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探讨

　一、引言
　　托辛斯和巴克尔（Taussings&Baker， 1925）研究了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关系。肯约和斯沃巴兹（Conyon & Schwalbach， 1999）认为企业的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科迪罗和维利亚斯（Cordeiro&Veliyath，2003） 发现市场指标、公司的多样化经营、外部董事的比例、公司的风险指标都与高管的现金薪酬显著相关。对高管激励问题，我国学者李增泉（2000）从资产规模、竞争因素、股权结构及区域因素方面对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因素做出了分析，结果显示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制度还不是非常的完善。陈志广（2002）发现，高管薪金报酬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企业的其他方面的差异，比如说企业规模，行业特征等因素也会对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造成一定的影响。张俊瑞、赵进文和张建（2003）研究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的对数与每股收益、国有股控股比例、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些关于企业经营结构方面的指标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关系。周菁（2010）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薪酬激励制度还是不够完善，以短期激励为主；医药制造行业属于高技术产业，是目前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医药制造行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分析将有利于留住人才，实现企业和人才的双赢。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相关结论，所有者是根据企业的相关业绩指标来决定企业的经营者的薪酬水平并通过薪酬相关方面的激励措施来达到激励经营者努力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目标以避免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给企业的所有者带来的损失。既然所有者通常会采取激励的方法来解决对经营者的管理问题，这就使得经营者的薪酬与企业的业绩紧密地联系起来。经营者为了获得较高的报酬往往会努力工作来提高公司的业绩。同时赵西萍（2002），柯宝红（2009），梁杰、田秋宇（2011），姚禄仕、许欣（2012）等相关学者研究了上市公司不同的行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认为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1：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医药制造业属于创新型企业的组成部分，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低污染的特征。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长期绩效的提高。Dougherty和 Handy、Lawless和 Anderson认为企业的创新能够增加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最终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Tushman和 Reilly认为在组织的多种创新形式中，技术创新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Hill和 Rothaermel认为技术创新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姚禄仕、许欣（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创新企业的创新能力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企业的绩效和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会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从而有利于高管薪酬的提高，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2：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和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相关的研究表明，企业适当的负债可以减少相关的资金由企业流向管理者，主要是因为避免了在职不合理的消费以及过度投资。柯可、邱凯（2009）利用Eviews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的负债能力之间存在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负债程度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
　　一个企业越具有成长性，股票市场就会越看好它，也就越愿意对这样的企业支付更高的薪酬，周建波、孙菊生（2003），陈晓红 、李玉环（2007）通过研究发现公司成长能力与公司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提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4：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企业的成长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公司的治理结构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姚禄仕、许欣（2012）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公司的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关系，而公司治理结构的反映指标包括公司董事会规模和监事会规模，相关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独立董事的规模的合理扩大有利于公司的良好的发展。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企业独立董事的规模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对现代企业的监督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的监督主要是股权人的监督，外部的监督主要是债权人的监督和政府的监督。中国很多企业中都存在着国有股比例过大的情况，企业很多的行为都不能够自主。企业很多的高管的任免的权利都在政府的手中。政府对其进行监督的时候，通过各方面行为给高管带来压力从而影响高管的薪酬。胡茂莉（2009）通选取了2006年至2008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与高管持股比例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持股比例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1年沪市和深市两市的 A 股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数据为基础，在剔除了ST公司，PT公司和数据不全的公司后，剩下105家。研究中使用 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三）变量选取 根据研究的假设，本文选取以下变量：（1）因变量。本文把高管薪酬作为因变量，以年报中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总额的ln值来作为高管薪酬SALARY的代表。（2）自变量。首先是企业业绩。能够反映企业业绩的指标很多，其中净资产收益率是指净资产与平均利润的百分比，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的会计业绩，而相关的研究表明会计业绩在解释现金薪酬方面更有说服力，因此在选用净资产收益率来代表企业的业绩。其次是负债程度，选取资产负债率这一指标来进行衡量。再次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创新能力通常可以通过企业的研发支出或者设备资产净值这两 个指标来表示。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增强通过设备资产净值反映更加的公允。原因在于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需要较好的创新环境，而设备资产净值的增加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创新环境的改善，因此选取设备资产净值这一指标来反映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再次是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长性。选取市盈率指标来反映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控股比例，用国有股除以上市公司的总的股数来得到这一指标。选择独立董事比例指标来反映公司治理结构变化。
　　（四）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年报中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总额的ln值作为薪酬变量，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业绩的变量，资产负债率（ALR）作为负债程度的变量，设备资产净值的ln值（ENA）作为公司创新能力的变量，市盈率（PER）作为企业发展能力的变量，国有股控股比例（SOSR）来作为反映公司国有股比例的变量，独立董事的比例（IDR）作为公司治理能力的变量，建立以下模型SALARY =α0+α1* ROA+α2*ALR +α3*ALR+α4*ENA+α5*PER+α6*SOSR+ε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1）医药制造行业排名前三高管薪酬总值最大值为6752600元，最小值为288000元，ln值标准差为0.705918096120854，说明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高管的薪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同的医药制造公司对高管的激励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医药制造业排名前三高管薪酬的总值达到了1789784.61元，与其他行业中的高管薪酬像比较，这一平均水平也处于较高的水平。说明作为高新产业之一的医药制造业自身取得较好的发展的同时，所处这一行业的高管的薪酬也在逐年递增，并且在非垄断行业的高管中排名前列。（2）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达到了0.11637278，和其他行业相比较这一数值较高，说明处于成长阶段的医药制造业的上市公司拥有较好的业绩，但是和世界上医药制造业发展处于前言的其他国家的公司的业绩相比较，我国医药制造业的绩效水平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的医药制造业行业的上市公司的资产集中度较小，很难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规模效应。其次是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缺乏，科研投入以及科研转化成生产能力等都处于较低的水平。（3）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极大值与极小值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负债水平较为适中。（4）医药制造业的市盈率的标准差较大，说明市场上对于不同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持有较大的不同的看法。（5）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04，这一数值相比较其他行业来说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受政府监控较少。（6）我国医药制造业独立董事的比例处于适中的水平，基本上处于比较稳定的水平。（7）医药制造业设备资产净值的平均值为2719953037.4，相比较其他的行业这一投入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相比较其他处于世界上先进水平国家的科研投入这一数值并不高。
