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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财务会计新思考

发布时间:2021-01-09 09:14

  【摘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事业。治理渗透在大大小小的价值观之中,也是企业、社会和国家的运营与管理生命线。我们处于历史长河之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也正在经历着突然袭来的重大疫情的考验,经济转型的挑战、疫情扩散的劫难,都需要脚踏实地地探索前行。文章基于当今会计人的专业使命,透析了宏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观的经济转型新时代,并对如何管控“黑天鹅”事件带给我们的震撼、财务税务工作如何认知当下政策并科学应对进行了系统分析。理解历史,把握现在,管控风险,务实应对,是会计人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国家治理;百年变局;经济转型;疫情考验;应对政策


  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性重大判断无疑预示着这样一种场景: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将深刻影响着未来发展的走向。而岁末年初突发的武汉新冠疫情,也给我们提出了从价值观到生产生活模式以及政府运行观念的现实大考。从人类历史的长河、国际背景的变异,到突发“黑天鹅”事件的震撼、财务税务工作的应对策略,大小相柔,远近相交,都给我们带来了一次严峻的大考,提出了一种严肃的思考。我们需要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站位出发,深刻理解百年变局的论断,目注心凝中国经济转型的势头,聚合多维力量化解风险,脚踏实地地做好各项工作,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一现代化深刻命题的厚实支撑所在。


  一、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


  世界格局变化有其内在规律。任何事物无疑都是量变引发质变的,嵌套于其中的内在必然性,就应成为一种方向性选择。百年巨变的历史过程既是过去时,更是进行时。审视之下,我们对多种深刻变化不得不关注:


  一是世界上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注定了彼此间博弈的格局变化。回想二战以来,日本、苏联两国的GDP都先后达到过美国GDP的2/3这个量化警戒线。让人警惕的是,每当日本或苏联到了这个警戒线时,美国都先后对自身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来应对,在其后的博弈中逆转了它们与美国经济总量接近的势头。尽管美国针对两国的具体手段不同,实施的制约强度也不同,但结果却是:以2018年为例,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已极为悬殊,日本不到美国1/4,而俄罗斯仅仅是美国1/14左右。中国改革开放前,GDP约为美国的1/15,而经过40年来的超常规发展,现如今的GDP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二,2018年占美国同期GDP的2/3,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从主要国家经济实力的排行榜来看,彼此之间的距离缩小了,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被赶超,无疑,其中的心理感觉肯定是未来世界谁主沉浮的一争高低。市场是在竞争中进行的,这也应该成为理解中美关系“友谊之船说翻就翻”的现实基础。


  二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影响并衍生出众多不确定性。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既是百年变局的重要表现因素,其实也是诱发百年变局的内在推动力量。21世纪以来,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新经济”,引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国防战备,这种科技革新的影响可谓颠覆性且不可抵挡。全球咨询巨头麦肯锡分析,到2030年全球将有80000万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这种“机器人吃人”的新游戏势头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成熟、更加方便、相对经济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比如,从我们身边看,以前每个单位都不可或缺的出纳岗位,已经开始让位于银企直联系统了,不少基础性的会计岗位,已经被智能化的会计机器人所替代,金税三期也已经使各种经济交易及其税收信息成为全透明运行态势,甚至这次疫情期间,远程办公、远程教学突然让千千万万个中国人领略其神奇所在。向远处看,网络世界衍生的“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的热门话题。请注意,明争之下的幕后大战,国与国之间权力结构在网络化环境下也深受影响,网络技术在分散或分权导向的同时,其基础层却又赋予网络主导国家巨大的网络世界优先权,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阻断优势之上。


  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当今世界,人口结构是个大问题。发达国家都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以日本和欧洲为甚),而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有了老龄化的迹象,在中国还特别表现为“未富先老”的挑战——人均收入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已与发达高收入经济体比肩。人口老龄化不单纯是个人口现象,它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与投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宏观政策,乃至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将与人口流动、老龄化问题和房价涨跌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既是一个基本国情层面的变化,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基础力量的变化,必然形成对于国家治理的新挑战。


