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环境科学:非营利组织载体下的社区环境教育

　　社区与环境的共生问题提出了社区环境教育课题。让社区居民从根本意义上去理解环境问题,主动接受环保理念,然后自觉实施环保措施,需要的是社区环境教育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社区环境教育承载方的多元化以及环境教育模式上的创新,是社会发展所需的。本文对日本非营利组织社区环保活动的个案进行分析,解读了市民环境科学的新理念,阐述了非营利组织载体下的社区环境教育模式的可推广性。

　　一、社区环境教育与非营利组织

　　社区的和谐发展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发展,它应该包括社区所有组成因素的协调共生,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当今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性,怎样解决人与环境和谐共生问题,更多的落实到环境教育环节上,在化整为零的思路引导下,社区承载的任务尤为重要。而富有地区特色的寓教育于发展之中的社区教育活动,从社区与社区人、社区与环境、社区内人与人等三大方面入手,对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均具重要意义。

　　社区环境教育是一种教育工作形式,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是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对社区成员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再学习过程。在社区环境教育的推动下,社区环境活动教育化和学校环境教育社区化两者相结合以社区成员自身为教育主体和对象,面向人生,面向全社会的新式社会化方式。在社区环保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强调“社会、学校、家庭”三结合,以推动社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集合全社区官民之力建设社区是一个宏大的理想,而作为支撑的社区环境教育的发展,也有待理论建设、实证研究与实践工作来成就。

　　作为构建社区管理主体的是由政府(第一部门)与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第二部门)、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构成。社区是具有亲密关系和高度归属感的人群共同生活的特定区域。在此意义上讲,社区环保教育就是亲密关系和高度归属感的形成手段,或者说,社区亲密关系的建立和高度归属感的形成是社区环保教育的最高目标追求。社区环保教育的主体应该是本社区成员,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区环保教育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同时,社区环保教育又存在着它的特殊性质,即:使社区成员了解运用本社区的资源以促进社区的整体发展,这种根本精神上的“共性”;另一方面,缘于各个社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对的问题各有不同,反映在其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因时因地而异的“个性”,在“共性”和“个性”的双重要求下,从草根市民中自发组成的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的教育便脱颖而出,且发挥着载体的作用,为社区内的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居民之间的协作互助、通力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推动着一种新型社区教育发展模式。

　　本文基于对日本非营利组织“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个案调查研究,提炼分析以非营利组织为载体居民全方位参与的新模式在社区环保教育各类形式中的脱颖而出,以及该模式的可推广性。

　　二、市民环境科学理念

　　市民科学是相对于“专家的科学”而言的。根据市民科学研究专家高木仁三郎的说法,“市民科学的课题,基于对未来的希望,朝着科学的方向,表明构筑持续可能的未来设想,在人们心中散播希望的种子,萌发组织、变革的趋势。所谓市民科学,产生于市民社会所直面的不安和问题,其成果接受市民的评价。” ①

　　从来,科学研究都是由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承担的。因此,在行政方面,“专家的科学”在地域决策、决定中占着很大的比重。但是,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公共事业中都涌现出了各种问题,因为片面做出的决定有时会使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弥补这些不足,可以说只能由那些活跃于现场的非专业化当地居民与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

　　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市民环境科学的实践里,不仅包含着自然科学的调查,也融入了历史、文化背景的社会性、人文性调查。换句话说,市民环境科学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的两面性,甚至更偏向于精神侧面。作为科学,重要的是为谁调查研究。因此市民科学并不单纯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市民自主的、为市民自己而进行的调查研究。

　　三、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社区环境教育案例

　　三多摩问题研究所是日本东京都一个市民环境保护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主要是围绕其所在的社区内一条名为野川的城市河流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历经几十年,带领市民开展了一系列的围绕水环境问题的环保活动,并创建了市民环境科学这一新型环境教育模式新理念,从而使曾经濒临断流,水质污染等水环境问题的野川重返清流,获得了市民参与环保活动的重大成功。

　　野川河发源于东京都国分寺,流经7个都内市区,注入多摩川,是一条全长20.2公里的一级河流。水源主要是来自于源头和所流经之处的70余处涌泉,再加上降水,自古以来素有“大川”之说。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开始,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城市人口剧增、都内绿地剧减,野川流域的湿地纷纷被开发为住宅区,来源于地下水的涌泉也随之枯竭,直至三多摩问题研究所市民环保活动发起之时,野川流域的三分之一涌泉已经枯竭或被掩埋。

