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东南亚的税收论文

中国和东南亚的税收论文

　　企业所得税法两税改革与合并的探讨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实行的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既不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又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规范。在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存在的诸多差异，指出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并存的弊端，从而提出统一两个所得税法的设想，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必要性。为此针对企业所得税的合并的原则和方式进行了探讨，并最后就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具体核心内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税合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一套企业所得税法法律体制也建立起来了。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根据纳税主体的不同，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确立了企业所得税（应该说是狭义的说法，只适应内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简称为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两种法律体制并行的局面。这二部企业所得税法制度已不能符合现代企业所得税法的前进方向,故本文拟就两税改革与合并的相关问题谈一谈自己的初浅看法
　　第一章 企业所得税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1.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历史发展

　　解放初期，在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只剩下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国有企业实行利润上交的制度。集体企业依1950年政府颁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在1958年的税制改革后称为“工商所得税”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实行对外开放。1984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标志着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初步规范下来。1985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城乡集体企业取得了的生产经营收入和其它所得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而相应的私营企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了正确引导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务院于1988年6月发布了《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自此，我国的内资企业以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种企业所得税并行的体制确定下来了。

　　而在外资企业所得税的领域中，在实行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包括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国家也相应的颁布了二部法律，一是1980年9月10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初步确定了涉外企业的所得税法体系。

　　1.2、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

　　内资企业所得税三税并立的格局，形成了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法却存在着这么多所得税制度，为了统一企业的所得税法律制度，解决我国国内企业所得税存在的矛盾，国务院决定对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改革，并于1993年11月26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并废止了原来的内资企业的所得税法律。这样我国各种内资企业所得税开始走上了统一的道路，使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涉外税制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对外资引入的不断扩大，原有的两个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在很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及立法中的不足之处日益显现出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在总结前两部涉外税法实行10年来的问题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1991年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于7月1日实行。

　　至此，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适应内资企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适应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为基本法的两税并行的局面。

　　这二部企业所得税法体系为我国的税收征缴和管理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是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征纳的基石和准绳。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而制定的，是为我国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基本规律。内资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实施以来，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陆续推出一系列相适应的实施办法和补充规定，解决和完善现行的征纳税和税收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为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征纳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同样，适应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所得税法在实践中不断也得到了完善和、改进与创新。针对我国各地方出现的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程度与深度的逐步加深，各地方政府也以这一法律体系为基础，也形成了自己一套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所得税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为涉外企业缴纳所得税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为了吸引外资，各地方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总之，这二套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为我国税收产生了巨大作用。

　　第二章 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差异

　　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法，除对统一扣除项目，如成本、费用、损失、税金允许税前扣除外，其他各项规定均有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纳税义务人规定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凡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者组织都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则以在我国境内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为纳税人，是按照属人和属地管辖权所作的规定，并不强调以“独立核算’为标准来确定纳税义务人。

　　第二，税率高低不同。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 %，外资企业所得税被分解为30%的企业所得税和3%的地方所得税，前者归属于中央财政，后者归属地方财政，并由其决定征收或减免。目前各地政府为吸引外资，一般均暂免征收地方所得税。内资企业所得税本着照顾中小企业的原则，还设置好二档照顾税率。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儿(含3万)以下的，暂按18%的税率执行，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10万儿(含10万)的企业，暂按27%的税率执行。外资企业所得税主要本着地区优惠的原则，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可依法享受15%和24%的优惠税率。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中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分内、外资分立的两套制度，税前列支标准和税收优惠不一致。外资企业平均负担率为11%，内资企业平均负担率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2]。

　　第三，计税依据不同。在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中，如在工资和福利费列支、捐赠列支、业务招待费、坏账准备提取比例等，内资企业明显严格于外资企业。对企业资产税务处理，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前应估计的净值比例，内资企业为固定资产的原价的5%以内，外资企业为不低于原价的10%[3]。对于向非金融机构的利息扣除，内资企业只能扣除和同类同期金融机构利率内予以扣除；而外资企业，只要提供证明文件，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后同意后，准予列支。

　　第四，税收优惠政策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远远高于内资企业，主要是对特定行业、项目的定期减税、免税。如对生产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给予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对特定地区和产业项目降低税率纳税，如设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14%的税率;对再投资退税的税收优惠，外国投资者将利润再投资返还40%的己征税款。外资企业购进的国产设备，设备40%的原值可以在税额中予以扣除，等等。

