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杂志背景

中国商人杂志背景

王国庆何许人也？补充做个介绍：“是22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大约三年前，一位陕西媒体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王国庆出版了一套《国庆商法》。”
“谁？”
“王国庆，就是丹尼尔的老板！”
对方有点意外，好像我这个陕西出去的人怎么能不知道丹尼尔。
“哦。知道，一个房产开发商。”
陕西的官员、商人大都喜欢做些风花雪月捻字吟诗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奇怪。
随后我该干嘛干嘛，连上网查阅都懒得：“好好的做自己的企业，赚该赚能赚的钱去，弄那点虚头巴脑的书有意思吗？”
过了一段时间，陕西一位朋友来北京，聊天中，说：“王国庆出了一套《国庆商法》，你们杂志应该关注一下。非常有深度。”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王国庆有深度，还是《国庆商法》有深度。
我应承，说，好。
只是，回来后诸事近在眼前，不了了之。
在一个有点无聊的下午，怎么就突然想起了丹尼尔和王国庆。
于是，上网查。
新浪上面有王国庆的博客。
点击率不高，开博两年多了，不到3万。
“要弄动静怎么就不下点功夫呢？”我想。
我们杂志一个话题几天就能把新浪的博客点击率给整到30多万上去。
看看无妨。
结果就看进去了。
一个下午，四周寂静，文字跳动。
采访了那么多的企业家，没有一个人能像王国庆这样，一笔一笔地告诉你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连其中玩的小把戏小聪明都告诉你了。时间、地点、当事人，等等，清清爽爽。
“1989年抢购前后，我在银行当信贷员，34.5元的工资，我每个月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换一条“小黄鱼”——五块钱夹在那个新新的书里边。看到我们当年的农友、同学摇身一变，有的人居然是身家百万。”
他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棱角分明，说话语速较快，面带招牌式微笑， “我怎么想都不平衡。”
后来朋友们就成立了公司，希望让王国庆利用银行的资源给他们贷款。“我说很简单，咱们朋友一场、农友一场，你卖录像机，我给你贷100万以内易如反掌，但是你不能把我的饭碗给我砸了。我现在马上实行军管，我给你派一个出纳，没有我的命令一分钱转不成，你们进货得带我去，我得知道你们怎么进的货，你的经营都得经过我，我是不是总经理的总经理，你能答应这个条件就可以。至于赚到了钱了要求不高，老同学，弄个录像机，我只有500块钱，我管你多少钱进的。”
王国庆想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赚的钱，就跟着到了广州：“我一看原来如此。就跟农民拉架子车卖菜一模一样。”钱就是这么赚来的，实在让他有点是百感交集。“我学了7个专业，下过乡，抗过枪，自认为长的也对得起观众，8岁当班长，我只要下海，一定比他们强。从那时候我就按捺不住这么一颗躁动的心、蠢蠢欲动，那一天我一定要下海。”
王国庆说自己后来卖“丹尼福根”就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动。“今天坦白地讲，什么广告意识、营销理念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种直觉，歪打正着。”
王国庆说自己涉足房地产，是源于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一个三分地的故事。有个同事在端履门柳巷有个三分地的老宅，想把它卖了，想卖个28万元，让王国庆找个买主。当时下海当了银行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的王国庆一点不犹豫：“你老哥现在发了点儿小财，给你弄块儿‘自留地’，另外给你发5万块钱红包。”
结果，等于用了33万最高的市价买了这三分地，盖了600㎡的建筑。“一般而言，从银行出来的，都想有一份自己的资产。”
他在实践中摸索，被启蒙。
幸福来得太快，所以不幸也就跟着来了：“你们今天看到的丹尼尔总部，因为政策变化的原因，拆迁安置的700多户，变成了2290多户，直接亏损1个亿！”
初生的牛犊不知道老虎的厉害， “那时候压根儿不知道房地产开发是怎么回事，又接收了东西窑坊108亩的土地安置，两个难点的建设项目。”
残酷的市场很现实。
也许，上帝钟情于最心诚的人，“我们当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有强烈地社会责任心，也有丹尼尔当家人的要强之心。总之，在这么一个复杂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奇迹，我们把中山门的人异地安置到东西窑坊，政治经济学的级差地租变成了丹尼尔人盘活存量、弥补亏损的利器。”
世事就这样奇妙。上帝关闭了一扇门，又会打开另外一扇门。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就要开始了，很多门会轻轻地锁上或者关上，轻微的“咔嗒”声要几年后才能听到。
王国庆发现，政治经济学里面的级差地租概念，自己被动地、无意地利用了：“这个地方是300万的地价，东西窑坊是80万，一个级差地租的概念，一个月的搬迁就为丹尼尔公司降低了6000万的成本。占30多亩地的老百姓被异地安置到东西窑坊，这叫不得已而为之。”
他想，这房地产开发能不能再置换一下呢？这一想，“想成了至少一个亿的财富变到了丹尼尔名下，今天都是过去完成时。”
他一再说，钱是想出来的。“我们的永乐路小区，大家没有人知道，一个灵感带来了1000万的纯利润。”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王国庆告诉你，他曾经吃过一个非但免费而且是倒找钱的午餐你们相信吗？可能不信。可王国庆却说：“只要你掌握了存量的奥秘就如同你们掌握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财富的咒语，就会不尽财源滚滚来。”
丹尼尔有一个康复路商城，有上千个商铺，每年租金收入就有好几千万。这栋大楼建筑面积四万平米，按正常增量投入的思路，时间得2－3年，资金得六千万人民币，当然还得支付利息。
“我伸个指头，你们知道丹尼尔人用了多少钱完成了它的投资吗？智力测验：六。多少？对了，有人知道是60万元。”
