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跨国（地区）投资的发展分析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改革开放前，中外经济关系主要是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通过贸易形式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其中20世纪50年代主要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中外双方都不称其为投资，性质为等价互利的援助与合作；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主要从西方引进技术设备，仍以贸易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体现为跨国（地区）直接投资（以下简称“跨国投资”）的开展。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外的跨国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的跨国投资包括两个方面：“引进来”与“走出去”，即外商对华投资和华商对他国投资。这一过程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进来”，发展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21世纪初，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规体系逐渐完备，中外之间的跨国投资进入新的阶段。
　　一、突破禁区，从对外经济合作到跨国（地区）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为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在中外经济关系上有两个禁区：不允许利用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种引进外资形式。1977年3月，由国家外经贸部主管的《国际贸易》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允许外国资本家来开发资源，也不允许外国资本搞什么联合经营。”1978年4月22日，外贸部部长李强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利用外资形式；但对于借款和合资经营两种形式，“我们是坚决不干的”。直到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出版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一书中仍表示：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以后，其它引进形式都逐渐获得允许，而这两种形式却不行呢？主要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曾把利用外国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两种形式看作是对外引进的两大禁区［1］。
　　从引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利用跨国投资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
　　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开展，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9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2］邓小平的讲话，为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提供了思想保证。
　　当时中国每年的商品出口换汇100多亿美元，其它非贸易外汇收入不超过10亿美元，这相对于国家巨大的外汇需求不过是杯水车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于寻找出路，一些国家主动表态要借款给中国。与此同时，中共领导层的出国考察以及出国考察团的回国汇报为中央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发挥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以谷牧、林乎加、段云为团长的3个出国考察团的回国汇报更加促使中共领导层对引进政策进行理性分析。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必要性时，曾印发了这些考察的成果资料供与会人员讨论，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开始逐渐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1978年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李先念指出：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今天我们做贸易有了很大的改变，采取了很多灵活的做法。不久以前，我们在外贸上还有两个‘禁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的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3］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表明，正式突破“两个不允许”的禁区，确立包括引进外国投资的政策在内的对外开放国策，实现了对外经济政策重大转折。
　　二、引进来——外国对中国跨国投资的变迁
　　吸收境外客商直接投资，比使用外国政府贷款起步早些，在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后就开始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吸收外商投资举办股权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权益、共担风险，不造成债务负担，比使用外国贷款更为利多弊少，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起草中议论较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多少？要给外商投资者以优惠，当时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到底优惠到什么程度合适？几经研究，定为30％，加上地方所得税3％，共33％，略低于东南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比例问题，起初参照印度等国的做法，拟限定外商对一个项目的投资比例最多不超过49％。后来在反复讨论中，荣毅仁提出我国的问题是要鼓励外商投资，不宜限定外商投资的最高比例，相反应当规定最低投资比例要求。大家认为有道理，后来确立了现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关于外商投资不得低于25％的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8日颁布施行。吸收外国客商、海外侨商、 港澳台同胞在我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从此肇始。从当年7月到年底，全国总共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810万美元。如果从现在一年批准几万个项目来看，当年的数量似乎太可怜了，但它却是以后不断发展开拓局面的第一步。尽管1979年中外合资项目很少，但其他形式的利用外商投资有相当可观的进展。比如签订中小型补偿贸易项目140多项、来料加工装配项目2000多项；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风险合同付诸实施等等。在当年吸收外资的实践中，还出现了中外合作这种契约式经营企业方式。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是在1981年才出现的［4］。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入世前后，我国建立和完善了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不断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的程度，不断扩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市场准入，不断降低进口产品关税税率，大幅降低外资准入条件，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至2010年服务贸易开放部门已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我国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不断提高；我国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8％降到2010年的9.8％，关税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低；开放领域从制造业进一步向服务业扩展，开放区域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再到内地开放，已形成了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开放格局。我国1979年—2011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迅速增长的态势（见表1）。
　　由于逐步放宽了对外资企业的股权、市场、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外商投资快速增长。2001年—2010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68亿美元增加到1057亿美元，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超过480家。经贸合作日益成为双边关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已与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建立了双边经贸关系，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2001年—2010年，我国出口规模增长4.9倍，进口规模增长4.7倍。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产品从来料加工到组装加工，从低档消费品到制造业产品，2001年—2010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近8倍；201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产品总额的31.2％［5］。
