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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政策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

发布时间:2023-12-08 18:16

 

 第1篇:农村职业教育财政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邓长莉在《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中撰文,通过对农村职业教育财政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了文献综述,提出了对农村职业教育财政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本研究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指发生在县及县以下的地区,以农村居民为主要教育对象,并为广大农村地区服务,并以学校教育为形式所进行的学历化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作者从研究类型这个维度出发将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进行综述。第一,从理论研究角度出发,主要有关于农村职业教育产品属性的研究、关于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主体的研究这两块;第二,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主要有关于农村职业教育财政免费的研究、关于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这两方面。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综合分析,作者认为学者们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系统的认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已有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从分散的、毫无头绪的研究逐渐勾勒出上文所述的較为清晰明朗的几条线索,而且已经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也能从教育学、经济学、财政学多个视角进行统筹分析。但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综合分析后,依然发现一些不足之处以及已有研究存在的部分问题,指出这些不足,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有关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其一,应重视对有关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的研究;其二,缺乏对具体地域具体职业学校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其三,应该积极关注对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监管的研究;其四,研究取向应实现本土化与国际相结合。


  第2篇: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效率研究


  政府是发展教育的主体,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是教育发展的物质保证,义务教育财政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绩效评价。本研究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以提高教育财政支出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为目的,寻找教育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利用效率低的原因,从而为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更好地改善管理提供依据。本研究按照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划分标准,选择中西部20个地区作为样本。利用2004~2011年的数据分别构建小学和初中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模型。这两个模型在投入与产出指标的选择上相同,将教育经费收入作为投入指标,将固定资产总值、学生数、专任教师数、藏书册和师生比作为产出指标。文中的数据分别来源于2005~2012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2004~2011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一、初中教育财政效率实证分析结果


  采用DEAP2.1软件对2004~2011年中西部20个省份(自治区)的初中教育财政效率进行计算,并以平均效率值0.83135为标准,将20个省份(自治区)划分为高效率地区和低效率地区。


  如表1所示,中西部高效率地区,中部省份占五个:山西、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省份同样占五个:西藏、广西、青海、宁夏和贵州。新疆、内蒙古和重庆等由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使其效率得分排名靠后。新疆和内蒙古的效率得分较低,并且这两个地区的规模效率得分也很低,因此这两个地区需要加强初中学校的资源整合,从而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规模效率的目的。中西部低效率地区,总体而言这些省份的纯技术效率得分差距不大,因此,拉低总效率得分的因素在于规模效率得分。在高效率地区,湖南省纯技术效率得分为1,但是在规模效率得分上较低。规模效率较低说明其在增加义务教育产出、扩大办学规模的同时,各方面的配套资金没有及时到位。


  二、小学教育财政效率实证分析结果


  采用DEAP2.1对2004~2011年中西部20个地区的小学教育财政效率进行分析,并以平均的效率值0.863021为标准,将20个省份(自治区)划分为高效率地区和低效率地区。


  从表2可以看出,在小学教育财政效率得分中,很明显高效率地区比较多。内蒙古、新疆和黑龙江这三个地区的规模效率都比较高,所以造成其技术效率得分不高的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得分较低。这也就说明这三个地区的教育管理部门需要根据财政投入,努力扩大生源,扩充教职工队伍,增加学校的固定资产总额。同时在高效率地区,如广西和青海,它们的纯技术效率很高但规模效率相对较低,因此整合学校教育资源,合理调整学校规模是它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在小学教育财政产出不足上,最为紧迫的是藏书不足,山西、江西、内蒙古、新疆、吉林和黑龙江在学校藏书上存在较大不足,因此这些地区需要努力增加学校图书的购置。


  三、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效率的综合评价


  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都是高效率地区的有:西藏、广西,青海、宁夏、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贵州,高效率地区中西部总体上各占一半。這些地区相对来说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有限,本来在经费投入上就较少,因而培养一名学生或者招收一名专任教师的财政投入也较少,所以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效率是较高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财政效率双高的省份占到了一半。在“双低”区域,内蒙古和新疆相对来说是小学和初中教育财政效率最低的地区。新疆2011年初中教育经费投入为12040467(千元),这已经超过同时期平均教育经费投入11455730.65(千元)。但是在产出上,新疆初中的固定资产总值、学生数和藏书册远低于平均水平,导致其初中财政效率较低。内蒙古2011年初中教育经费投入为9018953千元,小于平均水平,而且其在固定资产总值、学生数、教师数和藏书册上都小于平均水平,因此内蒙古首先应当增加初中的教育经费投入,其次要合理利用财政资源扩大招生,增加学校的固定资产,把钱用在刀刃上。就小学的财政效率而言,内蒙古与新疆的小学财政投入在整体上接近于平均水平,可是在产出水平上都远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在藏书册数上,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应当要努力增加小学的图书册数,大力招生,吸引更多的师范生和骨干教师来支教,当然这也需要中央政府建立起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对落后的地区,提供有针对性的补助。


