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理论与实务方向论文

行政法理论与实务方向论文

就用下边论文的格式
[摘要]

[关键词]

一、行政主体的概念

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分析
三、我国行政主体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四、我国行政主体的改革设想
。
[参考文献]
[1] 江永清．《行政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5-51页
[2] 江永清．《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63-82页
[3] 徐继敏．《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6年：109-133页
[4] 马怀德．《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26-48页
[5] 皮纯协．《行政处罚法原理与运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94-107页
[6] 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年：94-106页
[7]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92-117页
[8] 雷新华．《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监督》载《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页
[9] 庞京城．《论行政监督》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32-34页
[10] 石东坡 《论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完善》载《云南行政学院报》．2001年，第1期：45-46页
[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春萍老师的精心指导，刘老师从开题的论证直到最后论文的撰写都给予了特别细致、耐心的指导，使本人得以顺利的完成此论文。在次，我对刘老师在次论文撰写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行政法的核心论文

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

作者：罗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

一、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权为核心够建理论体系

传统的行政法学都是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战前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以及旧中国等，他们的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权。这集中表现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架构上结构方面。传统行政法学的结构主要由有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行政组织法。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存在差别，运行机能也不尽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与行政权有关，都是作为行政权的载体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为法，都是有关行政权运作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济法。行政机关要为其权力的行使承担责任，给受损害的公民提供赔偿。总的说来，在历史上大陆行政法系国家强调以行政法为工具来保障行政权有效地行使，强调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传统行政法理论体系，主要也是三个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三部分内容构成。这三个部分内容体现的中心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委任立法是通过立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权，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体系还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来构建，强调控权，不重视相对方应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过关于行政法性质、功能的争论，提出了控权、保权以及既要控权又要保权的三种理论观点。由于当时行政法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又急于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便大量地从日本和我国台湾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则甚至理论框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制定行政诉讼法作理论准备，我国行政法学阶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一场关于行政法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争论。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场学术争论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争论并不深入的立法宗旨，与这一阶段理论争论有密切的关联。

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实践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总结。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以行政权为核心构建行政诉讼制度，、强调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个行政法制、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来看，其视角比较狭窄，思路比较短浅，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比较突出，认识到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难以揭示行政法内在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预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事实上，二战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其行政法理论也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理论，也在不断探讨2。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行政法的核心问题。

二、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

当前，理论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我们认为，应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以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应该说在当前的理论界争议并不大，共识程度比较高。行政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关的概念结成一定关系，才有其实质意义。在行政法上，行政权与公民权是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对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目标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式。

第一种理论认为行政主体和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把公民置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张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维护行政特权。以这样的原则来构建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管理理论”。第二种理论强调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主张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控制行政权，认为只有行政权受到严格控制，公民权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点是突出监督行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控权理论”。第一种理论曾主要流行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苏联等，第二种理论主要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学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在体系、方法、原则、规范，还是行政法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借鉴，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行政法理论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种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我们认为，行政法关系的各方主体都是能动的，扩张的，又有两重性。双方既对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发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对双方主体既要加以制约，又要加以激励。当然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我们应该重点强调制约行政权。行政主体应维护和增进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特别要通过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我们的理论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构建行政法理论体系，至少有三种模式。这些模式在价值取向、目标、规范体系、制度体系的设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别3。

三、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见与价值

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是否还存在别的研究视角？是否还有别的研究范式，或者别的理论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现象纷繁复杂，并在发展之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现多样化，理论模式决不会是单一的。何种理论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时间的考验。

但是，我们认为，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独特的创见和价值特点:

（一）平衡理论为建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良性互动构筑重要平台提供理论支持。

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领域十分广泛，具体关系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但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范围将日益缩小，而以协商、引导等方式实施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为将大量增加。激励性规则的引进，将极大地改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保证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从我国宪法上看，这个问题早已明确。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主体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主体地位平等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我国当前转型的社会形态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对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其次，要调整行政主体的职能，改革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第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增强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尽量发挥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处于动态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论为调整行政法权利（权力）结构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在行政法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行政主体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最优化的平衡状态是相对的，不平衡状态则是绝对的。平衡理论不仅在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同时非常注重对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张构建调整权利结构的机制，明确评价权利结构平衡与失衡状态的标准，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对影响权利结构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整，以维护和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

