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主题的哲学论文

以人为主题的哲学论文

坚持以人为本，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简单地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甚至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见物不见人，造成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严重失衡；二是简单粗放的发展模式以大量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损害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导致了发展环境与人自身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三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引发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我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解决诸多问题、化解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的根本选择。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大基本特征涉及各个方面，都是围绕以人为本而展开的：民主法治要求以制度规范来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公平正义要求妥善协调各方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诚信友爱要求人与人之间有诚心、讲信誉，建立起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充满活力要求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性，把人口资源变成人才资源；安定有序要求有机管理社会，创造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容、和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要坚持以人为本，一句话，和谐社会，关键在人。

三、落实以人为本思想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首先，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要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武装头脑，把以人为本放在自己一切工作的首位。当前，在思想上要特别注意澄清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以人为本搞早了、喊多了，群众的胃口变大了、要求增多了，政府满足不了，代价太高。二是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以己为本，个人利益至上，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只讲享受，不讲奉献；只把自己当目的，不把自己当手段。

其次，工作上要准确把握。把握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人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坚持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二是把人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无论什么工作都要靠人来完成，只有相信人、团结人、依靠人，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才能办成事，才能成大事。三是把人作为一切工作的检验标准，看是否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看是否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里，生产力的标准、实践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与人的标准是一致的，最终都要落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个标准上。

再次，落实上要狠下工夫。以人为本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长远的工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狠下工夫，狠抓落实。我们要以抓落实的手段保证以人为本任务的完成，要以抓落实的水平反映以人为本的执政水平，要以抓落实的艺术体现以人为本的工作实效。在具体措施上，一要健全机制，从制度建设上加以引导和保证。要建立科学的责任机制，把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变成责任予以分解和落实；要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把人的标准具体化，融入评价机制中予以考察和落实，并让人民群众参与到评价机制中来，成为评价的主体；要建立公开透明机制，及时公布执政情况，对群众意见的反馈要做到透明化。二要监督检查，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工作的情况开展工作监察、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三要加强领导。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把以人为本摆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各级领导要率先垂范，当好以人为本的样板和典范，以自身的行动引领人、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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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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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人生哲学专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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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论文

摘 要：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方式将产生深远影响。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发现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彼此的，科技自动化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它改善劳动条件。本文探讨科学技术和哲学之间的联系互相和影响，提出了核心和关键论点。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 哲学 观念 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哲学的理由，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思想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1、科学和哲学的互相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依靠发达的大脑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众多的难题。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经验正确反映了科学文化知识对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过程。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哲学的作用在于开始避开盲目运用难懂经验和思辨策略去研究科学，只有这样科学策略才能从哲学束缚下解脱出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哲学的辩证理推动了自动化的策略和手段，相继出现了系统制约和智能制约，对于科学的策略是我们必须仔细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科学技术是否是众所周知的，是得到社会认可的，不要局限于因果的联系。通常人类理解科学技术的策略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把理论当做无限经验世界的网，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完成描述，实现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2、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密切关系

2.1 道德哲学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源泉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哲学深思。但是最初的道德哲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道德反思日益加深，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把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理论扩展到自然界行为规范的总和。科学哲学对于道德的维护，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是规范的精华。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哲学作为最接近科学的学科，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现代伦理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社会理由而提出的新的伦理观点。科学哲学关键的任务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他的学说的目的在于阐述，回答的不是策略论的而是认识论的理由，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一些科学家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这些都说明了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

2.2 现代科技发展赋予哲学新的思想

没有科技的进步，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很多社会制度建设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要加强科技立法科学技术发展，以强制手段约束人的`行动，以人类特有的激励方式，达到自我约束。法律是否能执行，取决于道德心的驱动，法律具有根本性作用的今天，法律再多再严，也起不到威慑作用而形同虚设。加强科技立法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用法制的手段来保证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危害人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因为他们经常参与企业经济活动决策。

2.3 辩证的来看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1）正面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是一部不断探索史，接连的几次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信息时代带给人们另一种景象。科学技术遍布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场所，对人类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技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科技发展中，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探索策略总结经验。反映出科学知识对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过程就是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正确的看待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科技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2）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技术发展带来的弊端可能就是随着科技化程度加深失业率持续上升，出现的劳动力的贬值，工人失业工资低等的现象，对社会的安定和保障体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也许有一天，很多机器占据了地球。

