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话：普通话与1950年代的群众运动

　　从国语到普通话

　　“普通话”并非如人们惯常所想，到1949年之后才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国语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普通话”已然出现，并率先为师范教育采用为教学语言。1920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月刊》(3-5期)记载，当年全校职员会议形成一个新的决议——要使用“普通话”：“春夏开学后全校职员根据第二百八十次职员会议决案发言一律用普通话但授课时间遇不得已仍略用土语虽不能十分正确而在儿童方面并无困难发生”。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无锡，办于1911年，官办性质，1913年设立附小。全校职员决议要求授课一律“普通话”，只是在"不得已”时，方可“略用”方言，可谓领风气之先。

　　使用“普通话”，是为了排除方言难懂的障碍，并不涉及书面表达。钱穆晚年曾回忆自1923年，他在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科”老师的经历。他说‘余应聘时，四年级国文教师为钱基博子泉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三年级国文教师为吴江沈昌直颍若尤爱东坡。为人谦和，以诗人兼儒家风。”国文老师们均是古文名家，“普通话”只是对口音的要求,且并不强制。如今所谓“普通话”，乃是一种依赖国家强力推广的统一语，且既指统一的口语，也指统一的书面语，其政策源头来自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长张奚若发表(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这一报告成为教育部下发推广普通话指示的理论依据。报告这样描述“普通话”的来源：

　　方言以外，汉族人民有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的。这种语言早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形成过程已经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宋元以来的白话使白话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位。元代的《中原音韵过戏曲推广了北京语音。明、清两代，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随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几百年来这种“官话”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渐形成现代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普通话”。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作家抛弃了传统的文言，一致采用“白话”写作，学校教科书和报纸也开始采用白话，这样就大大地发展了历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话”。

　　报告指明，"普通话”源自历史上已有的"官话”，它通过政治力量的推动，经口语与书面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互动，最终成为统一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部分。

　　这次会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于1955年11月17日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广普通话的全国性群众运动随之展开。

　　1949年后发生的推广普通话运动，与民国时期推广国语运动有许多高度近似的地方。这首先是因为"普通话”在发音与语法方面，与"国语”并没有本质差别，并且这两次推广统一语运动有共同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需要。不管是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语言学家和政治人物都认识到，统一语可以提升国家内部经济和文化的统一，统一语也有助于提升国民对政治统一性的认同，并形成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明确和强烈的未来感，而这种未来感几乎是现代主义所特有的。周有光在《正确地认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中指出：

　　原来我们虽然在周代就有“雅言”，在元、明、清时代就通行“官话”，可是民族共同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培养起强烈的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在乡土观念的维护下，“方言至上”的思想就得以散布。……这种“方言至上”的思想是保守的，落后的;在旧时代，它跟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全国性市场的要求早就不能相容;在祖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今天，更和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经济交流、国防现代化、政治文化的发展完全不调和。会说普通话，是一种现代文化生活的本领。在公共场合用普通话说话，应当受到尊重。②

　　周有光此处从经济(工业生产、统一市场和商业贸易)、政治(国防现代化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评卩文化(与地方主义和乡土主义相反的统一文化)三个方面论证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这种观点中包含的强烈的现代主义取向，正如英国学者盖尔纳在论述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所说：

　　识字的普及，计算、技术和各种奇技经巧所达到的高水平，是它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之一。它的成员是而且必须使流动的，时刻准备从一项活动转到另一项活动，必须接受使他们能够遵循新的活动或者职业说明书和指令书的一般性教育，在工作中，他们必须不断地与许许多多以前大都没有接触过的人进行交流，因此和这些人的交流必须直截了当，而不是依赖某种语境。他们还必须能够通过使用不带个人感情的、不依赖于语境的、就事论事的书面语信息进行交流。因此这些交流必须使用共通的、标准的语言媒介和书写体。③

　　把国语运动和推广普通话运动放置在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下看，它们与西方在工业化时期推广统一语的动力是高度一致的。

　　现代主义者主导了推广统一语运动的进程之后，重新书写了语言的历史(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到上引周有光文章)，统一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变得空前重要,最终正如周有光论述的那样，统一语成了现代国家的支柱之一。

