处置 措施 的不断性等特点。

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消除矛盾的工作机制。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性，没有研究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对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摸不关心，缺乏了解，或者说有的虽然对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能拖延就拖延，能回避就回避，不愿或者不敢面对群众做工作，从而导致矛盾激化，错过了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也有的党委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一旦发现群体性事件就不分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把公安机关推到最前面，强行下令公安机关抓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增加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矛盾的激化，使事情的解决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有的责任主体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对于群众的要求当面答应，事后变卦;还有的平时不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发生了事情才想起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给群众造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导致集体上访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主要 方法 。

(一)立法缺失

法律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南针，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才能更好的对这些事件进行明确而公正的处理。可有可无，模棱两可的处理只能最终是对群众不利。当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理有些群体性事件时缺乏法律依据，有的表现为使用警械、武器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时，有的表现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方面。《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坚持理性、规范、适时、有效的处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和水平。

但这一规定对主要任务的规定比较宽泛，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上级部门的授权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对公安机关处理不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是笼统的规定了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实践中不易操作，很难把握标准，具体的责任也不好落实。基层公安机关在具体的处置工作中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导致对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

(二)预警机制不完善

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不完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最明显：首先预警工作没有形成权责一致分工明确的良好局面，信息来源 渠道 依然比较单一，覆盖面过于狭隘，信息的准确度不够，时效性、全面性、真实性都达不到防控标准，重点事件和重点人群的掌控工作还存盲区;其次，在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构没有独立出来，公安机关处于实战的主导地位，但是公安机关过分依赖行政协调，使防范和处置工作，形成了条块分割不清、层次架构不明的松散局面，而且设备资源，信息资源，指挥资源，都不能形成“高效、连贯、科学”的具有专业性的统一指挥和咨询系统，也建立不起“全社会共建，多部门联动”的职责明确的运行机制，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只能被动出击、疲于应对;第三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各部门和各单位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作用，工作衔接、权责分担等方面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运行机制，不能够实现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另外对一些群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反映其合理诉求的请愿活动，没有真正按照《游行示威法》的要求，进行批准和引导，使得一些合法途径手段，无法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三)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不得力

1.处置手段简单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手段过于单一粗陋，主要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往往不区分情况，统一按照一个模式处理。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事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必须以最迅捷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息事宁人”,履行职责。但是快速平息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有些公安机关在处置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公安机关在抓捕犯罪嫌疑人、调处纠纷、专项整治治安等警务行动不当，不但无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不当干预事件，或干预时机错误，或处置手段不利，不但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转化形成新的冲突，引发事件升级;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以消极态度应对群体性事件，退为应付上行下不达，片面强调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矛盾与公安机关没有关系，对事件现场治安态势的变化视而不见，不主动实施其职责内的干预和控制，事态因此得以蔓延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此两种处置方式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被动。

有的警员平时缺乏应急事件的处置的理论培训，缺乏事件处理的“现场感”,只是领命行事，一旦赶赴现场却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多重困境：一是到达现场前任务不明，只能以“随大流”的态度，盲目参照其他人的做法;二是缺乏妥善处置现场警情的 经验 ，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作出正确反应，很多警员不知道针对事件现场群众作出的过激行为，例如推操、指骂、打架、破坏车辆和设备等违法行为，是应该依法及时制止、查处，现场抓捕并扣留违法犯罪嫌疑人，还是应该先设法取证，等到事态平息后再去处理。论文格式而这些现场情况的处理不能够采取如同一般治安事件的简单模式，只能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措施，如果警员把握不了现场处置的尺度，只是按操作程序上报情况，被动等待指令，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三是因为平时缺乏对事件处置的实战演练，警员缺乏对有效处置事件所必需具备的技能和战法，接到上级指令后，不知用什么战术、什么手段去实现上级意图，实践中贻误战机，处置不力。

2.协作能力不强

一些公安机关在处置现场的各联动单位，不能实现联动，既不知道如何取得其他处置单位警员的行动支持，也不会适时回应其他处置单位及其人员发出的协助请求。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往往会集中本地区甚至是周边地区多单位警力，并根据现场情况或是分小组合成作战或是分区域分散作战，警队单位及其人员之间多处于相互陌生的关系状态，由于缺乏合作默契，协同支持配合很少，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所以在一些事件个案的处置现场彼此之间，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警务支持与协助，形成了周边其他小组的警员观望，个别受到闹事者攻击的警员或小组孤军奋战的散乱状态。这种散乱的处置情形容易助长闹事者的哄闹气焰，削弱警队在处置现场的威慑气势，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当然，出现事件现场警力充足，却大多处于被动待命状态，不能及时对有关情况进行相应处置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与通信技术不足，一些单位接令赶往群体性事件现场后，对在事件处置中的工作任务、目的、权限和警力调度区域、协同单位等不清楚。

(四)在处理的过程中信息的严重滞后与信息的不当处理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上反映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越来越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对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缺乏敏感性，从来不积极主动地了解当地的不安定因素，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并没有建立起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导致情报收集和控制工作不完善。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无法做到速报(群体性事件随时发生随时报送)、续报(及时将群体性事件发展事态、现场处置情况等上报有关部门)和专报(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幕后操纵指挥者、聚众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在打击后专案专报)。公安机关缺少一个权威、统一、高效的情报机构来负责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管理，造成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多头管理而造成情报延误或渠道不畅。此外，公安机关并没有有效地控制信息传播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说明事件真相，解释政府己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等。