60万搭了一个大棚，占地15亩，无意当中盘活了康复路的商品资源的存量。“60万搭一个大棚当然可以，你稍微有点儿智慧的话，800张钢丝床可以不付钱，先拿来再说。那么，一张钢丝床收一万押金，800张，一个月就收了800万，然后从后往前盖，正常的资金的投入的过程就变成了“投资、经营、回收、建设”四步并举，半年收回全部投资，押金由摊位出来的3万涨到了10万。5000多万元，就这么变戏法似的收回来了。”
从这儿开始，丹尼尔自觉的不自觉的就开始走入了一条盘活存量的康庄大道。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
丹尼尔的大厅里面，就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常常让到访者奇怪而印象深刻。
他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在中国现阶段，抛开群众的、社会的、每一种道德的、道义上的要求于不顾，唯利是图，这个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就是说企业时刻想到最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这就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商场是穷人的商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丹尼尔的房产是穷人的住房，是比经济适用房还“经济”的住房。其实，反过来我们看，企业一旦完成了原始积累，就要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立于不败之地。”
如此，对丹尼尔的一些做法也就不奇怪了。丹尼尔确立并提出了“三百工程”，建一百所希望小学，开发一百个产业项目，带领一百万民众脱贫。到今天为止，已兴建了43所希望小学，兼并了三个中型国有企业，为两千名职工补贴六千万元解决了住房。
“丹尼尔永远研究的都是普遍规律，都是在别人认为是包袱里面发现了黄金(1233.00,0.10,0.01%)。”
他喜欢问别人：“丹尼尔是干什么的？”随后又自己揭晓答案：“丹尼尔不是房地产公司，丹尼尔也不是商贸公司，丹尼尔是丛林中的秃鹰，专吃腐肉，是经营存量的。”
他利用一切机会与场合，大声地说：“你将存量给我，我把财富还你。”
每一次听他的演讲，总感觉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从那个面带招牌式微笑，手动身不动的人的内心深处流露出来。
“《存量论》是中国最具指导意义的应用学经济理论，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是这个理论的发明人、创始人，也是它的践行者。”
“存量无处不在”，“偌大的中国到处是存量。”
他告诉别人，自己实际上是个总马仔。所以，介绍自己时，说：“王国庆何许人也？我可以告诉大家，补充做个介绍：是22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经常在白天一番光芒四射的热舞之后，晚上又回归到了从蝶到蛹的淡泊与宁静，在这个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夜晚，做一些思考。
他开始撰写《国庆商法》，撰写《存量论》，：“商者，国之根基，民之生计，强国富民之大事也；当立鸿鹄之志，去燕雀之心……”
他说，介绍自己是“22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不是我妄自尊大，而是道出了我的志向，经商或许是我人生匆匆的一个旅途，志不在此。”
他崇尚鲁迅，毫不掩饰。“?我想不弃商而从文，把丹尼尔走过的艰苦岁月，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代热血男儿、热血女儿所走过的艰苦岁月，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感悟。把曾经取得的成功的喜悦变成大家的喜悦。”
他把经商搞企业作为实践、作为生活，这个实践是自己的和其他企业正在从事的生产和经营，“所以我的志向不在于此”。
他想竭尽全力打造一片英雄诞生的土壤，“能不能不要满足于自己当英雄”。
他到各大院校演讲，高喊：“同学们，以及未来的粉丝、粉带们，大家好！”
“我已经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是高处不胜寒，已经没有退路了。”
无语。我知道，他让自己没有退路的后面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再后面，将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
《中国商人》：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负担，还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我们想了解一下王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
王国庆：丹尼尔确定了自己的企业精神：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丹尼尔的大厅里面，就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在中国现阶段，抛开群众的、社会的、每一种道德的、道义上的要求于不顾，唯利是图，这个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是第一；第二，在13亿人口的中国，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我们陕西，“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就是说企业时刻想到最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这就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商场是穷人的商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丹尼尔的房产是穷人的住房，是比经济适用房还“经济”的住房。其实，反过来我们看，企业一旦完成了原始积累，就要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十年没有拿过银行的贷款。这单凭着一种情结，一种抱负，显然是不行的，丹尼尔为什么有办法呢？