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演奏家杂志凌紫

北京小演奏家杂志凌紫

1934年王酩出生在上海郊区一个贫苦的花农家，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随哥哥外出打工。父亲用卖花的钱供王酩断断续续地上完了小学。直到1947年，家境有所好转，他才有机会考入上海交通中学。在学校里，他开始从反饥饿，反内战的歌咏活动中接触到音乐。1949年上海解放，被学校送到青年文工团组织的训练斑学习乐理、作曲和指挥。从此，他迈上了音乐之路。他的第一首歌《南下参军歌》获得了当时上海学生歌咏比赛创作一等奖。1953年，高中毕业的他因患病未能考上音乐学院，但他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1954年至1959年任静安区中心小学教师，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工人业余创作班和上海音乐学院夜大学的学习，并发表了混声合唱《来听情人唱山歌》等音乐作品。刻苦地努力，执着的追求，终于在1959年，王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五年的学院生活，王酩除了系统地学习中外音乐理论外，还刻苦钻研民族民间音乐，为他以后的音乐风格打下了坚实地基础。1964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53年随陈铭志学习作曲理论，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音乐创作班学习作曲、在上海音乐学院夜大学学习钢琴。1959年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丁善德。1964年毕业后入中央乐团创作组从事音乐创作。1964年，王酩结束了勤苦的学院生涯，被分配到中央乐团从事音乐创作.王酩1973年给电影《海霞》创作了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一曲“大海边、沙滩上……”给自己带来批判的同时，也给置身“文革”、“样板戏”包围之中的人们带来了久违的悠扬与舒展。其后是电影《黑三角》的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小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樱》的“妈妈看看我吧”、《泪痕》的“心中的玫瑰”、《第二次握手》的“ 祖国春常在”……这些电影主题歌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个时代。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和影视作品的繁荣，这些影视歌曲被传唱四方，成为新时期第一批原创流行歌曲，它们的诞生更打破了港台歌曲红极一时的局面，它们的演唱者中走出了中国第一批流行乐手。中国人因此难忘王酩。八十高龄的老一辈作曲家时乐蒙拄着拐杖前往医院看望王酩，走的时候强作欢颜：“没事儿，他的病比施光南轻…… ”曾几何时、王酩、施光南、王立平曾被誉为新时期青年作曲家“三驾马车”。也因为此，作曲家王立平在记者深夜12点半给他家里打电话采访时说：“王酩是这一代里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一个。”去医院看望的还有朱明瑛，十几年前王酩的《角落之歌》使得刚从舞蹈演员转行做歌手的她得以脱颖而出。她至今难忘王酩老师给予她的每一分支持和鼓励。她说：“从医院出来我迎着风哭了很久，我在想生命这么脆弱，而王酩老师却活得精彩，他不仅托起了一代音乐，还托起了我们这许多人。”王酩是中国最早开办通俗音乐培训班的音乐家之一。1987年他创办的由中国音乐学院代培的通俗音乐培训班走出了年轻一辈歌手孙浩、李殊、胡晓晴。在他昏迷期间，歌手孙浩几乎天天前往，喋喋不休地跟他的老师说：“您醒过来吧，我带您去染头发，我们漂漂亮亮精精神神地活下去……”1988年，王酩一手创办中国轻音乐协会，后又主编《音乐生活报》。他的第一部交响乐《长城》刚刚完成第一乐章。“王酩把他的一切都给了音乐。”70岁的词作家乔羽感慨他们30多年的友情和合作。他们1984年合作的《难忘今宵》至今仍在春节晚会的最后时分响起，只是到春节再听这首歌时，王酩他会是在天国。2005年10月7日晚，由海珠区人民政府、广东省星海音乐厅、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委员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办，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承办，《小演奏家》杂志协办的海珠之声·难忘今宵--王酩作品音乐会在星海音乐厅交响乐厅隆重举行。被誉为旋律大师，乐坛李白的王酩先生，才华横溢，一生谱写了大量佳作，是我国流行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大会邀请了我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李素华等众多歌唱家出演和小天使乐团的首席指挥候丹平先生。首先，《小演奏家》杂志的主编凌紫女士述说了这次主办王酩作品音乐会的缘起，并高度赞赏了作为少年乐团的小天使交响乐团的胆识和能力。此次音乐会是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心愿，因此得到了各大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的鼎立支持。接着，在场的各界人士重温了王酩的代表作品剪辑，当那陪伴着一代人成长的电影画面出现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们不禁热泪盈眶。电影《小花》的插曲《绒花》和《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海霞》的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等大家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中国音乐所走过的路程也历历在目。回顾王酩和李谷一对一代音乐形式的创造，音乐作品给当时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甚至是巨大的。李谷一老师在观看电影画面以及听到那熟悉的发自肺腑的歌声的时候，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并不时地擦去眼角的泪水。随后，她满怀感激之情对各主办单位共同的努力表示感谢。当李谷一老师说起起与王酩公事的岁月时，她显得非常的激动，甚至一度泣不成声。当年，李谷一因为她那创新的演唱方法而遭受文艺界的批判，王酩一家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使这位坚强的歌唱家勇敢地在艺术道路上走到了今天。回忆到她以及祖国人民走过艰难岁月的时候，她还当场清唱了《绒花》的几句，在场的人们无不为李谷一的深情所打动。