  通过DEA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实证研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合理配置和利用教育经费资源。


  第一,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各省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对于义务教育财政效率较低的省份,比如内蒙古和新疆两个地区,由于其人口数较少,不大可能实现招生和教师资源的扩大,所以在提高财政效率措施上,不能仅仅把增加师生数作为提升其效率的手段。但是在藏书和学校固定资产总值上,国家政府可以加大拨款的额度,这样学校才能够增加图书的购置。对西部地区的学校来说,阅读不仅是学生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同样也是教师获得教学资料、提高教育技术的重要途径,而图书投入的成本低,收益却很大,增加图书能有效提升义务教育学校效率。第二,加强义务教育学校的标准化建设,从而促进其办学水平的提高,加强义务教育经费的管理,引进国外教育经费管理的先进经验,提升义务教育经费管理水平,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学校的预算资金支付管理制度,严格按照预算办理各项支出。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制度,强化问责机制,对私自挪用、挤占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人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三,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背景下,要继续努力健全和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构建教师的专业发展体系。


  作者:朱茂勇

  第3篇:我国教育财政经费实现4%后的财政政策研究


  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首次以纲要的形式正式提出4%这一比例,历时将近20年的时间,终于达到这一目标。在后4%时代,如何更加高效公平合理地使用和分配新增财政性教育经费,避免经费的人为性浪费,真正发挥出其作用,涉及到相应的财政政策研究。


  相应的,这些财政政策最终能够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稳健快发展提供指导,奠定物质基础和政策基础,推动国内教育环境更加公平。


  本文主要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分配以及使用效益这几个方面入手,分析后4%时代财政性教育经费使用存在的问题和对应的政策。


  一、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财政性教育经费是否充分发挥出其自身价值,主要看是否让广大受教育群体享受到应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成果。后4%时代,如果还将眼光只放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多寡研究上,其对教育问题的解决能力会越来越低。对此,本人做了数据搜集,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发现问题所在。


  (1)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


  由表1-1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征收的用于教育收费和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则存在一定问题。


  教育费附加,是主要征收用于补充发展义务教育的政府基金,一般向农村和城镇乡村企事业单位征收;地方教育附加,是为了增加地方教育资金投入,促进各省及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而征收的专款专用的政府基金。从2010到2013年,我国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一直在增长,附加不堪重负[1]。结合我国的税收制度来看,两费是在征收了三税后又附征的临时性费用,是税后费,各地方对其的征管和监督存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现象,少收漏收现象频频发生,难以满足地方教育的发展。


  企业本身作为生产单位和教育的三大投资主体之一,是我国高等职业学校的办学主体,数据显示企业拨款在逐年减少,这与其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实际上相符合。缺乏激励机制,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得不到国家财政拨款,都是相关原因。


  (2)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间的投入


  艾倫·格林斯潘强调过义务教育的质量是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义务教育对弱势群体的不利程度最低,从义务教育是否得到满足可以分析出一个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否公平[2]。


  由表1-2可以看出,普通本科的经费投入虽所占比例不高,但是作为准公共产品,其受教育群体的生均经费却很高,由此看出国家对这一层次教育的大力支持。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高等教育,其实是准公共产品,但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巨额经费都由政府负担,显得政府负的义务教育经费比重更低。过于偏重高等教育而忽视中小学教育,这显然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原则[3]。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占投入总量的50%以上,但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生均经费却很少。中国的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占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一半以上的义务教育大部分由地方基层政府支撑。事实上,财政教育投入主要依靠中央及省级财政,而它们将大部分的经费投入到了高等教育上,只对义务教育给予少量的补充,造成了严重的缺位和投入不足。


  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增长缓慢,所占比例不足10%。由现阶段各类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普通民众对职业教育依然存在误解,对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过度追求。其次,结合表1-1,职业教育的主体企业的拨款不足,更加导致了职业教育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


  (3)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各地区间的投入


  由表1-3可以分析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地区间的投入也不平衡。拥有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教育理应是国家最重视的,但由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规模显然不足。


  中部地区的几个省份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却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一半。投入水平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好且快,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西部和中部一些落后省份农村人口数量相当庞大,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堪重负。


  我国为了解决地区间社会经济事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实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但我国的东中西部信息的不对称,大大削弱了中央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效率。