　　第三章 企业所得税法改革与合并的必要性

　　3.1、经济全球化的需求。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飞速发展。而经济的全球化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步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地区，只有不断的使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要求，才能使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融入国际经济潮流，分享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使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得到更快速的发展。而我国的改革开放也预示着我国开始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拥抱世界，接受这一浪潮带来的改变。中国出现外资经济，在外资经济所得税法上，产生了涉外企业的所得税法体系。纵观各国的企业所得税法，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法，都是以一税法体系出现的，也就是说，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各国立法方向和趋势。中国是否融入到这股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中的浪潮中来呢？

　　3.2、履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加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又一里程碑的事件。中国的入世也意味着中国已成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程中，并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员。为了履行WTO的涉税规则和义务，中国的税法制度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从而与各国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协调达到尽可能的完美。在各国的经济活动日益密切的今天，对企业所得的纳税成为各个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税收法律的不协调，必将导致各国税收的冲突，通常表现了国际重复纳税。所以改革当今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也是我国履行WTO的规则的行为。我国加入WTO后，税收制度与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样，面临着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迫切需要根据WTO规则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改革与完善，以利涉及税收的资本流动、人员流动、物资及信息流动能符合国际通行规则，更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WTO涉税规则包括：最惠国待遇要求，国民待遇要求，反补贴要求，统一性要求，透明度要求等[4]。根据WTO的最基本规则-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俗称内外无差别原则，指缔约国双方相互承担义务，保证一方公民、企业在另一方的领土上享有与本国公民、企业同等的待遇。它体现了平等的、非歧视的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提供了确切的、可比照的待遇标准，并使外国人与本国人在同等的经济条件下竞争和取得利益。实际上往往存在着两种不平等的现象:次国民待遇和超国民待遇。引起争论比较大的是前者，我国有关部门也正在着力解决外国公民、企业在我国的次国民待遇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超国民待遇问题。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就是一种超国民待遇，这在我国引进外资的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的不统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在当前形势下，按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改革，制定统一的所得税法，与国际接轨，显得尤为重要。

　　3.3、税收新理念促使税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中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说包办了一切的事情，同时也出现很多权限漏洞。政府的财政职能是长期“缺位”或者是“越位”，而建立公共财政需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公共财政框架下的税收理念只有建立新的公共财政，树立全新的税收理念才能进行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新理念需要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必将对现实的税收管理产生作用。税收新理念在产生以来就迫切需要运用到现实实践中来.伴随着一系列的企业所得税法上新理念的出现,企业所得税法也将做出一系列的改动.在莫良元等人著的《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制度创新》中把这一新的税收理念表述为：征税之道在于公正，纳税之道在于公平，用税之道在于公开[5]。不错，当今的政府已不在是位于万民之上了，而是为民众服务的。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应该保持公开、透明和公正。同样的，企业的所得税法作为税收管理的准则，也应该坚持这“三公”。这样的理念已逐渐在民众中扎下了根，他们也急切这些新的思想运用到企业所得税法中。同时，当今企业所得税法的发展思想就是二税统一为一个实体法，而在国外，已早已得到了实现，表现出来的优越性也是现在中国二种企业所得税体系所不可比拟的。于是，企业所得税法也到了应该作调整的到时候了，但到底怎么改革是统一还是其它办法，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3.4、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导致竞争的不平等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都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的，是以当时的背景下的企业所得税问题进行的规定的。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所得税征纳和管理已发生了巨大变法，有些法规现在已显得不是那么的合理。就税制而言，判断税制的优劣，理论上有两个基本标准，即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6]，但是在实践中上述标准很难计量。因此在实践中通常是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综合评价，一是现行税制能否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一是税收收入能否满足政府的需要。特别是内外资两种企业的所得税纳缴的巨大不同，这种不同是建立在法律主体上的不平等。针对不同的法律主体制定不对的制度，这是现代法律观念中的最不平等的。

　　由于名种优惠政策的存在，内外资企业的税负明显不平衡。外资企业中的优惠政策是内资企业所无法享受到了。而内资企业在国内不成文的优惠，也是外商所无法得到的。这些法律上的平等，必将导致竞争上的不平等，使得国内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削弱了竞争力，无法与相同水平下的外资竞争，而外资在中国的市场也受地方保持主义的影响。

