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 危机与重构：历史

　　目前，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仍在全球范围内深化并蔓延，欧美国家经历着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资本主义世界面临严峻考验。面对危机，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把危机归咎于金融市场的失灵或国际贸易的失衡[1]，却很少有人深刻反省主流经济理论的固有缺陷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甚至在美国经济表现出微弱的“复苏”迹象时就急于宣告危机的终结。相反，在西方居非主流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卡莱斯基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不仅从更深层面剖析了这场危机，还在早些年就准确地预言了这场危机①。这些学派展示了更强的现实性和解释力，也从不同角度对主流经济学给予了尖锐批判。

　　凯恩斯曾说：对于观念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第_步。”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促发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变革，而经济学范式的变革又通过影响政策和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正是在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互动变革中演进。要对这次危机的实质，以及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发展有更加清醒、全面的认识，必须从单纯的学术争论中解放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与经济学之间的演进历程和互动关系。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考察，我们发现,本次危机如同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它标志着由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危机的实质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大萧条的重演;金融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是实体经济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全球经济的复苏，绝不仅限于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泡沫被挤出后的信心恢复与景气回升，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范式重构。就经济实践而言，各国有望向_种体现新式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趋同，笔者称之为“新莱茵模式”;就经济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对资本主义动态演进包括危机成因的深刻解释力，及其对后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演化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的包容性，经济学界有望再次兴起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

　　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任何流派的经济学理论，都产生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它的_整套预先假设是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投射，它的或隐含或明示的政策主张必然反映相应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因而具备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本质。经济学理论又通过武装理性认识，指导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不断再生产着这种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反作用于经济史，二者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借用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取决于一整套协同作用的制度安排，统称作‘积只累的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简称SSA),它涵盖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多相关范畴，包括技术、劳资关系、产业组织、货币与信贷体制、政府参与经济的模式、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习俗等。当这些范畴不能再协调一致地支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从而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既有的SSA就面临危机，直至重大变革促成新的SSA建立™3]。在从危机到变革的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当了重要的演进动力。依照SSA学派和很多持相似方法论的学者的观点，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经历了如表1所示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阶段，它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为起始标志，至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结束。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提倡私有财产与个人主权，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特别是从大约1870年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英国第二次改革法案等历史事件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鼎盛时期：“边际革命”几乎同时在奥地利、瑞士和英国展开;借此东风，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萨伊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今天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更名为“经济学"(economics),这门学科的范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劳资双方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平等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宏观动态关系转变为主观偏好、生产技术和资源稟赋决定的静态均衡关系。经济学从社会价值和政治问题抽离出来，成为_种以纯实证科学的形式表达的意识形态，它把自由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众生平等、诸事和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完美世界。

　　自由放任经济的矛盾于1929年集中爆发,使资本主义面临一场空前严重的双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社会经济实践和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Keynesianrevolution)。以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和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阶段。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在美国是社会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则是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反映到经济政策上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具体包括：立法调解劳动关系，支持工会与集体谈判，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与工资增长机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对部分行业加强管制，必要时收归国有甚或实行计划经济;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与固定汇率,维护贸易与货币稳定。由于工资份额的提高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广，贫富差距大幅下降。以美国为例，前1%最富有的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曾一度在大萧条前夕(1928年)达到24.1%,而在1945—1979年间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大压缩(greatcontraction)时代[6]。与此同时，由于战后重建热潮和大众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尤其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劳动者有能力消费福特制生产的大规模消费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1945—1973年经历了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故也有学者称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postwargoldenage)。