平衡理论认为，有效的机制是发展和维持一种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调整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是无法在运作中发挥现实作用。因此，行政法学不但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研究，还要研究相应的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作，实现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机制的构建上，应当特别注重对激励机制的研究。建立激励机制是现代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现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这些机制的构建与权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设置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对等关系。

平衡理论首次揭示行政法关系的本质特征，认为行政法关系中的每一个具体关系都是不对等的。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4不对等关系是行政法关系不同于私法领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在行政法关系中，一定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于所有的不对等关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于不同性质的不对等关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关系。

平衡理论对行政法中不对等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行政法在权利义务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们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关系的形成过程的同时，要研究正向不对等关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等非强制行政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不等关系的特征和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反向不对等关系等等相关问题。

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对等程度的区别，具体法律关系的不对等与行政法关系平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制度构建之间关系。把不对等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安排相结合，改善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结构。

（四）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质。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构对于建立和维持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行政程序性质的研究和探索至关重要。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程序规范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既可以是权利性规范也可以是义务性规范。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主张，集中体现了不同的程序性价值取向。这种观念阻碍了行政程序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设。平平衡理论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为行政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并根据双方的情势，认为把行政程序法应重点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应为其设定更多的规范界定为义务性规范。，但不同的行政行为其适用的程序的性质应有所不同，行政相对方亦应遵守必要的义务性规范。是对行政程序理论的重要变革。

平衡理论认为，义务性的行政程序规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义务性规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行政行为对相对方权利的影响程度。但行政程序不应是越复杂越好，越严格越好，而是要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对于严重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等，应当设置严格的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对于不会严重影响或者不会直接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建议行为等，应当设置相对宽松的行政程序，要给行政机关积极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留有余地。

（五）平衡理论有利于行政法方法的创新和引进。

促使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进行良性互动、进而调整权利结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平衡理论主张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实现权利义务的均衡化。这有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引进。除了传统的历史、比较、逻辑等方法外，平衡理论更多地运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机制和规范。

在某种程度上讲，行政立法是一个通过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体和相对各方达成共识或达成一定的共识，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和政策的过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在既有的规则（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内的博奕过程。平衡理论为引进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行政机关和相向对方的动态矛盾，为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构建提供实证依据。博奕方法的引进，有利于促进作为博奕规则的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开，并有利于优质的行政对策的产生和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对于揭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也有重要意义。

由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审查案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利益平衡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畴不仅体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状态，同时也体现一种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审视行政法主体之间博弈是否符合原则和规则的重要方法，同时，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正在司法审查的各个领域受到重视并得到不断运用。

（六）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关于行政法的功能问题，理论界历来争议很大。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平面思维转换到立体思维，可以认识到行政法应当为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良性互动的构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首先，行政法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5这种利益主张表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个政治过程，但更多的应当体现为一个行政过程，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其次，行政法还应当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合理的利益主张的实现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这是一个权利补救的问题，即当相对方的合理利益主张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获得实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候，提供应当有一个后续的制度和机制作为权利补救的保证。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应当具有为行政法主体利益主张得到代表并得以实现的功能，还应当具有保护行政法主体利益以外的权利的主张和实现协调发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应当简单的界定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保护公民权利，我们需要通过对行政过程的研究，揭示现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并为行政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尽管平衡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方行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平衡理论是一种开放式的理论，自身也正在不断的完善。理论模式的变化，会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则、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整体把握。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研究，主张现阶段要强调提升行政相对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职能，调整行政权力，综合利用相关因素，逐步实现权利（力）结构动态平衡、实现利益均衡、实现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张整合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调整规范体系，形成统一、有机、协调的行政法律制度；强调制约与激励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行政法机制；主张行政程序重点制约“硬性行政行为”，对“软性行政行为”，则重绩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则；主张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行使，促进其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一种合而不同、和谐的行政法制环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决策过程中，通过各方反复博弈，形成广泛共识，并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坚持行政法治原则支配整个行政过程，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均衡化；等等。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并已历时十余年。本书作者是参与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一员，为行政法平衡理论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书以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式为切入点，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对行政与法律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阐释，对中国的行政法理论状态提出不少建设性批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论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创见。本书作者作为一名法官，对基础理论的实践运用价值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对于推动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机制，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理事长。

