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胡适在图书馆服务方式、图书馆藏书建设、图书馆员文化和业务素养方面具有先进、实用的学术观点，并倡导编制馆际联合目录，注重图书馆馆舍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大力推广四角号码。同时，他还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美国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有着密切的关系，推动了这三所图书馆的发展。他在中国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为注重图书馆协会和基金会的建设注重推荐、发掘和培养管理人才;保护历史文献;注重教育救国。

　　1 早年留学经历与现代图书馆思想的萌芽

　　1910年至1917年，胡适作为庚子赔款第二批清华官费生赴美留学。留美期间，胡适对美国现代新型图书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同于中国传统封闭的藏书楼，美国各类型图书馆的开放性管理模式，“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社会服务理念，以及中美之间在馆藏规模、受众群体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4年1月，胡适撰写了《美国大学调查表》例言和《藏晖室杂录》并发表在《留美学生公报》第三本上，其中，《藏晖室杂录》统计和记录了30万册以上馆藏量的美国高校图书馆。1914年9月，胡适先后走访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并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100万册馆藏图书任由读者免费借阅的模式十分赞赏，对哈佛大学3家博物馆馆藏之博大由衷赞叹。1915年3月8日，胡适在纽约之行的日记中写道，“纽约公共藏书楼于今年正月一月之中，凡假出书籍一百万册有奇，可谓盛矣。”“纽约之藏书楼共有支部四十三所。计去年一年中：在楼中阅书者，凡六十二万余人;假出之书，凡八百八十三万册;在楼中翻阅之书，凡一百九十五万册”。“一九〇一年，卡匿奇氏捐金五百二十万为纽约城造流通藏书室支部之用，而纽约市政府助其买建筑地之费，今之支部林立，费皆出于此”。此后，胡适又对纽约、奥克兰、西雅图、洛杉矶等13个城市公共图书馆的读者群体数量、到馆读者人次及所收取工本费用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统计。1915年8月23日，胡适又在日记中感慨，“纽约一城之藏书楼，每年至须八十一万美金，而尤为全国最撙节之所。”“下所记此邦公共藏书楼之费用，足耐人寻味也”。

　　通过深入而广泛的调研，胡适思绪万千，深感建立“理想中之藏书楼”的重要。1915年2月21日，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此后，胡适更是立下“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绩溪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后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以比英之BritishMuseum，法之Bibliotheque National，美之Library ofCongress，亦报国之一端也”的雄心壮志。

　　学成归国后，胡适任教于北京大学。1917年12月28日，张奚若致胡适信中说，“课程及教授法二者改良外，耘意足下应与蔡孑民先生及诸同事等设法为北京大学设一大图书馆，以作造学基础。此事向为足下所注意，如能从早见诸实行，则更幸矣。”1921年8月6日，胡适在《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的演讲中提出办“一个大图书馆”的设想。1922年7月6日，胡适和蒋梦麟在日本赔款用途的建议中提出，应“设东方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设东方天然博物馆”，“国立大学设日本文学、历史、法制等讲座，附带图书购置费”等，以此来“提倡东方文化的研究”。在胡适等人大力主张和倡导下，1918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1924年1月，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东原图书馆正式成立;1926年10月1日，安徽省绩溪县图书馆正式成立。此外，胡适还是铁路图书馆的发起人之一。

　　2 胡适图书馆之学术观点与理论实践

　　2.1 关于图书馆服务方式

　　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践行者，提倡图书“藏为所用”，反对狭隘、封闭的藏书理念。通过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开放性与国内诸多封建藏书楼“闭关自守”局限性的比较，胡适深刻意识到对国内图书馆进行变革的重要。1961年3月17日，胡适对前来看望的蒋复璁说：“书，是要人看的，宁可让人把书看烂了，总比搁置书库里烂了好些。”1935年4月15日，胡适在给毛子水的信中说，“我看梦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此意无可非议，因为我们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的为世界第一。”这种图书要藏为所用，图书馆要具有美国式的开放性，要为社会大众服务并充分发挥其整体功效从而体现自身价值的观点，正是胡适具有代表性的实用主义观点之一。