所以，我们说为祖国立业，首先确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赚钱盈利不是丹尼尔企业的全部，是它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们确立了、研究了、总结了一个系统操作的这么个办法，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就是存量的理论。我们继而发现在偌大的中国、偌大的西部，亏损的企业、搁浅的企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才比比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只丛林的秃鹰？专吃腐肉，秉着管理会计的一个核心思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让这些资源得到最优化的科学的配置。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在这种理论的武装下，丹尼尔由当年的三千块钱的启动资金，发展成二三十亿元净资产的大企业；由过去的单一的项目，到上百万平方米房地产批量的开发，成为丹尼尔企业的一个龙头，拉动丹尼尔这个经济之舟在高歌猛进中前进；同时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基石：康复路市场有几千个商户，每年有二三十亿元的营业额，有好几千万元的纯收入，成为丹尼尔企业大厦永远屹立坚固的基石。
以重组作为一个手段，从城市到农村，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黑河古道都有了丹尼尔的身影，在这个基础上，丹尼尔确立并提出了“三百工程”，建一百所希望小学，开发一百个产业项目，带领一百万民众脱贫。到今天为止，已兴建了43所希望小学，兼并了三个中型国有企业，为两千名职工补贴六千万元解决了住房。
我觉得，要说谈企业，首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我们确定了这种思想，同时要有方法，要培育，要凝聚一批人，不再庸俗的为了高薪，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了能够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中国商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开发是个大投入，大产出，同时也是大风险的行业，但为什么丹尼尔企业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呢？而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存量经营理论。这方面，请王总谈谈存量经营的经验和体会。
王国庆：1993年，丹尼尔在房地产开发市场中还是一个新兵，凭着一种直觉，接收了中山门里83亩地的一个安置项目，其实在这个项目之前，首先接的是108亩的东西窑坊，这两个项目可以互补，为什么要重温这段历史呢？
以我们当年的论证，重组这个项目一千八百万的银行贷款，接受了城外的东西窑坊，有可能获取数千万的巨额利润，但是没想到项目的启动资金，因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同时处置的这个要求，更多的老百姓选择了货币安置，资金缺口三千万人民币。一个企业尽管有相应的自筹资金，但对这三千万元的缺口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怎么办？这时，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了地狱的门口，银行不可能急你所急，给你救死扶伤，给你出上这笔钱，那么自有资金又不足。生死关头，我们选择了担当重大的社会责任。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
就是城里占地83亩的中山门项目，只要为某个金融机构拆迁一个23亩的土地项目，银行立刻拨给你三千万，我们当时一测算，项目不赢利，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我们就定下了这个项目。我们万万想不到，因为安置政策的调整，因为古城城墙对附近建筑的限高，导致原来摸底的790户，增加到安置2290户，所有的中山门地区拆迁完、安置完直接亏损1.07亿，所有的建筑已经不够安置老百姓的住房。这就是天塌了。这个印象就是“生命不息，印象永存”，那么怎么办？
数学里面负负得正。不得已而为之，把这个项目中间40%左右的、30亩地上居住的老百姓异地安置到城外的项目，无意当中利用了级差地租。一个月完成了拆迁安置，一个月将中山门的地价由300万元降到80万元。那么30多亩地，一亩地200多万元的差价，使我们在一个月内弥补了6000万元的巨额亏损，同时，自己施工，自己组织，到1998年底之前，尽最大的努力，不是我一个人，在所有丹尼尔员工的努力之下出现了奇迹，弥补了1.07亿元的的巨额亏损。
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这些生产资料，在咱们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实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经济王国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把城外二环路上有252名职工的纺织器材厂全部并购，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职工干了一辈子，大家希望能够安居而乐业。按道理讲这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并购重组本身有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却之不恭的。我们就提出个要求，一个理念：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你的权益，而不是你的义务。我们也万万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收入现金1200万元，职工交的差价款。那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了，我们送给了职工。显然按照正常的思路，正常的开发，这个项目是亏损的。如果是为了盈利最大化，任何人不会选择这样去做，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民政局。
