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流派论文1000字

哲学流派论文1000字

一、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并且永远属于自然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是劳动的产物，生产劳动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从而使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主体和客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没有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劳动从一开始就不能而且永远不能由个人孤立地进行。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并且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而只有在人们之间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所以，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体。“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迷误。“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只有既同自然界相关联又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以及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
于是我们看到，“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什么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的人。
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语词作为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常常也具有多义性。“人”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中主要的有：人类，人民，个人。由此，从字面上看，对“以人为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解读：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个人为本。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的“人”是指什么呢？是人类（也即所有的人，或人人），是人民，还是个人？弄清这个问题，是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同其他各种基本理念一样，“以人为本”也是对一定事物中本质关系的反映，是对处理事物本质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表达，因而只能在这种关系中而不能脱离这种关系去理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以人为本”的内涵问题，我们可以先分别在这两种关系的范围内去考察，然后再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人类，包括其中所有的个人。与这个意义上的“人”相对的“非人”，是除人类外的狭义的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也可以称之为“物”。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一层含义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应该以人或人类为本，而不应该以物或自然为本。
“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价值追求中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位、根本，因而也是实践观和价值观中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不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本原与派生关系中的本原、本体。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是本原的，而意识是派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一观点不是用“以物为本”来表达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的问题，而是何者为本位、根本、主体的问题。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对以物质为世界本原或本体的观点的否定，这种对“以人为本”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的前提下，回答的是有关物质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这是因为，人是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而自然只能是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客体，不能成为主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以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界，目的是让世界满足人的需要，即为了获得价值，或创造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又存在着价值关系，人是价值主体，是满足需求的对象，自然是价值客体，是需求的满足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或人类为本位，深刻认识并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或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物为客体，而不能忽视或模糊、混淆了这种关系。
1.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
虽然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总是以自身为中心来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目的，而把物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是以人为中心的。
人类决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巨大的压力。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建设资源节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重视保护环境并不是反对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是否定人在自身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遵循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为了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选择和衡量的标准都是人类的利益。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为了人，消灭天花、“非典”病毒也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需要，人类既培育、养殖某些动物，又把它们作为资源来消费。对某种生物究竟是保护、繁育，还是限制以至消灭，最终都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利害关系，都是以人或人类为本。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不只是今天的人，而是包括子孙后代的整个人类。为了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片面地追求物质产品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乃至把某些“数字”当成了目的本身，也是偏离以人为本的要求的。
2. 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人与物之间实践—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关系
人为万物之灵。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宇宙间唯一的高智能生物，唯一的自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主体。实践和认识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处理好人自身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实践就成为物质运动中一种特有的新的形式。由于人能够利用自然力（能源）来改变自然，因而超越了自身物质力量的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周围世界的面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自然界自发的运动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变世界的力量空前提高。人的实践既有自觉的，也有盲目的；既有合乎客观规律的，也有违背客观规律的。因而对人类自身既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人类的实践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危害人自身。以人为本，意味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靠人自身。在物质世界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界既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也不会自觉地纠正人类的失误而保护自己。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的和谐关系，是在漫长的历程中经过人类无数的磨难逐步形成的，其过程并非浪漫的诗篇，其结果也不是人类美好的天堂。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主张，或蔑视自然、肆意妄为的举动，都是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背离的。人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人类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又必须学会保护自然，在自然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作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既充分认识和发挥人的伟大力量，又深刻理解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科学地认识人类行为的长远后果，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在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把行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以人为本”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出的明确界定，这一界定无疑是以“人民”为中心词来阐释“以人为本”的。此后直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都是按照这一界定来论述和运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完整表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看到，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的阐释和运用，始终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人民不是离开具体个人的抽象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由无数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因此，以人民为本，包含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但是，人民作为整体不能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个人，人民与其中的个人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其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民为本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是有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人民、以整体利益为本而同时照顾个人利益，如果以个人为本，那只能是以人民、以整体为“末”，把个人置于人民之上，这是本末倒置，是对以人民为本的否定。以个人为本，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个体本位的观念，无论从世界观、历史观或价值观、实践观的意义上说，都是同党的基本理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的，因而根本背离了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精神。
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解读为以人类为本，不能解读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以人类为本或人人为本。这是因为，在自然界面前，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活动都会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影响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以这里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协调全人类的活动，为子孙后代着想，妥善处理。因此，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反对某些国家、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环境和资源，转嫁危机，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可以称为以人或人类为本。但是，即使是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而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不看到，人世间其实不止一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性质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人类不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谋划全人类利益并指挥全人类行动的统一的“人类”代表或“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抽象地讲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的位置，似乎不无道理，但只要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可以看到，它要么是一种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空谈，要么是一种欺骗或陷阱。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就在阶级对立中运动、发展。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主导的世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在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同时，也使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就指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而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战后的冷战时期，至今世界仍然不得安宁。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而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谋求的国家利益首先是本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国家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能把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作为出发点。
面对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戈尔巴乔夫高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无视或有意掩盖了人类社会中不容回避的深刻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其社会作用是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西方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张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包括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代表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利益。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或称以人为本，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欺人之谈迥然不同。
所以，社会关系领域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人民为本。