  此外,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教育不公平现象,比如说,重点小学和重点高中往往能吸引到优秀的生源,师资力量,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和财政投入;类似于上海,北京这种经济发达的大型城市,还存在高校本地保护现象。


  三、后4%时代优化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财政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的三个问题,这一章将提出优化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对策和建议,制定合理分配新增教育财政经费的财政政策,使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配结构更加合理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我国教育发展不公平的现状。


  (1)优化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结构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作为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费用,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为了确保其充分发挥效用,保证其征收的强制性和固定性,需要进行一个由“费”改革到“税”的过程,缓解对“费”的少收漏收和征收监管不合法的现象。在使用上,坚持专款专用,真正做到将教育税用在教育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对教育税的使用权限和责任[4]。


  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是企业,企业拨款对优化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结构有重要影响,所以要加大对企业办学和企业拨款的倡导,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确立,对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优惠,运行激励机制。同时,企业不该过度追逐利润最大化,应负担起自身社会责任,从国家和自身两方面来提高企业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在靠政府投入的同时,也需要将市场加入进来,引入市场机制[5]。学校可以依靠自身的优势,开辟多种资金的来源渠道。


  (2)平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投入


  首先,国家应该合理分配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间的投入,主要应遵循,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保证生均教育经费。同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和地方对城乡义务教育实行统一的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机制。


  中央政府可以进行宏观调控,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发挥调节作用以应对经费投入不公平,解决财政性教育经费资源分配不公及机会不均等问题。


  适当合理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鼓励高等学校自主扩大经费来源。我国目前对普通高等学校的拨款方式根据在校学生人数确定,导致各大高校盲目扩招,加重了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负担,为此,可以建立拨款绩效机制,根据每个学科的研成果,师生比例,基础设施情况来进行拨款。此外,高校可以通过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吸引来自民间的投资[5]。


  我国紧缺技术型人才,而培養技术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却一直不被重视,想解决此问题首先就要从经费投入方面着手,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鼓励企业办学,建立激励机制,公办民办结合,从立法层面确保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保证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维持稳步增长,缩小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差距。


  (3)平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不同地区间的投入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东、中、西部的投入比例一直以来都不均衡,在城乡间的分配也有很大差距。实际上,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有扶植,但是扶持力度没有东部大。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鼓励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持,包括民办学校中的举办者投入、社会捐赠经费、事业收入等;继续扶持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对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提高分配比例,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经费的利用率。


  纵向上,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制定更加合理高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东西部的信息对称;横向上,在东部地区教育已经发展地很成熟的前提下,实行对中西部地区的援助,二者结合,帮扶中西部地区[6]。


  作者简介:冮梦婷

  第4篇:如何加强教育财政性资金使用监督的几点思考


  随着党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发展的目标,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各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使各项教育财政性资金的规模逐渐增大,稳步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步伐,有力地促進了师资队伍的建设。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教育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果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对此现象,我就结合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认识,粗略浅谈一下县级层面教育财政性资金使用中存在的个别问题进行探讨。


  一、在县级教育财政性资金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一是教育财政性资金下拨后,项目单位也未能及时反馈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作为财政部门却不知道资金到底是怎么花的,都用在哪儿了,哪块业务需用资金较多,哪里又能相对节省,支出结构的各项比重是多少,各项支出又分别占总量资金的比例是多大?每一项教育财政性资金的支出又是否合理合规呢?钱是否真正花在了“刀刃”上?因为业务科室负责专项资金的拨付,而报账却在国库集中收付中心,故造成有一些教育财政性资金在具体使用时,项目单位有时可以乱用、混用、教育财政性资金。虽然有关文件中已明确要求项目单位要定期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及统计调查、财务、验收等报告,可在实际执行中却没有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报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存在报送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专项资金是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取得的具有指定项目和用途的资金,对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实现事业发展目标和计划,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事业单位取得得专项资金类型较多,管理难度大、要求高,是事业单位各项资金管理的重点之一。


  二是一些项目单位的财务制度不是很健全,财务人员的业务知识不够全面,账务核算不够规范,财务管理也不够严密。在日常工作中,通常是一名会计人员身兼数职,一会儿干这项工作,一会儿又去干那项工作,这样就容易使财务人员分心,不能专心致致,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财务工作。财务人员的配备、专业知识的提高、业务素质的加强等都需要进一步更加规范。


  三是预算单位内控制度不够严密。没有形成正式的、书面的内部控制组织体系。对一些大额支出大都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召开班子成员会,大家共同讨论、一起商量。虽然单位有内控制度的文件,但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可实际运行时,却难以真正执行下去。所以,要落实权责一致,达到有效制衡,体现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的行使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做到对财政工作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提高教育财政性资金的监督和使用效益。更加细化风险、多环节地控制节点。