但是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极差地租，这就是个巨大的存量资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城市发展，让丹尼尔也能赚到足够的钱，各得其所。丹尼尔的实践证明这个不仅有，而且完全存在。所以，我们又把城里解放路上的500万元一亩土地的、寸土寸金的地方，30亩地上的老百姓，这样一个项目拆迁安置完。我要说明的是这仍然是搁浅的、没人愿意开发的项目，直接拆迁安置，企业凶多吉少。我们把它接过来，把这里的群众异地安置到城外的纺织器材厂，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如愿地搬进了新居。你会发现，丹尼尔这极差地租一夜之间置换了1.5亿元的纯利润，那就意味着存量重组大有可为。
丹尼尔已经在改变房地产发展的历史，你更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大投入、大风险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无投入，负投入，没有风险。老百姓得到了安置，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流动资金，我们欣慰的是竟然未动分文，企业获得了爆炸性的资产发展、财富积累，实际上这就实现了经济学的一句很经典的、实际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经典的话，今天变成了丹尼尔的金融观，“用最小的资本博得最大的资本量”。所以继而形成了丹尼尔的经营思想，“少投入，多产出”，以尽量少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永远考虑尽量大范围的、经济的、社会的效益产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歌德巴赫”猜想，所以，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我记得《左传》有言，人生有三立，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
我讲立言。生产尽可能多的物美价廉的物质、精神产品，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也尽可能尝试这么去做，安置尽可能多的下岗职工，足额地交纳税款，都是责任。但我更想做的是，要立言。我感觉到我们很多的企业、企业家们在陕西这个特殊的土地上，他们也想有所作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豪情万丈地去开发一个力不从心的大项目，却已经是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喜庆的典礼也许就是他未来葬礼的序曲。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经验的总结，教训的汲取，以及其他的企业的成败，把它总结出来，让更多的人避免这种挫折的过程，尽快地找到一条径直的通道，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我就有了想法，用了一千个不眠之夜，写了《商法》，我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
《中国商人》：现在很多企业，包括一些知名大企业，或着企业家也有一些困惑，就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层次，出现原地踏步，或徘徊不前，或倒退的局面，面临突破，突破口在那里，有人形象地提出一个拐点问题，丹尼尔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
王国庆：我已经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是高处不胜寒，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想这个拐点在哪里？第一个到今天为止，丹尼尔发展的历史，是王国庆的英雄奋斗史，我自认为比较优秀，要从优秀到卓越，卓越大敌就是优秀，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不要满足于自己当英雄，竭尽全力打造一片英雄诞生的土壤。
第二个，不要再把朴素的个人的情怀、感性的举动和我们千变万化、危机四伏的市场简单地划个等号，那么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完善已经确立的丹尼尔企业宪章，丹尼尔的基本法，丹尼尔的员工权益法等等，这么一来，还要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就是要赋予劳动一个全新的概念，那就是不要满足于工资薪金的所得，要开创一个劳动所有制的时代，让有能力的人，有资历的人享有这个项目带来的直接收益，对他量化股权，所以这些东西需要严格的、严谨的、法律的条款来约束。
丹尼尔走了十几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丹尼尔永远研究的都是普遍规律，永远没有跟别人，联系哪个银行、利用哪个关系，都是在别人认为是包袱里面发现了黄金。数学里面有个大数法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政府的理念现在也是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增量货币的投入，招商引资，存量闲置资产的统筹配置都是要结合起来。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丹尼尔是房地产公司，开发了一百多万平方米。还有一百多万平方米正在开发；有人说，丹尼尔是商贸公司，有西安最大的康复路批发市场，那是旺铺的“爷爷奶奶”，也不是；有人说，丹尼尔搞了个“天锡楼”，重振了民族产品的辉煌，它仍然不是产业。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越来越多的丹尼尔人的追求。丹尼尔就是培养人才，兼而开发房地产，我们这就把人才的理念提高到一个尽可能高的高度，因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但是，它需要制度，体系去保障，需要一个导向氛围。

