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我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实证分析
发布时间：2015-07-08 09:11
摘 要：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我国引进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深入，也使我们对于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具体成效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在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今天，如何将科学发展观具体运用到我国的引进外资中，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尝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引进外资；实证分析
1 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包括：境外借款和境外发债、fdi、境外上市或私募资金。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截止2005年1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12504个，合同外资金额11094.4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61.96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之一，中国的fdi存量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fdi占引进外资总额的比重相当高，合同利用外资从2000年的87.71%上升到2003年的98.43%，实际利用外资从2000年的68.59%上升到2003年的95.31%。
2 如何评估我国引进外资的实际绩效
究竟如何评价我国多年以来的引进外资战略的实际成效，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引进外资上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的观点不以为然，主要从以下两大方面进行论述。
（1）从引进外资的总量上讲我国并不是世界引资最多的国家。
①我国的引进外资规模并非世界第一。外资的流入有很多形式，包括上面提到的fdi、证券投资、银行私人信贷、官方援助、以及双边和多边转移支付等。因为以股票和债券为主的金融债券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易于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的特征，证券投资在全球的资金跨境流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从绝对数上讲，我国还不是世界上引进外资数量最多的国家。比如2002年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引进外资创纪录的年份，各项外资流入近6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fdi(527亿美元)。而在该年，美国所得到各项国外资本净流入额高达7072亿美元，是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3倍以上。
②我国吸引国际资本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在世界上引资所占份额偏低这一结构性瓶颈的制约。我们发现国际资本的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框架，资本市场比较成熟，宏观经济与社会政治相对较稳定,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系数较低，所以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是国际资本投资的首要对象。而发展中国家和新生的市场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资本市场不健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在国际投资总流入的比重较低，在过去20年中，这一平均份额仅为26.5%。
③引入规模变量考察，我国吸引fdi相对于经济规模总量得比值偏低。我们用gdp进行校正以后发现：中国吸引的fdi相对于经济规模总量来说，并不显得突出。
（2）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成效来看，并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①我们片面的强调了引进外资数量，忽略了经济的平衡发展。我们引进的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内地几个大城市。2004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2.2亿美元，占全国的4.03%。西部地区9个省区及直辖市(西藏没有实际利用外资统计数据)中下降的有5个，其中青海和宁夏分别为100%、66.1%的降幅。西部地区巨大的吸引外资的潜在优势至今还未转化为真正的现实。首先我们从外资依存度来看，西部区域的外资利用度偏低。
②未来外资的竞争压力加大，民族工业的发展令人堪忧。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转轨之中，民族工业是我们的弱势产业，需要保护。外资的引进，一方面带来了资金、另一方面带来了“不同”的管理理念，且不说是否先进。因为有很多东西到了中国都变了样子，“洋”人的东西未必适合中国的土壤。但是我们都知道：资本是要追求剩余价值的。外国资本同样要追求价值。这样以来竞争在所难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中国的经济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中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如此，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的产品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考虑到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引入了以下三个指标：结构指标、密集度指标和生态建设指标，根据这三个指标与我国现行的引进外资战略进行比较，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1）结构指标:不仅要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而且还要将重点放在调整外资的投资结构上。应按照四种类型来考虑对外资的要求：鼓励、允许、限制、禁止。要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我国急需发展的部门，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那些在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部门。外资的引进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一致。 国家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战略时，需要考虑到行业分布的特点，因此应该把引资的重点放在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以及科学研究等综合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这些行业近些年来恰好是我国迫切需要迅速发展，同样也是发展较为迅速的行业。
（2）密集度指标:不仅要在东部引进外资，而且引进外资还应逐步向西部转移，要利用外资开发大西北。尽快出台科学合理的利用外资政策。就西部地区现阶段而言,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必须立足于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使引进的资源与国内相关生产要素、经济部门之间达到良性匹配。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引进外部资源的收益。我们通过比较各个省份引进外资的情况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东部引进外资数量明显高于西部、中部其他地区。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fdi流入最少的是新疆（西藏地区没有统计资料），其中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fdi流入数量也极其有限。在四个直辖市中，上海引进外资的地位无法动摇，2003年fdi投资额比上年增加28%之多，fdi额达到546849万美元。而像西部等省区2003年较2002年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甘肃省fdi增长为-61.73%，青海省fdi增长为-46.6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仅2003年一年fdi总量为1056365万美元，比西部11个省市吸引的fdi总数还要多。可见，西部以及中部在引进外资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东部以及沿海地区吸引的fdi都有明显的增长，而西部却出现了下降的奇怪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同时考虑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下，如何提高西部及中部的引进fdi能力，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出路。
（3）生态建设指标: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因此东南沿海地区也是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集散地。但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中部崛起”战略日趋成熟，西部和中部地区必将吸收越来越多的外资。因此,东南沿海地区污染产业转移的经验教训对中、西部地区将是“前车之鉴”。所以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保护环境的问题，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应当注意让外资促进环境保护，以环境保护促进吸引外资，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陈炳才.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 ［j］.国际经济评论，2004，（3）：9-12.
［2］胡祖六.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04,（3）:24-27.
