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探讨

  丰富的自然资源究竟会促进还是阻碍地区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根据禀赋原理认为自然资源会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等许多资源匮乏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国家的增长速度，自然资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像是诅咒而不是福音。1988年经济学家Gelb将这一现象称为“资源诅咒”[1](P8-9)，在此之后大量学者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研究，“资源诅咒”学说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从总体上看，我国自然资源并不丰裕，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很低；从局部看，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各省份自然资源相对贫瘠，经济发展水平却显著高于西部，而中西部各省份，虽然自然资源丰裕，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落后。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究竟是被资源所诅咒，还是因为政府的效率低，或是因为地域差异？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从资源层面寻找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以及实施正确的西部资源开采战略和经济刺激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自从Gelb提出“资源诅咒”概念后，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Sachs和Warner以及Gylfason在国家层面上对“资源诅咒”进行了验证和分析，得出一致的结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国家，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丰裕的自然资源导致产业发展不均衡和投资扭曲，同时，因丰裕的自然资源导致的寻租行为弱化了制度质量，从而最终影响经济发展，但作者并没有考虑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2][3][4]。Butle、Damania和Deacon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制度质量具有负面的影响，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弱化制度质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该研究首次提出了用自然资源丰裕度这个指标来衡量资源状况[5]。Stijns通过研究指出，自然资源对制度质量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土地资源的丰裕度对制度质量具有负面影响，而矿产资源的影响则不显著[6]。而Mehlum认为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制度质量正相关[7]。以上关于资源丰裕度对制度质量的影响研究都是建立在资源出口数据及资源依赖度基础上进行的，其对于资源存量是否成立值得商榷。Christa和Bulte通过改进衡量指标，用跨国截面数据证明“资源诅咒”假说并不成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促进作用[8]。Alexeev和Conrad的研究也发现，以人均资源占有量来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时，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是显著为正的[9]。
    也有很多学者研究一国内部不同区域自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Elissaios和Reyer利用美国各州1986-2001年自然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水平时间层面上的平均值，进行截面数据回归，发现丰裕的自然资源的确阻碍了美国的区域经济增长[10]。徐康宁、王剑、李天籽、邵帅、齐中英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都证明了“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区域层面同样成立[11][12][13]，而方颖等用采掘业工人占当地工人人数的比重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发现“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并不成立[14]。在国内以往研究“资源诅咒”假说的文献中，在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选取上大多采用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李天籽和邵帅、齐中英等)或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徐康宁和胡援成)[15]，而在跨国层面的研究中多采用资源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Christa和Bulte对这类指标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无论是能源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还是资源出口占GDP的比重本身都不是外生变量，另外，它们所衡量的更多是自然资源依赖度而不是自然资源丰裕度[8]。尽管方颖等通过引进采掘业工人占当地工人人数的比重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改进，但是，由于中国能源开采行业的技术化程度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单位资源开采的劳动力投入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该指标也很难完全衡量各地区的自然资源丰裕度水平。另外，部分研究将自然资源依赖度和制度质量同时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因为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依赖度往往受地区的政策影响。鉴于此，本文尝试引进一个更加合理的指标来反映自然资源丰裕度，同时解决部分学者研究中自然资源依赖度和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以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层面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设置
    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改进指标和实证方法，重新检验“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区域经济层面是否成立。首先，本文用各省货币化的人均资源储量①来衡量地区资源丰裕度，一方面，人均资源储量不受地区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也不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可以有效地避免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资源储量由国家统一公布，可以避免地区统计标准不统一的误差；其次，本文借鉴Christa和Bulte研究跨国层面“资源诅咒”问题时用的方法，即用联立方程模型代替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有效解决资源依赖度和制度质量的内生性问题。
    根据以上研究目的，本文通过三个回归方程来检验经济增长、制度质量和资源状况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用人均收入增长率衡量。制度质量主要借鉴Christa和Bulte采用的指标，即用政府效率代替，同时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本文添加了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指标来表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状况主要考虑自然资源丰裕度(货币化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自然资源依赖度。
    首先，对资源丰裕度和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以验证自然资源丰裕度是否会弱化一个地区的制度质量，具体方程如下：
    
    I为制度质量。DIS为各省离海岸港口的绝对距离，该指标为常用的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Lnm96为1996年各省人均收入的对数，该指标主要是为了控制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同时为控制检验经济增长收敛性时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只有个别方程引入了初始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值。RA为资源丰裕度，本文的资源储量主要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储量，如果资源丰裕对制度质量有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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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那么α[，3]应该显著小于零，否则该结论不成立。
    其次，通过回归方程检验资源依赖度和资源丰裕度以及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同时验证本文的假设，即以前学者采用的自然资源依赖度指标是一个内生变量，该指标由自然资源丰裕度、制度质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内生决定。资源依赖度的决定方程如下：
    
    产业结构IS指标为方程中的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1996年之前的10年中国各省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平均值，该指标是主要的外生变量之一。RD为资源依赖度，之所以将RD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地区的资源丰裕度应该对资源依赖度有正向影响，即资源越是丰富的地区，产量就越大；第二，资源依赖度可能还受一个地区的制度影响，因为制度往往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本文在这一部分主要通过联合方程(1)用2SLS估计来检验资源依赖度的内生性假设。
    最后，本文通过联立方程(1)和(2)来检验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一方面，控制其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工具变量解决自然资源依赖度和制度质量的内生性问题。构建的方程为：
    