  四是从世界视野分析,长期以来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同时,旧的多边治理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近些年“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极端化倾向明显抬头,等等。诸如此类,也都属于最值得关注的变化现象。


  但是,变中蕴含着不变,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没有变,不变中孕育着中国与世界更好地联通以促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积极因素。同时,中国正在这一过程中坚定地迈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战略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机遇期,是被裹挟在所在时代的大潮流与命题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人们所应把握的所谓“红利”,对企业、对个人都是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并与时俱进地精准对接时代的要求。


  二、准确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棋盘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路上建设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并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国人正处于努力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追赶新阶段,以使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只有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变,我们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必须通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上攻坚克难的奋斗来达到。


  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的推出,本身就要求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点,从传统视点上实施科学合理的转移。关注点从来就意味着导向,即紧密联系于经济活动的指导性航向。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在新阶段就是要求在经济问题上,必须强调质量先行、多维协同、科学配置、注重绩效,落实于民众幸福。讲质量先行,就是要从以前的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转而更多地关注增长的结果和增长的效益。讲多维协同,就是要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单一维度,转而统筹关注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力争多个维度能够协同共进,彼此融合。讲体系构建,就是要从片面推进高增长产业,转而全面关注产业协同发展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讲科学配置,就是要从关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向注重要素优化配置和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讲注重绩效及其民众幸福,就是要关注本源,从关注GDP转向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安排和运行成果。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更充分、更均衡的发展,并需在充分认知“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更高水平上,实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高质量发展这一导向的梳理,可从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准确把握其深刻内涵:


  ——从宏观层面看,高质量发展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要求经济发展的稳定、均衡、持续和公平。“稳定”强调在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优势的同时,应使经济增速大体稳定而不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均衡”强调更加优化在宽广领域中的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而不能顾此失彼,从而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等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与“公平”要求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注重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们优美生态环境之需要,并兼顾生产、生活与生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由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从产业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指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在不断实现转型升级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是规模不断壮大,不断完善产业体系;二是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合理,不断深化融合发展;三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支撑消费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力。


  ——从企业经营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包括一流竞争力、品牌的影响力以及相应的带动力。竞争力确保企业在经济效益、风险防范、公司治理、管理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持续发展、不断创造价值。影响力体现在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行业地位,在规模实力、区域布局、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处于行业的前列,在行业标准、行业规则制定上有话语权,是行业的重要整合者。带动力体现在企业是行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者,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走在前面,其产业培育与孵化能前瞻性地把握行业趋势,具有导向性和指引性。


  高质量发展,从目前的着力点看,有三个方向。一是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性力量和行动框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转换的保障和“关键一招”。在市场体系上,就是充分尊重和保护资产、财产、知识等的产权,完善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二是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事实反复证明:强大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竞争力象征,是抵御市场风险的基础,是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跨越的支撑。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下,围绕提高质量、效率和综合效益,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三是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的第一动力,竞争的实力在于创新。必须尊重研究和创新的规律,营造适当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使基础研究重长远,应用研究促衔接。重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市场的导向作用,探索推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创新引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融合现实多方元素精确管控疫情风险


