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杂志1915

妇女杂志1915

女性杂志作为全国流行性报刊，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科技日益进步，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视上获取外界资讯，报纸杂志渐渐没落了，但是杂志在发行初期地位很高，像陈独秀先生创办的《青年杂志》，影响了当代大批青年学子，《妇女杂志》作为第一个报道女性的杂志，成长之路更是艰辛。

一、创办杂志早期之路并不顺畅，守旧派进行破坏

《妇女杂志》创办于1915年，由刚刚经过内部改革的商务印书馆创办，刚开始办《妇女杂志》就受到了很多守旧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女性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抛头露面的不成体统，甚至在刚刚出版的时候还有人进行抵制，但是在那个文化动荡的年代，新思想和旧传统相互交融碰撞，还是有不少女性朋友敢于购买。

二、早期内容倡导女性朋友要懂得生活，解放自己

这本杂志最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男女是平等的，是自由的，不应该受到他人的践踏和攻击，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既要懂得包容丈夫，更要敢于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出来，要将旧思想通通丢下，要讲文明，将自己打造成新时代的女性，去拥抱新的生活，不能将自己的丈夫作为自己全部的动力，要有自己的空间。

三、《妇女杂志》创办时间长达17年之久

这本杂志虽然在初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但是在新思想的解放潮流之下，这本杂志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除了女性朋友购买这本杂志之外，也有许多想要通过杂志了解女人的男同志购买，我们必须承认，这本杂志带给了女性很大的帮助，一直发行了17年之久，在民国期间，对女性的影响力最大。

总结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这本杂志当时创办时的艰难处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本杂志，看到我们的国民是怎样一步步闯出新的天地，国人民智不开发，教育得不到发展，整个国家就会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永远也强大不起来。

妇女杂志的介绍

该杂志于1915年1月5日在上海创刊，属偏于保守的妇女刊物，月刊。1931年12月停刊，主要因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遭日寇焚毁而休刊，前后共17卷（每卷12期）204期。杂志有论说、学艺、家政、名著、小说、译海、文苑、杂俎等栏目，提倡发展女子教育，向妇女介绍自然科学、生理卫生等方面的新知识，冀妇女自立，“谋妇女解放”，在当时的妇女界有一定的影响。但反对妇女参政，仍要求妇女做贤妻良母，带有一定的封建思想色彩。登载图文计有10480则。其中图片1200则。1928年到1930年间，本杂志也称《妇女》杂志。现藏于北京首都图书馆登处。

