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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投稿

发布时间:2023-12-10 08:17

《文艺报》投稿

1.文艺报可以写负面文章的。
2.《文艺报》上世纪70年代末上大学时,在图书馆地下一层的过刊资料室翻过一遍。2001年,为写一本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书,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过刊资料室翻了一下,写“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早年记忆和这次翻阅的印象敷衍成章。

1986年底,我来北京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集评选”。当时评选组织工作,由《诗刊》编辑部组织,由评论家、该刊编委朱先树先生具体负责。朱老师邀请我和陈超、蒋维扬3个年轻人,作为评委会初选组成员与会,在此前,我与他没见过面,只是给他投过稿。评委会名誉主任为著名诗人艾青和臧克家,主任委员是著名诗人李瑛。评奖地点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堡的鲁迅文学院。

某日,北京的天空下起了薄雪,气温很低。下午,《文艺报》年轻记者老木和高洪波突然踏雪来访,我不记得他们是找陈超、维扬还是哪位,总之,我们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在房间里谈天论地,就算认识了。老木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到报社,高洪波由部队转业到此。老木因此前编有《朦胧诗选集》,在诗坛小有名气,况且他留着那个年代少见的长发,穿的衣服不怎么利落,脸似乎也没有洗干净,一幅艺术家落拓不羁的形象。那时候,文学艺术圈的一些年轻人好像愿意把自己捯饬成这副模样,可能是觉得先锋罢。洪波是内蒙古人,形象高大。整整一个下午,我们从诗坛逸闻谈到朦胧诗的艺术风格,也有一点争执,但主要还是为了诗歌,没有个人意气。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总的来说风气是很好的,没有利益利害之类的东西,即使有,也是比较隐蔽的,那是一种弥漫于整个文坛,对人们的思想和艺术观念影响很大的正能量的东西。

洪波和老木两位先生并没有把自己当做高高在上的《文艺报》记者,与我们几个外省青年不光聊得投机,彼此也很平等。很多年后,高洪波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有次在会议上偶尔碰到他,还说起那次风雪之中在鲁迅文学院聚谈的情景。那时,我和陈超刚刚从诗坛上冒出来,朱先树先生是我们的恩人,但每次与他见面,从里到外也没有受惠人的意味。朱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四川人,虽然来北京几十年,还是满口四川味儿的普通话。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的缘故,他虽然随和,但不议私事,只谈公务。总而言之,通过3位中国作家协会的老师,我亲身感知到了《文艺报》的平民性格,或者像刚才说的,这份报纸的人间性格。

我给《文艺报》写文章比较晚,大概是十几年前才陆续投稿。以前只是阅读,通过这个文坛风向标来了解文学的潮流和动态,当然80年代那几场比较大的争论和风波,确实也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眼球。跟报纸打交道日渐增多,可能是与最近两任的总编辑较熟有一点关系。但我给《文艺报》投寄文章,主要还是与具体的编辑有关,比如刘颋女士,还有行超等人。

给报纸写文章较晚,一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它崇高的文学地位,每次想到投稿,总有点忐忑的意思。另外一层原因,是我基本在文坛周围活动,跟文学现场批评有一点距离,虽然偶尔也会写一点评论文章。最后一个原因,是我对比较宏观带有总论性质的大文章一向心里没底。因为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没有材料攥在手里,积累到一定程度,很难下笔写东西。在一马平川的书桌上写这类文章,总感觉没有根据,理不出讨论线索,找不出文章主旨,因此最终也无法谈出自己的看法来。这主要是我个人的问题,与报纸无关。其实,对关心《文艺报》的作家来说,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他们不会无动于衷。如果涉及比较宏观的对当下文坛走向、趋势和潮流发表看法,相信不少人也会留意一二。我心里明白这个道理,但临到动笔写文章的时候,反而怯场了。