  风险管理的概念认知与能力提升,是近一二十年进入企业管理视野的高频词汇。现实世界中风险一直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不过你认知并控制了,就可以降低风险损失而获得风险收益。因此,在一个开放世界条件下,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日益融合了对风险、风险管理乃至管理控制体系等的认知。随之而来的,“黑天鹅”“灰犀牛”等相关概念也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中黑天鹅事件是指那些满足三个条件的事件,即具有意外性和稀有性、产生极端影响、可事后解释而不可事前预测。黑天鹅事件的概念几乎可用来解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重大而突发的事件,从思想与宗教的潮起潮落,到历史事件的变迁,一直到我们的个人生活。2020年春节前后的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新近的黑天鹅事件,本来要欢天喜地团聚、乘高铁飞机旅游,结果面临突发疫情,在生命诚可贵的本能下,政府不得不发出防控禁令,自武汉封城开始,几乎全国各地都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大量人员只能“宅”在家中,不外出、不聚集……。一夜之间的变化,使年夜饭几乎全部取消;大量航班、高铁取消;餐饮、酒店、旅游、家政服务等等,全部遭到重创。疫情影响下,一些人们的收入可能锐减,影响房贷车贷?影响孩子高额学费?如果基于个人的直观感觉,再更深一层、更高一度、更远一步分析:疫情引发的深刻巨变,从价值观、业态到生活方式,都将诱发社会生存法则巨变,改变人们的生活、生命状态。当然,首先聚焦眼下的企业生存与发展,则需要在迷乱不清的现实中,懂得“抱朴守拙”,尽可能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面对市场和企业的困难与变局,还是以“奋斗改变命运”,以尽可能合理和精准的应变方案赢得现实环境下的胜利。我们可从提升风险认知、深化行业分析和财务积极应对三方面入手。


  一是提升风险认知。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我国广大企业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的一次突发检验。从风险识别来看,这场公共安全领域的“黑天鹅”导致的疫情扩散,对企业瞬间产生了市场、运营、财务和社会等四类风险。市场风险意味着企业所在行业的政策变化、产业链上下游变化、市场竞争、非传统竞争者的进入或新商业模式的产生、消费者诉求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自身运营能力限制或不足,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会导致运营结果不达预期的状况,通常企业存在的劳动力、产品、供应链、安全等运营风险都会有所表现;财务风险则是企业在营业收入和成本、融资投资、现金流管理等财务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社会风险就是企业在舆论、法律、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可能面临的对企业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为应对风险,需要着力打造风险应对支撑能力,包括:敏捷组织支撑能力,提升企业风险发生的容错率及应对能力;资源配置支撑能力,提升企业风险发生的容错率及应对能力;财务管控支撑能力,进一步在风险未发生时提供重要的早期预警;数据底盘支撑能力,通过驾驶舱的方式为风险管理的所有决策及行动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保障。这些原则都需要落实在一个“企业具体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


  二是深化行业分析。任何一次风险其实都是有危也有机。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从行业分析来看,不同风险也对应着潜在的不同收益和“相对优势”的发挥、“相对劣势”的规避。比如,健康产业有可能逆势迎来投资高潮;消费领域可能喜忧参半,需尽快构建应急物品的超常规供给能力和遏阻滞销品的“护城河”;而教育领域,显现出在线教育品牌发展的良好机遇;线上娱乐,应利用“宅经济”掌握乘势增长主动权;金融领域,应该加速智能金融科技服务创新与变革;企业服务必须积极探索数字化程度的提升;AI技术可以助力疫情防控开发新场景;而商贸物流正考验履约和服务能力;等等。如果从企业体量大小不同来看,也各有利弊。比如,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内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基本能够支撑;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不少小微企业则会遭遇创伤甚至沉重打击。


  三是财务积极应对。为掌握现状求企业生存发展,务必进一步对成本费用、现金流支出和收入进行压力测试。在政府已经千方百计为企业解困之际,企业可以尝试“开源”:首先是申请政策优惠。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企业,通过减免、补贴、缓缴等为企业减负,企业就要主动关注本地的各类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积极申请能享受到的优惠、补贴。同时,从一切可能的途径找钱——融资,多渠道尽快启动融资。包括向原股东和投资人继续融资、进行债券融资、灵活运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等。当然,内部精细化管理也是必须考虑的对策。如关注应收账款的催收,在账期上下功夫适当控制成本,或采取其他合适的降本增效措施。


  四、政府税制改革在探索与共享中前行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税收制度相应进行了多轮改革而不断完善。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税收万能论”倾向,在重视税收这个经济杠杆作用以后,感觉上是似乎税收手段一旦应用,就能决定性地解决想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之后,出现过另一种“税收无用论”倾向,强调税收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要太看重税收;近些年,还出现了“税制自然演变论”,其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在税制改革这方面揠苗助长。