　　第四章 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具体内容探讨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具体包括“四个统一”:一是统一纳税人，以法人的独立核算为纳税人，以解决日前企业所得税征管中总公司与分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纳税主体难以界定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使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界限更加分明。二是统一税率，降低税负。三是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取消针对主体的优惠，把优惠的方针统一到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地区性优惠为辅的优惠政策上来。四是统一税基，包括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统一资产的税务处理。工资、捐赠、利息费用支出、呆账与坏账准备金的提取等方面的税务处理都要统一；固定资产折旧方式、股票发行溢价、股息和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都要更加规范。下面让我国来设想一下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各个具体内容。

　　5.1、税法名称和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内资企业称为企业所得税法，而外资企业称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很明显，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企业所得税，按一般理解和国际上的惯例，应该包括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二部法律。

　　合并后的两税是否也应该叫“企业所得税法”呢？“企业所得税”无法涵盖从事营利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若以“公司”又将缩小主体范围，二种公司形态以外的组织形式都会被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以《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中民事法律主体的规定为依据，界定“法人”作为基本纳税单位，并兼用注册登记标准和住所标准认定居民法人和非居民法人。对按我国法律成立和住所设在我国境内的法人，认定为中国居民法人，对其来源于我国境内外的全部所得课税否则为非居民法人，仅对其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课税。而对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视同“自然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行法人所得税，使纳税主体一日了然。“法人所得税”能很好的与我国建立的法律系统的企业形态相衔接，并且与国际上通用的叫法相接轨，有利于简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过程。且“法人”理论在国外经过200多年的了展已很成熟了。但法人的说法也会涉及到非盈利的单位部门，如政府机关，如果对这些法人征收企业所得税，那么显然是不正确的。

　　5.2、税率设定

　　现行税率，内资企业有三档，外资企业有一档.由于过多的税率优惠政策,容易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的较大差距。据测算，内资企业所得税实际负担率为25 %左右，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为15%左右[9]。这种税率的设置，不仅使外商投资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过大，也使内外资企业间的适用税率差距较大，不利于公平竞争。

　　第二，同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区而适用不同的税率，一是使同行业企业间税负不平等;二是未能鼓励外资流向经济不发达地区。

　　第三，内资企业所得税为照顾小企业设置的27%和18%两档优惠税率，存在着因转换级次而额外增大税负的矛盾。

　　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的税率设计，目前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税率水平的确定;二是税率形式的选择。税率水平的确定，体现了征税的深度，表明了财政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负担能力;税率形式的选择，体现了征税的目的，实质是对公平与效率原则的选择。

　　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也就是说,流转税已在所得税前进行了调节,取得了绝大部分税收收入,因此所得税率不应设计的太高。 确定合理的税率，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核心问题。本着鼓励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同国际惯例接轨，应保持税率相对稳定的原则。在设定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时，我们应该考虑几下几个因素：

　　第一，从现实国情出发，保持现行的政策的连续性和前瞻性。应该说，我国现行的内资企业的目前的实际负担还是比较合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关不大。暂行保留对外资企业的部分引导性的优惠政策，明确过度的期限。使总体税负在短期不会有过大的增减。

　　第二，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保证所得税的收入水平。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们所得税收入的比重大约保持在20%左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5%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9.4%的平均水平。

　　第三，保持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税率相当或略低水平。不应与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差别太大。从我国周边的同家来看，企业所得税最高的印度，最低的是我国的香港16.5%，其它国家如日本，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和新加波和30%上下。西文发达国家的税率大多在30%-40%之间，如英国为33%，美国为34%，法国为33.3%，西班牙为36%[10]。从世界税制发展的均势看，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必然趋势。

　　在考虑各个同家的税率基础上,尤其考虑与周边国家的税率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同时还应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财政与企业的承受能力,然后再考虑我国的税制结构.因此笔者认为总体负担税率应不超过25%为宜。

　　就设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形式上面，有二种形式可以选择：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具有收入弹性大的优点，在稳定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方面的调控功能较强，符合“量能课征”的税收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作用。累进税率也可以有效地体现出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照顾扶持精神。比例税率具有三个优点:一是课征简便易行，可以减少征管漏洞;二是透明度高，税收负担水平清楚明确，便于分析，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率;三是比较公平，有利于企业在平等的税收环境中开展竞争。其缺点是稳定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功能较弱，难以体现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

　　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根据我国大中小企业并存、现代化工业与手工业并存的格局，实行差别比例税率，并且采用相对较低的税率。我们可以以10万元为划分标准，设想我国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的实行二级超额累进税率：

　　应税所得额
　　10万元以下
　　10万元以上

　　企业所得税税率设定
　　20%
　　30%

　　5.3、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

　　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优惠内容、优惠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处理，是两税合并的关键和难点所在，是重中之重。