　　但国语运动与推广普通话运动之间明显的历史继承关系，却不能掩盖两者的不同。儒家传统认为，名实相符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这种观点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国语”取"官话"而代之，包含着一种崭新的政治意识®(参见本人的博士论文北京官话”与书面语的近代变迁》第八章)，到了1949年之后，政府选择以"普通话''取代“国语"，显然也另有深意在其中。

　　王力说：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拙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在封建社会里，做官的人的确是说这种话，用这种话去吓唬人民。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这种话是属于官的。我们应该说:任何地方的话都是属于人民的;做官的老爷们绝对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官话”来。现在事实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政权下，官老爷早已消灭了，而被称为“官话”的北京话仍旧存在。可见这种话决不是“官话”，而是人民的话。⑥

　　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广统一语不但有促进交流和维持国家统一认同的一般使命，还有一种新任务，也即帮助统一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确认政治身份，促进其政治认同。如此一来，赋予统一语新的价值体系和名称标识就很有必要。语言学家重要的工作就是阐明这个新价值—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标准来看，王力不仅是为推广"普通话”找到了历史依据，也为推广普通话找到了其阶级根源。

　　“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语言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与列宁有很大关系。《怎么办》里提到革命者进行宣传鼓动时，应该注重口语，并使用听众熟悉的语言。俄国革命爆发时，俄国是个农业国，文盲率超过90%,尽管经历了1905年的土地改革，庄园经济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广袤的国土也限制了流动性。苏联成立后，扫盲运动卓有成效，到二战爆发前，经过20余年的努力，文盲率已经降至30%以下(Peter Kenez :The Birth ofthe Propaganda State,第145-166页)。这个成绩十分惊人。扫盲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让不识字的人能读报，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自觉的建设者。这意味着通过推广新的语言，就可以创造新的人民。

　　中共与世界语运动、大众语运动、拉丁化运动均有密切联系。中共早期历史上，扫盲班往往是开展农运、工运和妇女运动的途径。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中共执政之后。

　　正如苏联的例子所昭示的，扫盲绝不仅仅是文化教育。1943年，中共在山东省莒南县金沟官庄建立了一个识字班，1946年12月24日，这里成立了山东第—个团支部。通过扫盲学习，学员认识到“现在的所以能翻身，全靠了共产党。她们对将来的曰子,抱着很大的希望。无论那个妇女，都要求彻底的解放，要求经济独立，家庭民主，婚姻自主了”。识字班里一个叫纪维臻的学员经过识字培训后认识到：“就是捞不到千部做，到工厂里做名女工，都比在家受用。”“识字班的本身是带有妇女解放的政治性质的，上识字班不但识字，还是妇女摆脱家庭束缚的第一步。”

　　1949年之后，中共很快明确，语言改革要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1951年，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表在6月6曰的《人民日报》上。这篇社论的标题极其醒目，不但把语言与祖国紧密联系起来，还对语言的形态做了拟人化的描述，并使用了"斗争”这一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词语，暗示‘正确"、“纯洁”和“健康”的语言与错误、不洁和不健康的语言,恰如战场上的敌我关系。对新语言政策而言，也有必要像战争中那样动员群众，发动一切力量去推行。

　　语言领域的战争武器是语言学家提供的。这篇社论刊出后，《人民日报讲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但至关重要的仍然是把人们组织起来，赋予其目标，促使他们认同语言政策的价值。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大力推广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目前，汉语正在为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学好汉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地纷纷按照"指示”在各自领域内完成推广普通话任务。从1956年秋季开始，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全国中小学语文课一律开始以普通话教学。

　　由于中国各地方言繁衍复杂，自成传统，树立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普通话发音标准就非常重要。前文已述，这是教育部长张奚若在第一次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上报告的内容之一。统一语的标准如此重要,正如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菲什曼(Joshua A. Fish man)对国家标准语的定义所说："一个语言里的标准型往往代表了整个国家，也就代表了政府、教育及文化的最高机构。这种语型往往是‘民族’使命、荣耀、历史、独特性之所在，而且是用来联合原本与这象征性语区没有关系的个人的。”®张奚若明确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一项政治任务。他解释说：