  其实,我们面对的历史性考验,就是争取在中国“税收法定”的过程中,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让我们的税制立法和改革方案设计、实施的水平,尽可能高一些,也就是说,在税收合乎逻辑地受到重视的背景下,使我们对税收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聚焦中国追求一个高水平、现代化的税收制度体系的进步过程。回顾70年来税制改革实践,是一个在逐步探索、攻坚克难中不断推进、最终明确地锁定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税收制度体系、更恰当地发挥税收作用的过程。中国关键性的税制改革内容,主要发生于改革开放时期,风雨兼程中,工商税制得以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多种税、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并于1994年以全面配套方案,实行了里程碑式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突变。其后,农业税终结两千余年“皇粮国税”的身份,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之后,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中“营改增”和资源税、环境税等重点税制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个人所得税改革有新的一轮大动作进展,消费税改革正在酝酿和试水,而房地产税“立法先行”的改革已有于本届人大任期内启动的明确时间表。


  在突发疫情冲击之下,税制和税收管理已在做出应急反应,一些有利于企业提升抗击疫情冲击能力的税收优惠、帮扶措施,当然会带有阶段性特征,但在战胜疫情之后,这些阶段性短期措施还应对接中长期的税制深化改革的配套。


  对于下一步税制改革,如何攻坚克难地完成直接税改革任务,是达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所必然要求的税制现代化的一种历史性考验。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除继续做好间接税的改革之外,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推进直接税改革,需要紧紧抓住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房地产税法应尽快启动立法的一审,在税法草案公之于世、充分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以公开的听证会和内部、外部的专题研讨会等形式,集思广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处理好免税部分的设计问题,并注重配套解决不动产开发、交易环节相关税费的清理、整合与减负问题。当然,从地方税体系建设看,这既是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市场经济全局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建设中十分关键的一项系统工程。


  而如果将税收看作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抓手,则更需要站高看远地梳理这个“全景图”,既要有高度,也要有精度。比如,就在2020年2月23日,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从中央到县团级17万人参加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电视电话会议”上坦言“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但“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并铿锵有力地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提出“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已经出台的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企业。要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对一些行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可以预见,涉及到财税、金融等细化政策将会纷纷出台,尤其是具有精准定向、暂时性、政策滞后时间短等特征的刺激工具(如特别国债等)会相应出来,前瞻性、系统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基于长短结合而科学地问世。再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精准度看,减税降费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复杂性、颗粒度远超一般想象。政府需统筹考虑落实减免税、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破解融资难题、降低办税成本、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出台政策措施。税务部门一方面要把这些减税降负的好政策落实落细,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政策知晓度,让所有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政策的执行力,主动征询纳税人需求、解答纳税人困惑,从纳税人意见最集中最期盼的领域做起,帮助企业用好政策、享受红利,努力把办税成本降下来,办税时长再压缩。而从长期趋势看,税制的设计和优化则是根本性的税收治理方略,总体上应该是从完善税制结构、深化增值税改革、加强征管服务、完善监管等方面统筹考虑、整体联动、协调推进。


  当然,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完全应该针对性享受税制的区别对待,充分享受到税收征管改革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认知税收大数据技术应用对税收监管提出的新挑战,自觉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规范税收秩序,选择在税收洼地落户,并全面比较、综合分析,注重税收方案设计,享受合法经营的各种政策利好。


  另外,中国“正税”的减降,一定要和其外的“五险一金”“行政性收费”等制度成本费用的减降放在一个“全景图”中做通盘考虑,以配套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使企业“轻装上阵”、更好地焕发企业活力。


  总之,需胸怀大格局,以“始于足下”,去完成优化治理状态的“千里之行”。疫情无情人有情,我们需要怀着“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光,从化解疫情之困的一系列应急对策入手,积极总结经验,抓牢以供给侧改革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在“高质量”导向下,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贾康(1954—),男,湖北武汉人,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方向:财政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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