参考文献

[1]道·霍夫施塔特，蓍.GEB：一条永恒的金带[M].乐秀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卡尔·波普尔，蓍.无尽的探索[M].邱仁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李建华.科学哲学[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拓展：论语哲学论文

[摘 要]

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先秦;先秦儒家;儒家思想;哲学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1]。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2]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3]，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5]”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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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理论界有一个公认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1 月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其实，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笔者以为，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其基本原理的规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是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马、恩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部巨著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这部巨著，其第一卷“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在论述第一个问题，即“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时， 对唯物史观作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真正是“第一次”的经典表述。
为了分析研究之便，这里先把《形态》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近1000字的表述抄引如下：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
从上面抄引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在这段文字中有的用词借用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术语，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则阐明得非常清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革命、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形态》中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可以得出其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恩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一内容，马、恩在上述表述中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马、恩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在上述表述中，马、恩以“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恩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马、恩向我们指出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能从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推翻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这里，马、恩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在上述表述中，马、恩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同时，马、恩还指出，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马、恩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决不因为遭到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抗，而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丝毫削弱。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作为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在这里，马、恩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群众“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上述表述中是阐释得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应该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为了清算马、恩以前的哲学信仰，达到自己弄清问题的目的而概括出来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曾说，《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正是为了克服这一不足，马克思以后一直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此而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经过15年的研究，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表述。（这一表述也就是理论界称为的“经典性表述”）比较《形态》和《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两次表述，其差异还是存在的：前者的出发点是批判旧哲学，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后者则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总结；前者侧重于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的阐述，后者则侧重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但二者的共同性更是明显：都揭示出唯物史观的实质性内容，强调了人类全部历史的现实基础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要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来认识历史及历史发展的结论；都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及物质因素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内容。从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言，我们以为，《形态》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规定其基本内容，搭框架，而《序言》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作深刻剖析，为其提供充实的论据。因而，二者都可谓“经典”。二者的结合，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最完整、最准确，也是最完善的表述。
还需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尽管没能把唯物史观的所有内容都概述出来，对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也未作详尽的解释，但它仍不失为“经典”。列宁曾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3 〕从前面本文对《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表述所分析得出的五个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不难看出，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停留在思想动机上而没能从物质生活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在这里已完全被消除。马、恩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揭示出产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指出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物质根源，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推动历史发展、进行社会革命的决定作用。这一切，足以标示唯物史观的形成。

人的全面发展哲学观论文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无论是社会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归根到底都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以下是我整理的人的全面发展哲学观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人指的便是所有人，包括一切作为主体的人。人的发展不是“某方面”发展，而是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要赋予所有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同时又要重视人作为主体的所有需求实现，为人产生出更高的需求创造良好的充分条件。

关键词：价值;价值实现;大学生价值观;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053-02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在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的实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大众化的充分体现。这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人民群众的尊重与重视。

一、人的主体性“围绕人”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强调的是人，即必然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人必然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这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作为主体存在的人才能具有发展的可能。因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首先蕴含的就是对现实中的人的主体性肯定与认识。

只有作为主体的存在才具有发展的可能。从主体性的概念来讲，主体性内含着客体性，即作为主体存在的人首先受到来自于客观世界及自身所面临的客体的限制与约束。这样也就决定了要成为主体必须与一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那么，必然存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多种原因从而使主体的主体性被剥夺，即人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不能称其为人，只是与牛马类同的会说话的动物而已，自身完全处在严重的不自由的状况。当然在更多的时候，主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受限，一部分主体性被压制从而也没有能够使主体性得到很好发挥，甚至对于某一方面主体性的过度发挥还会使主体的主体性受到负面的影响。所以，当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时一定要保证人作为主体地位的存在，即要谈人的发展，必须使人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主体存在，要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使人得到与其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的主体性地位。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指的是人类的发展过程也是人追求并逐步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也说明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具有现实性的。那么在现实中，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不断的给人提供其全面自由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使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在现实中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即我们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已经为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距离人作为主体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充分条件还需要不断的努力，才能满足作为主体的内在需求。

二、对于主体矛盾的认识“围绕一切人”

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必须要重视与面对作为主体存在所具有的各种矛盾。人既是单一的独立的个体，同时又总是现实的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更作为人类中的一分子而客观存在着。因此，不仅单个的人可以作为主体存在，不同群体以至于整个人类都可以作为主体而存在，从而产生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以及类主体三种主体形态。“人本身是个体的人、类的人和社会化的人的三位一体的生存结构，个体、社会和类，其实都应当看成是人本质的三重属性，是人生存的三种主体”[1]。个体主体指的是人作为个体面向其他个体所具有的主体地位，群体主体指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是群体的一部分，面向的是其他的群体。类主体则把人放到了和自然客体并列存在的地位与位置，每个个体都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