辩证哲学论文

辩证哲学论文

哲学实验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哲学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它试图厘清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错综复杂的局面，迫使哲学家改造传统的哲学理论以及概念思辨的方式，因而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挑战。以下是我为大家准备的辩证哲学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摘 要：在古代希腊，灵魂概念由于其特有的神秘性颇受哲学家们的关注。本文细述古希腊鼎盛时期诸位哲学家对灵魂的定义，阐释其在不同哲学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厘清这一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基本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灵魂;认识论

早期自然主义学派对灵魂概念的探讨

古希腊哲学鼻祖泰勒斯首先提出了一种泛灵论观点，他认为“万物皆有灵性”。鉴于他的水本原说，他很可能想借用灵魂概念来隐喻万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万物既然最终都是由水构成的，那么其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也应归结于水，水作为万物的本原应该具有某种内在的能动性。但他似乎没能就这种能动性给出进一步的说明。对于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的后继者给出了进一步的探讨。阿那克西曼德依据泰勒斯灵魂概念的不可名状，干脆将世界的本原更换成“无定”，即一种没有形体、没有属性、原初的混沌状态。并且他还将运动解释为“无定”分化万物、万物复归无定的轮转过程。阿那克西美尼部分保留他老师的说法，将本原规定为无形但有内涵的气，并且认为正是气本原内在的冷热属性引发了凝聚和稀疏两种运动，气的凝聚造就了云、水、土、石，气的稀疏造就了火。

其后，毕达哥拉斯部分沿袭了阿那克西美尼的解释，他认为“热元素是生命之源”，阳光中带有热元素，其与地球上的冷元素结合便产生了生命。然而不同于泰勒斯原初对灵魂的定义，他否认灵魂的能动性，且不将有生命的东西等同于灵魂。他曾说过“灵魂是由热元素和冷元素组成的一个部分：它与生命不同，因为它是不死的，乃是由不死的元素构成的一个部分”①，若是结合他的数本原论再来理解这句话，似乎可以将灵魂视为冷热元素恰到好处的融合，且该融合遵循某一恒定的比例关系。生命虽然也是冷热元素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变动的、不确定的，因此达不到那种恒定存在状态。同时他断言人是有灵魂的，但若是想把握不朽的灵魂就需要借助于净化灵魂的手段――哲学和音乐，这两项学问恰恰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即一种数的规定性。为了解释人之生死和灵魂不死这对矛盾，他还吸收了奥尔夫斯教灵魂转世的观点，“灵魂依照命运的规定，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其余的部分则会死亡”。

稍晚的赫拉克利特对于灵魂的界定如同他的哲学一样难以把握，原因在于他将变动不拘的火作为世界的本原，“火产生一切，一切又复归于火”。其思想大体取之于米利都学派，然而也有一定的创建，从他的一些残篇中，依稀可以概括出灵魂在他看来是类似于火、气的东西，“灵魂是从水而来”，“灵魂也是从湿气中蒸发出来的”，“干燥的光辉是最智慧、最优秀的灵魂”。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灵魂是有生有灭的，在他看来世界上除了火是永恒的以外，其他所有由火演化而来的东西都处于生灭之中，“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对于水来说，死就是变成土”。至于灵魂具体的运作方式，他借用“逻各斯”来说明，“‘逻各斯’②是灵魂所固有的，它自行增长”。