19世纪末中国办报高潮出现的背景和影响？

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业也是由外国传教士﹑商人率先创办的。1815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个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刊。 在外国人办报活动的强烈刺激下，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刊。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办报高潮。

中国近代报业初期主要是什么刊物，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同样是“杂志女神”，把宋佳于慧和盖丽丽放在一起，差别就出来了

中国的90年代，真是美女众多，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杂志成为宣传明星的最佳途径，于是， 一众女明星以登上杂志封面为荣 ， 在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 每一位登上过杂志封面的女明星都是当时那个年代 ，少男少女们的女神。

马羚作为 90 年代第一个吃螃蟹的女明星 ，正式开启了性感时代， 成为第一个在杂志封面上摆出 s 型造型 ， 彰显女性身材之美的女明星 。

作为当时西方思想进入中国 ，中国审美开始追求解放的第一批香港女明星，马羚的穿着也在，当时恰好符合了时代需求， 成为中国女性性感美的代言人 。但当时很多的老牌女明星对于性感接受能力较弱， 当时只出演过摇滚青年的马羚出现在了大众电影杂志编辑的眼中 。

一方面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马羚 自己有留学的经历，以至于他对西方开放的思想接纳程度较高。当然，在登上大众电影杂志之前， 马羚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演员 ， 但随着杂志的大卖马羚成为了当时一众读者的女神 。

提起林芳兵就不得不提起最美杨贵妃 ，1992 年林芳兵在唐明皇这部电视剧中饰演杨贵妃。

为了展现出杨贵妃的丰腴之美 ，在开拍之前林芳兵便通过各种饮食将自己吃胖了三十斤，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林芳兵的美丽 ，在剧中的亮相无疑让观众回到那个盛世大唐。 这个角色也让林芳兵获得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 。

这部剧之后林芳兵在电视圈混得风生水起 ，但在2000年之后林芳兵就减少了出现在屏幕上的次数，她息影之前最后一部电视剧是08 年的《红蜘蛛》 。

淡出演艺圈之后的林芳兵更加专注于家庭生活 ，今年已经56岁的林芳兵在自己的微博晒出和九十岁高寿的母亲一起过寿的合照，从合照中我们不难看出林芳兵保养得依旧不错，其母亲常态非常的好， 可见回归家庭生活之后的林芳兵过得依旧非常幸福 。

90年代初， 本就是一个异常保守的年代 ， 对于女性的要求也是更加的苛刻 ， 很多的女明星都以端庄和贤淑为美 ， 即使是大明星刘晓庆在这个年代发展的空间都十分的有限 。

但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明星石兰，在这个年代， 用性感杀出了一条血路 。甚至被人民网点评石破天惊一样的美。

虽然当时石兰的性感让石兰在影视圈可以选择的角色具有局限性 ，但还是在1991年和1992 年的两部青春电影中收获众多粉丝 ，成为当时那个年代观众眼中最为性感的女演员。

这两部剧的成功， 无疑让石兰走出了对于性感的偏见 ，当时石兰为大众电影曾经拍摄过杂志封面，被他的众多粉丝抢购一空。

原本因为两部青春电影所收获的观众可以让石兰在演艺圈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却因为这部杂志的封面图让 社会 议论纷纷， 导致在杂志出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 都没有很好的剧本 找石兰演出。

直到1995 年，石兰才有了再次回到演艺圈的机会 ，在《大鸿蒙》这部电影中，石兰因为自己的性感气质， 饰演了米店老板的小女儿织云 ，织云身上复杂的经历，以及她内心的善良与热情奔放，和当时石兰的气质如出一辙。

原本石兰可以凭借这一次的出色演技 ，但事与愿违， 没想到这部剧因为题材的问题被禁播了 ，这让石兰失去了一次翻身的机会。

由于这次没有把握住机会， 以至于石兰在之后的日子里面只能选择接一些小成本的影视作品 ，并且不再出演剧中的主角， 而是出演小配角这样定位的变化 ，这让史兰无法接受。