  四是项目单位总是在被动的接受上级各种检查,却不能主动的去向上级汇报工作,应发挥积极主观能动性,当出现一些不太清楚、拿不准的问题时,应及时向上级部门咨询、反映,多沟通。总是在接受检查通知时,才临时准备材料,仓促应付,这期间,难免会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当发现有问题时,才解释当时是什么情况,他们自己无力解决这些困难,才造成问题的发生,这就没有很好的发挥教育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难免存在一些在资金使用上的浪费现象。


  五是没有第三方(比如社会上专业的中介机构)对教育部门提出的实施方案及教育财政性资金进行绩效评价。现在所有的教育财政性资金的使用都是教育部门自己拿出项目实施方案,严重缺乏专业的机构进行对此方案进行有效评价,提出更加合理可行的实施方案,可以进行适当修改或者提出建设性意见,指导教育部门能最后做出最佳的项目实施方案。


  二、今后对教育财政性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的几点思考


  一是“支出型管理”要向“绩效型管理”进行转化。从我们县级层面来说,现在的理念仍然停留在对资金支出的管理上,从而忽视了对资金的绩效评价,以支出绩效评价为手段、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能把绩效预算也纳入预算单位的预算管理工作中。增加实施绩效考评的管理措施,体现预算绩效的理念,对预算单位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这将能更好地提高教育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水平等都将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资金支出和绩效结果相挂钩的综合考评模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二是充分挖掘项目单位的“内驱力”。作为项目单位,不要总是想着怎么能从政府申请到更多的资金,而是要充分挖掘自身的“内驱力”,首先要发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其次要把它发挥到最大化,最后要找到自己的这种“内驱力”,把它转动和利用起来,政府的资金要辅助它,关键是项目单位要把申请到的财政性资金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是积极利用“互联网+”,现在是云计算、大数据的网络时代,都提倡智能化发展了,逐步形成全面信息化、系统化,实现财政性资金全过程动态跟踪管理机制,建立支出监督绩效一体化信息公开网络平台,从资金的申请到资金的绩效结果都信息化、公开化,让每一个环节都能达到有效控制,使资金风险能降到最低点,同时也要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一体化办公,各个相关部门都要关联监督,形成相互制约,这样也体现了内部控制制度。


  四是创新工作方式,一方面让财政干部走出去,多到外面参加一些业务培训,多接触新知识、新理念、走到理论的最前沿,同时,也要下到基层,多了解基层单位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发现制约发展的“瓶颈”,多听一些意见和建议。多思索怎样才能把外面学到的知识,能更好地解决现实中在基层发现和存在的问题,为单位能多想措施和方法。另一方面平时就要多搜集影像资料,多拍一些照片,多做一些数据对比分析,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和差距,为下一步解决问题找到依据。


  五是促进购买政府性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将原本由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履行,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涵盖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社会服务等主要公共服务领域。在教育领域实现现代化,提高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完善教育督导,加强社会监督,扩大优质教育全覆盖。


  作者:张丽霞

  第5篇: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述评与思考


  改革开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我国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进行多次调整和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乡为主”阶段和“以县为主”阶段到“省级统筹”阶段的三个重要发展历程。各阶段投入主体的变换都反映了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重视程度的提升,同时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回顾各阶段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特点,分析制度改革中的得失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合理建议,对完善现行的财政体制机制,促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分级管理,以乡为主阶段


  我国财政体制在1980年迎来重大变革,中央与地力财政开始施行财政分权,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支范围和收支分类方式,地方财力得到加强,随后根据新的财政体制,教育部在1980年4月下发《关于实行新财政体制后教育经费安排问题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负责和管理。1980年12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充分调动农村合作组织、厂矿企业等各主体的办学积极性,鼓励自筹经费办学,通过多渠道多主体的筹资方式筹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中明确小学公用经费和校舍建设由村负担;乡级政府统发小学及初中教职工工资,负担初中公用经费和校舍建設。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中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我国逐步形成“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义务教育办学体制,因此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的重心下移到乡村,而乡级政府又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1981-1991年间通过教育费附加和社会集资等途径筹措的经费占总经费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逐渐从义务教育投入主体中脱离出来,农村义务教育呈现出“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办学特征。