心灵概念的出现以及对人的认识过程的探索

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他对“逻各斯”的阐释，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敏锐的观察到了事物皆处于流变之中，并且注意到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道理。然而这套理论并未受到希腊人的重视，受追捧的恰是他的对立者巴门尼德的理论③。受巴门尼德的影响，其后的几位元素论者都认为构成万物的基质是不变的，万物的生灭变化其实是基质组合与分解的过程。基质组合与分解的动力源于何处?就这一问题他们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的见解较为一致，认为基质本身是不动的，动力源于基质以外的某种东西;德谟克利特不赞同这一观点，他在实存的基质以外加入了虚空这一概念，认为基质在虚空中相互碰撞从而引起运动，想借此来回避基质以外的驱动力。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灵魂观彼此存在差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认识论层面的探讨，人如何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套认知机制。

据古希腊哲人艾修斯的记载，恩培多克勒“把灵魂看成女神，把纯粹地分享着灵魂的纯粹的东西看成男神”，剖析其哲学思想我们不难发现，此处所谓的“灵魂”与其“爱”、“恨”④观念本质上是同一的。他的这一区分具有里程碑意义，相较于以往的自然哲学流派，他首次将灵魂概念解释为独立于物质以外的存在，不可否认其奠定了古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心物二元的传统。他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也是希腊早期为数不多的触及人类认知研究的学者，这与他的医学背景有着一定联系。他的“流射说”⑤尝试着对人类感知活动做出“科学”解释。人能感知到外物并且产生情绪源于“同类相知”原则⑥。他认为当人体某个器官的组成元素和外在元素相同时，便会产生一种亲知力，这种亲知便是思想的基础。由此，他推论“思想是从相同的东西而来，无知是从相异的东西而来”。

阿那克萨戈拉受到同时代哲人的启发(其中就包括恩培多克勒)，第一个明确提出“努斯”概念。“努斯”译成中文既是心灵⑦，他在《论自然》中如此描述心灵概念，“别的事物⑧都具有每一件事物的一部分，但是心灵则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相混，而是单独的，独立的，自为的”。在说明心灵的特殊性之后，他又赋予心灵独一无二的能力“心灵是万物中最稀最纯的，对每一个事物具有全部的洞见和最大的力量”。至于灵魂，阿那克萨戈拉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他转而将有灵魂的生物界定为受心灵支配的种子混合物，“……人就是这样组合起来的，一切具有一个灵魂的生物也是这种组合起来的”，“对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东西，不管大的或小的，心灵都有支配力”。或许他更愿意将灵魂理解为一种存在状态，而非某个具体的存在对象。不同于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他区分了感觉和思想的差异。基于种子说，他指出感觉只是对某物中占多数的种子的把握，而思想却能把握那些占少数的种子。感觉的产生需要思想的指引，例如，唯有当有了冷的思想，在热的情况下才会知道热。这种相反相成的“异类相知”⑨原则带有某种辩证思想。同时他也警醒世人，感觉是不可靠的，感知某物并不是了解此物的全部，“由于我们感官的无力，我们才不能看到真理”。 　　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奉行一种极端的机械论观点，他将灵魂也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原子，“只不过其个头更小，而且是圆形的，这样就更便于运动”。然而，该理论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合理解释原子最初的推动力，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中以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揭示了该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动物和植物的存在或产生都不是出于偶然……另一方面他们却主张天空以及可见事物中最神圣的东西是出于偶然……”。换言之，既然促使原子碰撞的初始动力是偶然出现的，那又如何保证原子碰撞过程遵循绝对的规定性呢?尽管如此，他在认识论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他提出了两种认识论观点，即流射说和约定说。流射说假设外物生成影像，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形成印象，影像是一些流动的原子束。约定说则认为，人对外物的感受基于人为的约定，例如约定什么情况下呈现红色、什么情形下会感觉到冷等等，所有这些感觉都只是原子碰撞运动的结果。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审查这些解释几乎不需要什么大的改动。

