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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5000字

发布时间:2023-12-12 02: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5000字

《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3]《新青年》六卷二号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沈传亮. 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23.

[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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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5000字(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平行的世界,文明的左右腿)
尽管我们知道狂热的欧洲人把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游记》视为“藏地密码“一样的藏宝图。尽管中国的朝廷也派了郑和这样的远洋船队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中东或更远的地方。甚至最近几年英国核潜艇船长孟席斯还出了本书《1412年:中国发现世界》[举起手来,把书传给就近的学生]认为中国人才是最早发现澳洲,北美。他自费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和海港,深入海岬、珊瑚礁、偏僻的海滩和海岛。很遗憾这个事情被大多数中国专家给否定了,否定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国内专家可能连12个国家都没有到过。
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欧亚大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按照现在时髦的提法宇宙是平行的,我和你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平行的,我们中国人和欧洲人在那个时候也是平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直到我走进这里。我们的世界才有了一点但是也是巨大的变化。
接下来我还是真诚的希望能让大家在接受中国沉沦80年这个残酷事实之前,认认真真和我一起回顾中国光辉历史。
现在有个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崛起”, 我最早听到是中学时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小时候的事情。印象中很感动,但是发现感动的人往往只有那么一瞬间火花。我在这里倒是中肯的希望特别是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学时代不要光惦记着自己的嘴有没有崛起来,那是不靠谱的。更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撅起来。可以拍着胸脯对大家自豪的说中国沉沦了80年,但是之前崛起的可能是800年
有没有朋友认为更久的? 800年一次,800年二次……三次。
800年,有没有搞错,如果错,那肯定是800之前少了个1字。公元40年,对,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就站起来了。你们还别不信,先看下证据 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个汉朝的边关在哪里,参考第二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话是应该不假,不过也不完全对,在汉朝强盛的时候,国门不在玉门,而在更西面更北面。汉朝的将军们一直在西域大漠大有作为,赶跑了匈奴单于,单于的后代还是单于,不过有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匈奴王,欧洲人管他叫上帝之鞭,中国皇帝是鞭长莫及,不过罗马的皇帝(那时候是教皇)头很大,年年被勒索。这位匈奴王阿提拉带着匈奴蛮族打到了罗马城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远亲“匈牙利民族”。这为老表的旁系也不简单,西突厥进化了奥斯曼帝国,唐朝的军队歼灭了东西突厥,剩下一撮西突厥人撒开了腿丫子跑到土耳其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就这么招,一对中国拆迁户的远亲长期在欧亚结合部横行,欧洲人他们打,他们自己也打。玩命啊。
可以这么说强盛时期的中原儿女文治武功那是杠杠的。被打的满地找牙的游牧民族要么被中原农耕民族吸收同化,从北魏孝文帝,到后面精通汉文化的乾隆。不被同化的游牧民族要么跑到境外自立为王,欧洲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都是悲催的可以啊。请注意我们刚才这些表述中提到了历史的一种载体:唐诗。就成就而言。唐诗深深影响了日本的俳句、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地方。那么唐诗只是中华软实力的一种标志,就像现在汽车界中法拉利对于F1的影响力。
唐诗除外还有哪些文化软实力呢。注意看课本上提到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注意下三大少数民族史诗分别是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