2 可参见：（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与行政》）一书中关于行政法的“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的论述；[日]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一书中关于“对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法体系一直在传统的行政法中占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和批评，不断主张建立新的方法”（第12页）的论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3 关于行政法的三种理论模式，即“管理理论”、“控权理论”和平衡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我曾在一些论著中论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关论著可以参考。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5 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认为，“历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终是限制政府权利以保护私人自治权”，然而，由于积极行政的出现，公民的参与，“私人行为和政府活动截然两分的领域已经融合在一起”。这个设想就不再是一个适当的模式了，外部对政府控制的原则已“无济于事了”。他更认为，“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197页。

30分求小论文：《结合工作实际，谈谈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论 行 政 公 开 原 则

一
当今世界各国的行政法没有把行政法基本原则以法
律条文集中加以规定的，而是靠学者们从行政法律规范、
行政法治的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由于人们的认识不
一致，各国形成了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同的看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大法系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
呈现出其历史发展的区别，同时在现代行政法治的发
展过程又呈现出互相借鉴的新趋势。
在法国，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
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的发展，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
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被当作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在
德国，随着法治国思想的发轫及其从形式意义的法治
国思想向现代实质意义的法治国思想的演进，形成了
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两国的行政
法基本原则代表了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在英国，基于普通法传统中的法治原理和“自然正
义原则”，发展出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
则和自然公正原则三项行政法基本原则；在美国，基于
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规定，直接形成了行政法上的
正当程序原则，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行政公开原则
与前述原则一起作为美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p48-50)美
国1966年修改《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
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
政府法》，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从而确定了行政公
开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二
WTO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大法系在法律理念
上相互靠近的国际表现。而执行其相关规定的主要任务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各国的国内行政法，从而对
国内行政法提出了新的要求。WTO协议将加快协调各国
行政法理念的变革，形成一套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
型政府的行为规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行政
公开的理念，要求政府行为公开化、透明化，以便公众监
督，以消除腐败。行政公开成为政府的基本要求。行政公
开原则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是当今各国行政法发展的
又一重要方向。正如边沁所说“没有公开性，其他一切都
无能为力，与公开性相比，其他都是小巫见大巫”。[2](p443)
行政公开原则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法律意义。行政公开
原则被确立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就是应了这一变化趋
势，是现代行政法原则谱系发生的重要变动。
然而，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无论在学理还是在
立法上都未能形成共识。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法上的
基本原则的地位未能得到确立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
面。我国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在行政
公开原则问题上形成了两类观点：⑴形式化的行政公开
观念；⑵实质的行政公开观念。前者认为行政公开原则
只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不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并提出了反对行政公开原则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
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法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
原则在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包含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
原则、民主与效率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制约原则、
行政责任原则，为了防止行政法基本原则过多、分散，不
宜把行政公开原则视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二是行政公开
的本质是通过一种公开的程序实施对行政权的制约，具
有程序法的意义，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
与行政法基本原则是上下位阶的关系。[3]对此笔者不能
苟同。首先，从行政法原则谱系和结构看，行政法基本
原则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强制性、包容性。基本原则的
相对稳定，并非不发生变动，基本原则的包容性允许基
本原则发生一定的演变。尽管这种变化基于法律弹性
的需要，但主要是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环境的变
化。任何法律应“为社会生活之常，固不可轻言改变，苟
社会生活情况有变，亦不能期其不变。”[4]行政法原则谱
系及其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那么，第一个理由中的包含
关系或者叫结构就不会永不变易，以此论断行政公开原
则不能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最多也只是静态的语义学