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

从最初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到德谟克利特完善原子论，大部分早期希腊哲学家沿袭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受这股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古希腊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其中许多哲人本身就精通天文学、数学、医学等。然而好景不长，该思潮发展中的一些弊病逐渐显现出来，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首先，是内部观点的不一致，基于不同的观点同一个问题出现不同的解释。以本文所探讨的灵魂概念为例，柏拉图就曾在《法律篇》中总结出自然主义内部的三种定义，“…推动太阳的灵魂就住在这个可以看见的圆的物体中…”，“或者这个灵魂…自己有一个火或气作成的外部的形体，而以自己的形体猛烈地推动那个物体”，“或者第三，它并没有这样一个形体，而是用某种异常惊人的力量来带动太阳的”。⑩显然这种定义混乱的局面为相对主义智者们提供了立论的依据。其次，是解释严重脱离日常使用。对于一个崇尚公民社会、热衷于政治辩论的城邦国家而言，过分强调自然现象而不谈及公共事务显得不合时宜。例如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名对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解释表不满，“我的这位哲学家完全抛弃了心灵或任何其他关于秩序的原则，而是求援于空气、以太、水以及别的稀奇古怪的东西”。

时代造就了苏格拉底，鉴于自然主义的所面临的问题，他首先给出了合理的思考。受阿那克萨戈拉“努斯”的启发以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影响，他尝试经由人事把握心灵这一内在本原，而非借助当时众说纷纭的“自然科学”。他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同时，也将灵魂探讨的核心点从自然界转回到了人自身。(为此，更多探讨伦理、道德、直觉体验、政治实践等问题。)不同于相对主义的智者，他相信人心能够把握真理，提出德行即是知识。然而，比起自己建构哲学理论，他似乎更善于引导、启发别人思考，他的学生柏拉图就是其哲学思想的直接受益者。

柏拉图的灵魂观

柏拉图对灵魂概念的阐述颇为丰富。在《理想国》中他将灵魂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理性是属于纯粹的灵魂，其可以把握理念世界，激情则没有那么纯粹，参杂了可感世界中的一些成分，但依然服从理性支配，而欲望则是灵魂的堕落，沉溺于可感世界的结果。基于此，他在《斐多篇》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灵魂好像是两驾马车，理性是驾马者，激情是驯服的马，欲望是桀骜的马”。

在《国家篇》中，他将灵魂比作眼睛，“当它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够认识这些东西，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智慧”。他认为内在与人的灵魂之所以能够把握真理和实在乃是因为受到终极理念“善”的感召，就如同眼睛之所以能看见外在的世界乃是受太阳的照耀一样。由此，他区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由灵魂把握的.理念世界，一个是由眼睛感知的可感世界。较之这两个世界，他认知只有前一个世界是实在的，后一个世界是介于存在与非存在的中间态。

理念世界既然是纯粹的实在，那么其必然是恒在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能够把握这一恒在呢?基于这个问题，他在《斐多篇》中给出了一个合乎常识的论证，即回忆说。“当你问人问题时，如果你的问题提的恰当，则被问的人自己就会正确地作出回答”。基于这一现象他给出的解释是“我们必然是在我们生下来以前就已经得到这种知识了。”继而他断言“灵魂在取得人的形式之前，就早已经离开人的身体而存在了，并且还是具有知识的。”该断言可以进一步推出人的肉体部分和灵魂部分是相分离的，可朽的是人的肉体，而灵魂是不朽的。他还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灵魂净化的思想，认为回忆是一种“死亡练习”，“最彻底的净化是灵魂与肉体的完全分离，这就意味着个人生命的终结”。

然而，他并未满足于以上推论性的解释，在《蒂迈欧篇》中他提出了某种形式的神证论：

“神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认为在本性上可以看见的东西中，有理性的东西，整个说来，总是比没有理性的东西好，而理性不能存在于没有灵魂的东西里面，因此，当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便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这个世界是由于神的天道把它当作一个赋有灵魂和理智的生物而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他的神创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的思想，他的灵魂作为其整个目的论的重要一环，一头联系着至善的神，一头牵动着整个理念世界，这样的架构如同他的形上哲学所追求的精致那般精致。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