　　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和实施，不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实际税负，更关系到经济稳定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当前，对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调整存在一些片面的看法，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要根据WTO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个面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二是认为要取消区域性的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也不例外，对中西部的支持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支出来解决。三是认为如果取消外商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将会影响我国招商引资。

　　其实我国的低税率并不是吸引外资的首要原因。外商也并不是把企业所得税是否优惠作为他们投资地点的首要考虑因素。外商们认为，虽然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缺乏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人力员素质管理、投资法律环境等方面都没有为外商投资做好准备。这些问题随着《民法通则》和二部企业所得税法为他们解答了一些问题，所以中国的投资活动才开始活跃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尽管税收优惠政策在外商投资决策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它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除一些台资、港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税收更为优惠的东南亚地区，绝大多数企业还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加大投资比例，以达到控股的目的。他们走的是一条“合资-控股-独资”的道路。东南亚国家积极仿效我国吸引外资的做法，降低税率，跟我国争夺相对有限的资源，他们提出了更为优惠的税率，新加坡免15年，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免8年。相比而言，我国的税收优惠并不是最优惠的。随着周边国家的相继采用，低税率优惠政策并不是很具有吸引力了。最主要的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国内有些地区的资本过剩而又竞相“招商引资”，无疑强化外资企业的竞争优惠，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根本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而且据测算，如果优惠政策吸收10%的外资，我国则损失5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来吸收30亿的美元的外资[11]。

　　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还需保留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己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什么原则，还处在探讨当中。笔者认为，调整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把对内资企业实行的多元优惠目标与外资的地域优惠目标统一到产业优惠目标上来，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农林牧业，充分体现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分内外资企业，不分经济性质，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是对一部分外资的优惠政策，有期限的可以作为过渡执行到期满为止。

　　第一，尽可能地减少税收优惠，避免因过多优惠而产生的征管漏洞。取消应由财政支出解决的劳动就业、校办企业等优惠政策。适度保留国家急需发展且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较长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的优惠。

　　第二，实行产业政策为主、区域政策为辅、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结合的优惠原则。区域政策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由区域性优惠向产业优惠转移，增加产业倾斜力度。鼓励先进技术企业、产品出口企业等具有高科技含量、技术密集性的企业;鼓励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新办的生产性企业;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第三，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同等的优惠。由于产业优惠增加，优惠的区域相应扩大，不会对外商投资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不会降低外商的投资热情。

　　第四，制定优惠政策的权力要高度集中，应通过立法手段加以明确，既可以排除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又可使优惠政策有较高的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第五，优惠政策要有一定的时效性，制定必要的限制条件，要求在优惠期限内产生一定的经济效果，以达到税收优惠所需要的效率目标。

　　第六，优惠方式。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主要侧重于降低税率和直接的定期、定额减免税，优惠方式单一，缺乏灵活性。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将税收优惠从直接减免税为主转向间接引导为主，较多地采用加速折旧、税收抵免、专项费用扣除等方式，以达到对特殊行业、企业的鼓励、扶持和引导的目的，真正体现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

　　结 论

　　统一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绝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是我国逐步与世界接轨的法制改革进程的重要一步，需要与财政体制相协调，与其他税种相协调，与征管制度相协调。当前，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条件己经成熟，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及遵循国际惯例的原则，我们应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4月9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1991年6月30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2月4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4月28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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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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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困境，中国制造业如何突围？专家们给出的答案是：不仅要在“制造”上花力气，还要在“服务”上动脑筋。许多中外经典案例都说明，“制造服务业”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一环。

　　制造服务业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卢秉恒教授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了7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又占服务业的70%。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占发达国家GDP的一半左右。全球500强企业中，从事服务行业的有281家，占500强的56%。全球跨国制造企业中，服务收入比例超过25%，两成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

　　而在我国，2007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但占GDP比重仅为40%。其中，制造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例也不高。根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裴长洪的估算，在我国，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只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20%左右。

　　今年中国制造业的内部环境并不比往年差，“十二五”规划的许多细则陆续出台，本应带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但是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这一系列利好政策并没有激起大的浪花。前几年，中国制造业也面临许多困难，主要还是基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淘汰落后产能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际出口形势基本上并不像今年这样突然和集中。而欧美推出的“外资企业回流”政策，也在信心上让一些企业加大了恐惧感。

