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十三经》经、注、疏、释文最早合刻,始于南宋建阳书坊。这种文本形式方便阅读，甫一出现，即受欢迎。元泰定前后，宋刻附释文的注疏本被翻刻行世，其书板流传至明代正德年间,递经修补刷印，即后人所谓“十行本”、“正德本”。此后，相继出现了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明末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清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间阮元于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等。这些明清时期重要的经书注疏版本，其源头皆可追溯至元代翻刻宋代附有释文的注疏本。长期以来十行本”一直被当作宋刻本，阮元翻刻十行本亦号称“重刻宋本”。直至近代,学界始确认所谓“十行本”、“正德本”实际上刊于元代,而元刻十行本的刊刻底本,才是真正的宋刻附释文注疏本。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学术界称作“李元阳本”、“嘉靖本”、“闽本”，本文简称“李元阳本”),是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期间，校勘元十行本并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刊刻而成。书中关于李元阳刊刻的信息，由于流传久远，又经后代的修补和剜改,几乎无法确知。我们根据对相关资料的考察，确定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除《仪礼注疏》外，是李元阳、江以达等人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1536-1539)在福建依据元十行本翻刻,其中《仪礼注疏》可能是据汪文盛校刻本翻刻。李元阳本版式,乃仿照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尔雅注疏》而略有改。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关系。而阮元于嘉庆年间校勘《十三经注疏》时,广校众本，其中就包括李元阳本。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分别被收藏在中国、美国、日本和巴伐利亚等国的大型图书收藏机构，有十多部，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网络公布的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简称“哈佛李元阳本”），曰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简称“东京李元阳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简称“京都李元阳本”）以及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本（简称“巴伐利亚李元阳本”)。
一、李元阳本《+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埋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问世以来，鲜少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在涉及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二是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三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下面,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分别论述。
(一）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口顺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一文中称：
在闽中（福建）由御史李元阳与提学佥事江以达（后印本删去江以达的名字)校刊。板式：半叶九行；经，大字单行；注，中字单行;释文、疏，小字双行。据说,此本是嘉靖十一二年至十五六年之间（1532-1537)以正德本为主，另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而刊行的。闽本就是C十三经注疏>第一次全部汇刻的合刻本
关口顺对李元阳本的校刻者、版式、刊刻时间、底本等进行了描述，其中关于李元阳本刊刻时间的论断不确，根据王锷先生的考察，当是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1536-1539)刊刻的。
沈津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重修本《十三经注疏》”一条载：
《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1568)重修本。一百七十三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下有刻工。框高一九、五厘米，宽一二、八厘米。……是书今传世最早者为元刻明修本。……按李元阳刻本在每卷之第一页第三行，刊有“明御史李元阳、提学佥事江以达校刊”。此本“李元阳”等字多被剜去。细检全书，《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二至三十仍有残留，显为当时所遗。是书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作“明嘉靖李元阳刻隆庆二年重修本”,此当亦如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六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皆有李元阳本。全书经日人批点，末四册为日人补钞。钤印有“鹅湖图书”、“鹅湖亭藏书”、“平舍书夜”、“管原丰明”、“止”、“似闲”、“大观楼藏书”。断2
沈津先生对哈佛李元阳本进行了详细考察，特别是其中提到了校勘者信息被挖改的情况，值得重视。
王锷先生在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未刊稿)一文在对校东京李元阳本和哈佛李元阳本《礼记注疏》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
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有缺页。东京李元阳本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缺，代之以李元阳本《周礼注疏》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哈佛李元阳本不缺。……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将不同书但相同卷次之页错乱倒装,可谓粗疏之极B]。
上述文章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版式、藏书机构、藏书印等进行了研究,并对初刻本与重修本的不同之处有所说明。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尚可对不同版次、不同印次李元阳本进行深人研究，还可与其它版本进行对比研究。
(二）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
张丽娟先生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一书,对传世的一百零四种宋版经籍进行系统的考察，对刊刻缘起、流传脉络以及收藏情况等皆有详细考察，为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提供了有益参考。