作为古希腊最具影响力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兴趣几乎遍及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他对灵魂的探讨不仅启及形而上学，还牵涉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因此，某种程度上讲，他是第一个对灵魂概念给予系统研究的学者。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明确给出他的灵魂定义，“灵魂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机体的形式”。首先，这一定义基于他的形上实体学说，任何实体都由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组成，质料构成实体的材质，而形式赋予实体特征和属性，因此，作为机体形式的灵魂必定要与机体的躯壳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机体。其次，是对生命概念的认识，经由多年动植物研究，他首次明确区分了有机物和无机物，他认为生命是生物所特有的，“所谓生命，指靠自身摄取营养和生长”。再次，是对潜在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中分析过潜在和现实的关系，潜在是形式的 “缺乏”，而现实是业已存在的形式，潜在向现实的转化就表现为运动的过程，灵魂的形式是动态的，表现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 　　依照其生物学分类，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成三个层次，低等的植物灵魂：只有繁殖、消化能力;中等的动物灵魂：除了繁殖、消化，还拥有感觉、欲望以及运动能力;高级的人类灵魂：较之动物灵魂还多一样理性功能。然而，受制于当时并不发达的人体解剖，他误将心脏作为理智活动的中枢器官。

依照其心理学研究，亚里士多德还对人的认识过程进行细致的分析。最初外在的可感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觉接受可感对象的可感形式，可感形式类似于印章印在蜡上的印迹。因此感觉过程完全是被动性，受制于外力的。再次，想象过程作用于可感形式，将加工、整理之后的可感形式驻留在心中。不同于感觉过程，想象过程带有较强的自主性，所产生的印象也非原先的可感形式。最终，理智过程作用于这些印象，产生理性概念，即“形式的形式”，这一过程完全是自主的。

总体而言，中年时代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倾向于唯物主义解释，但到了晚年他有回归柏拉图哲学的趋势。在《论灵魂》的第三卷中，他将人类灵魂独有的理智部分又划分成实用和纯理两个部分，实用理智部分依照之前的分析，作用与外在的客观对象，而纯理理智部分则“分离于实践心识之后，就再不思想于任何外来的实用思想客体了”。换言之，纯理理智全然不受外界的影响，独立自为的存在。显而易见，纯理理智与柏拉图“理性”概念是相仿的。依照这一对接，亚里士多德将分有纯理理智的灵魂归属于纯形式的神。

总结

灵魂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名词，早在公元前八九世纪，其就已出现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长篇诗集当中，如其常识性的解释，灵魂被视为人死后飘离肉体的鬼魂。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不屑于这种远古的迷信，他们将灵魂概念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赋予了其相应的形上含义。就本体论而言，早期自然主义哲学家基于唯物的立场，或将灵魂理解为内在与自然物之中的能动属性，或单独将其界定为某种物质;而后随着元素论者主张将驱动力和基质区分开来，灵魂概念逐渐脱离物的层面而靠向精神层面;终于经由柏拉图建构的理念世界，灵魂概念被彻底融入理性精神之中。至于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其实质是古希腊哲学变、不变议题的延伸，大致上，认为事物存在变异的哲学家主张灵魂是可朽的，而认为事物静态不变的哲学家多数主张灵魂是不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走中间路线，认为灵魂的一些部分可变，因此是可朽的，而另一部分是恒在的，因此是不朽的。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灵魂与人的关系问题，基于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古希腊多数哲学家并不将灵魂限定于人的范畴，但他们愿意花较多笔墨探讨人的灵魂，这就涉及到他们认识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注解：

①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毕达哥拉斯一节，余下引文如无特殊说明都出自该书。

② “逻各斯”本意指“话语”，赫拉克利特用它来指代事物运动的内在本性，有“原则”、“规律”的含义。

③ 巴门尼德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不变不动的“一”。

④ “爱”、“恨”独立与四根之外，作为四根的动力因而存在着。

⑤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88页[D84]。

⑥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4页。

⑦ “‘心灵’也被译作‘理智’，但这两种译法的意义各有所侧重：‘心灵’侧重表示精神的存在，‘理智’侧重表示精神的活动。”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6页。

