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90年来教育科学发展的理论综述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科学的不断探索与完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我国自近代以来彻底否定旧制、反抗外侮的大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根本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理论联系实际改造社会的主张，极大地冲击着封建教育和殖民教育的根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站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充分认识到改革中国封建教育和殖民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为改革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劳苦大众争取教育权的斗争，主张在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这种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必须与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相联系。这就明确区分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新的民主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鼓吹的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的不同，逐步形成和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导方针和理论体系。
    (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时中国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
    众所周知，我国的现代教育肇始于清末西方教育的引进和创建，“废科举、兴学校”，摒弃了传统的读经教育模式，引进和建立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涌现了各种教育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开始传播外，西方各种教育思潮也被引入中国：1913年孟禄首度访华带来了进步教育思潮；1919年4月30日杜威来中国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宣扬新实在论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如此之多的外国教育思潮在短期内涌入中国，客观上促成了当时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的初步繁荣，为国人认识和研究教育提供了帮助。但是，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的引入，也混淆和误导了一部分人对当时中国教育正确发展道路的认识，如胡适鼓吹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改良论以及张东荪等人宣扬的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教育主张等，均热衷于“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鉴于历史的教训，对照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重新思考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用最初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针对胡适在《新青年》连续发表的《不朽》和《实验主义》两篇文章，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胡适用教育去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P233)。而这个“根本的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这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和解释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典范，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初步揭示。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对罗素、张东荪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工业、教育(物质和知识)尚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1920年《新青年》八卷，四号)毛泽东也认为，罗素那种“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些，尽在资本家的手中，所以，无产阶级不夺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2](P242)对罗素、张东荪的批判，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和问题的清醒认识，已经接触到中国教育改革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对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国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完善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认识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教育问题和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1.工农教育思想对平民教育思潮的革命与发展
    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开展革命的工农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工农教育思想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各种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尤其是资产阶级平民教育思潮的基础上逐渐确立和形成的。
    平民教育是“五四”时期流行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是新文化运动“拥护民主”口号在教育思想上的反映。但是，由于对“平民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平民教育”的态度和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把平民教育当做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政治，这种充满着空幻的、消极的，甚至带有一些美好幻想色彩的教育救国主张，显然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最终只能走向失败。萧楚女当时便在《中国青年》第18期上发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文章，揭示这种平民教育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的道理，他说：“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并认为，如果不是经过一种彻底的革命，平民教育即使有一定的效果，也无非是多使平民认识几个字，多使平民增添几分烦恼而已。
    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平民教育的严重缺陷，主张平民教育不仅要以广大人民为教育对象，而且应本着“庶民”的方向发展，必须符合劳动人民求得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这种教育权的争取，只有与彻底打破“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的斗争同时进行，才能得以实现。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3](P427)。遵循这种“纯正的平民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自然是一种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教育，是一种具有彻底革命性的工农教育。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工农教育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工农教育运动，唤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 最大范围地武装了他们的头脑，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使命。
    工农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为工人和农民争取教育权利，并通过文化知识教育，唤醒和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训练和提高斗争能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教育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普及义务教育”、“平民教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不是“顺民的教育”、改良的教育，而是一种关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彻底的革命教育，是一种真正的平民教育。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所领导的工农教育运动和工农教育主张，为革命根据地工农教育的广泛开展和积极推进，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也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定准了基调。
    2.教育为革命斗争而服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力；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也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外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学校强迫学生信教，禁锢学生的思想。这种愚民政策和文化入侵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格格不入。为了唤醒广大劳苦民众的阶级意识和觉悟，中国共产党主张用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通过教育实现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手段，应当充分发挥其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强大功能与作用。
    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教育的奋斗目标：“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保护女工和童工”[4](P16)。在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具体规定了青年团在青年教育工作中的任务：(1)青年团为所在地方之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使他们接受普通教育；(2)在青年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并养成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批评力；(3)号召青年积极参与改革现行的学校制度运动，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校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为此，青年团要唤起青年为争取教育权利而奋斗，努力从事于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男女教育平等的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1922年5月15日，《先驱》第八号)。这些关于教育的纲领性主张，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教育和社会现实的科学认识和定位，在反对封建教育的同时，突出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张，把教育斗争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教育为革命斗争和苏维埃的建设服务。这种新的教育主张，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
    3.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工农教育运动、干部教育运动、识字运动以及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探索基础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思想在其中也有全面的论述。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完全新型的文化教育。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将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第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且体现在既不否定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也不因循守旧，而是吸取其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5](P666－668)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P984)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科学论述，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教育传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的教育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特别是总结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教育发展的道路和经验，科学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教育的理论和纲领，从理论上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科学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完全正确和科学的，它使中国革命的文化教育有了明确的方向，从此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历史转变和曲折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胜利，并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教育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从新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到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历史转变
    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是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建立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一方面继续发扬为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服务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充分体现在党的教育方针之中。而对当时苏联教育学尤其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引进，更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对当时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与传播，对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总体上看具有积极意义”。“它对以新的方法论研究教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具有理论意义；它对促进中国教育的正规化发展，建立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对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有实践价值”[6]。当然，现在看来，当时“全面学苏”背景下苏联教育理论的引进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学习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对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育科学，对于新中国正规的教育模式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建设与发展