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讨论有过一次谈话。黄说:我实在不懂,但是我希望能够,中国的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都出现这样的循环,我认为这叫周期律,为什么一个朝代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就会完蛋,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出来,刚开始又很好,结果又会完蛋呢?
这个谈话涉及到很多内容。但是毫无疑问面对这种困惑,我相信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简单理由——土地兼并。
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贵族可以算的上是皇帝的长工或者是佃户。贵族,官僚通过功勋依附在皇权庇护下获得一定的土地。剩下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拥有少量的土地,通过赋税提供给皇室来外来养家糊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官僚获得更多的土地,自耕农渐渐消失。皇室和贵族们之间的矛盾凸显。因为国家的财富总量中大部分来源自耕农的赋税。这时候要么自耕农集体造反取代皇室,要么是贵族中的实力派取代皇帝成为新的统治者。前者有西汉刘邦、明朝朱元璋。后者有杨坚隋朝、唐朝李渊,宋朝赵匡胤,。而北方游牧民族取代中原王朝可以看作为境内外贵族实力派的妥协。北魏、金、元、清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主都依靠大量汉族地主官僚和武装扩大其统治基础。
从上面看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皇帝,其实社会阶层相对的稳定,皇帝,官僚,老百姓。维系三者的就是土地。小农经济就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集中反映。有人问元朝,清朝不是有强烈的民族阶级矛盾么?熟悉杭州的本地人都知道城里西湖边上以前有很大一块地旗营。以现在的城区版图来看旗营防城的范围,东面临中山中路,南边至开元路,西面是湖滨,北为法院路住的都是满族人,汉族人士免进。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种族压迫政策。实际上,元朝中蒙古人做奴隶的,杭州破产的满族人给汉族有钱人做丫鬟侍妾的也比比皆是。胡雪岩的十二房姨太太中就满族姑娘就占了好几个。
话说回来,除了小农经济发达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外,封建社会政治的一系列政策也是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巩固多民族统一,好处在于中国避免了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坏处就在于缺少了生机活力。科举取士,重文轻商大家都是明白的。可更要命的是户籍制度的严厉.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子承父业。那皇帝的儿子继续做皇帝。老百姓也就认了,可是老百姓的儿子要是想做个什么事业。得,还得掂量掂量。
中国古代社会从存在之始,就开始不断地建立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从宗法分封、世卿世禄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元朝四民的严格划分,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性。
明朝的“宪法”《大明律》有这样的记录“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这个打屁股在座的男生有淘气的时候可能受到家里类似的惩戒。不过在那个时候却是一门技术活“明朝施行廷杖的人员用假人做训练,简单说假人里面有纸,纸里包着砖”合格的标准是:把砖打碎了纸不能损伤。
之所以提到这里材料,其实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在本书的一些地方还会提到这个段话中一个关键词:家长。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家长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参见课本对于宗族家长制的解释。尤其注意在王朝不同时期以及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影响。
宗族家长制的影响力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相当于习惯法(相对于成文法)。现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一句话:家法伺候,或者祠堂宗族大会。家法相对国家法律而言即为私法,由于利益的大小,血缘亲疏关系。这种私法往往变成为徇私枉法的缩写。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老公死了,孩子也没有了。但是她就没有了在老公家庇护和生存的权力。“到了秋天,大伯来收屋。”她就无依无靠的只有去当有钱人家的仆役。
宗族家长制来源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自然而谈会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这个儒家不是我们城里面那个亲民的酒店,“如家酒店”,这个和亲民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大家对于儒家的印象应该还不错。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以及我们这本书后面提到的曾国藩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其实早期的儒家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被太平军称呼为曾剃头。这里还要顺便插一句中国有剃头将军,不过日本还有个更狠毒人家的外号也是这个,とうじょう ひでき,谁呢就是二战中屠杀中国人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还会领教这两人的事迹。
再来说说儒教思想在清末之后的主要影响。主要是洋务运动,主要保守的顽固派,提倡的“夷夏之防”。到了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新学”,也是一种策略坚持传统的思想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减少阻力。实际上儒教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包括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种思想可以让国人又爱又恨。
总的来说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对于这个解释,个人倾向于引用下面的标题。
叶的坠落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势崛起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困境?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时候主要是英、法,普鲁士这些国家。最主要的还是英国。英伦三岛在鸦片战争前是什么样的?相信大家也挺好奇。我们从吃的开始说吧。
18世纪,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无产者),: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康乾盛世中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
1814年英国等盟国打败了拿破仑。1824年英国入侵缅甸。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增加新兴城市选区,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
也就是在1840年之前:英国军队的技战术和装备近代化显著,英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英国迎来了一个女强人时代。这些因素都是英国国力强盛的内容和显著特征。
从生活方式,物质生产再到法律制度,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近代化。而中国即便遭受了鸦片战争之后。还在纠结着学不学西方,学西方的技术还是法律制度。这一耽误一直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来到才结束了争论。而对于帝王的迷恋直到袁世凯复辟(1916年)的结束才告一段落。距1840年已经过去了整整67年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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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 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
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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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纲要》
  ——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关键词:鸦片战争 十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求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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