　　伴随中国申请和进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不仅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管理也呈现多方面变化：从合资经营到独资经营；从参股到控股、并购；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努力；我国各地从优惠引资到反对“超国民待遇”以及“选资”；愈来愈重视外商投资企业环保问题；金融业开放和金融安全等产业安全问题提上日程。
　　至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东道国，此后，中国在该项统计中一直处在世界前三的位置。与总量变化相对应，跨国直接投资（FDI）及其累积形成的关联经济——跨国企业集群，已经整体性地越过中国经济的“入门”规范，经过技术与供应链管理的本土性适应过程，进入了市场拓展的“二次成长阶段”［6］。
　　三、走出去——中国对海外跨国投资的变迁
　　一般来说，大国的发展，需要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开拓和分享大市场的机遇，获取分工收益，以增加国民收入，转化为对国内最终消费的带动作用，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结构转型。我国实现工业化所倚重的资源和环境也无法仅靠自身承载，必须通过国际交换解决资源、能源短缺等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这决定了我国离不开外部市场的支撑。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海外开展过一些小型的援助合作活动。如1954年至1978年间，我国政府先后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柬埔寨、也门、坦桑尼亚等近70个国家提供了援助，承担项目达1298项，建成884个大中小型项目，其中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10个，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96个［7］。这些对外投资活动是由政府间协议确定的，而且项目的全部费用是由中国政府通过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捐助提供的。这些活动并不属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范畴，但是这些援助活动为后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矿产，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9年8月13日，在国务院提出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包括了“要出国办企业”。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国企业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探索之路。为了贯彻执行这项政策，1981年对外贸易部颁发了《关于在国外开设合营企业的暂行规定》及《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企业的暂行规定》。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经叔平于1983年陪同国务院负责人访问澳大利亚，对西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经叔平向国务院建议，中国应该在资源领域做一些海外投资。1984年8月20日，陈云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关于钢铁工业建设问题汇报时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8］一些长期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专业外贸公司和具有对外经济合作经验的企业，首先开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开设海外代表处或海外贸易公司。
　　20世纪我国对外投资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规模很小。同我国吸收的国外投资相比，我国的对外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年增长速度很快。1993年—2002年十年间，对外投资年平均增长76.8％。截止到2003年10月底，经我国商贸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非金融类中资企业736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0亿美元。表2的数据反映了1993年—2001年我国对外投资的这两个特点。
表2　1993年—2001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投资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3）》；商务部网站《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简明统计（2002）》和外经贸部《2001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有关资料整理，转引自任淮秀，雷日赣：《我国对外投资的战略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8期。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加快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2001年“走出去”战略被正式列入国家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这标示着中国“走出去”战略正式起步。在“走出去”战略政策法规的支持下，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2002年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对外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有了各年份的统计数据。数据表明，在2002年—2010年不到十年的时间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由27亿美元增长至688.1亿美元，增长了24倍多，存量由299亿美元增长至3172.1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见表3）。
　　表3　2002年—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
　　单位：亿美元
　　注：2002年—2005年数据为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数据，2006年—2010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规体系逐渐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增长的成长阶段。2001年—2010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超过40％，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590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我国企业由单一的缘地投资向跨国并购、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扩展；2010年华商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1.5万家，对外投资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0年我国有54家企业进入世界225家国际承包商行列，在世界工程建设领域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境外资源开发取得了积极进展，2011年底，我国海外铁矿石权益产能达1.5亿吨，权益铜资源储量超过8000万吨，权益铅锌储量超过3000万吨。我国企业在海外已拥有多个油气产区，预计2015年产量将达1.5亿吨以上，2020年左右将有望超过国内石油产量；海外资源开发权益进一步提高［5］。
　　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简称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其中：新增股本投资206.4亿美元，占30％；当期利润再投资240.1亿美元，占34.9％；其他投资241.6亿美元，占35.1％。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5，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历史最高，其中并购占四成，领域主要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等，当期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48.9％，所占比重提高6.4％，九成的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9］。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2011年4月28至29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走出去’工作会议”，明确把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着力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和着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确立为“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走出去”实施国际化经营的三项主要任务。
