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摘要：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文章从国家制度层面和经济学家学术层面两个视角，系统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和理论创新。国家制度层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提出了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的理论；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等诸多领域，形成了系统而全面的理论创新，推动和引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经济学家学术层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最具代表性的是孙冶方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分权模式”和董辅礽的中国经济成长论。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杜润生等人关于家庭联产承包的研究、厉以宁等人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研究、华生等人关于价格双轨制的研究，都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逄锦聚、洪银兴等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距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级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3-0046-07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服务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性理论，系统梳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成果和重大贡献，对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发展和艰难探索的阶段。这一时期虽然走过弯路，出现过失误，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取得了伟大成绩，为其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一）国家制度建设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国快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时期主要是学习借鉴，虽然理论创新上建树甚微[2]，但实践意义重大，从此，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3]。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主张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由此，揭开了从本国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序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起点，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突破。

　　1.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

　　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武器。就是说，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将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进一步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5]。

　　2.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与运用价值规律的重要性

　　毛泽东曾指出：“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6]437，这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的全新认识，超越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主张“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的观点。

　　3.提出了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形成了“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生产增长、市场优先”的国家计划调节原则。在社会主义分配体制的设计上，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设计了社员、合作社和国家的利益配比协调机制[6]52。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导向。

　　（二）经济学家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1.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权模式”

　　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权模式”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来的，是立足经济发展的现实，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创新。孙冶方经济管理体制“分权模式”的核心思想是：经济管理体制中的权限可以划分为“小权”和“大权”，简单再生产范疇以内的事情属于企业的“小权”，应该下放给企业，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扩大再生产范畴以内的事情属于国家的“大权”，必须严格行使权力，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大乱。在此基础上，孙冶方提出了“利润论”，指出利润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高低、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性指标，抓住了利润指标，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因此，他主张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责交给基层企业[7]。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孙冶方的经济管理体制“分权模式”和“利润论”是正确的，如果当时能够推行的话，社会主义建设或许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2.中国经济成长论

　　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董辅礽在《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讨》等多篇论著中提出了“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的观点，被誉为“董氏再生产模型”。该模型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优点，设计出了相互联系的公式，得出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该模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日本学者山名正孝、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远远超过苏联迄今为止的其他模型[8]。总之，董辅礽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国民经济平衡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性，而且对于解决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时期学术环境并不宽松，学术界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修补和完善，如薛暮桥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何建章、张卓元的《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谷书堂的《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解决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中的作用》等。此外，顾准在论著中透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马寅初的《人口新论》虽然没有引述马克思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但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从积累与消费等诸多矛盾的框架，分析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关系，指出人口过快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比例不协调，提出经济发展有计划、人口发展也要有计划。这一科学论断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成为后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可以说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1978-2012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一）国家制度建设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1.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面临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传统认识长期拘泥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具体模式，而没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高度深化认识。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把握经济规律，高屋建瓴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并提出“三个有利于”①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标准。这一科学论断为所有制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直接推动和引领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直接推动和引领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演进。

　　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即道义标准）主张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一切私有制[10]。公有制经济下没有独立的个体利益，“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根据社会需求有计划的生产。”在这样的假定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这也是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描述是有前提的，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新社会的物质前提”[11]。脱离了这个前提，人为拔高所谓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是在立足国情、客观分析现实生产力水平，并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初，基于计划经济的弊端，着眼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提出“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2]。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2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文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9]83。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指令性计划要逐步缩小”，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简单嫁接，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宏观调控为特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党的领导为保证的社会主义前提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打破了传统理论的禁区、打破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论断，更在于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并在实践中使中国经济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3.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着改变。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独立自主的微观经济主体，于是个体户、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企分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7年，“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第二阶段，1987年到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三阶段，1997年以来，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②的方针，成为现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所有制问题的根本准则。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体现国家性质、符合基本国情的根本制度，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4.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创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基本分配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因此，我国当前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是社會主义的本质要求。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按劳分配有利于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公正，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质是按劳动要素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如按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需要注意的是生产要素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为价值创造提供了条件，劳动者抽象的劳动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核心的观点[13]。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结晶。从最初计划经济下的按劳分配，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劳动以外的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六大确认“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项要素按照贡献参与收入分配”。这一历史进程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和不够高的状况是分配方式呈现多样性的最深层次原因。

　　（二）经济学家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很多学术理论上升为国家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杜润生团队在改革初期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家庭联产承包”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产生了巨大反响，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厉以宁等人提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股份制这一具有体制性规定的抽象范畴，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打开了一条通道。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证券市场建设，以及设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出资人的制度安排，股份制改革将原本地位极其特殊的国家、国企也纳入到了市场经济体系，从而拓展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将国有企业改革推向纵深处。此外，卫兴华在“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理论贡献；刘国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稳中求进”改革思路方面的理论探索；董辅礽对所有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贡献，以及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提出的整体改革理论，华生、田源、张维迎等提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等提出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黄达提出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林毅夫、蔡昉、张军、樊纲等提出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等提出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等，都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至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一）国家制度建设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14]。

　　1.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粗放式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再到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指引意义。

　　2.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理论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但与此同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之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要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管理的重心要由“保增长”的需求侧管理转向“重质量”的供给侧管理，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从而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大扶贫力度、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探索出了“精准扶贫”的治贫方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出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在发展方式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辩证统一的关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发展观。不盲目追求GDP、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人民福祉，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诸多民生问题，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手段，显著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别是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应查尽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免费医疗、财政兜底”的防疫政策，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

　　3.關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可以看出，改革的进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把“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国企民企相互融合，积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这是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做大做优国有资本的重要尝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通过鼓励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双向融合、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重大举措，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共同发展，进而提升国民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2018年有人提出“私有经济退场论”，引起了民意的强烈反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明确“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根本保障，是现阶段我国各项经济制度的基石。无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4.关于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伟大倡议，推出了一系列全面开放、深化开放的重大举措，优化了对外开放的环境，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提升了对外开放的效益和质量，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推向了新的境界。“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促进区域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是中国探索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尝试，也为中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经济霸凌主义提供了重要战略缓冲。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广泛设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主办G20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些重大举措开创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使中国由世界经济体系的适应者、融入者开始转变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者和引领者。特别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的当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全世界更广泛的认同，中国最大限度地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自身疫情严峻的情况下，积极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向多国派出医疗援助专家、捐赠疫情防控物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决心。

　　（二）经济学家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学者们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逄锦聚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方法，及其形成过程、主线和理论体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使命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南[15]。高培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要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16]。洪银兴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出发点，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主线[17]。邓宏图主张，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引入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从而保证理论的科学性[18]。

　　此外，程恩富创立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提出了新的活劳动价值论、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等系统而独特的理论。顾海良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刘伟在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经济增长和企业产权理论方面的研究，周新城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蔡繼明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方面的研究，胡乐明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刘凤义在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和共享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甚至日趋激烈。固守传统和经典的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等视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放在反面加以批判。诚然，上述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多是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是，不可否认，这些理论都是在中国特殊经济制度、特殊发展阶段、特殊历史环境下，基于改革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提出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总结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理论，我们应该以开放的视野汲取和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中外理论成果的科学成分[19]，分析鉴别、去粗取精、择善而从，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探索和实践，都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