［3］陈漫.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战略与管理［j］.2001，（3：93-9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引进外资；实证分析
1 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包括：境外借款和境外发债、fdi、境外上市或私募资金。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截止2005年1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12504个，合同外资金额11094.4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61.96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之一，中国的fdi存量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fdi占引进外资总额的比重相当高，合同利用外资从2000年的87.71%上升到2003年的98.43%，实际利用外资从2000年的68.59%上升到2003年的95.31%。
2 如何评估我国引进外资的实际绩效
究竟如何评价我国多年以来的引进外资战略的实际成效，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引进外资上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的观点不以为然，主要从以下两大方面进行论述。
（1）从引进外资的总量上讲我国并不是世界引资最多的国家。
①我国的引进外资规模并非世界第一。外资的流入有很多形式，包括上面提到的fdi、证券投资、银行私人信贷、官方援助、以及双边和多边转移支付等。因为以股票和债券为主的金融债券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易于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的特征，证券投资在全球的资金跨境流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从绝对数上讲，我国还不是世界上引进外资数量最多的国家。比如2002年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引进外资创纪录的年份，各项外资流入近6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fdi(527亿美元)。而在该年，美国所得到各项国外资本净流入额高达7072亿美元，是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3倍以上。
②我国吸引国际资本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在世界上引资所占份额偏低这一结构性瓶颈的制约。我们发现国际资本的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框架，资本市场比较成熟，宏观经济与社会政治相对较稳定,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系数较低，所以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是国际资本投资的首要对象。而发展中国家和新生的市场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资本市场不健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在国际投资总流入的比重较低，在过去20年中，这一平均份额仅为26.5%。
③引入规模变量考察，我国吸引fdi相对于经济规模总量得比值偏低。我们用gdp进行校正以后发现：中国吸引的fdi相对于经济规模总量来说，并不显得突出。
（2）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成效来看，并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①我们片面的强调了引进外资数量，忽略了经济的平衡发展。我们引进的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内地几个大城市。2004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2.2亿美元，占全国的4.03%。西部地区9个省区及直辖市(西藏没有实际利用外资统计数据)中下降的有5个，其中青海和宁夏分别为100%、66.1%的降幅。西部地区巨大的吸引外资的潜在优势至今还未转化为真正的现实。首先我们从外资依存度来看，西部区域的外资利用度偏低。
②未来外资的竞争压力加大，民族工业的发展令人堪忧。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转轨之中，民族工业是我们的弱势产业，需要保护。外资的引进，一方面带来了资金、另一方面带来了“不同”的管理理念，且不说是否先进。因为有很多东西到了中国都变了样子，“洋”人的东西未必适合中国的土壤。但是我们都知道：资本是要追求剩余价值的。外国资本同样要追求价值。这样以来竞争在所难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中国的经济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中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如此，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的产品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3 我国引进外资战略的政策建议
考虑到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引入了以下三个指标：结构指标、密集度指标和生态建设指标，根据这三个指标与我国现行的引进外资战略进行比较，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1）结构指标:不仅要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而且还要将重点放在调整外资的投资结构上。应按照四种类型来考虑对外资的要求：鼓励、允许、限制、禁止。要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我国急需发展的部门，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那些在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部门。外资的引进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一致。 国家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战略时，需要考虑到行业分布的特点，因此应该把引资的重点放在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以及科学研究等综合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这些行业近些年来恰好是我国迫切需要迅速发展，同样也是发展较为迅速的行业。
（2）密集度指标:不仅要在东部引进外资，而且引进外资还应逐步向西部转移，要利用外资开发大西北。尽快出台科学合理的利用外资政策。就西部地区现阶段而言,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必须立足于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使引进的资源与国内相关生产要素、经济部门之间达到良性匹配。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引进外部资源的收益。我们通过比较各个省份引进外资的情况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东部引进外资数量明显高于西部、中部其他地区。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fdi流入最少的是新疆（西藏地区没有统计资料），其中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fdi流入数量也极其有限。在四个直辖市中，上海引进外资的地位无法动摇，2003年fdi投资额比上年增加28%之多，fdi额达到546849万美元。而像西部等省区2003年较2002年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甘肃省fdi增长为-61.73%，青海省fdi增长为-46.6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仅2003年一年fdi总量为1056365万美元，比西部11个省市吸引的fdi总数还要多。可见，西部以及中部在引进外资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东部以及沿海地区吸引的fdi都有明显的增长，而西部却出现了下降的奇怪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同时考虑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下，如何提高西部及中部的引进fdi能力，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出路。
（3）生态建设指标: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因此东南沿海地区也是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集散地。但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中部崛起”战略日趋成熟，西部和中部地区必将吸收越来越多的外资。因此,东南沿海地区污染产业转移的经验教训对中、西部地区将是“前车之鉴”。所以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保护环境的问题，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应当注意让外资促进环境保护，以环境保护促进吸引外资，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陈炳才.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 ［j］.国际经济评论，2004，（3）：9-12.
［2］胡祖六.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04,（3）:24-27.
［3］陈漫.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战略与管理［j］.2001，（3：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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