妇女杂志的杂志历任主编与办刊风格变迁

该部分为第一卷到第六卷，本部分主编为王蕴章与朱胡彬夏。从民国肇造开始，介绍各类进步思想的书刊均易成为畅销书。各地出版商抓住商机，以办新派杂志为时髦，而此中更以沪上出版商为甚。但民国初期报界有癸丑报灾一事在前，由之人人自危。因办妇人杂志其内容多以宣扬妇人自强、男女平等及妇人议政等，其言辞不甚刻薄，故而有些报馆则转向此处。或也可挂妇人杂志之名，行消遣文学刊物之实。于是在数年间，《妇女时报》（有正书局、1911）、《女子世界》（中华图书馆、1914）、《中华妇女界》（中华书局、1915）等层出不穷。商务印书馆也在1915年推出《妇女杂志》以抢占市场。自《妇女杂志》创刊至1920年，本志主编由当时鸳鸯蝴蝶派名小说家王蕴章担任。王在此时兼任同社《小说月报》之主编，故而对本志仅可在文章内容上进行调整，至于在社说处立论，则未曾有。王在本志创刊号上仅是发表了一篇《可中亭传奇》，此后也仅在小说等非引导性的栏目上发表文章。本志在此数年间完全提倡贤妻良母主义一点上打转。　在此期间，商务馆亦延请当时女界名人胡彬夏在1916年任该志主编。胡彬夏一般又写作朱胡彬夏（朱为夫姓），此人为第一批留日女留学生，为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之信徒及与秋瑾齐名之爱国人士。此人在“贤妻良母”之处为极好之典型。并对杂志之结构稍作适合女学生阅读之调整。《妇女杂志》早期提倡“贤妻良母主义”的主要内容为；使该时代女性在保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之余，并依着科学新知来主持家政，并以家庭改良为要务。“吾妇女欲见重于人，必先为家国社会有所兴作焉”，而“女子可做之事，改良家庭”，“改良家庭即整顿社会”（胡语）。 本部分为第七卷到第十一卷，章锡琛为主编。《妇女杂志》早期的贤妻良母主义其内容相对旧礼教，是极大的革新，但在五四运动时，这种内容对杂志销量造成了较大损害。后有罗家伦等对于该杂志提出批评。于是本志于1919年年末宣告革新（11期宣布主张妇人解放，1920年内文全部改用白话文）。并在1921年年初更换主编。　商务馆馆方本欲使当时任《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兼任《妇女杂志》主编一职，沈固辞之。后此一职由章锡琛担任。章任此职，很大原因是其时钱智修举荐。章在任本志主编前对妇女问题研究不深，但该编辑部有一批得力作者，如；周树人、周建人、沈雁冰、蒋凤子、吴觉农等。章锡琛也以“瑟庐”等笔名译介一批国外文章。在此一年间，编作者逐渐将该杂志的基调由持家转向妇女问题研究讨论。并将此前杂志的位置由引导者转向与读者交流。于是在此期间，杂志销量由五四前的每月两三千份陡然升至此时的每月万份以上，成为“开我妇女杂志界的新纪元”。　但该志以激进态度编辑杂志终非长久之计，其时社会上学界对该杂志之立场多有不忿，此时1925年1月之《新性道德专号》乃成为导火索。章锡琛及周建人因《新性道德专号》中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等文遭到陈大齐等学者批判。商务馆深感事由重大，于是此后即对杂志稿件严加审查。章、周等不得不改变办刊策略，然为时已晚，至该年度第八期，章刊登启事，宣告辞职。后此人离开商务馆另办开明书店。 本部分为第十二卷到第十六卷上半年，主编为杜就田。这部分为妇女杂志内容的低潮期，内容主体为妇女读者来稿。每刊大约二到三个专题，每个征稿专题下大约七至八篇征文，每篇征文约三五千字。内容从女学生的学校生活到持家经验等，每期登载专题大约有两到三月的招募稿件时间。在本阶段，《妇女杂志》沦为“征文杂志”，杂志主体悉为征文，也多次出现出版延期及杂志中错漏字多发现象。不过好在此时杂志内容得到了大批妇女读者的支持，因此前内容在较多女读者看来“欧化色彩较重”、“白话比文言文尤其难懂”（《对于妇女杂志的希望》，11卷12号），还有读者表示，此前杂志内容较多，信息量过大，难以把握，阅读时有压力（同上）。于是在杜就田的折衷办刊路线下，此时的本志以低端路线得到了广大文化层次中等偏上的女学生的支持，并保持了此前的销量。1930年，杜就田提出辞职，离开商务印书馆，本杂志也由此进入下一阶段。 本部分为十六卷下半年到十七卷完结，页面版式调解为第七卷到第十一卷时式样，全书使用同一页码。杂志结构仍使用前一时期的，但作者部分回归。使本杂志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质量得到有效回升。本阶段主编为叶圣陶（1930/7-1931/3）与杨润馀（1931/4—1931/12）。在本阶段中，商务馆为改变《妇女杂志》之颓势，调叶圣陶为本志编辑。但此时商务馆大环境趋向保守，“五四”知识分子多转投开明书店。商务馆出走至开明书店者数量较多。新主编也无意对杂志结构进行整改。　虽在叶执掌主编时，巴金，章锡琛等也为本志撰稿，但大局已颓，且商务大环境对进步知识分子并不理想。于是叶圣陶在1931年即辞职转投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其作者群亦随之转去该志。此后主编由杨润馀担任，其族兄为经济学家杨端六。亦有研究者指出，此时行主编实务者为金仲华，杨为挂名。