　　我们现在要大力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有的同志不了解:说话这件事跟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不只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这里因为语言不仅是人们交际的工具，而且是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工具。一个民族有了民族共同语，就容易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强人民的团结，而且还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推广普通话就是要解决方言分歧的问题，它是有利于建设的，是直接服务于政治的。因此它是一件大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政策推广力度达到了空前地步。一篇以相声方式介绍普通话政策的手册中说：

　　自从政府发出推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的号召后，报纸杂志大力宣传，各级领导都很重视,人人学说普通话，形成了一个学习的热潮：学校里教课说普通话，接洽工作说普通话，作报告说普通话，电台广播说普通话，话剧团演戏说普通话，就连你我说相声也得说普通话。⑭

　　推广普通话运动包含了语言政策的一般目标:提升国家内部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促进国民对政治统一性的认同，普及现代主义价值观，并将政治意识暗藏其中。以1950年出版的《(机关职工业余学校)国语课本》为例，科技知识(第三册第六课"水”第七课“蒸汽的力量大”第八课"人利用蒸汽”等)、卫生常识(第三册第三棵“疥疮”第三十二课“霍乱和痢疾”第三十三课"肺病"等)和意识形态教育(第三册第四十四课“拥护人民政府”第四十五课"万岁啊!毛泽东”第四十六课“中华,你是我们的家”傳等，均被包括在课文之中。

　　新语言读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材料。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汉语拼音课本>(首印5万册),其中‘’读物”课中内容有：“我们都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接机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一时期推广普通话的读物，无一例外都紧跟当时政治形势，以致形成一种特殊的标语口号式的语言风格。浙江省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1958年编出《汉语拼音课本》(此书在一年后就加印接近10万册)，其中颇多“豪语"(书中说法，指一种口号),如“塘底当战场，锄头当刀枪,在积肥战线上，打一个漂亮仗”。

　　和浙江一样，当时各省教育厅推广普通话办公室也都编写了地方性教材。河南教育厅推广普通话办公室1959年编辑出版了“注音读物丛书'主要是宣传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其中一本《人民公社不靠天》(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64开，28页，首印3088本)中，所有文章都围绕当时的全国抗旱运动，鼓吹“人定胜天”的思想。如第一篇《人民公社不靠天》“大军激战在河边，竞赛歌声震破天。命令河水跟我走，人民公社不靠天。”(谢上英，选自《河南日报》1959年8月16日)

　　通过这些普通话教材，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到全国。安德森谈到现代印刷语言在共同体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说：

　　形象单是通过印刷和纸张，他们却能够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人们生活在他们的特定的语言场(Language-field)中，同时也只有这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人属于这一语言场。这些通过印刷品联结在一起的读者群，在他们世俗的、特定的、明显的不可见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萌芽。®

　　普通话和为推广普通话而印刷发行的各类教材，显然正是为了营造这样一个语言场，国家不但为这个语言场提供了"正确"、“纯洁"和“健康"的语言范例，更促使人们通过学习这种语言,形成了对掌握着语言标准的国家的认同。

　　观摩会

　　不到三年,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第一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于1958年7月25日在北京举行，历时一周。除新疆外,各省都派出代表参加，共计141人，包括中小学生、教师、华侨和少数民族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接见了观摩会代表。观摩会兼具仪式和表演性质，与当时农村、工厂和军队为选拔模范人物而进行的生产竞赛和军事竞赛活动非常类似,但就其流程而言，则是严密控制、精心布置和精确掌控的国家政治。

　　观摩会之前，中央通过红头文件向全国各地下发指示，由各地方根据文件指示选好人员再上报审核，最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正式竞赛，以求垂范全国。观摩会的“成果”和整个过程中的先进人物及其事迹，形成总结报告、文件或专著，再次下发各地，供地方依据这些书面材料开展下一步工作。除“文革”期间中断之外，全国普通话教学观摩会一直举办到1980年代。

　　和1958年火热的工农业生产竞赛类似，第一届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上，各地代表团纷纷表决心，有的说"保证半年内学会普通话，一年内学好普通话"，有的提出“三天熟悉五天会，一周拼写真干脆”，有的表示尽快学会“‘十一’向党献礼"，有的提出"苦战四个月，改变方言面貌”，还有"苦战五十昼夜，人人能说普通话”。®