以上所写,是说《文艺报》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朋友,我将其看做是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人。虽然报纸承担着国家某些重大的责任,是当代文学界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然而在平时,尤其是跟文学创作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不光我本人,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毫无隐瞒地在《文艺报》举办的会议上直抒胸臆,或者在文章里直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与报纸的亲密关系。

70年的《文艺报》已载入史册,它已成为研究界竞相研究的对象。早有相关的博士论文问世,硕士和本科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随着时间的拉长,它本身的价值也在增长,人们不光会通读全部杂志报纸,仔细寻找当年的历史踪迹,而且会寻找它周边的相关人物和档案,以做这份报纸的史料补充。这座不断被开采的当代文学史的丰富矿藏,不仅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博物馆,而且也具有了与今天对话的功能。我们关注和研究它,一方面是我们有与它所携带的历史对话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也触摸到了它与今天对话的心灵律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了解《文艺报》历史的人都知道,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先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在文学界政治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出于职责,或亲自组织,或亲自撰文,批判过一些作家和作品,可能也伤过有些作家的感情。比如冯雪峰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对萧也牧后来命运的影响还是有的。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对他十七年主持该报纸的工作谈得不多,较多内容是记叙自己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蒙难的时候,作协的群众以及一些年轻干部,并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在他因为年纪大,干活或走路时总在泥泞的路上滑倒,或是生病期间,还曾得到群众的关心帮助,使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写这篇文章,我没查过相关文献,不知道冯雪峰落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是否会对当年伤害萧也牧,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丝的负疚感。我约略看过一点材料,知道每逢政治运动过去后,生活恢复正常,人们的关系又调回到过去的轨道上的时候,在《文艺报》上写文章批评人的作者,也会和被批评者坐在一起,或是聊天,或是聚在一起吃饭,似乎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曾发生。

历史就是这样。当时发生的时候,一副剑拔弩张的气势,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氛围。然而,当这些都成过眼烟云,尤其在岁月已远,很多故事被摆到研究者的文案上,也不过是一些没有生命的史料文献。大家反正都不认识,想怎么研究,怎么得出结论,都没有心理负担。然而,当我们仔细触摸当年的那些材料,比如《王蒙自传》,却不觉得它们是没有生命的,它们似乎还在呼吸,就在我们身边呼吸,情绪的波动、思想的激烈斗争、整夜无眠的痛苦、人际关系的反反复复,等等,仿佛在一夕之间就都复活了。就像我们自己曾亲身经历过那些事一般。

说研究者在埋头工作的时候,既不是冷血地对待历史材料,对待当事人的忧虑和苦闷,带着一副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姿态,有时候也会被触动,无非是要表明,这家著名报纸的人间性格。某种意义上,它除了高大上的严肃性、政策性,在当代史中还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我研究那些材料,与我当年在薄雪之中的鲁迅文学院,和老木、洪波先生等聊天,感觉是在一个历史层面的。宏大与具体、国家与个人、政策与生命,并不都是相互分离,井水不犯河水的,它们是一种彼此相融、互设界限、又经常不遵守界限的那种复杂的历史关系。

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报纸媒体,都有公家事和个人私谊这两个层面。只是研究公家事的学术成果,虽然在文学制度方面有独特贡献,然而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是片面的。但公开媒体也不是靠个人私谊能够支撑起来的,它心中装着天下,装着国家民族,有担当、有责任。更多的时候,它主要还是为后者服务的。否则,《文艺报》的巨大社会能量和历史价值也无从谈起。虽然张光年70年代在咸宁五七干校,他与一帮文人经历了一段艰苦屈辱的锻炼生活,然而,他从1976年起参与《人民文学》和《诗刊》的工作,每天操心费神,还经常如履薄冰,这些文字,仍然依稀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公家事意识是非常自觉和强烈的。他没有因为戴罪之身,没有因为那些帽子并未全部摘掉,就把国家大事置之身外。从中,让我们这些圈外人看到了文艺报社的同仁身上某些难得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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