唯一的听众作者落雪资料啊！

　　落雪是笔名，没看见么，真名是郑振铎！！
　　郑振铎
　　笔 名： 西谛、郑源新、落雪
　　性 别：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汉族
　　编辑本段简介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
　　编辑本段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编辑本段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编辑本段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编辑本段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编辑本段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听众》选入六年级课本
　　编辑本段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编辑本段郑振铎的爱情故事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领袖，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恋爱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 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编辑本段梁羽生谈郑振铎
　　（选自梁羽生《笔·剑·书》，“郑振铎与商务”）
　　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阿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耿济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在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在文学名著的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说是各有千秋。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说来和郑振铎颇有关系。原来郑的妻子高君箴乃是当时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郑振铎留学英国回来，便因岳父的关系，进了商务当编辑。
　　郑、高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宾客致贺辞，“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见茅盾的《回忆录》）这些说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当时（半个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
　　不过郑振铎虽因岳父关系而进商务，却不能说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说是“相得益彰”。商务的藏书对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对商务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还会记得商务出版的两种杂志——《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是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质量最高的两种杂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郑振铎便曾当过《小说月报》的编辑。
　　但《小说月报》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恽铁樵主编；一九二一年后，茅盾接编，全盘革新，始成为新文艺的阵地。其后再由郑振铎接编，杂志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才是《小说月报》蜚声全国的黄金时代。郑振铎那部著名的《文学大纲》就是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
　　不过，他虽然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盖棺定论”，与其说他是名作家，却毋宁说他是名编辑、名学人、名藏书家。因为他在这三方面的贡献，实在要比他的创作大得多。他写过一些短篇历史小说和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小说，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深刻，但他所主编的刊物，却无一不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说月报》之外，如《儿童世界》可说是儿童文学的启蒙，叶圣陶著名的童话《稻草人》便是在《儿童世界》发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学教过书的许地山，也曾将它谱过几支儿童歌曲。另外，如《新社会》、《文学》、《文学季刊》、《文学复兴》以及《时事新闻报》的副刊《学灯》等等，无一不是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另一个重大贡献，足以与他的编辑工作相提并论甚或超过的，是他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献给国家的藏书，就有九万册之多，其中珍本无数，贡献之大，可以想见。
　　他对于书籍的热爱，尤其中年时代，对文献的搜罗、保护，费尽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他自己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经说过：“我曾经想到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衷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狂胪文献耗中年”出自龚定盫诗。从序言中，可见他搜罗文献的苦心。
　　1953年全力筹备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郑振铎任主任，庞薰琹任展览筹备会副主任。展览会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与肯定。

草虫的村落阅读 急急急！！！！

看到了（花色斑斓的小原虫）、（庞大的蜥蜴）、（甲虫音乐家）、（甲虫村名）、（测气候者）等。我印象最深的是（甲虫音乐家），因为（用了许多想象力 ）

几个字写错了，不介意吧。
采纳我吧55555

中国十大音乐家

1.李叔同（1880年--1942年）

本世纪中国学堂乐歌著名作者，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一个进士、盐商家庭，自幼聪颖，少年时便以诗画、篆刻闻名。1901年入上海南洋公学， 1905年--1910年就读日本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研习美术、音乐，在此期间与欧阳予倩等人创立我国最早的话剧演出团体“春柳社”，并成为名噪一时的《茶花女轶事》、《黑奴吁天录》的主角。190 6年春，以个人之力编辑出版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一生经历传奇，集新旧文化为一身。创编歌曲达70多首，对后世影响甚巨。

2.肖友梅（1884年--1940年）

本世纪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奠基人，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广东中山人。1912年赴德国学习音乐，以论文《中国17世纪前管弦乐队之历史研究》获哲学博士。1927年在蔡元培等人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上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即后来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先驱，在创办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和培养专业音乐人才方面功不可没。

3.黎锦辉（1891年--1967年）

本世纪近代专业音乐创作儿童歌舞音乐代表人物和作曲家。湖南湘潭人，曾创办“中华歌舞专科学校”、“中华歌舞剧团”等音乐团体。追随五四运动精神，热衷于改革普通音乐教育和推广国语，作品极好地继承了学堂乐歌的优秀传统，反映出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其剧作广泛传唱全国，收入当时中小学音乐教科书，影响甚巨。

