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经历对柳永词风格的价值体系构建

　柳永是北宋开国后第一大家，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柳词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苏轼虽批评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　“学柳七作词”的同时，又称赞柳七“风霜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三句“不减唐人高处”（赵德麟《侯鲭录》）。两宋之际女词人李清照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词论》）。
　　柳永一生的行迹大多是在都市中度过，因此学者对柳永都市词的研究颇多，他们研究重点往往在于都市词所反映的内容：都市风貌、节令风情、休闲文化、社会风气等等，对其风格的形成却很少涉及到。下面分析柳永词最重要的两个特色——以赋入词和“语词尘下”。
　　一、干谒献词与“以赋入词”
　　《毛诗序》把“赋”定义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同时，“赋”又是汉代兴起的一种文体，以《两都》、《二京》为代表的京都大赋对都城的描写可谓极尽铺排。“大赋”之“大”字不仅要求这种问题要具备长篇巨制的容量，还要有“包罗宇宙”的恢弘气势，通过铺排京都的富庶来赞美帝王的功业，极尽赞美。“赋者，敷陈其事也”，只有大量使用“铺叙”的手法才能做到这样的“铺张扬厉”。
　　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云：“柳三变逰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想必柳永心里也很清楚地知道，相比小歌词，仁宗恐怕更喜欢歌功颂德的祝词。写祝词就要写出歌舞升平，否则就要重蹈前朝孟浩然“不才明主弃”的覆辙。最高统治执者的喜好深深影响了柳永的写作风格，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柳永曾向仁宗献《醉蓬莱慢》词。整首词就像一篇微缩型的汉赋，通篇使用了“铺叙”的艺术手法。上片通过“华阙”、“宝阶香砌”、“玉宇”、“金茎”等禁内特有的意象，描绘出一卷富丽堂皇的皇家阆苑的图画，画面里的“黄”、“红”、“金”、“碧”等颜色处处散发着富贵庄严的太平之气。下篇以老人星的出现烘托太平盛世，并对仁宗进行祝颂。
　　故事的结尾出人意料，尽管柳永用了铺排歌咏升平气象，但是“渐”字和“宸逰凤辇何处”犯了忌讳，仁宗龙颜大怒，“永自此不复进用”。科举考试是“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向皇帝献词又落得　“乃掷于地”。柳永只得改变干谒的对象，像官员献词。柳永干谒晏殊，被晏殊一句：“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挡在了门外。（见张舜民《画墁录》）虽然笔记小说中没有提到柳永献给晏殊的作品是什么，但是从他另一首写给杭州太守孙何的《望海潮》中可以窥见一二。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迭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同样是铺排的手法，词作开头追述了杭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接着移步换景一般罗列出杭州城的美景，烘托出都市一片繁华。下片写到了人们和平安宁的生活，而祝愿的话只有最后两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一派和谐，相比呈献君主的典雅的祝词，这首词写得格外清新雅致。写给地方官的词尚且有如此的铺叙，那么面对“帝里风光好”的汴梁和高官晏殊，柳永的献词一定会用更多的笔墨来罗列都城的繁华风貌。
　　二、“汴梁米贵”与“语词尘下”
　　唐代张固《幽闲鼓吹》：“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同样，作为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汴梁物价自然比别处高，柳永只身一人在京城漂泊着实不易。文学史传达出的思想是：即便生活困顿，柳永依旧流连秦楼楚馆，与歌妓耳鬓消磨。这样的观点过于偏激了。
　　同样身处社会下层，要生活下去，柳永和歌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歌妓凭借柳词提高身价。独领风骚的“花魁娘子”永远只是少数，“平康坊”、“章台路”里众多妓女生活并不如意，她们需要有人为她们作词或者传唱新词吸引眼球，于是当她们得到新曲子，第一时间便会找柳永谱新词。前引叶梦得诗话“索词”一说即是左证。明代话本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首打油诗，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汴梁歌妓的心声：“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冯梦龙《喻世明言·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另一方面，柳永需要歌妓的润笔。柳永科举屡考不中，若想要在“米价方贵”的京城生活下去必须要有固定的收入。作为读书人，柳永能依靠的只有笔杆子，于是他频频出入勾栏瓦肆，为歌妓填词。同样，歌妓也毫不含糊，“她们在得到柳永新作时，慷慨地给他酬金”（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歌妓给柳永的慰藉不仅在于生理上，更多是心理上“被需要”的自我满足。如果单纯地认为这就是柳永流连青楼的原因未必太过片面，与其说为了“偎红倚翠”倒不如说是为了“红”“翠”之外的润笔费。熟识的歌妓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新词，其他的只能托关系求得柳词，汴梁歌妓众多，而柳永只有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必然带来柳词售价的提高，不难想象在这些秦楼楚馆中“汴梁纸贵”和“不愿千黄金”的情况。市场需求决定了商品的产量和质量，既然交往对象和听众都是下层小市民，那么柳永必须要迎合大众的口味，用浅切的口语 入词，书写痴男怨女悲欢离合家长里短。
　　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金鹅扇掩调累累，文杏梁高尘簌簌。 鸾吟凤啸清相续。管裂弦焦争可逐。何当夜名入连昌，飞上九天歌一曲。（柳永《木兰花·佳娘捧板花钿簇》）
　　柳词中“金鹅扇”“文杏梁”等意象颇为骫骳。词的结尾，　柳永不曾点明“何当夜召入连昌，飞上九天歌一曲”是佳娘的心愿，还是自己的祝愿，且当做抑是他们俩共同想要平步青云的心声吧。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文章授知于苏轼”，而李清照也或多或少受到其父的影响。她批评柳永“语词尘下”意趣萎靡，是站在“雅正”的思想上来说的。其实换一种说法，“尘下”正是柳永以俗事俗语填词的表现。这里的“俗”并不是低俗庸俗，而是“通俗”，前代郑卫之风、两汉乐府和南朝民歌即使如此。
　　从宋代开始，对柳词的评价即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局面，这正是柳词影响之大的一个体现。柳永的慢词长调改变了词以小令擅场的格局，柳词的俗使词的接受群体更加扩大。柳永对宋词的艺术手法影响之大，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大晟乐府的创作风格，对文学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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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欧阳勤.都市风情入乐来——论柳永都市词[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