　　今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外资企业的撤离。很多人问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造成的，还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才向其他国家转移？或者还有做空“中国制造业”的阴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相继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的口号，主要是基于欧美国家制造业在国内的比重大幅下降，大批制造业企业把工厂和研发基地纷纷建在海外，导致大量产业工人失去工作，与制造业相配套产业的业务量也大幅减少，“制造业空心化”趋势明显。

　　2011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同年12月12日，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美国制造业雇员从1979年最高峰的1960万人一路下跌，目前就业人数也只有1200万左右。就业作为西方衡量经济景气指数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如何通过“制造业回流”，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其次是增加财政税收。

　　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转而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仅为了选票，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过去的“去工业化”看来是个失败的决策。要想减少失业率，增加税收，稳定经济，增强核心竞争力，还是离不开制造业。

　　对于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当前还只是个例，并不是普遍现象，将来也不会大范围发生。主要存在三种情况：一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利润摊薄，转向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的国家，如：耐克鞋已经陆续将晋江等地的三家工厂迁出中国。阿迪达斯年内将关闭位于苏州的直属工厂，而迁往缅甸。

　　目前来看，东南亚国家的劳工成本仅仅相当于今天中国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中国的劳工成本又是欧美的十分之一左右。

　　第二种情况则是美国为了实施“重回制造业时代”，在税收、外贸以及投资等政策方面向制造业倾斜，吸引大企业回流，某种时候也是政治的需要。首先是税收优惠。其次是扩大出口，美国进出口银行启动了为规模较小的出口企业提供信贷扶持的政策；第三是增加投入，政府拨款10亿美元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加强高等工科类院校和制造企业之间的产学研有机结合。美国政府2013 财年预算方案加大了对制造业研发和贸易促进机构的拨款力度。目前，福特汽车公司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星巴克也把它的陶瓷杯制造，从中国撤回美国中西部。佳顿、卡特彼勒等企业纷纷将部分产品从中国多家代工工厂撤回本土生产。

　　综合来看，回流的企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低技术、低科技含量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无法在中国继续生存，不得不向东盟等劳动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如鞋类、塑料制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种情况则是具有较强科技含量，但是在中国同行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竞争力显著下降，在美国激励政策的作用下，特别是在这些大企业后面所支持的政党的执政需求下，不得不回流美国，如卡特彼勒、GE等企业。

　　外资企业的个别撤离并不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开始恶化，我们不可避免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过去在中国很容易挣钱的方式将遭遇空前挑战。

　　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总是相伴在一起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欧美经济的衰落注定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空前的危机，那就是如何来稳固自身地位，如何来迎接新的挑战。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当然，这种自然更替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拖累了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也使美国自身的经济遭受重创，当然，美国具有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和创新氛围，相信美国的衰退是相比较过去而言，经济的增速放缓，国际地位不可避免地相应下降。而美国民主制度的博弈，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凡是执政党主张的政策，在野党就一律反对的做法，形成了公然的对抗和严重的资源浪费与内斗，将严重削弱行政效率。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将欧洲经济拖入谷底，暴露出欧洲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现在，欧洲产业在面对市场不景气，金融环境恶化的现实状况下，不得不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将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因此，欧洲将长期陷入衰退。

　　由于欧盟内部27个成员国之间巨大的差异，欧盟还在不断东扩，糟糕的经济将迫使欧盟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解体的风险。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经济异军突起，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全球产业继续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逐利是任何企业的本质，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任何跨国公司将逐渐集中在购买力最强盛的地方。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核心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巨大的市场空间。而新一轮产业转移，将迫使跨国公司拿出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否则将缺乏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业今天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表面上看是外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其实，揭示的是中国制造业自身实力的不足，只是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下，提早暴露而已。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很多基础性的东西还需要补上。尤其是支撑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高端性、国际性的创新人才还十分欠缺，我们的创新氛围还有待提高，我们还没有掌握过多的行业规则制定权，我们还需要继续补课。

　　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制造业唯有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战略”，进一步夯实我们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才有利于提高我们工业化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将掉队，欧美将重新主导全球经济发展。而他的理由则是，欧洲和美国十分重视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运用，而中国在这个方面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中国制造业严重依赖传统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一次彻底的能源革命。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大体是正确的，首先中国的发展方式需要彻底的变革，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过渡，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内外交困无疑就是阵痛期的体现；其次，中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能效仅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核心则是中国的技术还相对落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那么，中国制造业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扶持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变观念，构建可持续的绿色工业体系；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投融资制度改革，与国际接轨，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吸引全球的优势企业向中国转移；第三是进一步扩大内需，减少和避免过度依赖出口。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对中国制造业来讲，既有机遇，又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