　　2.2 关于图书馆藏书建设

　　图书采访是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基础。胡适反对所谓古董家收书法和理学家收书法，前一种方法强调版本，实用性极小，后一种方法则易造成因人废言、言因辞废、门类狭窄、门户成见甚深等弊端。1928年7月31日，胡适在上海东方图书馆所做的题为《中国书的收集法》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图书采购要采用“杂货店收书法”。原因如下：(1)把收书的范围扩大所谓无所不收;(2)可免得图书馆自己去取书;(3)保存无数的史料;(4)所费少而所收多;(5)偶然发现极好的材料。同样，“杂货店收书法”的原则应该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收书”。胡适认为应通过设立图书馆委员会、专家把关、按书目清单购书等方法来保证图书采访的质量。胡适还建议在图书采访上要采用各馆之间“分工协作”的方式，馆际间的分工协作既可以使有限的购书经费得到充分的利用，避免重复浪费，又可以使图书采购既保证重点资源建设，又兼顾品种收全，从而为馆际互借打下基础。此外，胡适还认为在馆藏建设上要协调好“专”与“博”的关系，提倡既博又专，既要突出特色馆藏、做好品牌资源建设，又要兼顾专中有博、使馆藏资源更加丰富。

　　2.3 倡导编制馆际联合目录

　　胡适是较早地提出图书馆间应编制联合目录的学者之一。胡适极力推崇编制联合目录，在1930年6月7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演讲中他曾经讲道，“北平最近编制联合目录之举，极为兴盛，如前数年之《植物学书联合目录》《期刊联合目录》及印刷中之《丛书联合目录》，尤以尚未脱稿之《西文书总联合目录》为巨大之工作，颇可乐观。此种工作之效用，最美最多，不胜状举。”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标杆和旗帜的胡适对联合目录的推崇，无疑对图书馆联合目录的编制和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推进作用。编制联合目录，使馆际间图书采购的分工协作有了依据并成为可能，使不同图书馆间的馆藏资源成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体系。在这个藏书体系中，各馆间的文献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各馆的文献购置费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各馆的特色馆藏建设得到不断加强，各馆间的馆际互借己然成为可能，在地区范围内的“图书馆联盟”的雏形己然显现。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胡适已经认识到编制联合目录的重要性，在当时很有前瞻性。

　　2.4 关于图书馆员文化和业务素养

　　2.4.1 对图书馆员个人素养要求

　　胡适在《中国书的收集法》的演讲中曾经指出，“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无论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内容，是无从分类起的”，“如果要把他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分类书”，“要懂书，有三个重要的方法：(1)爱书，把书当做心爱的东西，和守财奴爱钱一样。(2)读书，时时刻刻的读，继续不断的读。(3)多开生路。生路多了自然会活泛。因此外国语不能不懂。一日语，二英语，三法语，四德语，五俄语，……生路开的多了，才能讲收书，无论旧的，新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得知道他的内容，这样，便是分类也有了办法。”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馆员素养颇为重视，馆员不仅要爱护图书，还要不断学习，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

　　2.4.2 重视荐用各领域人才入馆工作

　　胡适认为，馆长是图书馆的“大脑”，引领着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对于胡适来讲就是希望图书馆全力“美国化”。胡适对各领域文化名人的引入，同时又使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和文化建设得到了持续发展直至极大丰富。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胡适还提出了办学的重要性，认为图书馆的良性发展，只依靠好馆长是不够的，必须培养一批既业务精通、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在任北大校长期间，1946年10月10日，他亲自聘请王重民为教授，在中文系下附设图书馆组，之后又独立成为图书馆博物馆专科，此举奠定了之后的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基础。

　　2.5 注重图书馆馆舍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胡适认为，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建造独立的馆舍十分必要，而且馆舍位置应离其主要读者群体越近越好，以方便利用。胡适曾说，“图书馆馆舍必须要独立，如此既可以保证图书馆免受外界的干扰，又方便进行管理，同时还可以降低水、火等灾害对馆藏安全的侵袭。此外如果实际需要，将来扩建起来也便利。”在馆舍建筑外观设计上，胡适眼光也很独到。在对商务印书馆新图书馆的馆舍设计中，胡适曾经建议到，“不如作品字形，其一端为编译所，而一端为图书馆，中间可以沟通。如此，则现在之编译所可(为)工场扩充之用，工场打成一片，而编译所与图书馆仍打成一片。”这种馆舍建筑设计理念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很大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2.6 传统文献学思想与成就