  “以乡为主”的财政体制,没有对各级政府的经费投入责任做出明确规定,而乡级政府财政薄弱且收入来源缺乏稳定性。而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仍然没有明确的划分义务教育中的事权,乡级政府由于财力不断减弱,只能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农民便被动成为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真正主体,而乡级政府更多是担任了一个义务教育经费的筹措者的角色。由于没有规定明确的教育费附加的征收标准,因此在该体制下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我们可以看出在财政分权后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和隐患。例如:政府的投入责任相对弱化、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教师工资拖欠现象普遍、乱收费现象突出、办学效益低下等问题,加上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这一时期还未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教育经费难以及时到位,使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失学、辍学现象严重。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导致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这一阶段发展滞后。


  2地方负责投入,以县为主阶段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已使乡级财政收入逐渐下降,加上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虽然有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这也无疑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紧张局面加剧,乡级政府财力明显无法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为适应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缓解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中提出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投入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该体制明确了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中的责任,将投入主体从乡镇政府上升到以县级政府,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分担县级财政压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政府预算内拨款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开始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政府开始承担更多的投入责任,政府重新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改变了之前过于倚重农民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国家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筹措和管理责任划归到县级政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也由原来以农民负担和社会集资的多渠道多主体筹措方式转向依靠政府财政保障为主的单一主体投入模式。


  在以县为主的投入模式下,其财政体制并没有彻底改变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状况。取消农业教育费附加后,学杂费作为财政保障外的一种筹资方式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只不过是在以县为主的模式下所采用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分税制改革下,税收分割的失衡导致县级财政规模缩小,县级政府承担的投入责任却在不断增加,这种财权与事权划分的错位导致县级财政的入不敷出,由于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的严重滞后,难以弥补对义务教育阶段取消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后所带来的财政赤字,使得县级财政收支恶化。在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长期形成了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因此许多县级政府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首先会选择控制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甚至通过控制农村教师的编制以逃避支出责任,导致农村学校教师严重缺失,许多偏远地区学校无法进行正常教学,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受到抑制,城乡二元结构凸显,城乡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在这一阶段逐渐被拉大。


  3省级统筹,以县为主阶段


  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明确各级政府责任,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拨付,国务院在2005年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其中提出“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初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分担县级财政负担。2006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学杂费,为此中央和省级政府逐渐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和中小学校舍维修和改造、教职工工资和补助的发放,确保校舍安全和学校的正常运转。由此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开始由“以县为主”向中央、省和县级政府共同负责转变,中央和省级政府逐渐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承担更多责任,真正实现“人民教育政府办”,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新体制中可以看出,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显著增长,但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仍一直较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顽疾仍未消除,特别是一些薄弱学校由于历史欠账太多,难以满足办学的实际需求。虽然“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使农村义务教育真正进入免费时代,但其体制本质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仍需以现行财政体制为基础才能运作。随着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不断推进,农村学校经费仍然拮据,许多农村学校只能勉强维持,尤其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简陋,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学校负债现象十分普遍。虽然新的体制强化了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但目前中央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多为一次性的临时支付且随意性大,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也只能填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后农村学校减收的书杂费缺口,而这仅是县财政缺口的冰山一角,直接导致绝大多数县级单位在新体制下教育经费总收入都不升反降。由于新体制各方面还未完善,并且缺乏相关配套的监管制度,在经费的使用上缺乏有效地监督,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被地方政府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上级的各种转移支付安排,转移支付的教育经费很难被县级财政很难纳入预算加以管理,经费配置和使用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


  4完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


  4.1明确政府责任,加大投入力度


  各级政府在公共财政支出上应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适时调整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比例,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制定合理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分担比例,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供给充足。将“以县为主”逐步向“以中央和省为主”的财政體制转变,尤其是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促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和区域间差距。


  4.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均衡配置教育资源


  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城乡和地区间义务教育水平的差异,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建立科学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衡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制定科学的农村中小学学校办学标准、教职工编制和工资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根据标准加大对农村学校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做到教育上的精准扶贫,解决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长期不足问题。


  4.3建立并完善经费监督机制


  在县级政府预决算阶段,省级政府应加大对其在教育上的预决算监督力度,避免县级政府为保经济建设而过度压缩教育预算的现象发生。在教育经费拨付阶段,县级人大应做好对县级政府投入行为的监控,防止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被挤占或挪用,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在经费使用阶段,县级审计监察部门应建立对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机制,审计监察结果应向县级人大和政府报告,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促进资金使用的信息公开,增强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使经费从编制到拨付和使用过程做到层层监督。


  作者:倪文鼎等

  第6篇:税费改革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税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民众、农民来减轻负担而建立的,但是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于县政府无力再进行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从而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在新的税费改革后,规定了义务教育的经费、校园改造等等的教育经费由县财政部门来进行安排和负担。而县级的财政部门是否有能力安排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的经费投入,这些都很难落实到位。本文就税费的改革和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之间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是以县级为主体形成的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在1986年以前的义务教育投入是由中央财政来进行直接负责。二是从1986年开始到2001年,由于政策的改革,义务教育的投入变成由地方政府来负责,其中主要以乡镇单位负责为主。三是2001年以后都是由县级政府单位来负责。