于是，在15年的一次聚会中，石兰结识了自己现在的丈夫，并在相识八天之后就选择了结婚，结婚之后的史兰选择了退出演艺事业相夫教子，而如今， 石兰回归家庭成为一名优秀的妻子与母亲 。

盖丽丽年幼时就学习舞蹈，作为舞蹈演员出道， 因为学习舞蹈的经历让盖丽丽有着高挑的身材 ， 在容貌方面也是十分出挑 ，出道之后便加入东方歌舞团，但加入一段时间以后，该里发现他自己更想从事演艺行业， 于是进军演艺圈 。

从1980年到1990年， 盖丽丽出演了多部作品 ，90年的一部电视剧围城，盖丽丽在剧中饰演鲍小姐而爆红，在此之后，盖丽丽参加了很多的电影，比如挑战，山神等，虽然戴笠丽的形象以及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 而且她出演的作品也让他获得了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多次提名 ，但很可惜， 在这十年内 ， 她与奖项失之交臂 。

盖丽丽参演的电视剧爱你没商量 ，这部剧在当时广受好评， 让他获得了全国电视剧春燕杯最佳女配角的奖项 ，自此之后，盖丽丽的演艺事业一路直上， 在中日合拍的电视剧大地之子中出色的表演更是让盖丽丽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仙女奖 。

这两部作品让盖丽丽的人气在当时吊打一众其他女明星 ，多次登上大众电影杂志。本该一路登顶的盖丽丽， 却因为在饰演不爱又如何重要的宝妈时 ， 本着为艺术奉献的心态在其中一直给孩子喂奶的剧情中坚持自己完成这组镜头 ，但在当时，那个封建保守的年代， 这种行为总是在挑战观众的底线 。

电视剧播出之后， 很多的观众因为看到这一集时 ，觉得盖丽丽在挑战当时人们的道德底线， 于是各种谩骂声、质疑声纷纷向盖丽丽袭来 。被这些谩骂声和质疑声影响，盖丽丽一再想要退出影视圈，但最终，盖丽丽选择了坚持， 只是这次事件之后的概率里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热度 ， 也渐渐不再出现在大众眼前 。

直到11 年盖丽丽出演了自己的离开演艺圈的最后一部电视剧《川军团血战到底》 ，这部电视剧结束之后，盖丽丽就离开了演艺圈，如今的盖丽丽， 并没有在活跃在大众镜头面前 ，与自己的丈夫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62 年出生在山东青岛的宋佳 ，由于童年时期父亲过早地去世，以至于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于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就读时， 遇见了比自己大的京剧派老生传人选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

在84年的时候， 借助自己丈夫的人脉 ，出演了淘金王，也正是因为这部剧，宋佳迅速在影视圈走红。 盛名之下必定是真材实料 ， 作为两届百花影后宋佳在庭院深深中的演技可圈可点 。

本该是宋佳事业发展的高速时期 ， 没想到家中的张学津却在家中出事了 ，和女儿在玩闹时不小心烫伤，但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件小事情，却在各种阴差阳错之下成为了两人离婚的爆发点。 离婚之后的宋佳选择暂时离开影视圈前往美国深造 。

在美 国学习编导专业毕业之后宋佳回国自己筹备了电视剧嫂娘 ，这部剧的成功让她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更是一举斩获飞天女演员奖 。事业有成宋佳在爱情上也遇到了自己的缘分比利时的商人斯蒂芬， 两人从相爱到现在一直甜甜蜜蜜 。

不同于其他的90后女神， 潘虹并没有系统地经历过表演的学习 ， 但与生俱来的天赋让他在上海戏剧学院前来招生的时候 ， 一举成功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

刚刚毕业的潘虹就迎来了自己演艺方面的机会 ，在电影奴隶的女儿中出演女主角，出演女主角是潘虹只有22岁，但他深邃的双眸，以及一身因为去崇明岛插队培养出来的倔强精神，将剧中的女主角饰演得入木三分。

在80 年代后期潘虹塑造了很多 情感 饱满有血有肉的角色 ，比如末代皇帝，寒夜等这些影片也让潘虹将百花奖， 金鸡奖各种最佳女主角奖项包揽 ，潘虹从小经历的教育，让他身上有一种贵族的气质，加上他良好的家庭文化教养， 让她看起来有一种清冷孤傲的感觉 ， 让他在当时的女明星中占有一席之地 。