　　长期从事国学研究的胡适在传统文献的目录学、版本学等研究领域颇有成就。胡适重视文献目录的编制及其在读者阅读推广中的重要导读作用。1923年3月，应胡敦元等清华赴美学生阅读国学图书之请求，胡适在其《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列举图书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如《书目举要》《书目答问》等;思想史92种，如《老子》《庄子》等;文学史78种，如《诗集传》《诗经通论》等”。同时在序言中，他讲到，“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胡适在版本学方面的研究成就也十分卓著。1923年胡适担任《国学季刊》编委会主任，对《水经注》的诸多版本有着深入的研究。1948年胡适在北大举办《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的各种版本多达41种。此外，胡适曾多次在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有关目录、版本、考据等古典文献研究领域的研究论文，由于他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古典文献学逐渐发展成我国图书馆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2.7 文献检索方面的积极贡献——大力推广四角号码

　　1926年，王云五编写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正式出版，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胡适对其评价甚高，认为这是众多学者在学术文化研究中掌握最容易、使用最方便、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为了便于记忆四角号码规则，胡适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序文中编写了一首歌诀，“一横刀，二三竖，撇四，又撇五，点捺同是六，有叉变成七，左钩右钩八九毕”。之后王云五又进行了两年研究，使这种检字法逐步得到完善，并把《四角号码检字法》修订再版。胡适根据修订后的检字法又改编了歌诀，“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可以这样说，四角号码检字法从推出到被全社会广泛应用，前后风行几十年，胡适的检字法推广口诀歌功不可没。

　　3 胡适与国内外三大图书馆

　　3.1 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3.1.1 促成北京大学图书馆建成及其后续经费保障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回国不久，胡适便极力主张为北京大学建一座现代图书馆，以作为教学科研的基础。1918年，在胡适等人的大力奔走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为解决图书馆馆舍新建和后续发展问题，胡适成立募款委员会并建议北京大学教授“凡月薪60元以上者”自愿捐献出一个月的薪酬以用于图书馆的发展建设。在1931年1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上海第五次常会上，胡适出席并支持有关“以5年为期，中基会和北大各出资20万元以用于举办讲座、聘任教授、配备图书设备和设立奖助学金”等建议事项，后期双方又重新规划出资比例并将期限延长至7年，胡适合理规划了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比例。此举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藏书建设、新馆建设及此后的可持续性发展上都有了长期的经费保障。

　　3.1.2 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任用

　　胡适慧眼识珠，重视对各领域文化名人和人才的推荐及任用，经胡适推荐的学者如李大钊、毛子水、顾颉刚、钢和泰等，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或担任室主任，此举不仅使北京大学图书馆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在特色馆藏建设及文化底蕴建设上都有了扎实积淀和长足发展。从1932年开始，胡适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常委，长期参与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和发展建设。抗战期间国破家亡之时，“北大图书馆由于始终坚守胡适的主张，‘在华北坚立不动，决以所藏与国土共存亡’”，从而使图书馆的全部馆藏得以在战火中安全保存。此外，胡适还利用其时任驻美大使的身份，积极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募集外文原版图书，以解图书馆燃眉之急。1957年6月，远在美国的胡适仍心系北京大学图书馆，立下遗嘱，誓将遗留在国内的102箱收藏文献全部捐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3.2 与上海东方图书馆

　　任教北京大学后，胡适的社会影响力俱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邀请胡适帮助改进所内管理和工作。1921年7月，经过对商务印书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胡适总结整理出一万多字的《对商务编译所的意见》，对商务印书馆的设备、待遇、政策和组织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在关于图书馆部分的建议中，胡适提出要满足主要群体——编译人员的使用需求，必须建造一个独立而大的图书馆，既满足对内服务也要对外开放。此外，胡适对图书馆的经费使用、图书采访流程、建筑设计、藏书结构合理性、馆藏目录编制以及馆长和馆员的任用及其管理要求等方面都提出很多宝贵建议。之后经胡适推荐，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并在到任后大胆改革，勇于实践，推陈出新。经过多年努力，原编译所资料室涵芬楼正式发展成为东方图书馆，王云五兼任馆长，其间胡适曾多次到东方图书馆进行讲学和业务指导，广为人知的有1928年7月31日所作的《中国书的收集法》著名演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图书馆已成为闻名世界的东亚文化宝库”，“而商务印书馆也成为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惨遭日军炮火摧毁。痛心之余，胡适积极奔走并成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胡适担任委员，为复兴东方图书馆做了大量工作。