　　但是,在活动开始之时,大家还无从知道一个具体的方法。研究者反复奔波于现场,在野川流域做第一手调查活动,引导市民参观河流的源头——清澈的泉水,使会员逐渐增加起来。参加者一边调查,一边齐心协力调查思考,以这种质朴的姿态诞生了市民环境科学。

　　新理念必须坚持数据的社会化,资料的公开性,从市民的共享中立足于事实。研究所将调查的所有的信息、数据、结果通过机构杂志面向市民公布,并出版发行。这样的自肃性使研究会的信息情报透明化,创造性批判精神由此形成。

　　另外,作为追求信息公开化的市民活动,要开辟市民科学的可能性,首先要维护市民的人权和知情权。三多摩问题研究所在其长期的环保史中,开展了向行政部门推荐监督员,提交请愿书,与当局进行意见交流,以监督、提案为主体的行政参与等一系列活动。

　　市民科学是非专业化的科学,与职业化是有差别的。三多摩问题研究所开始并没有发挥调查研究的专门化功能,会员中河流学、动植物学专家仅占极少数。正因为自己是业余的,通过市民程度的调查和学习,才能投入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中去。因此,收集的数据全部拿到现场再确认,再将数据通过市民公开讲座或机关杂志等公布。市民科学虽作为非专业化的科学,却也是先进的环境科学。在野川重返清流的都市河流再生运动中,三多摩问题研究所选择了由市民参加调查研究,以科学数据为依据的方式。这样至少在对待地方问题上,即使有限度,也能从实证出发,实现非专业化人员参加社区建设的监督、检查活动。

　　与此同时该所还设立了野川问题调查研究班,以专家为首,和广大市民共同奔波于现场进行实际调查。在专家的悉心指导下,市民中兴起了用简易测定法进行水质测定和水质净化的实验。在这项活动中,市民亲自体验了是谁破坏了河流、应当如何预防等问题。由于这一系列问题逐渐被认识和理解,因此,市民也觉悟到自己曾经是污染河流的加害者又是河流污染的被害者。为了积蓄野川流域的地下水,使泉水复活,市民们更是开展了通过雨水浸透设备装置渗透雨水活动。与这种建设性市民活动相反,如果市民怠于现场查证而迷信所谓的“技术主义” ②的万能,其行动结果只能导致对专家意见的服从。由此,该会的前会长本谷氏在《野川的动植物调查》中提到“即使不知晓植物的名称也可以作动植物的调查,专家以外的调查也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公害、环境破坏问题,没有专家和非专家的普通人协力合作是无法解决的。一开始就对公害、环境问题是专家的人是没有的。”正是有了这种想法,才产生了对野川的泉水和水质的调查、社会调查和自治体研究,从而也推动了围绕都市河流再生的环境保全的“市民科学”探索。在探索可能性的过程中,又将从现场中调查到的数据、资料一次次地运用到野川市民环保活动当中,并从中再次证明市民环境科学的可能性。

　　总之,三多摩研究所长期的河流再生水系运动可以说是探索市民环境科学的可能性的实践过程。三多摩问题研究所不仅是麦克风的号召、宣传单的散发所标志的运动,更是市民自身无限热情地参加科学数据的收集的实践活动。可以说,它是在都市河流再生的市民环保活动中的一种新型模式。

　　为了都市河流的再生,河流的环境保全没有市民这个中坚群体是不可行的。因此,必须要开拓由行政主导的管制型河流措施到市民为主体的创造型都市河流环境管理模式的转换,而作为中坚的市民在素质方面的提高就愈为重要了。同样地域共同社会的活性化,市民为主体的自主参加型学习活动的重要性是必须得到重视的。视环境的伤痛为自己的伤痛,能自觉参与社区环境建设的人就是环境市民。把培养环境市民作为培养市民的环境意识,即社区环保教育来理解尤为重要。对市民环境科学的实施首先是提高市民对环境意识的理念,推动其自主行为,或者使其选择环境保全型生活方式。市民对环境意识的原始动力可以归纳为对大自然所产生的“丧失感”⑤,或者对未来所产生的“不安感”。为什么会产生“丧失感”、“不安感”?有必要对此进行考察。如前所述,市民亲自参加对河流的自然科学调查中萌发了学习热情和对河流的关心。于是,重新回到河畔来认识河流,在重新唤起对身旁河流的热爱之情时也产生了对此的“丧失感”,“不安感”。可以说,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成功之路就是创造了市民环境科学,培养了环境市民。环境市民虽说不能马上看到河流水质的改善、河流环境保全的效果,但他们是不会再回到河流污染型的生活中去的。人性的精神需求改变了,一个保护都市河流环境的可行之策也由此产生。