    方程(3)的估计主要采用2SLS方法来消除内生性，因此，该方程中的内生变量——制度质量和资源依赖度由方程(1)和方程(2)估计得到，控制变量为初始人均GDP的对数，方程(3)主要是在控制自然资源依赖度和制度质量的前提下，分析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自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资源依赖度或者制度质量实现的，也可能资源丰裕度作为一种资源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由于本文采用的资源储量数据从1996年开始才有准确的统计，为了保证一致性，除了特别说明外，本文的指标均采用1996-2008年的平均值。人均收入增长率G是我国31个省份1996-2008年剔除物价因素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资源丰裕度RA取值为1996-2008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货币化的人均储量平均值的对数。资源依赖度RD取值为1996-2008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平均数。市场化指数和政府效率是本文衡量制度质量的主要指标，其中市场化指数MI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来衡量的，其中每个方面包括5个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5个指标体系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到MI的指标值，具体计算方法见樊纲等[16](25-32)。DIS指标政府效率指标Goveffect则是借助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测度政府效率的方法，构建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和居民经济福利四个因素组成的政府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通过测度指标及测度因素的标准化来衡量的[17](67-85)。DIS指标为各省省会城市到其最近的中国九大港口的直线距离，单位为：1 000km，采用目前研究地理经济学问题最常用的地图直线距离测量。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经济研究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三、实证分析
    首先，通过对方程(1)的估计来考察制度质量的决定因素。我们选用地区的政府效率和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质量。方程的估计结果见表1：
    
    由表1的前两列回归结果可知，与以往学者用资源依赖度进行研究的结论不同，不管是否引进区位变量DIS，资源丰裕度对政府效率都无显著影响。在引入地域变量DIS后，资源丰裕度与政府效率呈现并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区位变量DIS与制度质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第3、4列结果可知，尽管在只考虑区域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指数时，两者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在加入地域变量DIS后这种负向关系变得不再显著。从第5、6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在引入初始收入水平后，一个地区的资源丰裕度对政府效率有较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控制住由各地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政府效率差异后，一个地区的资源越丰富，政府效率倾向于更高，同时也说明，各地政府效率的差异更大层面上是由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资源差异造成的。最后两列表明，在引入初始收入水平后，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指数仍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第二步，判断资源依赖度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时候是否是一个合理的外生解释变量，因为计算资源依赖度时涉及工业发展水平这个经济指标，所以，它更有可能是一个内生变量。方程(2)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第1列显示资源依赖度和资源丰裕度关系的估计结果，与我们之前的假设一致，资源越是丰富的地区，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越强。第2列是资源依赖度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回归结果，由统计结果可知，产业结构和地区的资源依赖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第3列估计结果得到，在控制了初始产业结构后，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依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4～5列是在控制产业结构的影响后考虑制度质量对资源依赖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化指数MI与资源依赖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好的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地区的资源依赖度。
    前文已经提到，将制度变量直接引入方程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OLS估计的不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对制度变量进行豪斯曼内生性检验，将制度质量与资源丰裕度回归方程的误差项代入方程(2)进行OLS估计，得到MI的误差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明显不为0(T=2.1)，Goveffect的误差项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明显不为0(T=2.4)，因此，可以确定制度变量与自然资源依赖度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DIS作为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用2SLS对方程(2)重新进行估计，第7列的结果显示制度质量的主要衡量指标MI与资源依赖度仍然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接下来，用2SLS方法估计方程(3)，来验证是否资源越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越缓慢，结果见表3。
    
    在估计方程之前首先检验资源依赖度的内生性，由豪斯曼内生性检验结果得到RD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T=2.2)，由异方差White检验结果可知，方程(3)不存在异方差性，因此选择2SLS方法对方程进行估计。由表3的第1、2列估计结果可知，当把RD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工具变量IS进行回归时，无论是资源依赖度还是资源丰裕度都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影响。即使将制度质量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工具变量后，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考虑到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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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列笔者引入初始人均收入指标，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不显著，当RD作为内生变量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收敛性。因此，“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区域经济层面是否成立仍然值得商榷。
    最后，笔者同时考虑经济增长、资源依赖度和制度质量的内生性问题，并引入资源依赖度的工具变量IS和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DIS，用3SLS方法来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可知，首先是经济增长方面，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面单方程估计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在消除内生性问题后，无论是资源丰裕度还是资源依赖度对经济增长速度都没有显著影响；其次，由资源依赖度的回归结果可知，前定变量初始产业结构对其后一段时间区域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在10%的概率区间显著)，资源越丰裕的地区，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越大，比较优势依旧明显；最后，由制度质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由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制度质量差异继续存在，制度质量中市场化指数MI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DI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由于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政府效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因此，在研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区位因素DIS到制度质量再到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控制区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考虑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后得到的结论与前面一致。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用我国省份的截面数据来实证考察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而检验“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省际层面是否存在。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引进资源丰裕度指标代替资源依赖度来衡量一个地区的资源状况，引入区位因素来控制由于区位差异带来的经济增长差异，并且将资源依赖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考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资源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出统计上的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这与Christa和Butle的结论一致，同时也验证了张贡生提出的关于“资源诅咒”假说大多是没有考虑区位差异的观点[18]。由于区位差异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因此，在西部地区目前的发展阶段，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特别要提高西部地区与区外的通达性，加强西部地区与经济核心区、交通枢纽地区的区位联系，尽量弥补区位劣势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控制各省由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政府效率和市场化水平差异后，资源丰裕度指标与经济增长呈现并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却与政府效率显著正相关，同时政府效率又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因此，可能存在从资源丰裕度到政府效率再到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这是今后要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由于数据获取方面的原因，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来代表自然资源储量，没有考虑到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的储量问题；另外，自然资源对经济的作用机制可能是多渠道的，本文只控制了区位差异和制度质量等因素，因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步改进。
    注释：
    ①通过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指标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转化为可比较的货币计量方式。具体转化方法参考World Bank, 1997. Expanding the Measure of Wealth: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onographs Series N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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