  1986年财政改革之前,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全部是由中央财政直接负责,或是根据地方政府上报的国家预算里进行调控来进行的,中央政府根据地方的义务教育需求进行安排。随着八十年代的财政改革,我国实行了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包含了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县和乡村各级政府和社会共同对义务教育进行投资的模式,由中央政府领导,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以乡镇进行直接主导进行的义务教育投入模式。在这种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之下,由于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县级、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困难,很难有效的满足义务教育的有效投入,由中央和省市政府进行专项的扶贫教育资金进行支持。但是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仍不足够,导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和老师都得不到应有教育和工资,这些都严重的阻碍了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出现了义务教育地区性的差别,并且这种差别现象极为常见,义务教育差异化明显。


  二、税费改革之后以县为主体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局限性


  以县为主体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从国情和发展上看要略好于以乡镇为主体的形式。解决了部分的教育有效投入问题,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后,单一的依靠县财政的支持,还是使义务教育的发展出现很多的问题。


  (一)改革的规定


  由于税费改革的规定和农业政策的新规,使得县政府必须取消和降低相关的农业税、税率,部分省市还实现了免征农业税和给予农业补助等政策,这些都极大的影响了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且税费改革使得义务教育阶段免收一切的学杂费项目和禁止以政府基金、集资等模式的义务教育投入,使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单一化(如下表),大都由县级财政来承担,这些都给县级财政部门带来极大的负担,税费改革前后财政义务教育投资资金来源项目对比。


  (二)义务教育的投入缺口大,导致县级财政财政部门无法满足


  综上所述,由于税费的改革导致了义务教育的投入全部依赖于县级的财政部门,这给县级的财政部门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并且由于农业税收的改革导致县级财政部门的税收收入减少,因而无法满足对义务教育的巨大投入,导致义务教育的投资缺口,制约了义务教育的良好发展。由于县级财政部门的收入本身就相当低,在农业人口众多的县级城市,再加上农业税收的改革,这些都对县级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义务教育的投入在税费改革后对于县级政府部门来说,不但制约了义务教育的投入和发展,还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税费改革后中央对于地方的教育津贴力度不够


  在实现了义务教育投入主要由县级政府主要承担后,加上税费的改革,极大的加剧了县级财政部门的压力和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


  1.税收改革之前,中央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稳定发展,已经对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转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虽然这项工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最终目标,因此,该项工程又实施了第二期,在第二期工程中主要是针对分布较小的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省份的小学,进行专款补助。对于一些学校进行改造和补休,并对学校的教学设备和图书进行扩建和增加,同时为学生添置新的桌椅,增加师资力量。所以,在税收改革初期,这些税收改革试点随着税收的改革,对义务教育经费来源进行了扩充,并减少了由于资金带来的压力,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得到了缓解。但从现有投资方向来看,中央依然把重点放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即使是税收改革试点的地区所获得的义务教育资金也比较少,所以,即使中央投入更多的经费,也不能真正的对税收改革试点地区的义务教育投资进行缓解。


  2.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于预算,而预算资金有60%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投资。随着税费的改革,农村取消了对教育附加费、集资费、乡统筹费,政府如果不对财政预算内的义务资金进行增加,只会导致义务教育投资规模的减少。而保证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不会大幅度缩水,就只能实施专项转移支付。比如在福建省就安排了专门的义务教育资金,同时对中小学中的经费标准进行制定,保证预算内财政的充足。但即使做到上述内容,在税费改革后省级财政可以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还是少之又少。


  三、总结


  对于政府而言,普及义务教育是其主要工作。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费往往都是由政府直接承担,甚至投入可以高达90%以上。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一直比较低。面对税收改革,虽然一些地区已经加大了对义务教育资金的投入,但是这种投入比例还是不高,只能占到77%左右。我国中部地区对小学和初中的投入只占到70%和62%;西部地区则分别占到79%和77%。想要促进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就必须加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力度。特别是在税收改革实施以后,更应该加强对义务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建立,使发展责任上移,建立以中央为主的财政义务教育体系。


  作者:王文超

  第7篇:系统动力学模型视角下的教育财政投入研究


  教育财政投入主要用来衡量政府对促进教育发展的努力程度,结构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13]。