　　这一点上,环境学习、环境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所谓环境学习就是市民为了实现与环境共生的社会,在家庭、学校、工作岗位或者地域社会的所有场合,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为了解决和防止问题的发生,掌握必要的指示、技能、态度、活动能力等,立志于确立与环境共生关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系统的形成,并施之于实践的学习活动。环境教育是通过实践参加,探索与环境和谐的生活方式,探索与自然共存的新型关系的方式。这种方法作为市民环境科学的实践是首要的第一步。为了重新认识每个人的生活,对市民自身的周边环境的再认识,再评价是有必要的。通过参加实践活动,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达到对自己生活应该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存的再认识。

　　在本案例中,正是在河流自然环境里,以愉悦的方式诱发对自然的学习动机,从而加深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再从学习中开展对河流环保的活动。在河流环保过程中,又再产生新的学习欲望,形成更广环保意识的动力。也可以说发生了由“参加型到知识诱发型”的转换。源于草根之民的非营利组织在其中也就成为了人与自然、河流相联系的桥梁,成为了培养环境市民的摇篮。

　　四、理念和模式的推广

　　市民环境科学这一新型模式,不仅是在对都市河流的环境教育中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整个环境教育领域也有着发展的可行性。就我国的环境教育目前现状来说,大体上分为三类,学校环境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在职环境教育和社区环境教育。如果说学校和在职环境教育是面向同质群体颇为局限性的话,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环保教育场所,它所面临的环保教育对象是最为广泛的社会异质群体,因此社区环保教育实施的难度和意义也就更大。怎样开展?由谁来承载?是推动社区环保教育活动的关键。

　　在开展活动的方式上,目前更多的环境教育的领导者仍是行政的“上意下达”和专家的权威学说,教育模式上也存在着单一、枯燥性特点,这种缺乏生气和趣味的模式阻塞了环境教育方针贯彻的通道,其结果往往造成环境教育的实施没有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各类环境问题的特性,趋向形式化、片面化,市民的环境意识,自觉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却没有被真正的调动起来。因此,改进旧有的环境教育理念和模式,应当大力加强面向社会全民的环境教育。而在实施社会环境教育模式中,要改变以往的宣教式为公众参与机制,如本案例中“参加型到知识诱发型”的从社区居民感性参加到理性参与这种市民环境科学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参与机制的表现形式。

　　作为公众参与形式,承载方也应具备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具有民主性、群众性、社会性和鲜活性的特点,并能成为社区群众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代表。而目前大多数的社区环保教育模式以中小学校为主体进行的活动型模式,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进行的连动型模式,以社区学院为载体进行的综合型模式为主,能充分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承载体发展薄弱。能调动多样资源动员(man's network)的具有灵活、柔软性特点的非营利组织在社区环保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本个案中可以明显的发现。其草根性、地域性、灵活性等特点,很好的弥补了其他承载方的活动盲区,更为科学和完善性地召集公众参与,开展社区环保。当然,我国目前在社区开展环保教育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也日益增多,但是从活动方式上或者采用的教育手法上,仍带有传统的说教特点,更多的以“他者”身份对社区居民进行灌输性教育,造成教育与教育后行动的割裂,居民仍保持长期以来的“依赖外界”情绪,而无法真正带动社区居民愿意参加,积极参与。

　　本文所解读的社区环保教育模式理念——“市民环境科学”,可以说是利用了非营利组织这个公共平台,这个能结合社区环保教育所需的“共性”与“个性”双重性格的承载方,为社区公众参与重大项目决策的环境监督和咨询提供必要的条件、机会和场所。另外,这个理念就是在传统环保教育模式上的创新,社区居民在知情权和自主权获得基础上,再加上教育活动方式上的新颖、科学性,主观能动性被大大激发,在逐步的被引导过程中,真正意义上实现社区公众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因此,“市民环境科学”的这个理念为我国环保非营利组织的良性运作,大量的社区环保教育活动开展还是有一定可借鉴参考之处。

　　作者：周 蔚 来源：现代企业教育 200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