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电视剧的叙事艺术的创新

一、人民性的革命领袖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塑造革命领导人时就非常注重刻画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亲密联系，从中凸显中国共产党为民代言的价值立场。比如在很多革命历史剧中常常出现军民联欢的场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战斗胜利时，在欢庆中国共产党入城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重大纪念日时，在庆贺中华传统民族佳节时，电视剧中通常会出现民众载歌载舞的热闹情景。在这样的场景中，革命领导人一般也会加入到民众的行列“与民同乐”，于是，热情的呐喊，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洋溢着欢乐的张张笑脸，舞动的红彩绸就会环绕革命领导人左右，在镜像上将革命领导人置于人民的围拢拥护之中。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将这种人民群众簇拥中国革命领袖的仪式化场景具体化为日常生活片段，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周恩来对人民群众的“辐射力”以及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向心集聚效应，通过周恩来在泥泞中与大家一起推车，日军空袭重庆时保护惊慌失措的一对母子，关心身患肺病的文艺女青年小猫等一系列“与民相处”的小事，形象地刻画出一幅“周恩来总理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历史画卷。此外，在军民联欢的狂欢化场景中，革命领袖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通常会发生随意而亲昵的身体接触，“而这种亲昵接触中同志间的身体接触显得十分突出：握手、抚摸、拥抱、扶、拉手、拍打等成为革命同志间的最常见的身体语言。”[1]在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中，周恩来总是时刻准备伸出双手，张开怀抱去温暖鼓舞每一个身世凄苦的弱小者，在同这些普通人亲切的身体接触中，周恩来总理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也就不知不觉地得到了艺术呈现。
　　二、氛围的营造
　　新时期出现的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注重情节叙事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借助雾气、日光、阴雨等画面构图因素营造独特的历史氛围，从而传达某种主题意义。比如《长征》、《红色摇篮》、《毛岸英》、《中国1921》等革命历史电视剧中曾多次出现的“雨”的意象，在电视剧历史氛围的营造上显示出独特的叙事功能。在《长征》叙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长征前期的损兵折将时，“雨”的镜头时时穿插显现，比如当彭德怀视察前线阵地时，镜像上呈现的是如注的大雨，雨水打湿了彭德怀将军的衣服，在雨雾中他神情凝重地巡视战地部署，通过“雨”所形构的悲哀愁苦的氛围衬托了战略决策的重要与战争的残酷，以及红军将士大无畏的勇敢作战精神，也有力地衬托出共产党高级将领体恤下属的深情；再比如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实行长征方针之前，贺子珍将毛毛托付给妹妹照管，当妹妹抱起毛毛渐渐消失在滂沱大雨中后，贺子珍仍伫立门前，向前张望，雨景的设置很好地展现了贺子珍对儿子的深情，雨水声恰似如泣如诉的呜咽述说着一位母亲对儿子难舍难分又只能忍痛分别的复杂心情，从而也凸显了革命先驱者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超常贡献。“‘雨’作为意象虽并不与特定历史时期必然相关，但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觉意象，‘雨’的反复出现，无疑彰显了历史叙事在空间上的悲怆与悲剧意味。”[2]中央苏区所在的地域的确常年雨水较多，但雨景的经常出现已不再是单纯的环境意义，而是叙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承担着主题意义的传达使命。通过与“雨”形成对比的“日出”，我们似乎可以更加印证这一看法。在攻占遵义县城，召开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与朱德曾经有过一次谈话，谈话的地点是在雾气弥漫的小树林，通过逆光拍摄的镜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轮红日正在升起，太阳的光线穿透云雾洒满了整个树林。这个镜头出现在红军就要召开具有扭转性意义的遵义会议前夕，“拨云见日”的意味就显得特别明显。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谈话时的那点雾气也不见了，创作者以仰拍镜头展现了在几声清脆的雄鸡啼鸣声后，太阳从召开会议的小楼东方“喷薄而出”的态势，与此同时还辅以雄壮的《国际歌》旋律，通过这种氛围的营造，遵义会议的意义不彰自显。而在红军到达陕北后，镜头中的画面总是置于太阳的强光之下，画面的明亮色彩与中央苏区时阴暗低沉的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镜像上预示着红军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到达了自由广阔的陕北地区。它们“把纷繁复杂的战争叙事升华为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内的历史哲理，从而最终实现影片的创作立意并提高其艺术品位。”[3]
　　三、角度的选择
　　新时期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注意角度的选择。比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叙述了一个脱离战场的革命干部石光荣与其颇具小资情调的妻子褚琴之间柴米油盐、吵架斗嘴但仍相伴几十年的故事。作为其改编依据的《父亲进城》等系列小说叙述的却是“一个经组织安排，以战斗英雄的单向激情而构成的捆绑式婚姻故事，展现压制个人意愿，由行政命令主宰的婚姻悲剧”。[4]石光荣蛮横霸道的大男子主义不仅扼杀了褚琴的婚姻幸福，也断送了三个子女的人生。通过搜集、考察小说创作者的创作谈话，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叙事构想其实隐含着作者对父母关系一厢情愿式的主观猜想以及作者某种隐秘的情感缺失，在一种有些偏激的心理动机支持下，作者无疑在小说中放大了父母之间的争吵与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悲剧。但是在电视剧中，电视制作者们摒弃了这种创作角度，不少主创者都认为“这两个人在一起几十年，怎么可能没有好过呢？”显然，这种猜想更为符合现实生活逻辑，也更能引起广大观众的认同，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两个人在彼此憎恨的情况下又如何相伴一生的事实。于是，在电视剧情节中，与石光荣争吵了大半生的褚琴终于意识到石光荣这个倔强的老头对自己的意义是那么重要，三个子女也从起初对父亲的反抗不解转为认同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由于在父亲的安排下都收获了人生的圆满与幸福，在情感指向上也从站在母亲一边转为对父亲更深沉的情感依恋。因此，在从小说改编为电视剧的过程中，一个反思人性复杂性的文本，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内置着创作者偏颇思想的小说文本变成了一个通俗浅显，但是也更具人间真情的伦理故 事。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征途上，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创作的激进文本，以时时给社会大众以痛彻肌理的警醒，但是，我们更需要温情的世俗文本，以维系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温暖人心的伦理亲情。
　　参考文献：
　　[1]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63.
　　[2]宗俊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机制[J].中国电视，2012（8）：24-25.
　　[3]杨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影视剧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7：41.
　　[4]张红军.从教化到迎合：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商业化叙事策略[J].现代传播，2009（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