三、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

(一)加强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工作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关乎整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一旦把握不好很有可能侵犯公民利益，甚至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目前，对群体性事件工作处置的法律法规有：《人民警察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但是以上规定还不够完善，过于原则，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范围、处置主体、处置的工作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目标任务、善后工作等规定不够明确，“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发生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我国应加快对群体性事件有关问题的立法工作。

(二)完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1.进行信息预报

健全分析研判制度：

一是防患于未然，及时综合、分析由国保、治安、技侦、网监等部门提供的信息，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超前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为防范与处置赢得时间和空间，开展危机风险判断，分析各种危机的规律和特点，综合设计应对策略;

三是进行网上分析和比对，为预防和处置危机提供支持，并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公安机关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和己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情况，在及时 报告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同时，还报送上级公安机关。

建立数据库：

一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激进教派等情况，和国内高危群体、极端分子相关情况，作为人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二是以剧毒、核生化、爆炸等高危物品、的分布、储藏情况作为物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三是要全面掌握，政治敏感期、节假日，气象、地质骤变期等高危时间数据，作为时间方面的数据基础;四是空间方面，本地的党政机关、标志性建筑、公共场所，易于地质变化的地段、河流等要害部位。

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系统，一是信息要准确和及时;二是信息要左右相联、公秘结合、上下相通;三是要建立人机相结合的信息平台，形成人联络，机联网的互动状态。要保障决策的有效实施和指挥有力，需要做到：党委、政府、公安、安全、气象、军分区等重点单位实施联网;政情、敌情、社情、民情进行综合收集研判：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点单位、重点地区、重点时期实施监控。广泛收集重点时期的各种信息，争取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超前性。对发现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纠纷，都应该公正、合法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小问题要做到事前的及时处置，预防事件的扩大化。同时，发挥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正面作用，设立具有信任感和亲和力的新闻发言人及专家评论员，及时向公众发布危机事态、处置情况和公众应尽的社会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发布“交通管制”、“局部地区戒严”公告。严厉打击制造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的应急处置环境。

2.制订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预案的科学合理离不开对群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调查，以及 总结 归纳经验教训。针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发生的具体设施、场所和环境，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为降低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损失，预测事故发生后的态势和多种情形，组织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培训人员，制定行动的步骤和纲领，以及控制事故发展的方法和程序等，预先做出的科学而有效的计划和安排。对群体性事件这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应该重点建设如下子系统：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程序;后期处置体系等。

“911”事件后，许多国家建立了用绿、蓝、黄、橙、红5种颜色代表的5种危险等级，根据恐怖威胁情报向国民发布预警信息，我国也应建立预警等级制度。对危险的群体和个人、对危险的事、对危险的时间、对危险的空间和不良天候，根据情报信息及时预警，向公众发出预警信息，力争在防范和先期应对上收到双赢的效果。

三、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公安机关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缺点暴漏了出来，因此，提高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将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笔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进行探讨：

1.加强特警队伍建设

公安机关担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其训练强度和方法也是不同于一般的训练。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当把平时的训练工作制度化，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针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制度，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特警队伍建设，组建一支政治过硬、训练有术的队伍，这一点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目前有33个省份建立了快反警队，没有组建快反警队的省份发生社会事件时由邻省已组建的派员干预，避免了其他警员因未受过专门培训而干预失当、激化矛盾。快反警队人员主要来自警察学校，警察局新招收的警察首先要满足快反警队的需要，剩余部分才分配到其他警种，警员年龄不超过35岁，警官年龄不超过45岁，警员最长服役期3年，骨干服役期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6年。这些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队伍更新问题，使快反警队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2.及时化解矛盾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很小，但由于反应迟缓，使事态升级为“事件”,形成“小的事件—下级忽视—小事升级一一下级失控—触动上级—快速解决—事态平息”怪圈，暴露出处置能力不强的弱点。

应当及时化解群体性事件中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本着积极预防、全力控制、依法处置的原则，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按照既定方案，快速反应，动员组织优势警力，整体联动，协同作战，采取果断措施，运用综合手段，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迅速有效地控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努力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3.提高执法者素质

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法者的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求做到：

(1)促进执法者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树立“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深入思考“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事务，维护和树立法律权威;

(2)完善执法者的入门考试制度，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为公安队伍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执法者的业务素质，提高执法者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通过制度约束，建立学习型队伍，使执法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注意维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益;

(4)从优待警，在财政支出许可的情况下合理提高警察待遇，提高其生活水平，要关注警察职业的心理健康，建设公安民警活动中心，多开展 体育运动 和体质能力训练，进行压力疏导，提高职业素质，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经费支持，更新装备，并尽量保证他们工作中的人身安全。让警察无后顾之忧，公正无私地投入工作。

(四)建立正当、合法的公民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各级公安机关往往会采取相应的现场管制措施、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能使用警械和武器。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对经强行驱散仍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等等。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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