这三种形态的关系密不可分，既存在根本的一致又存在诸多矛盾。一致性体现在不论作为那种主体存在，都指的是现实中的具体的个人，三种主体在现实中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具有客观需求的个体。但是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又有着三种层次与意义上的存在与交织，从而使主体之间存在着种种诸多又复杂的矛盾。个体与个体自身矛盾，不同个体之间的矛盾，群体与群体的矛盾以及个体、群体与人类的矛盾都使主体的存在面临严峻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了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或阶段的理论。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个时期的人处于对他人和群体的依赖、依附地位，人的能力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个阶段首次实现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解放，用物的经济联系、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代替人的依赖关系。个人有了相对较多的自由，个人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展。“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前两个社会阶段中矛盾属于不可调和矛盾，矛盾双方处于敌我两端，整个社会的运作与他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对于少数个人利益的实现。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存在，人的全面发展时便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事情。一种情况是某些人和群体得到很好发展，而一部分人和群体的发展没有得到实现，这最后产生出来的是作为少数个别的主体存在，而绝大多数的民众并没有获得主体地位，根本无所谓发展。另外一种情况是某一方面似乎得到实现，而其他方面却相差甚远，这最后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是其已经发展的方面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也很难促进主体自身的发展。这两种情况下，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无法得到真正实现的。因此，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应该重视促进主体矛盾的相互融合。在现实中既重视作为个体的存在，又重视作为群体主体、类主体的存在。

但在现实中，当我们去谈及人的全面发展时遇到了难题。一种情况是某些人和群体得到很好发展，而一部分人和群体的发展没有得到实现。另外一种情况是某一方面似乎得到实现，而其他方面却相差甚远。这两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都会存在巨大的甚至难以调和的矛盾，人的某些方面的发展受限，人的全面发展都无法得到真正实现的。因此，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应该重视促进主体矛盾的相互融合。在现实中既重视作为个体的存在，又重视作为群体主体、类主体的存在，保障个人作为任何一种主体应该获得的利益与发展的条件，才能实现作为三种主体的良好的融合。 　　三、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围绕一切人的需求与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说到底是指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人作为主体的实现与发展在现实中通过人们的需求与要求展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需求与要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个人实现其价值与意义的内在动力。作为个体与群体又存在着多种层次的需求与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人具有生理、安全、感情、尊重、自我实现五种层次的需要，至于在现实中的具体情况更是复杂多样。和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人需求处在不同的层次，人的需求对于解决人的矛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的需求层次越高，主体存在的矛盾越容易解决;人的需求越完善，他的全面发展越容易实现。但由于需求的形成与实现和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有限性都可能使人们的需求以及对自身需求的认识处在较低水平，甚至可能出现错误。如果需求较低，表面看来似乎是好事情，但却使人们作为主体的地位摇摇欲坠。如果需求大大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甚至严重违背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能单纯从需求出发对社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更应该从社会以及自然角度去审视人们的需求是否合理。如果需求本身是不合理的，那么实现人们需求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不会体现其意义与价值，相反可能会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

因此，我们要界定的是合理需求的标准，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主体自身的实际能力。这是我们站在不同层次主体角度对需求标准的界定。从类主体的角度出发，人类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面对的是自然，产生出来的需求也应该是符合自然对的人的要求。作为社会群体、人类应该遵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个体，我们应该从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以及自我的现实条件出发，来界定自身的需求与需要，否则所产生出来的需求很难得到实现，相反会造成自身处在严重的矛盾之中，身心不和谐引发多种心理与思想危机。

四、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

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积极搞好现代化建设，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创造出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充分条件。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充分的物质基础与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而不断发展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搞好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人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即人民群众的现代化。人民群众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又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也是不断推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过程。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社会物质文明程度就会提高;社会物质文明程度提高，生产劳动者的观念与思想得到不断更新，新观念、新思想不断产生;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的自由时间延长，物质生活内容丰富，精神生活需求与内容也会不断提升。

第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伴随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价值认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对法制与民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动力支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创造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但人亦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还能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一系列领域发生深刻的变革，最终很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无论是社会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归根到底都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社会主义在现实中重视人的需要，又不断创造各种条件满足人们的需求与需要，就意味着在现实层面上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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