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风俗文化论文

少数民族风俗文化论文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明，徐载娟，景成，王铁环，刘景慧.托口古镇民俗文化 调研 报告 [J].怀化学院学报，2010(04)

[2]吕红艳.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民俗生态旅游[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4)

[3]王晓洋.浅析名人故居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苏州及其周边地区为例[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02)

[4]王新亮.保护视野下的淮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

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　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　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2.1　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2.2　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　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3.2　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　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作文

一.苗族节日
苗族的传统节日有苗年、四月八、龙舟节、吃新节、赶秋节等，其中以过苗年最为隆重。苗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一般在秋后举行。节日早晨，人们将做好的美味佳肴摆在火塘边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酒以示对其辛苦劳作一年的酬谢。盛装的青年男女跳起踩堂舞。
苗年
苗年，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地的苗族人民欢庆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传统节日。一般在收获季节以后，有的在农历十月亥日，有的在农历九、十、十一月的卯（兔）日或丑（牛）日举行。相当于汉族的春节。
节日早晨，晚辈将做好的美味佳肴、虔诚地摆在火塘边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些酒以示对其辛苦耕作一年的酬谢。姑娘们身着色彩鲜艳、风格各异、刺绣镶边或挑花的蜡染衣裤或长短百褶裙，佩戴着引人注目的耳环、手测钏等多种银饰物，与英俊的小伙子们跳起踩堂舞（男的吹芦笙，女的排成弧形翩翩起舞）。入夜，大铜鼓声传遍整个村寨。外村寨男青年手提马灯吹着笛子来到村寨附近的“游方”场去游方（又称“坐妹”、“坐寨”、“踩月亮”等，即青年男女的社交恋爱活动），村村寨寨歌声不断。通过对歌，钟情男女便由定情之物--绣有鸳鸯的锦花带连接在一起。
苗年若与“吃鼓藏”年相遇，更为隆重“鼓”为“大家族”之意，“鼓藏”是由家族人共同举行的祭祖仪式，若干年举行一次，七八年、十来年不等。“鼓藏”前，将“鼓藏”牛（为鼓藏神喂养三年的大牯牛）排队角斗。届时，大家推举的“鼓藏头”一主持仪式，杀牛祭祖，还要杀鸡鸭。全鼓的亲戚都要赶来参加，活动持续十余天。
吃新节
也叫“新禾节”。“吃新”是居住在清水江和都柳江中上游的苗族节日之一。没有统一的规定日期。按照习惯，在收获的季节里，找一块稻谷长势最好的田，大家就在这里欢庆“吃新节”。