　　会前下发的通知中提出选派教师和学生代表时，应当注意政治纯洁和品德好的。”观摩会评比时，对选手表现首先考虑其"政治思想性如何”，其次才是"语法、修辞是否合乎规范”，“条理是否清楚”。观摩会后总结出推广普通话的主要经验是，"一定要政治挂帅，领导重视。”大会最后形成一个表决心式的倡议书(尽管与工业部门"三年超过英国，五年超过美国”的豪言壮语相比，这个表态并不引人注目):"要以革命干劲，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青、少和壮年都学会拼音字母并能广泛运用普通话。”

　　这届观摩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的社员陈进四。她汇报说，解放初期，北方干部在福建工作时，农民听不懂干部讲话。土改的时候，全乡只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能听懂普通话，乡里就让他给老百姓当翻译。可没想到，"他把群众的好话翻成了坏话，把政府的政策由白说成了黑。结果，土改时农民们吃了大亏。好久以后，大家才回过味儿来。学会普通话,对于吴山乡的村民们，太重要了。”

　　这种将语言政策的必要性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联系在一起的内容，显然非常受欢迎。陈进四的发言得到了高度评价。在此后50年中，她一直是推广普通话运动和扫盲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陈进四作为先进人物并非始于这次观摩会。早在1956年，也即观摩会之前两年，福建就开始把陈进四作为学习文化的农民先进典型进行宣传。福建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连环画《陈进四学文化》。但福建省选中陈进四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时，陈进四并不会说普通话。她之所以能在观摩会上以普通话发言，是到北京后再突击学习的结果。@换言之,通过全国性的观摩会，制造一个全国性的学习普通话典型(毫不意外，陈进四来自一个以方言难解著称的地区)或曰模范人物，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的需要。推广普通话运动具有多重目标。没有其他场合比全国性的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大会更能彰显这种目标及其实现的路径。陈进四的发言内容，已经把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最高程度，因为如果不学好普通话，不能理解来自北方的中央政府的政策，阶级斗争就有失败的可能。她的亲身经历说明，和工农业一样，推广普通话也可以通过制定超高目标，再动员群众，以突击的方式实施。最后，观摩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就提供了一种可能，使推广普通话运动能始终与最流行的政治主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随时更新和升级话语的风格和内容。

　　1959年8月，在上海举办了第二次全国普通话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陈进四作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发表了《学习汉语拼音和在吴山大队推广汉语拼音的一些体会》。她没有重述一年前那个关于土改和阶级斗争的故事，而是赋予了演讲全新的主题，以呼应当时压倒性的政治和社会气氛：

　　我们把所培养的骨干分配到各个食堂，党委并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提出“跨过大黄河，学习北京音，汉语拼音大突击，誓在年底创奇迹”的战斗口号，并动员广大群众乘东风，驾火箭，鼓干劲，大力学习汉语拼音。接着队队展开写大字报，送决心书，有的决心书写着：“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愿吃两夜苦，造成万年福。”部学习班决心书上写着：“要以少睡不休息的精神，苦战十昼夜、攻下拼音字母关，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

　　随着全国性的观摩会按期举行，地方也开始组织各种活动，来推广普通话。1959年12月，山西省召开了推行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万荣现场会议。当年，山西省万荣县在街头巷口都设有“认字岗”和“测验站”考核路人，以此督促人们学习汉语拼音。这种做法的灵感显然来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共根据地“查路条”的历史。受邀参加会议的福建、江苏、安徽等十四省代表发表了《我们的收获》，其中提到万荣县人委门前的一副对联“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群众运动乃万事成功的动力”@也是万荣会议上，扫盲运动中有很多标语口号被记录下来，保留至今。这些口号如"四跟四走”、"两地下”、“两分散"、"文字大包围”®高度概括，和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有着完全一致的风格。

　　与在汉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相比，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目标和方式都有其特殊性。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汉语统一语，又不违反民族平等的原则，需要经过一种转换，也即把语言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才能兼容推广普通话和民族平等的双重目标。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少数民族代表苗族教师吴涤平说:“这种话应当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将来回到自己的家乡——辽远的祖国边疆上工作的时候,一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这种话的声音，也就会联想到祖国的心脏——北京和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换言之，普通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毛主席使用的语言。毛主席的政治权威可以保证普通话是超越民族和语言藩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