  对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主要分为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研究[45]、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研究[611]、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研究、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研究[1215]。孙玉环等[16]分析了教育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教育投入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类型经济区域的影响具有不同作用。焦青霞[17]利用国内宏观经济数据,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对中国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罗新祜等[18]对中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计算得到的美国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率低于中国。王勇等[19]对教育财政投入与中国三次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及三次产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焦娇等[20]对教育财政投入保障通径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教育财政投入的根本,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教育财政投入的多少。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对教育财政投入构成最大的正向效应。


  近年来,对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逐步成为教育学领域和公共财政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不过学者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微观领域的分析基础上,缺乏对中国教育财政体系改革方式的研究以及高等教育如何与教育财政体系衔接等宏观问题的深入研究。现有研究缺乏多视角、多层面的系统综合,尤其是缺乏从个人、高校、市场、政府、经济之间关系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模式。


  1教育财政投入的系统结构


  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能够通过提升劳动简化系数增强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的方法,推动经济发展,同时能够增加受教育者规模减小的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能够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减小失业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会提高教育财政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良性循环。


  由于教育财政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教育财政投入比例的升高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降低,而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升高同样意味着教育财政投入比例的降低。由于两者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它们的变动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也不一样。从长远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对较大,然而并不能够任意提高教育财政投入比例。解决就业问题应充分考虑当前和远期发展的平衡,综合考量经济、教育与失业问题。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找到教育财政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间较合理的分配比例。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中各要素关系图如图1所示。


  2教育财政投入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构


  依照对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中经济、教育财政、劳动简化系数等因果反馈关系的研究,进一步研究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仿真模型因果关系。


  2.1经济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是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中较重要的一个子系统,是地区发展的原动力。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大小体现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反映了地区经济子系统的运行状况及发展效率。经济子系[WTBX]统包含的辅助变量分别是A1:劳动简化系数,无量纲;A2:就业人口数,单位万人;A3:就业岗位数,单位万个;A4:劳动生产率,单位亿元/万人;A5:[WT]失业率出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无量纲。其方程表示如下。


  [WTBZ]GDP=min(A2,A3)×A1×A4×(1+A5)。


  依照前文的理论分析,此处假设失业率升高1%,则会导致GDP增长率下降2%,同时设定失业率出超为0。


  2.2教育财政子系统


  教育财政子系统是教育财政投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核心地位。教育财政子系统包含的状态变量如表1所示,包含的速率变量如表2所示。各级教育人口的变化与这些速率变量密切相关,这些速率变量不仅直接决定着下一时刻各级教育人口的多少,还对其变化幅度起决定性作用。


  3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系统动力学仿真


  3.1仿真模型参数设定


  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的系统仿真模型以中国海南省全省为界,模拟时间跨度为2013-2030年,共18年。仿真模型中系统动力学方程的参数由2005-2012年海南省已有数据求出。


  本文实证分析中所涉及的原始数据均取自各相关年鉴、公报以及海南省教育部门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参数确定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算术平均值,即取2005-2012年该指标历史数据的平均数,如人口自然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各级教育投入的比例关系等指标的数值均由此方法得到;回归法,即通过回归得到两个指标间的相关关系,从而确定相关参数的取值,如失业率出超对GDP增长的影响系数、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对就业岗位增加的影响系数、各级教育投入增加对各级学校入学率的影响系数、人均GDP对出生率的影响系数等指标的数值均由此方法得到;参照已有文献,如在对劳动简化系数子系统的因果关系构建中,各级教育的劳动系数就是根据相关文献进行设定的。限于篇幅,省略了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仿真模型主要方程。


  3.2政策作用模拟


  在对模型进行了较好的有效性检验之后,可用其对海南省未来的教育财政投入状况及三级教育投入结构进行仿真模拟与预测。在调控过程中,应首先选择政策变量,它可以是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仿真模型中的任意参数,但由于参数在系统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导致对模型的灵敏度也有所差异。通常选择灵敏度高的参数作为模型的关键控制点,即政策变量。通过改变模型参数,比较参数取不同值时模型的运行结果,确定政策模拟方案如下:


  方案一:改变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关系;


  方案二:改变各级教育投入比例关系(小学教育投入比例,初中教育投入比例,高中教育投入比例,职业教育投入比例,高等教育投入比例)。


  3.2.1改变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关系


  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改变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关系,从而实现政策调控与仿真模拟。记录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如表4所示,其中模式2为自然发展模式,即完全不改变原有政策变量的参数取值,不进行任何的人工干预,使海南省教育、经济、就业等各方面未来的发展趋势按照之前的参数设定运行。