民国哪群“姐姐”让女性做高贵的自己，不当男人的附属品？

随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视剧《三十而已》的热播，“30+”女性自信自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引发广泛认同。在近百年前，也有一群“姐姐”在文字的海洋中乘风破浪，竭尽全力发声，向女性同胞传递温暖和勇气。

1944年，张爱玲特意谈及一本风靡沪上的女性时尚杂志《玲珑》，说它一面传授美容秘诀，一面教女性如何严防男性攻击。

这本颇具女权意识的杂志创刊于1931年，核心理念是“提倡社会高尚娱乐，增进妇女优美生活”。它的受众主要是受过教育、思想相对先进的女性，它虽不是中国第一本女性杂志，却是第一本直呼读者“姐妹们”而非“君”的女性杂志。

早在1915年，商务印书馆就发行了面向女性读者的《妇女杂志》，涵盖社论、文学、艺术、家政等诸多领域，在全国乃至海外畅销，直至1937年停刊，它仍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女性杂志。

《妇女杂志》固然有进步意义，却被部分学者评价为“充满男性说教的厌女刊物”，毕竟，在该刊发行早期，能识文断字的女性只是少数，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纷纷变成“女德讲师”，在刊文中细数女性的不是，一面抱怨传统女性既没尽到妻母本分、又抱残守缺如家庭蛀虫，一面嘲讽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是流连社交场合、只懂莺歌燕语的“花瓶”。

其实不只《妇女杂志》如此，“厌女”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女性杂志的基调。在刊文中为弱势同胞仗义执言的女性，不仅会被一些读者批判挑起性别对立、扣上“仇男”的帽子，还可能招致对其发言身份的攻击。这种窘境，直到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伦常、再度反思妇女问题后才逐渐好转，《玲珑》正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探讨婚恋也是《玲珑》永恒的话题，其中不乏独身主义女性现身说法，劝告为婚姻感到迷茫的女性同胞，“良禽择木而栖，若无良木，也可以不择。”

《玲珑》刊登的《怎样玩玩男子》一文，成为当时女性的“恋爱宝典”—与如今备受诟病的“好嫁风”不同，该文不是教导女性如何迎合男性，而是充满“姐很高贵，渣男不配”的底气，风格活泼，调侃意味十足，即使放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也不过时。这期的《玲珑》还别开生面地提出“现代女子之三从四德”：从自己的志向、从众人的公意、从人类的公理；公德、私德、节俭的美德、好学的美德。

1936年，《玲珑》刊登《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或许可以看作当时新女性的标准，“有能力、有思维、能够劳动，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维、不做‘性’的依附、娶亲不要妨碍前程。”在这类文章中，作者普遍强调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灵魂远高于外貌。

此外，《玲珑》也向沪上名媛广泛邀稿，如创刊号中的《我的交际》一文就出自名媛梁佩琴之手，她在文中说：“女子交际要抛开‘一见钟情’的弊病和‘男子都很优秀’的见地。”这与之前男性在《妇女杂志》中嘲讽新女性是“花瓶”形成绝妙的互文。

谈及交际，《玲珑》还有对“女性友谊”的探讨，说女性挚友间的情感绝不亚于兄弟之情或男女之情，可惜很多女性出嫁后就彼此疏远了。

《玲珑》从外观到内涵都领先于它的时代，甚至领先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女性杂志的“继承者们”忘了它在女性议题上的先锋意义，只顾延续它浮华的一面。翻开如今国内的女性时尚杂志，满眼都是奢侈品的广告，除了利用“粉丝经济”收割“饭圈女孩”的钱包，它们似乎都在蛊惑读者沦为消费主义的洗脚婢。两相对比，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