陶慧敏在1990 年通过一部反映晚清真实事件的电视剧而被观众们熟知 ， 在剧中的周慧敏饰演剧中的小白菜让众多观众记忆深刻 。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陶慧敏获得了第九届大众电影金鹰奖提名 ，他的演技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完成了自己演员之路的起步， 借着这波热度陶慧敏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 比如出家女 ， 中国商人 。

优秀的外形和出色的作品让陶慧敏登上了电影世界的封面 ，更是被 当年的导演谢铁骊看中成为了当时电影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虽然可能从外形上来看唐慧敏并不是最像林黛玉的人， 但是唐慧敏通身的气质让人觉得她就是林黛玉 。

从年轻美到老的不老女神刘晓庆 ，年轻时就在80年代出演悬疑的动作片《神秘的大佛》，在剧中，她 以一袭蓝色旗袍搭配自己自带的书卷气息 ， 让当时无数的父辈人所向往 。

也许和当时其他的女明星相比，刘晓庆的面容并不是最优秀的，但她自带的气场一定是其中最足的。

他的一举一动带着其他演员所没有的自信 ， 这也让她成为了电影《火烧圆明园》等一系列讲述慈禧太后的影片的主角 ，从慈禧太后入宫之时，一直到最后垂帘听政，她演绎出来慈禧太后一生 情感 的变化， 这一系列影片的成功 ， 无疑是对他演技的肯定 。更是在86年成为挂历的首页人物，从此家喻户晓。

在成功塑造慈禧太后这个角色之后 ，他并没有局限在这类角色中而是另辟蹊径， 在电影芙蓉镇中饰演豆腐西施 ，更是凭借豆腐西施一战封神，获得了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伍宇娟原本就是科班出身 ，毕业之后，在86年选择出道，出道同年就参演了电影《难忘的中学生活》，同时，也因为在《疯狂的代价》中出色的表演受到了内地人民的一众好评。

但虽然塑造的角色广受好评，但是并没有 让他彻底走入内地观众心中。

而是在91年的台湾电视剧《雪山飞狐》中， 伍宇娟同时饰演袁银姑和袁紫衣两母女 ，母女之间不同的性格让伍宇娟饰演得非常饱满， 也让她的演技被众多观众所认可，也彻底打开了内地市场 。

当年 的伍宇娟曾经凭借自己的气质和演技被戏称作中戏五金花 ，不同于其他的杂志女明星，伍宇娟在现在还时常活跃在大屏幕上，《上阳赋》，《江山如此多娇》这些作品中都有她的身影。

我最开始认识周杰， 是因为在火烧圆明园中仅仅只出现几幕却让人记忆深刻的丽妃 ，在剧中，周洁所饰演的丽妃在容貌上完全不输刘晓庆饰演慈禧。

并在之后的垂帘听政中继续担任丽妃 ， 让观众们对这个出镜不多 ， 但却十分美貌的嫔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93年， 周洁出演了大电影杨贵妃 ， 也正是因为在这部电影中塑造的杨贵妃让周杰一下子成为了百花电影奖最佳女主角，风头正盛 ， 那时候的周洁频繁地出现在各大荧幕和各大杂志封面上 ，只要说起美女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周洁。

当然， 周洁的发展不仅仅在电影 ， 电视方面更是在舞蹈方面有着不俗的成就 ，就现在来说， 周杰在当时舞蹈界的地位和现在的杨丽萍差不多 ，甚至一度在春晚上成为领舞，但是在中国舞蹈演员的培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立了多所舞蹈学校，令人惋惜的是如此多才多艺的美人， 最终却香消玉殒 。

作为科班出身的于慧 ，在读大学时就已经被导演看中，出演了自己的电影， 在电视剧围城中所饰演的汪太太 ， 更是让观众记住了于慧 。

于慧的发展不仅限于一种类型的角色， 在尝试塑造农村妇女喜莲时出色的演技让她斩获金鸡奖和百花奖双料影后 ， 更是成为当时杂志的封面 。

结语：

80、90 年代所出现的女明星真是争奇斗艳 ，没有相似的面孔，没有相似的气质，每个人都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没有整容一说，原汁原味的样貌， 让他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 不仅作为杂志封面 ， 更甚至成为每家每户必备挂历上的女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