相传很古的时候，人间没有谷子，只有天上告呼（雷公）掌管的谷子国有谷子，人们只好打猎为生。为了得到谷种，苗族的老祖先告劳拿了九千九百九十九种珍禽异兽到谷子国换了九斗九升九碗谷种，放在仓库里，等来年开春播种。可是有一天晚上，胳膊很长很长的阿乌友，手扒着天边，借着天灯的光，踩着石头，舂蕨粑根，不小心将天灯打翻，恰恰掉落到木板仓顶上。结果起火，火越烧越大，谷种在仓里哭喊连天，最后乘着烟飞上了天，跑回了告呼家。告劳去找告呼，请他劝回谷种，可是告呼硬说谷种没上天。没办法，告劳又和告呼商量,再拿九千九百九十九种珍禽异兽去换回谷种。嘴巴磨破了九层皮，嗓子说干了九坛水，告呼死活不答应。告劳想了九天九夜，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等谷子成熟的时候，派一只狗到稻田里打几个滚，让谷子沾在毛毛上带回来。古历七月十三日早上,狗要出发了，告劳又交待：要取谷子杆有五尺高、谷穗有五尺长的谷种。但因狗走的太急，到南大门时，不小心绊了一跤，把告劳交待的话记颠倒了，结果跑到只有五寸长的稻田里,赶忙打了几个滚就往回跑。计策被告呼识破了，当狗走到天桥时，告呼早派了九十九个彪壮的武士一把守桥头，他们把狗打落到天河里，他们想天河又宽又深，狗只有死路一条。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狗落入天河后赶紧把尾巴翘得高高的露出水面，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游过天河回来了，尾巴上还沾有九粒谷种。告劳有了谷种，赶紧犁田撤种，到了古历六月六日这天，秧尖上抽出了一串狗尾巴一样的谷穗，一个月后，金闪闪的谷穗成熟了。古历七月十三日，正是取得谷种一年的日子，告劳这天摘了九升谷子，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白米饭。他先舀了三大碗给狗吃了，然后自己才尝新。剩下的谷种，年年播种，使人们都吃上了白米饭。为了记住取谷种的日子，将七月十三日定为吃新节，一直传下来。
节日这天，家家都用新谷做饭，天刚破晓，人们便带上新米饭、酒、鸡、鸭、鱼、肉来到田间，祭过先人之后，宴席开始，大家围成一个圆圈，每人将手中的酒杯举到下一位的唇边，老人一声令下，大家接连欢呼三声，便互相敬又酒，一饮而尽。顿时田间笑声回荡，对歌、踩塘、跳芦笙等传统的文体活动开始，直到黄昏。
四月八
农历四月初八，是贵州省贵阳市附近苗族人民纪念古代英雄“亚努”的传统节日。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苗族人民就在富庶的格罗格桑（今贵阳附近）休养生息，过着幸福、美满、丰衣足食的生活。为了抵御统治者官兵的攻打，足智多谋的首领“亚努”率众英勇抗击，给来犯者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于四月初八牺牲，葬在“嘉八许”（今贵阳市喷水池附近）。为了纪念“亚努”英烈，至今每逢农历四月初八，身穿节日盛装的苗族人民，都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贵阳市喷水池旁集会。
届时，喷水池旁红旗招展，人如潮涌，吹笙奏笛、对歌传情、耍狮子、玩龙灯、打球、比武热闹非凡。小伙子的芦笙比赛别有情趣，他们边吹芦笙边做快速旋转、矮步、倒立等技巧。夜晚，贵阳市和喷水池一带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到处欢歌曼舞，一派欢乐景象。
四月八的活动在川、鄂、湘、黔等地苗族中也广为盛行。
舟溪芦笙节
居住在凯里舟溪一带的苗族。在农历正月十六至二十日要过芦笙节。芦笙堂设在舟溪井坎边的河沙坝上。正月十六日的清晨，几位主持芦笙堂的老人，扛着芦笙来到井坎查看碑文，念道：“吹笙挑月，乃我苗族数千年来盛传之娱乐活动。每逢新年正月，各地纷纷仿效，以娱乐而贺新年，更为我苗族自由配婚佳期……”念完后倒出葫芦里的米酒，先在碑石上和芦笙堂中央，喷酒数口，各人又饮一大口，吹响了第一支芦竺曲；这时带着银花首饰，穿着艳丽节日盛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随着悦耳的曲调翩翩起舞。小伙子们向意中人索取花带，姑娘们则将花带系在中意的小伙的芦笙管上。三天过去了，青年男女各自物色了心中的伙伴。这时主持芦笙堂的老人，仍然背着米酒，在碑石上和芦笙堂上喷洒米酒。堂中央插上草标。此后芦笙高挂，直到五谷归仓，农历“苗年”，才能取下，直吹到芦笙节。第四天是闹春，青年情侣，自由谈唱，交融感情，互送信物。
龙舟节
龙舟节是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此时万人盛装，云集江边，参加龙舟出发前的献祭活动。比赛开始，几十条龙舟破浪前进，两岸锣鼓、礼炮齐鸣，观众呐喊惊天动地。岸上还举行对歌、跳芦笙舞等活动。入夜，余兴未尽，青年男女相聚对歌，倾诉真情。
捕鱼节
捕鱼节是贵州中部独木河及南明河两岸苗族的节日。独木河发源于云雾山，在贵州境内北流至尤里、福来交界处与南明河汇合，再北流注入乌江。这个节日最初是在播种插秧需要水时，苗族人民在河边祈祷龙王降雨的求雨节，但年长月久，就逐渐演变为捕鱼节了。