乔秀岩先生在《〈礼记〉版本杂识》中认为现存《礼记》经注版本可分两体系: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
李致忠先生《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梳理了《十三经注疏》的多种版本信息。文中提到：
南京国子监在整理这些旧板(按:指元十行本)而予以重印之前，遇到该修补者修补,修补的时间大概在正德时期气遇到旧板全烂不能再行印刷者,就另行刊雕,而新雕就多以嘉靖时李元阳闽中所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了。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李元阳本的刊刻背景及版本渊源等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刊刻流传史上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尚有欠缺。目前仅见王锷先生《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一文。
(三)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
前辈学者，多对李元阳本进行校勘批注。比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本有清朱邦衡录清惠栋校；山东省图书馆藏本有清许瀚批校;京都李元阳本有日本学人山井鼎、根本伯修等人的批校;哈佛李元阳本也有朱笔批注,沈津先生称“全书经日人批点,末四册为日人补钞”而批注以及补钞此本的“日人”为谁,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些批注或是对李元阳本的直接校勘,或是过录其它校记于此本,或是将李元阳本作为工作本,值得我们研究和利用。另外,前辈学者校勘经书时，也多引据李元阳本。比如阮元在其所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就对李元阳本非常重视,大量提及“闽本”。
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成果甚少,多散见于相关文章,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二、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琉》的研究童义及展望
就当前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重视不够，研究的很不充分,我们拟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进行系统研究。那么,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还需要作哪些研究工作呢？
(一）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的角度看，南宋建阳书坊始将经、注、疏、释文合刻于一书，而李元阳本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文本形式。我们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版本特征及刊刻流传等,可弥补明代经书版本研究的不足。
从古籍整理的角度看，由于元刻明修本无《仪礼注疏》，李元阳本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十三经注疏》。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李元阳本又是继承元十行本而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版本。我们可以在对校阮刻本的基础上，对李元阳本进行研究，发现它的价值和不足,这对我们整理古籍有一定的意义。
从研究过程上讲,我们将李元阳本与阮刻本进行对校，无论是对李元阳本的研究,还是对阮刻本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作用。通过对校,我们可以详细考察阮刻本对李元阳本的吸收和利用尚存在哪些不足，从而深人挖掘李元阳本的价值,分析阮刻本的不足。
(二)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展望
我们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了解甚少，国内外学者也缺少对于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系统地研究。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有必要以某一部经书为切人点,进行以下工作：
首先,根据相关资料,理清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的背景、时间、地点以及相关人员。
其次，梳理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体例、残缺情况、流传过程中的修补以及内容上的讹脱衍倒等问题。笔者对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进行了部分梳理,就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一是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在其印刷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残缺,多为印刷时用墨原因。例如,卷一第三页A面第一行右“周公代之摄政”,“摄”字残;卷一第三页B面第三行左“但量时设教”广设”字残;卷一第四页A面第一行右“所以三千者千”字残。二是由于所用底本元十行本有大量的墨钉,李元阳本在刊刻过程中并未进行大规模修改，以致李元阳本也大量出现墨钉。例如,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一行阮刻本作“言子者通男女”,李元阳本为墨钉；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七行右阮刻本作“称色吏”，李元阳本为墨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对校其他版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此外，据沈津先生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一部。另外根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及《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等书记载，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藏有李元阳本，南京图书馆藏李元阳本有丁丙、丁立中跋，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李元阳刻隆庆二年重修本。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清朱邦衡录清惠栋校本，山东省图书馆藏有清许瀚批校本，天一阁藏一残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一全本。
②程苏东先生在《“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修补汇印地点考辨》(《文献>2013年第2期，第22-36页）一文中提出与李致忠先生不同的观点。作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证了正德本的实际修补及汇印地点是福州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