　　3.3 与美国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离开大陆后胡适来到美国。1950年4月，胡适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在任馆长期间，胡适任用童世刚为助手，并与其一道对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近10万册中文馆藏进行摸底和清查，后撰写了调查报告。在二人共同努力下，通过对馆藏重新整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建立起新的藏书分类体系，从而方便了读者借阅。作为馆长，胡适在图书馆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工作上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此外，胡适还十分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宣传和弘扬。1952年2月在胡适的精心策划下，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在学校校园内举办了题为《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的大型书展。随后胡适撰写并公开发表的两篇英文文章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The Eye 100，000 Volumes和The Gest Oriental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又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能够最终确立在美国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并成为美国六大核心图书馆之一，与胡适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卸任后直至1962年去世，胡适一直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名誉馆长。

　　4 胡适在中国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4.1 注重图书馆协会和基金会的建设

　　在图书馆工作和实践中，胡适注重图书馆协会和基金会的建设及其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胡适当选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兼财政、索引委员会委员。1927年6月，胡适当选为中基会董事，后又曾任秘书，并在第九次年会上当选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此外，胡适还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基会的建立对于还处于萌芽时期的我国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有力的指导、支持和保障作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奠定和巩固了图书馆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爱国热情、普及国民文化教育及指导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引领地位，从此图书馆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而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中基会也分别资助和推动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等众多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正是有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基会的存在，中国早期图书馆才拥有了向现代图书馆转型的标准和推动力，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才有可能最终走向正规化的发展道路。

　　4.2 注重推荐、发掘和培养管理人才

　　在与图书馆的众多交集中，胡适十分注重对图书馆管理人才的推荐、发掘和培养。胡适深知，图书馆馆长是指引图书馆发展方向的决定力量，而拥有各领域文化专业人才则是图书馆增强文化底蕴、建设特色馆藏、提高其社会影响力的有力保障。例如，前文中提到的李大钊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毛子水是著名科学史、地理学专家;顾颉刚是“古史辨”派创始人，著名史学家;钢和泰是欧洲东方问题专家;王云五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出版家王重民、严文郁、童世刚是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作为教育家，胡适更加注重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在胡适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从此在大学里面生根发芽。胡适对诸多文化名人的推荐、任用及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大力培养，夯实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稳步发展的基础，指明了前进发展的方向。此后，在历经众多变革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图书馆事业始终人才辈出。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图书馆“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职能尤为得到全社会的接受和重视。

　　4.3 保护历史文献

　　胡适不仅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学者、文人，更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文大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研究领域，胡适在史学、哲学、文学、版本学、目录学、考据学、红学等诸多方面都造诣颇深。通过对现代西方文化和教育的接触和思考，胡适深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化研究并将其发扬光大的重要。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胡适将“整理国故”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作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胡适都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剖析和审视，注重对海外流失文献古籍的调研、收集和整理。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为北平图书馆大量珍贵古籍善本能够躲避战火得以幸存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为恢复上海东方图书馆做了大量工作。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保护和弘扬，客观上使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更具中国化的鲜明特色，更加丰富和扩展了中国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随着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学逐步奠定了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4.4 注重教育救国

　　胡适是我国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在众多代表人物中处于领袖地位。在胡适的视角中，图书馆是学术研究和普及教育的前沿，是文化传承和振兴中华的阵地。一方面，图书馆作为西方教育的一种形式，代表着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文化和制度，体现着开放公益、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而胡适所提出的图书馆“美国化”，正是这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集中概括。图书馆从一开始就已被赋予了教育救国的使命，它面对社会大众，成为国民精神洗礼、思想升华、普及文化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图书馆的出现又使其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对撞中，图书馆成为国人了解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媒介以及载体，版本、分类、目录等图书馆学研究成为学习中西文化的手段和途径。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既有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也同样催生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研究和发展上的反思，这种反思使图书馆逐步具有学术化的标签和性质，并吸引了大批名人学者(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鲁迅、罗振玉、章太炎、严修、叶德辉、郑观应、李四光等)的积极参与，众多熠熠生辉的名字使中国图书馆成为学术研究的圣殿，成为中国教育文化的主体，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胡适在中国教育文化领域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才使得尚处于清末民初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图书馆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民众认识和接受，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成为国家的财富和荣耀，而中国图书馆事业也同样是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官商大户家庭，字希疆、适之，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驻美国全权代表大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胡适的一生角色众多，阅历丰富，身份复杂，史学界对其研究颇多，然而，作为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践行者，胡适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学者讨论尚有不足。笔者从胡适的图书馆学理论思想、胡适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等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