    从1957年到1966年，是我国开始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期间进行了旨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育改革实践，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整顿和发展了各级各类教育。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其社会主义特色。
    1958年后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当时兴起的“教育大革命”，在教育科学发展方面要求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教育科学研究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政治化倾向和教条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健康发展。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整顿，高校60条、中学50条、小学40条的制订和实施，又逐渐使教育科学的发展走向了正轨，教育理论和实践又恢复了常态。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成果如专著和教材，都体现出作者一定程度的创见，但受当时苏联“教育学”影响的痕迹仍是到处可见。
    然而，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路线和方向，也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现代文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教育学研究成果，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走向倒退、陷入低谷。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希望，也给我国教育科学带来了曙光。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命题。在党中央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导下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科学工作会议，推翻了“两个估计”，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工作和教育科学所走过的道路，提高了教育和教育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为教育战线的思想解放和教育科学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使教育从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误区走上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不仅使中国教育界改变了由苏联教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彻底地摆脱了“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念的束缚，使教育由过去单纯为政治服务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尤其是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以来，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口号的提出为此后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为教育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科学从为政治服务走向全面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服务。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空前的繁荣发展。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的推进，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教育理论上的突破与进展又推动着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进行。我国教育科学事业进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期。
    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教育科学走向了繁荣发展的轨道。首先，教育学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科学领域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教育实践提供了较高水平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经验借鉴。与此相联系，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不断细化，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拓展了教育科学发展的空间，提高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层次，增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工作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更体现在社会建设中，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三农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等问题，也同加强教育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教育成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教育科学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坚持将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相结合，着力探索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基本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为初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继往开来的教育科学发展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我国教育科学发展所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果。然而，这一体系尚有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之处。展望未来，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一)回归“自身”的教育理论研究取向
    综观建党90年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形态话语、经济形态话语、文化形态话语等三个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之前，“阶级斗争”一直是整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自然要熏染上许多政治色彩，教育学科的“政治挂帅”表现明显。这虽然有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局限，但教育毕竟不是政治，更不能沦为政治的附庸。
    改革开放，开启了国家战略重点转移的伟大航程，“经济建设”逐步取代了“阶级斗争”。随着战略重点的转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是教育领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开启了人们对教育的全方位理解和认识的思想进程。从此，人们不再仅仅以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多方面认识和研究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整个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经济形态话语频繁出现，教育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市场化趋向、素质教育、教育公平与协调发展以及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等，都是基于对教育本质与功能的科学探索与追问，都是对教育“自身”的重新认识和不断深入研究的结果。因此，教育理论研究必将回归教育本身。这是90年来教育的政治化、经济化之后，人们对教育科学认识的必然取向。
    (二)展现“本原”的教育实践诉求
    教育理论指导和影响着教育实践。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从运动到改革过渡到当下的教育实践建构，表明了我国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寻根”脉络。
    无论当下正在进行的各项教育事业改革(如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等)，还是正在进行的未来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其背后的根本指导思想，无不体现着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性的深刻思考和理解，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
    如何才能实现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的最终目的？这必然要对教育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做出科学的探索与解释。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最终要落实到教育实践当中，而且会深刻影响着教育实践的开展和成效。我国当下的教育实践，已经逐渐摆脱了政治狂热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范式的影响，逐步恢复到教育自身，从教育的“本原”探索相应的教育实践模式。这是走向教育实践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必然会成为今后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发展诉求。
    (三)彰显“科学”的教育决策意蕴
    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科学的，而且要求教育决策也是科学的。教育决策一方面是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和教育实践实际效果在管理层面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会对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起指导和引领作用。这反映了教育决策在教育科研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在当今社会，决策管理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它不仅影响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方向和效率，而且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政策保障。因此，决策是否科学，至关重要。
    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科学性建构一直在努力进行之中，教育科学问题的确立、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教育实践过程的呈现等，都会伴随着科学与伪科学的争斗；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建党90年来，我国教育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日益增强。这也映射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科学性在不断提高。展望未来，“科学发展”将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教育决策也必然更加强调科学性。可以预期，更加科学的教育决策，必将更好地推进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的科学性。
    科学的决策是前两者的结果，也是推动前两者更好地发展的政策保障。
    (四)面向世界的教育互动潮流
    中国教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学科的引进和输入，开启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学科乃至教与学术的“苏化”，也没有阻断我国教育领域与世界的互动和交往。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三个面向”教育指导思想提出之后，我国教育领域与世界的互动和交流日益增多。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交流、学习和借鉴。
    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同样，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不能闭门造车，“面向世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教育界面向世界、与世界的互动和交往。在今后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这种互动和交往仍将继续下去，并会呈现出更加多样、更加频繁、更高水平等特征；而且，随着与世界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教育必将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五)表现“自我”的本土学术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一直在探索和开辟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虽然至今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学说和教育实践模式，但是，不同理论观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实践范式的异彩纷呈，依然构成了我国当下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繁荣局面。
    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盘“苏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形式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最恰当、最有效的教育科学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发展，尤其是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实践、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逐渐浮出水面。有关教育理论问题的不同见解以及各具特色的教育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我国教育科学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科学的自我发展、自我繁荣。
    面向未来，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必须展示出自己的理念和追求，展示出“自我”的存在和特色。因此，鼓励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建设，形成中国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将是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