⑧ 在阿那克萨戈拉看来，单个事物是由无数“种子”混合而成的，其中的种子囊括了种子的所有类型，因此，一包含一切。

⑨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26页。

⑩ 柏拉图的这一概括也算作是对之前灵魂概念探讨的一个总结。

不清楚苏格拉底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但他说过此话的可能性颇高。

回忆说的最初是有苏格拉底提出的，通过指引他让一个没学过几何学的奴隶的孩子推导出毕达哥拉斯定理。

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第63页。

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下面引文中的内容同出此书。

见北大《古希腊罗马哲学》柏拉图[知识的四个等级]。

论教育哲学的论文1500字(2)

　　论教育哲学的论文1500字篇二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研究》

　　摘 要：存在主义是当今世界影响广泛的一种哲学流派，其对教育的影响引申出存在主义教育哲学。笔者主要阐述了存在主义教育哲学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对现代教育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1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当今世界影响广泛的一种哲学流派。它是20世纪初期西方工业文明繁荣、科技迅猛发展的产物。伴随着工业文明发展，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失业、破产、落魄、情感无处寄托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人们对理性、物质的热衷逐渐淡然，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们自身的审视与安抚。存在主义一反传统哲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上。由于存在主义自始至终以人为研究对象，把对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没有哪一个哲学流派能像存在主义一样那样关心人的存在，所以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坚持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2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性，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使它很难形成一个囊括所有的哲学体系。但“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个人生活的哲学，它一定会对教育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因为教育是一种个人塑造自己或被塑造的过程”，所以作为关注人自身命运的哲学，存在主义自然就对教育投以审视的目光，其对教育的影响引申出存在主义教育哲学。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是西方人本主义教育的典型代表，它重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权，强调人的责任，倡导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人不断超越、完善以及自我实现的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对世界各地的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与传统的过分强调社会价值却忽视人的存在的教育哲学背道而驰，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师生关系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3.1存在主义教育哲学目的观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宣称，人的存在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存在这个事实要比我是谁更加重要，即“存在先于本质”。所谓本质是指组成某些事物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事物的本性。但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并没有这种先天的“本性”。因此，人必须创造自己的本性或“本质”。雅斯贝尔斯也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 因此，追求广泛的生命“意义”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我们注定要自己创造这种意义。我们就像是还没背好台词就被拉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也没有人低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活。所以存在主义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培养他们的自我抉择能力，使他们成为自由人。和存在主义的教育哲学相比较， 其它 的教育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即把学生的人格发展放在次要位置，而把主要目标放在学生理性的培养或技能、技巧的培训上，忽视学生的情感、需要的发展。在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存在主义提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学生的 自我评价 能力，促进学生对自己的行动作出判断，对未来作出选择，使他们成为自由人。

　　3.2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教学内容观

　　对于教学内容，存在主义教育哲学认为，各科教材即知识不能作为教育的目的，也不能作为学生未来谋求职业的手段，更不能把教材看作是进行心智训练的材料。教材的真正作用应该是学生进行自我发展及自我实现的手段。存在主义者反对一成不变的课程设置，认为这样的课程很难适合学生的实际需要，对学生的发展没有帮助。课程的制定应该由学生亲自完成。存在主义者坚持学生应该以人文科学的学习为主，自然科学的学习为辅。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非人格性，不应成为课程的重点。因为纯粹的职业训练不能使一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只能成为某一类别的人。相反，人文学科的知识更直接反应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应该成为课程的重点。

　　4存在主义教育的现实意义

　　存在主义强调人性化、主体化、个性化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以及一系列的教育主张，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当今我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存在主义教育强调对人的研究并视人为世间最尊贵者。存在主义者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真正的人的“异化”。他们认为社会不但要关注人生的意义，还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关注他们的情感、信仰、理想、希望等非理性世界。笛卡尔强调“我思故我在”，存在主义者则强调“我在故我思”并以此来强调其认识的本体论――人的存在。

　　存在主义关注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为了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在坚持知识传授的同时，应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存在主义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发展、弘扬学生的主体性。在 教学方法 上，主张师生之间“对话”式的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的选择应显现人的主体性品质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让学生更主动、更自觉去掌握。存在主义教育注重对学生品格道德的教育，倡导人文精神，强调那些人们最基本的品质，如，诚实、同情心、人的尊严、礼貌等。最重要的是强调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要求学生不但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对民族、对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负责。

　　总之，20世纪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所倡导的教育要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的教育理念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产生了有益的社会价值，是考量我们教育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 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06.

西方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