节日时期各地不一，从三月到六月，由各寨善捕鱼而有威信的“渔头”商定。届时，青壮男子都要前往山上采集树叶作“闹药”，到河中闹鱼捕鱼，妇女则在家中备办腊肉、香肠、糯米饭和酒。中午时，全家老少都穿着盛装，携带酒肉到河边进餐。食毕，男吹芦笙。女唱山歌，尽兴欢乐。到夕阳西下时，才带着鲜鱼回家，另设宴招待亲友或以鱼馈赠他们。
吃信节
吃信节，是贵州省合江县包寨一带苗族人民的节日，历时四天，时间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信”（戊）日（根据干支纪年计算）。届时，远嫁他乡的苗家姑娘，极尽梳妆打扮，穿着如花似锦的衣裙，佩戴琳挪满目的银饰物，满“载”节日礼品，跋山涉水回家探望父母乡亲。节日期间，全寨欢腾，鼓乐齐鸣，吹起芦笙，翩翩起舞，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百嗄雅山脚、翁雅河畔，人声鼎沸。斗牛、斗雀、跳芦笙、拔河、打球等比赛场上，喝彩声此起彼落。钟情青年男女相邀到树林里，溪水边对山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情。
花山节
花山节，又称“踩花山”、“耍花山”或。“踩山”，也叫“跳场”或“桃花”，是贵州省西部、中部，云南省东南部和四川省南部苗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日期不尽相同，有的在农历正月，有的在五月、六月、八月下旬不等。节前，几个苗寨联合产生花山会的三人领导小组，连任三年、七年、十二年不等花场在地势平坦的风水宝地。
届时，披上节日盛装的“花场”，灯笼高悬，彩旗飞舞。花杆矗立。身穿对襟短衣，头缠青色长布，腰来大市带的男子和身着节日盛装、精心梳妆打扮的妇女，吹着芦笙、吹呐，敲着铜鼓，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云集会场。芦笙舞贯穿花会始末，赛歌是花会的主要项目，爬杆比赛最引人瞩目。舞狮、武艺竞赛、斗牛、赛马活动，各地不尽相同或兼而有之。芦笙舞给人一种轻松活泼之感，衣着鲜艳的姑娘和着小伙子芦笙的旋律起舞，有的是几个男子一字排开，边吹边舞，姑娘们围绕芦笙队，转圈而跳；有的是小伙子吹笙在前，姑娘联臂纵舞于后，或全场数百人随乐齐舞，歌舞升平，令人心旷神情。舞狮活动别有情趣，在矗立的花杆顶端悬挂一个猪头（或一只鸡）、两瓶美酒，舞狮毕，比赛爬花杯。花杯是用一棵剥皮的松树制成，又高又滑又细，要想取胜是很困难的，人们常常采用人梯的办法摘取胜利品。爬花杆表演最富有民族特色。表演者边吹笙，边绕杆旋转起舞。一个鹞于翻身上杆，头朝下，双腿交叉紧紧绞住杆子倒挂，吹奏芦笙，一个鲤鱼打挺，身体倒转一百八十度，循环反复一直攀到杆顶亮相。表演者双脚夹住花杆倒挂。吹着芦笙下滑，距地面数尺时，一个筋斗翻下，轻盈自如，赛过体操运动员的技巧，博得全场喝采。妇女的绩麻穿针比赛，饶有风趣，比赛搓麻绳、穿针引线的质量、速度。
勤劳、智慧的结晶为她们带来节日欢乐。花山会是青年男女社交的机会，钟情的姑娘会被小伙子撑开的花伞拢去，互相依偎着，倾诉衷肠。花山会到处洋溢着节目的气氛，充满着真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
砍火星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干贵州关岭一带。节日内容主要是规定乡规。根据不同姓氏，节日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大致为七月、八月和九月二十七日不等。一年一度，按氏族中的人户，轮流值年，值年负责召集大家商讨乡规和有关大事，然后值年家要备酒杀鸡，请大家喝“合心酒”，并把鸡头敬给下一届值年。循环轮流轮到谁家值年，就在谁家举行聚议和饮"会心酒"。
客家年
苗族的客家年就是春节。在农历三十晚上，家人团聚，不许外人打搅。他们用半掩门放鞭炮以示此时来人不许入内。初一清晨继续燃放鞭炮，敬祖先，除邪恶。人们用两手做栏牛、拦羊状，嘴里说：“赶牛，赶羊……”以示六畜兴旺，然后吃年饭。初二开始身着盛装的苗家人走乡串户，互相祝贺节日。好客的主人对来宾要敬酒三杯。家家洋溢着节日的欢乐。青年男女聚集在村前寨旁的草坪上，吹芦笙，弹月琴，跳舞唱歌，有些地方还要举行“踩花山”、“并牛”等活动。
晾桥节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苗乡寨头的传统节日，也叫“二月二”。相传寨头人原住在也雾山，因寨头土地肥沃，全寨人一起搬进寨头。搬家那天，龙也要跟着搬，但石屏河水挡住了龙的去路，于是寨里的构罗（长老）们商议一下，决定架桥把龙接来，因龙象征吉祥幸福。全寨十二房都要接，所以这座桥就修了十二个桥墩。桥修好了起名为“接龙桥”，桥是农历二月初二造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每年这一天寨头苗家十二房各抬一头猪，在桥上宰杀。
龙船节