4.王光祈（1892年--1936年）

本世纪中国现代音乐历史中音乐学研究领域先驱。四川温江人，自幼受到较深的封建文化熏陶。1927年入柏林大学主攻音乐学。研究范围宽泛，传世17 种论著。不仅是当时东亚最早实践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并提出颇具开创性见解的学者，更是中国近代音乐历史上第一个以外文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音乐的音乐学家。

5.梅兰芳（1894年--1961年）

本世纪最富盛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原籍江苏，生于北京。承其家传，9岁学戏，14岁搭喜连成科班。嗓音圆润，唱腔柔婉，身段优美，表演细致，享誉全国。先后排演《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在扩大京剧艺术的表现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继王瑶卿后，以长期舞台实践为基础，将青衣、花旦、刀马旦融为一体，巩固并发展了“花衫” 这一行当。中年形成雍容华贵的“梅派”艺术?影响深远。
6.刘天华（1895年--1932年）

本世纪近代专业音乐发展历史中民族器乐大师、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江苏江阴人，文学家刘半农之弟。1909年开始接触西洋管乐。1914年执教家乡中学过程中先后随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等人学习二胡、琵琶；之后悉心研习多种民族乐器，记录整理民间乐谱，并进入音乐创作领域。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之后兼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机构。曾以五线谱准确记录梅兰芳唱腔，并收集珍贵民间乐谱数种，为当时民间音乐创作教学领域最活跃者。

7.贺绿汀（1903年--1999年）

本世纪抗日救亡运动专业音乐创作代表人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湖南邵阳人。建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19 34年，学生时代的他即以《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分获“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头奖和名誉二等奖，其中《牧童短笛》较早地将中国旋律和西洋复调手法进行了成功结合，令世人瞩目。1934年至1938年间，曾为16部电影配乐，其中一些歌曲如《天涯歌女》等广为流传。

8.黄自（1904年--1938年）

本世纪上半叶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江苏川沙人。1916年北京清华学校学习，始学音乐。 1924年赴美留学，主攻心理学，兼攻音乐。1929年回国执教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严谨高质量著称，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作曲家，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功不可没。清唱剧《长恨歌》为我国现代音乐史第一部该类体裁的作品，音乐会序曲重词是第一部在国外受到好评的交响性管弦乐曲。

9.聂耳（1912年--1935年）

本世纪“左翼音乐运动”的旗手，国歌曲作者，作曲家，云南玉溪人。自幼喜爱音乐，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左翼联盟”主要成员。在不到三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辈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财富。他的创作主要集中在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领域，前者以《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为最重要，后者则以《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歌女》为最突出。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发展史中第一个准确而又深刻地反映我国无产阶级形象的作曲家。

10.冼星海（1905年--1945年）

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作曲家。原籍广东番禺，自幼酷爱音乐。

1930年赴法国学习，先后师从丹第、杜卡斯等著名作曲家。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主攻作曲和指挥，在此期间曾创作颇受好评的《风》、《游子吟》等作品。1935年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真实反映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进行抗日斗争的生活。创作有《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数百首。

11.马思聪（1912年--1987年）

著名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广东海丰人。1923年赴法留学，于巴黎从奥博德菲尔学习小提琴，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布舍里小提琴班。建国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等职，“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11月移居美国。德才兼备的艺术家，他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中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小提琴曲《牧歌》等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小提琴音乐的基础。
12.王洛宾（1913年--1996年）

西部歌王，作曲家，民间音乐收集家。北京人，192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山西，1938年7月到兰州，在当地开展抗日歌咏活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新疆。在甘肃、新疆等地广泛接触西北各少数民族音乐，记录并译配了大量维吾尔、哈萨克族民歌，如《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由于其深入持久地扎根西北，成为开发我国西北少数民族音乐宝库的先驱。

13.朱践耳（1922年--）

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出生于天津，读书于上海，课余随钱仁康学习和声并自学钢琴。1955年留学苏联，师从谢 ·巴拉萨年，1960年回国。创作力旺盛，体裁多样，与罗中钅容并称“南朱北罗”之称。歌曲《敲碎你的脑袋》、《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曾唱遍大江南北。大量作品如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叙事诗“思凡”》、管弦乐《节日序曲》等风格独特，语言多变，在交响音乐中擅长将欧洲传统技法、西方现代技法和中国民族风格三者融汇之，音响效果独特，别具一格。