　　（二）回归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净资产收益率和设备资产净值的ln值这两个变量和医药制造业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回归关系，这符合假设1和假设2。而资产负债率、市盈率、独立董事比例、国有股控股比例这四个变量和高管薪酬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回归关系，这不符合假设。资产负债率与高管薪酬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的回归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医药制造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近年来逐渐下降，假设中提到的减少不合理的消费及过度投资的效果没有发挥出来。市盈率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回归性也不显著，而且市盈率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说明医药制造企业没有给予高管对市场风险承担这事项应该给予的补偿。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回归性也不是非常的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各个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基本上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每个企业之间这一比例没有出现较大的差别。说明我国医药制造业公司治理结构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还处在初级阶段。国有股控股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也不存在着显著的回归关系。可能是因为医药制造企业中国有股持股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很多的企业甚至为0，从而导致了回归性的不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排名前三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说明上市公司都采取了与绩效相挂钩的工资激励制度。采用这种制度在短期内确实有利于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但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的，容易导致医药制造业管理人员的短期行为，因此企业应该在采用绩效激励制度的基础上制定较为全面的薪酬激励制度，丰富医药制造业高管薪酬的结构。（2）医药制造业中资产负债率处于较好状态，这一方面说明了医药制造业中的上市公司经营风险适中；另一方面说明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的能力也较强。医药制造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的负债程度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企业的负债程度对高管薪酬没有影响。当资产负债率不在常态，出现较为极端的情况下也会对企业高管薪酬造成影响。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这也符合以前学者的研究，说明了存在管理层防御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高管会出现降低人力资本破产成本和提高自身薪酬这两方面的需求并存的局面。（3）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市盈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说明医药制造业中高管薪酬的制定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没有把高管薪酬与其承担的风险结合起来，因此应当改善高管薪酬的制定原则。（4）医药制造业高管薪酬和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回归关系。这说明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在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达到了促进高管薪酬增加的双重目的。（5）医药制造业中高管薪酬和国有股比例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医药制造行业高管薪酬受政府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这些因素有利于我国医药制造业较为自主的发展。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全面的薪酬制度，将固定的工资制度与弹性的工资制度结合起来；将以利润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的薪酬制定制度与非利润为绩效考核主要指标 的薪酬制定制度结合起来；将公司高管薪酬的正常制定和考虑风险的高管薪酬制定相结合。医药制造行业可以制定一个富有弹性的工资制度，可以设定一个基本工资再加上一个绩效工资再加上股权激励。在医药制造业中目前高管的薪酬结构体系中，基本工资占的比重比较大，绩效工资占的比重比较小，股权激励占的比重最小。这样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风险，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的创新精神。增加绩效工资和股权激励工资的比重虽然会增加公司风险，但是也会给高管创造出努力提高公司绩效的动力，他们在高绩效工资和股权激励工资的驱动下会愿意冒险去做一些事情。同时医药制造业在考核高管的经营业绩的时候不能够只考虑利润指标，还需要考虑一些非利润指标。只考虑利润指标容易导致高管短视，会采取一些危害公司长远发展但是有利于公司短期利益的行为。最后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高管所承担的风险的大小，高管承担的风险较大的情况下需要适量调增公司高管的薪酬，这也有利于激励上市公司的高管更加关注上市公司的长期的发展，更加关注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等而不仅仅是公司当前短期的发展。（2）完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公司董事会或者是监事会对于公司高管的监督作用。在以上的研究中发现医药制造行业高管薪酬与董事会人数之间并不存在较为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治理机构的独立性方面较差。因此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必须完善这个行业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使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免于受到公司高管的控制，更好地发挥它们应该有的作用。（3）加大医药制造行业的科研投入，提升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科研创新能力。相比较国外的同类型的其他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在科研投入水平以及科研投入转化率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医药制造行业的上市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非常的弱。而我们通过上面的实证研究又发现医药制造行业高管薪酬与公司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关系，说明提升医药制造行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公司的管理者和公司的所有者来说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上市公司需要加大科研投入，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4）政府在资金或者是其他的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
　　参考文献：
　　[1]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年第1期。
　　[2]李克文、郑录军：《 高管人员激励机制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2005（1）
　　[3]杜兴强：《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1期。
　　[4]张俊瑞、赵进文、张建：《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3年第9期。
　　[5]柯可、邱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09年第3期。
　　[6]管征：《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管理问题》，《中国金融》2010年第17期。
　　[7]柯宝红：《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食品饮料行业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12年第2期。
　　[8]雷蕾、吴广云：《高管薪酬激励研究评述：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财会通讯》2012年第2期。
　　[9]赵西萍：《董事会构成与经历控制机制关系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2年第11期。
　　[10]周建波、孙菊生：《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 司的经验证 据》，《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本文由学术参考网选自《财会通讯》2014年第15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本站将及时处理。（lunwen.  1kejian.C O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