龙船节，有的地方又称“龙舟节”，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届时，清水江畔，彩旗飘舞，人如海，歌如潮，几十只装饰一新的青、红、黄龙舟一字排开，泊在争相竞发的起跑线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旌旗迎风“哗哗”作响。每条船上三四十名运动健儿，上着对襟短衣，腰系绣花带，下穿阴丹士林布裤，头戴精巧的斗笠，个个精神抖擞，集中待命。德高望重的鼓师和标致英俊的少年擂鼓呐喊，指挥龙舟行进在宽阔的江面上，龙船似离弦飞箭，两岸的欢呼声，喝彩声响彻天空。竞赛结束，男女青年随芦笙、吹呐、竹笛、芒筒、月琴、木叶等乐曲声翩翩起舞。跑马、斗牛、踩鼓和“游方”活动相伴举行，增加了节日浓郁的气氛。节日里，出嫁的姑媲精满载鸡鸭、棕粑回娘家探望。
姊妹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地区。每年春天，那里的苗族妇女要过一次“姊妹节”，吃上一餐“姊妹饭”。节日的早上，寨子里的姑娘们便去田里捉鱼，准备“姊妹饭”、不管她们到哪家田里捕捞，都会受到欢迎。妇女们吃完“姊妹饭”后，便各自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彩色糯米饭，到游方场找小伙子对歌。小伙子想要吃到糯米饭，必须在对歌中取胜。除对歌以外，妇女们可以随意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出嫁的姑娘也要回娘家过“姊妹节”。
爬山节
苗族的爬山节亦称“爬坡节”，形成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每年农历的三月下旬里的“马日”（古代用十二生肖记日），即农历三月十九日这天举行。届时居住在黔东南凯里地区的苗族人民聚集在香炉山上，他们在山上对歌斗雀，歌山人海，热闹非凡。青年男女边唱歌边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向山顶攀登。一路春风一路歌，苗族的飞歌、情歌、酒歌、古歌洒满山坡，最先到达山顶的被誉为“爬山英雄”，受到大家的尊重。得到姑娘们的青睐。
相传香炉山爬山节是纪念苗族的英俊青年阿补和玉帝小女儿阿别的。玉帝的小女儿阿别向往人间的自由生活，顺着山顶飞下来，与聪明能干、忠厚善良的阿补结为夫妻并生有三个女儿。一天黎明全家人正在高兴之际忽然鸡叫头遍。玉帝规定每天鸡叫三遍时为朝拜时，阿别若不能及时赶到，必有大祸临头。心急如火的阿别在山顶向天空飞奔时一脚将香炉山顶登垮了六层。香炉山没了山顶，阿别再无法下凡了，玉帝也因没有山顶不能享受人间香火，便罚阿补变为香炉，供烧香之用。为了纪念阿别和阿补的忠贞爱情，苗家人便在阿补变香炉这天过一年一度的爬山节。
杀鱼节
居住在贵州省贵定一带的苗族人民每年农历三月初九都要过杀鱼节。这天，人民起早来到河边，叉起河里的鲜鱼，在河边煮着吃，边吃边唱山歌，吹芦坚，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挑葱会节
是湘西保靖县翁排坡苗族青年的集会。传说很久以前，老鼻子苗寨土官的女儿阿达惹爱上了夯沙的苗家放牛郎岩诺。土官气得要死，说：“凤凰鸟哪能与钉钉雀共窝？”岩诺的老人也劝岩诺：“金银花与地巴菜同不了一个心。”阿达惹被锁在吊脚楼里，不能出去。岩诺每天黄昏赶牛回家，从夯沙跑到老鼻子寨来看心爱的姑娘。失去自由的阿达惹用歌声唱道：“翠鸟关在竹笼笼里，挂牵山上花蓬蓬哩。鸟盼花，花盼鸟，清明采青才相逢哩。”“清明采青”是苗族姑娘在清明这天，上山挑葫葱，求山神保佑。岩诺明白了姑娘的意思，忙唱道：“扯下树的藤子卷在地哩，藤也枯叶也枯好孤凄哩，盼清明，发春雨哩，缠上村儿再莫离哩。”清明这天，两人各自早出家门，正好走在葫葱茂密的翁排坡上相遇。他俩忠贞相爱感动了葫葱仙姑，促成了他们美好姻缘。因此，每年的清明节，苗族女青年穿上节日盛装，带上蒸好的“清明粑粑”，手拿挑葱刀，男青年拿着沙刀，都聚集在翁排坡上，对歌择偶。这就是一年一度的“挑葱会”。
祭鼓节
这是苗族的传统祭祖节日。十二年一大祭，六七年一小祭。传说，人类的妈妈“妹榜妹留”是从枫树的树心里生出来的，他们死后还要回到枫树里去，人死后灵魂也要回到老家去才得安息。祖宗的老家在树心里，木鼓就是象征祖宗安息的地方。后来祭祖，“祭祖”喊成了“祭鼓”了。沿袭到现在祭鼓就是祭祖了。祭鼓是以“缰略”为单位举行的，一个“缰”是一个始祖传下来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他们共同敬奉一个认为祖宗的灵魂住在里面的木鼓。祭鼓节那天，每家准备一头水粘牛，也可以几家准备一头，或买些牛肉。先放牛角斗，几百头牛一起角斗，场面是很壮观的，然后再宰杀敬供。按习惯，不论是来庆贺的亲友，还来看斗牛的客人、过路的商贩，一律留下，不准走，人越多，主人脸上越光彩。
跳花节
苗族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关岭地区。这是关岭地区苗族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节日。据说是为多年不生育的夫妇们举行的娱乐盛会。现在远超出这个范围。节目多在正月举行，为期三天左右。白天，吹芦笙、口弦，唱歌跳舞。晚上，对歌，谈情说爱，老人围在篝火旁饮酒畅谈。参加者有时上万人，男女老幼竞相赴会。