　　在这一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重要分野。凯恩斯的《通论》曾对欧美国家摆脱危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通论》的撰写主要是为了短期实用的目的，所以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它只是一种短期理论，要发展成为一套成熟完备的理论，需要把它长期化。其次，凯恩斯只批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二条前提假设”(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但却保留了第一条假设，即“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这意味着凯恩斯批驳了萨伊定律，却保留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一改革的不彻底性为《通论》长期化后的再度“新古典化”打开方便之门。在美国，随着经济驶入稳定高速增长的轨道，固守自由市场的保守思想早已被边缘化，学术革命便不再具有危机时的紧要性，资产阶级转而需要一套能够维护经济长期稳定，又符合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调和理论。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应运而生。他们主张,只要政府的干预使总需求保持在给定人口增长和储蓄率下的充分就业水平，经济仍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运行。而在英国，以乔安•罗宾逊(JoanRobinson)夫人为首的“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却从凯恩斯止步的位置继续前进。他们不仅强调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和路径依赖性，反对新古典学派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与均衡分析,还充分汲取卡莱斯基(Kalecki)、斯拉法(Sraffa)乃至马克思的理论，回归阶级分析的传统,考察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矛盾。就潜在的意识形态而言，新古典综合派符合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理念:政府干预只是为了促进长期的经济稳定，从而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而后凯恩斯学派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天然的不平等性，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促进公平正义;公平与效率通常相互促进，而非舍此求彼。

　　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积累了新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了阻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资本主义就会产生回归其本质动机和原始结构的内在张力。由于充分就业条件下强势工会和厂商垄断势力带来的“工资一价格螺旋上升”wage-pricespiral)、福利国家政策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巨额赤字、来自日本德国等新型工业国家的竞争，加之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陷入了前所未见的“滞涨”危机。面对“滞涨”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和政策无能为力。于是从1979年开始，英国、美国，随后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相继展开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三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以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①取代新古典综合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其中心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老调重弹：回到实物和货币经济的“古典二分法"(classicaldichotomy)和萨伊定律，认为政府除了稳定货币供给，不应对经济有任何干预;福利国家政策不仅扭曲资源配置，还会抑制储蓄，纵容懒惰;只要能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鼓励富人储蓄，经济增长的成果就会像雨露一样惠及底层人群，消灭失业与贫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向下渗透(trickledown)理论。

　　追随货币主义与供给学派的思想，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以“灵活就业”的名义打压工会权力，逐步废除劳动标准、就业保障和工资增长相关的政策法规。遵循货币主义的信条，把宏观调控的重点从保障充分就业的财政政策，转移到旨在控制通胀的货币政策。以鼓励储蓄的名义减税，同时以平衡预算的名义减少民用财政支出。大幅砍削社会保障的偿付水平和覆盖范围，甚至以促进效率的名义把部分项目委托私有部门运营，不断吞蚀战后工人阶级业已争取到的福利成果。以放开竞争的名义,解除行业管制，把原本国营的行业私有化。这些举措与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互为条件。信息通讯技术(ICT)的发展、国家间资本项目的开放乃至苏东剧变带来的统一大市场让资本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采矿、冶炼、制造等传统产业陆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稳定的工作场所和雇佣关系为基础的福特制生产让位于弹性专业化生产，进一步瓦解了工人阶级的议价能力。而在发达国家内，信息、金融、房地产等行业脱离实体经济迅速发展，催生了_批靠资本运作暴富的金融新贵。上述_系列变革的结果，是资本通过在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再造产业后备军，全面恢复了对劳动的支配。其直观表现是非正规就业比例增加、工资增长停滞进而工资份额下降：比如从1979年到2006年(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工资份额从64.3%下降到60.6%,英国从64.2%下降到61.9%,日本更是从73.6%下降到58.6%②。除了劳资分配差距，劳动者内部的薪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具有代表性的102家大企业的高管年薪，仅是企业员工平均收入的40倍，而到2000年，就已达到367倍[6]102。结果从1979年到2006年，美国前1%巨富群体的收入份额从7.9%陡升至17.4%,英国从5.8%陡升至14.3%,日本则从7.3%上升到9.2%[7](以上均不包含资本收入)。战后黄金时代造就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被“再度无产阶级化”[8];贫穷与失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明显增加[9]。仅就效率而言，新自由主义时代也乏善可陈: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总体上落后于战后黄金时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假说和“向下渗透”论调没有兑现;新古典经济学与其说是_门实证的科学，毋宁说是资产阶级与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