14.罗中（1924年--）

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四川三台人。1947年以笔名普萨创作了首部作品《山那边呦好地方》，大获成功，从此逐渐全心转向作曲。他的创作风格多样，主要集中在交响音乐领域，通过各种不同题材和体裁形式的融合，在借鉴西洋传统技法和某些现代技法并使之民族化的方面进行了有益而大胆的探索，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主要创作有合唱《十里长街送总理》以及民乐合奏《春江花月夜》等。

15.周广仁（1928年--）

本世纪中国著名女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德国汉诺威，1935年回国。1955年随中央音乐学院苏联钢琴家塔图良进修，1956 年在第一届舒曼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多次代表中国出访。在其努力和倡导下，19 83年9月成立以社会广大青少年为对象的星海青少年钢琴学校。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钢琴教育的普及发展方兴未艾，她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之母”。

16.王酩（1934年--1997年）

本世纪中国现代轻音乐重要代表作曲家之一，上海人。1964年到中央乐团从事音乐创作，对中国轻音乐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先后为电影《小花》、《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知音》、《红衣少女》等影片配乐，其中故事片《小花》的音乐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大量电影、电视剧插曲家喻户晓，如《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等。

17.施光南（1940年--1990年）

著名作曲家，祖籍浙江金华，以歌曲创作影响广泛，70年代初即写有《最美的赞歌献给党》、《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群众歌曲，1976年后创作了《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等著名作品。1978年后到北京中央乐团，写有《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脍炙人口的集群众性和艺术性为一身的歌曲。同时，留有著名歌剧《伤逝》。

18.歌剧《白毛女》创作集体

歌剧《白毛女》创作集体成员由剧本执笔贺敬之、丁毅，作曲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人组成。该剧在新秧歌运动和秧歌剧创作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外国歌剧的某些特点，大胆进行新的创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为成熟的大型新歌剧，具有划时代意义。

19.谭盾（1957年--）

中国当代作曲家，80年代以来新潮音乐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在学期间即已创作大量体裁的作品，并频频获奖，如交响曲《离骚》等。作品技法富于探索性，风格新颖。1983年--1985年风格发生明显改变，从纯真、质朴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当代人的情感出发，创作出《弦乐队慢板》等作品。是目前国际乐坛最活跃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作曲家之一。

聂耳的故事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编辑本段]生平介绍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 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苏联之友社）。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o^)/
星爷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编辑本段]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编辑本段]聂耳的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编辑本段]电影《聂耳》
《聂耳》 故事片。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青年聂耳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 离开云南故乡，到上海一家小商号当 雇工，不久商号倒闭，聂耳流落街头 。后为生计所迫，进五花歌舞班当小 提琴练习生。演出中与女友郑雷电不 期而遇。在郑雷电的鼓励下，聂耳去 国立音专应试，但因家境贫寒，不为 校方所容，愤而离开考场。后得到郑 雷电的帮助，参加上海工人主办的救 灾募捐义演，并结识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者苏平。他向苏平坦陈追求革命的 心愿，自此，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大 同盟”。不久，党派郑雷电赴江西苏 区学习。临行前，她与聂耳相约在龙 华塔上作别。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 一二八战争爆发，上海人民声援十九 路军浴血奋战，聂耳与歌舞班同仁亦 参与慰劳演出，又结识了进步戏剧家 匡文涛和进步音乐家张曙。歌舞班主 率队演唱靡靡之音《桃花江》，令爱 国士兵深为反感。聂耳与张曙等进步 人士高歌《马赛曲》，激励伤员抗敌 斗志。在匡文涛启发下，聂耳萌发要 有中国“马赛曲”的强烈愿望。形势 日益恶化，歌舞班主屈服于反动势力 ，演出低级庸俗的节目，聂耳愤然离 去，赴北平投身抗日救亡演剧活动。 后又随苏平返回上海，加入中国共产 党。相继创作《扬子江暴风雨》、《 开路先锋》、《大路》、《毕业歌》 、《新的女性》、《塞外村女》等优 秀歌曲。1935年春，党组织决定送聂 耳去苏联深造。出国前夕，聂耳受田 汉所作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 ，谱出不朽名曲。是年7月17日，途 经日本，聂耳在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 逝世。本片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 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编剧： 于伶、孟波、郑君里 导演： 郑君里 摄影： 黄绍芬、罗从周 美术： 韩尚义 作曲： 葛炎、黎英海、刘福安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赵 丹 聂 耳 张瑞芳 郑雷电 王 蓓 万千红 邓 楠 老 江 江 俊 苏 平 高 博 匡文涛 韩 涛 歌舞班 夏 天 赵梅农 班主 韩 非 孙 英 陈 述 钱也乐 黄宗英 冯 凤 关宏达 小 丑 仲星火 张 曙 郑 敏 电影公司 经理
[编辑本段]聂耳墓

聂耳墓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