二.瑶族

1. 瑶族歌舞
盘王节，又称跳盘王，相传瑶族祖先盘王的生日就是在农历十月十六日，每年到这个时候，恰巧也是秋天收获的时节，为纪念祖先和欢庆丰收，瑶家便于这天会聚一堂，举行“耍歌堂”活动。节日的前一天，寨中就开始杀猪宰牛，备好鸡鸭鱼肉，磨豆腐，做糍粑，将酿米酒拿来招待四方来客。
盘王节场地是在大山中的谷底，称为“歌堂坪”，非常宽敞。庆典当天，从上午开始，瑶族男女老少身着传统盛装走出山寨，他们按不同的身份，排成队伍，汇集到南岗瑶寨的歌堂坪上，耍歌堂开始了。而外来的游客也驾车前来观看，山谷中热闹异常。
瑶族的耍歌堂进行游神、过九州、祭法真等仪式，同时还敲锣打鼓、唱山歌、跳长鼓舞、放铳土炮，跳得百里瑶山震动起来。瑶胞们生活于大山之中，土地比别处更为贫瘠，他们的生活环境可谓艰辛，但他们也同样张扬自己的快乐，从艰难的生活中感受歌舞的欢欣和鼓舞。
与众多民俗节庆一样，耍歌堂还是瑶族青年男女开始交往的机会。当青年男女开始对歌时，气氛就更加热烈了。在瑶家，男孩子叫阿贵，女孩子叫莎腰妹，对歌的时候也是他们相互表达情意的机会。
歌唱过，舞跳了，热情的瑶家妹子将邀请外人、来宾一起共舞，到这个时候，来宾们也毫不羞涩，自在地与瑶家人一起舞动起来。
2.瑶族饮食
以玉米、大米、红薯为主，芋、粟、麦为辅助食物。常食蔬菜有白西瓜、冬瓜、南瓜、萝卜、白菜、芥菜、辣椒、茄子、豆角、番茄等。此外，还按季节采摘竹笋、蘑菇、木耳、香菌等作为菜食。瑶族喜欢自制豆腐，特别是湖南瑶族自制的"豆腐圆"，鲜嫩可口，是节日必备佳肴。瑶族制作腊肉、熏肉及酢肉也很有特色，尤其是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族腌制的"鸟酢"，是一种著名的风味小吃。糍粑亦是瑶族传统的风味小吃，是节日必备食品。瑶族有喝酒嗜好，不少地方男子饮酒用碗不用杯，特别是节日喜庆，终日痛饮。打油茶是瑶族一种饮食风俗。每天清早起来，烧开水后，架上茶锅，放入一小撮茶叶加油盐小炒，待茶叶香味扑鼻，冲上开水煮滚，即制成喷香油茶。每逢客至，主人常以油茶待客，以示敬意。
瑶族喜喝甜酒。凡有宾客临门，主人先敬上一杯甜酒。还有一种瑶族女人坐月子时喝的甜酒，它与一般的甜酒不同，煮时需加姜片、红糖和鸡蛋，是很好的滋补品。坐月子的妇女喝这种甜酒，可收到强身补血和恢复健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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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另外的相关资料：

民族文化议论文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
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90.6.，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9.4，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
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
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
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
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