　　四、跨国投资的效益、问题与前瞻
　　至2011年底，国内“走出去”企业超过1.3万家，来华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超过480家，在华外资企业已超过73万家。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生达到35万名，在华留学生超过23万名。2011年中国内地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6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1%。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88亿美元，4年间增长了2倍，排名全球第5位［10］。
　　（一）跨国投资推动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外资本、技术、市场与我国劳动力优势相结合，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有效地提高了我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拉动了经济增长，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
　　外资已成为我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大量的外资为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与资本要素相结合并发挥有效作用的机会，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外国对华投资企业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目前我国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完成的，对我国的出口作出了重大贡献［11］。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国家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显现了积极的政策效应。2005年—2010年，约100家中央企业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子企业或管理机构约4248户，对外直接投资由96亿美元增加到499亿美元，年均增长39%，约占全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4%。2009年有67户中央企业实施了海外并购，并购的企业达771户［12］。2012年我国对海外投资迅速发展，投资结构有所变化。从投资行业分布来看，对外投资大多流向四个领域：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其中流向商务服务业的比重最高，占56.8%；采矿业为第2位，占对外投资额的15%左右，批发零售业占10%，制造业只占7.8%。从市场角度来看，往往是在全球经济出现调整的状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会加快；从技术层面分析，2012年1月—7月对拉丁美洲、亚洲和北美洲的投资高速度增长，其中对拉丁美洲增长67.7%，对亚洲增长63.1%，对北美洲增长56.5%［13］。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给我国积累了相当大的战略资产。自2003年起，中国领导人连续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2008年起连续参加G20峰会；根据2011年3月生效的IMF2008年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特别提款权中的份额占3.72%，投票权占3.55%，位居第6。在“区域一体化”方面，我国积极构建了一 些战略平台：如东盟10+N、上合组织、东亚一体化、欧亚峰会、中非部长会议论坛等。这些都为我国建构了史无前例、相当可观的经济外交战略资产［14］。
　　（二）跨国投资与我国经济的矛盾及已付出的代价
　　跨国投资在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市场和资源方面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层次偏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缺乏内生的技术来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与我国发展阶段相关。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不健全、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等等原因。
　　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的设备投资有60%以上要靠进口，而涉及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例如“神舟六号”的逃逸塔，被称为航天员的生命之塔，美国对此实行全面技术封锁，俄罗斯要价2500万美元，而且只卖产品，不给技术［15］。部分产业、行业存在主权丧失、经济依附等令人不安的现象；中国人在海外常遇“坐地起价”；往往是对外投资风险小的地方，投资壁垒很高；投资风险大的地方，投资壁垒虽低，却相伴着周而复始的政治周期带来的威胁和风险［16］。我国经济面临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拉大，环境问题加剧均与跨国投资所付出的代价相关联。
　　另一方面，跨国投资实质为资本在完成地区和国家垄断之后推行的国际扩张和垄断。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后来参与者，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在一些方面与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存在利益和理念矛盾。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几年跨国投资遇到的国际挑战将趋于严峻。我国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问题，使跨国投资得以可持续发展。
　　（三）应对跨国投资的风险要有清醒认识和科学对策
　　经济、环境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实施改革开放、发展跨国投资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跨国投资要求我们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具备战略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面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跨国投资，关键在于清醒的认识与科学的应对。包括以下对策：1.“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建立中国自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培养研发人员与技术工人，掌握核心技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与影响力扩大市场的份额。2.协调发挥各类智库的作用，从维护和发展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统筹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政策，做好开放型经济的顶层设计。3.建立与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与服务作用，支持企业“走出去”。4.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立法，规范企业行为，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5.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培育大型跨国企业，促进多元经济体实施“走出去”战略。
　　参考文献：
　　［1］张旭东.l976-l978：中共对外引进政策的恢复与突破［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2）：32-3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7.
　　［3］李　强.突破“禁区”，为四个现代化大干贸易［N］.经济导报，1978-02-20.
　　［4］谷　牧.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酝酿和起步［J］.党的文献，2009（1）：21-27.
　　［5］李保民，等.经济全球化与深化改革开放［J］.经济研究参考，2012（3l）：3-15.
　　［6］曹和平，杨先明.FDI及其研究的新亮点［N］.光明日报，2008-03-01.
　　［7］石　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4.
　　［8］陈　云.陈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537.
　　［9］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2011-09-07）［2012-10-19］http：//.
　　［10］李礼辉.迎接挑战　创新发展——在“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上的发言［J］.经济研究参考，2012（20）：14-16.
　　［11］黄　蔚.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实证研究及趋势分析［J］.市长参考，2006（3）：11.
　　［12］尚雅楠.国企改革走进“黄金时代”［EB/OL］.［2012-09-13］http：//.
　　［13］张　斌.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集中流向商贸服务业［N］.经济观察报，2012-08-17.
　　［14］张曙光.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考察［N］.文汇报，2012-08-20.
　　［15］冯之浚.经济粗放增长　难保国家安全［J］.群言，2007（12）：7.
　　［16］魏　莱.中国人在海外常遇“坐地起价”［N］.环球时报，2012-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