结论，不能最终说明行政公开原则的地位。第二个理由
说行政公开原则似乎仅仅具备程序法律意义，但好像与
行政公开产生的历史不相符合。行政公开是与公众信息
权一起产生的，而且在行政公开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
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组织时代）行政公开不仅成为行
政程序法的原则，更是行政实体法的原则，从而涵盖整
个行政法的立法与实践的全过程。行政公开在20世纪
60-70年代起成为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行政公开原则在美国得以逐步确立为独立的行政法基
本原则。在特别强调正当程序的美国，正是由于正当程序观念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行政公开原则才得以演变
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美国行政法认为“行政公开是指个
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
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5](p953)
从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行政
法基本原则既是对行政法的要求，也是对行政行为的
要求。与其说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概括总结的缺陷，不
如说其视角或者方法的缺陷。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
史发展来看，东西方在方法上的一个可供借鉴的共同
点，那就是从生动的行政法治实践中去加以归纳和总
结。行政公开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前
述我国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论述对于行政公开
未能予以充分重视，导致对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基
本原则的问题上未能正确地认识其地位。即有关我国
行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看法未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三
法律原则植根于社会生活中，只能被发现，而不能
被创造。我们在说明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
之前，我们应当从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去
寻找答案。
行政公开反映出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的基本诉
求。行政公开体现着现代行政发展过程中的对政府的
基本要求，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治更是加剧行政公开
的发展。开放型的政府必然把行政公开当作对自己的
一个重要的基本要求。如日本政府把“建立对国民开放
的和值得信赖的行政”作为自己的目标。行政公开是现
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带根本性“权威出发点”。所以“，当
代各国行政法几乎都强调行政公开”（应松年语）。[6](p197)
世界各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表明，行政公开原则已经或
正在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鉴于行政公开原则
的重要性和行政公开的现代行政法治的潮流，我国也
有不少学者把行政公开原则总结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
原则之一。但也有学者明确反对行政公开原则成为行
政法基本原则，并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更适宜于出现在
行政程序法这一层面”，不宜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我
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应当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
不仅仅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四
关于行政公开原则的概念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下列
看法：⑴行政公开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
时，应当通过一定的制度让有利害关系的相对人了解
有关情况的制度。公开原则是行政公开在行政程序中
的体现，是公民参政议政权的表现和延伸。[7]⑵行政公
开是指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
和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公众知悉。[8](p172-173)⑶行政公开
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除涉及到国家机密、个人
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与行政
职权有关的事项。[9]⑷行政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中，除依法保密的事项外，应将行
政事务通过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布，或者向利害关系人公
开说明背景、条件、原因和理由，听取其意见并予以答
复。这些观点尽管有的出现在行政程序法原则的论述
中，但都没有否认行政公开原则还具有实体法原则的意
蕴。它们共同的不足是忽视了行政法律关系中重要的相
对人主体地位，没有反映我国现代行政法治发展中出现
的行政法权利（力）结构趋向平衡的发展趋势（罗豪才）。
行政公开作为行政现象最早是从政府情报公开发
端。具体始于瑞典1776年制定《出版自由法》规定的关
于官方文件的公开性。后来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实践
使得公开的内容突破了新闻报道的范围，发展为行政
领域带普遍性的行政行为的公开。由于经济全球化、法
律全球化等国际化趋势，行政公开发展为对于政府的
普遍性要求，并进而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
行政公开原则的内容：从各国有关部门行政公开
原则的法律规定来看，大致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公开
原则意味着行政机关拥有的某些公民的个人资料，都
应该无条件地向本人公开，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第
二，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
方面的信息，回答有关咨询，以便于公民参加经济和社
会活动，为此，政府必须创造各种条件。第三，凡是政府
颁布的一切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正
式公布，未经公布的文件无效。第四，凡是要求公民承
担的义务，包括公民在提出各种申请时应具备的条件、
名次都必须全部具体列举公布、通知。第五，凡是涉及
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定，必须公布或通知；涉及
个人隐私的，应事先告知本人，等等。[10](p197-19（8)应松年）
这些权威性论述，告诉我们行政公开原则在逐步走向
实质法治的现代社会里已经不仅仅体现在行政程序法
里面，更应成为对行政实体法的基本要求。行政公开最
初是适应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要求的，而知情权却是包
含着丰富的实体性要求的。如果行政公开原则仅仅是
程序性要求的话，那么知情权的法治化则仅仅是半法
治的。现代参与型行政要求行政公开应当是具有实体
法意义的公开，否则，参与是无法完整实现的。按照我
国通行的关于基本原则的判定标准，行政公开原则就
具备了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贯穿性和指导性。社会发
展对行政运行产生了普遍的行政公开的要求，这一要
求是行政法原则谱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动力，行政公开
原则成长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就成为历史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