  当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关系为0.55∶0.044和0.49∶0.104时,虽然海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较2005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模式2自然发展模式(0.54∶0.054)相比,均低于其GDP增加幅度,增长乏力,如图2所示,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或者教育财政投入比例过高,均无法维持海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其未来发展有约束作用。


  当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关系为0.55∶0.044时,也就是教育财政投入比例过低时,虽然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较多,就业岗位增加,使得近期失业人数有所降低,但由于教育财政投入的减少,通过其对各级学校入学率的影响致使劳动简化系数明显降低,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海南省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固定资产的投入;同时教育财政投入的减少使得无法实现其对就业压力的延缓作用,最终导致海南省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不能起到带动作用。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任意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一定要综合考虑海南省当前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动态。


  当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关系为0.49∶0.104时,也就是教育财政投入过高时,增加教育财政投入可以降低就业人口,然而增加教育财政投入比例使得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降低,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且减少数量超过就业人口的减少,促使失业人口剧增,阻碍了经济发展,该情形下(模式5)GDP的增长幅度小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的情形(模式1)。因而,教育财政投入比例要综合考虑海南省当前就业压力和教育发展情况。任意增加教育财政投入,乍看之下有利于海南省促进教育发展、推动科技进步,然而一旦超过限度,固定资产投资的不足会导致就业岗位供不应求,进而拉低GDP增长速度、促使失业人口激增,经济的下滑进而影响固定资产和教育的进一步投入,影响海南省发展进程,是为拔苗助长,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关系改变时,GDP变化幅度也会随之改变:刚开始运行时,模式2(自然发展模式)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模式3其次,模式4增长较缓慢;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模式4的GDP增长速度超过模式2(自然发展模式)和模式3。说明短期内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提高,将促使就业岗位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这种经济增长势头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从长远来看,增加教育财政投入会提高劳动简化系数和人口素质,对于推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3.2.2改变各级教育投入比例关系


  以小学、初中、高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为目的,改变海南省各级教育投入结构,从而实现政策调控与仿真模拟。取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财政投入的比例关系为0.50∶0.094,则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及高等教育的各级教育投入的比例关系如表5所示。


  模式1自然发展模式,完全不改变原有政策变量的参数取值,不进行任何的人工干预,使海南省教育、经济、就业等各方面未来的发展趋势按照之前的参数设定运行,此情形下小学教育投入比例占绝对优势;模式2,初中教育发展模式是指海南省在保持小学教育投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全面提高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投入比例,大力扶持初中教育;模式3,高中教育发展模式是指海南省教育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延续模式2特征的同时,加大高中教育投入比例,突出其重要性;模式4,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是指海南省教育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延续模式2特征的同时,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将其作为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新的重点;模式5,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是指海南省教育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延续模式2特征的同时,突出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以此推动其持续发展。


  改变海南省各级教育投入结构,GDP变动幅度都大于模式1,说明改变各级教育财政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既可以通过减少失业人数来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通过相对加大较高等阶段的教育财政投入实现劳动简化系数的持续提高,从而有利于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如图3所示。同时可以看到,相较于模式1,改变各级教育投入结构后,模式3的GDP增幅最大,模式5其次,但两者总体差异不大,且两者的增长幅度均高于模式2和模式4,其中模式2的GDP增幅最小,体现了高中教育对海南省的重要作用,提高高中教育投入比例对于缓解海南就业问题、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更有意义。究其原因是因为加大高中教育的支持力度可有效避免很多成绩不太好的初中毕业生由于无法继续升学而步入社会,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减缓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


  4建议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系统仿真模型。以2005-2012年历史数据为参照进行有效性验证。依据对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的系统动力学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教育财政投入规模


  海南省应扩大教育财政投入的绝对规模,但注意要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适应,同时也应加大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对规模。虽然从全国来看,海南省教育财政投入情况良好,但与人们的现实需求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因而,海南省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中教育财政投入的比重,同时拓宽教育财政投入的来源渠道,多方筹措,保证海南省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


  2)确保初等教育的优先地位


  通过分析目前海南省三级教育的投入结构,可知其义务教育投入比例较合理。因而,海南省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在继续保持义务教育投入比例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结构,科学、合理地划分地方政府的事权,提高省级财政的投入力度。


  3)重视中等教育财政支持


  通过分析目前海南省三级教育的投入结构,可知其高中教育投入比例偏低。所以海南省应提高普通高中的教育财政投入比例。为加速经济增长、优化教育结构,海南省应大力推进高中教育。教育经费是开展教育活动的基础保障,海南省需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高中教育事权,思想上提高对高中教育的重视程度,行动上加大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的支持力度,从而确保海南省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有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海南省普通高中的教学水平,发掘教育资源,从而加速推动海南省普通高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陈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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