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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向

发布时间:2015-12-02 17:12

  长期以来, 由于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界各个流派最新发展的全面了解, 致使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化趋势日益加强, 而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日益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并实 现自身创新的问题再一次严肃地摆在中国学者面前。

  西方经济学界的多元论思潮和演化经济学的兴 起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的东西方两大主流经济学提 供新的视角 , 从中我们既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 机, 也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空间。我们发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存在极强的综合潜 质。为此, 本文分三部分: 首先介绍西方经济学界方法 论反思的最新动态, 阐述多元论思潮带给我们的理论。

  启示; 然后把马克思经济学置于两大范式的发展演变中加以考察; 最后说明演化经济学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提供思想灵感。

  一、西方经济学界多元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西方经济思想史表明,从重商主义时代到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思想一直处于不同范式下的“百家争鸣”局面,理论创新不断涌现[1]。“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加剧了东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化,而且使西方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泾渭分明。西方经济学界逐渐丧失了多元主义精神,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不断陷入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路径依赖之中。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主流经济学各自一度被掩盖的理论缺陷都表现出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持久的方法论危机,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亟待创新。

  1.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处于更大的变革压力之中。2000年6月,法国几所大学经济学系(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矛头直接指向脱离现实的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请愿书,由此掀起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2]。这是一场西方经济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反映出青年学者对新思维的渴望、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和不可或缺的历史责任感,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反思推向高潮。事上,1992年就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呼吁经济学应有一种“新的多元主义精神,从而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能够进行批判的和宽容的对话和交流”。1993年,演化经济学协会、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异端经济学协会和社会经济学协会等30多个经济学团体建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
  2.经济理论创新亟需演化经济学范式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对21世纪人类亟需解决的三个基本“和谐”问题:社会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问题和国家间的和谐问题。以绿色GDP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涌流,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然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显得苍白无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必须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不过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来源于李嘉图。对于李嘉图的理论大厦,熊彼特的评论是“,这是一个优秀的理论,永远无法辩驳,但除了没有意义外,它什么也不缺”,并把李嘉图的高度抽象的演绎方法称为“李嘉图恶习”。东西方主流经济学相互攻讦,但谁也没有很好地处理诸如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回避或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这些问题。“李嘉图恶习”在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之路应该是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某种科学整合。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试图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均衡思想或用数学形式化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这种取向只会把已经僵化的传统模式又引向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荒漠之中。

  二、两大范式的形成及其现代流派的演进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科学是世界观的改变”,观察事物的全新方式可以把作为建立物理学规律基础的整个理论全部推翻。中外一些经济思想史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运用范式理论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发现始终存在“经济物理学”与“经济生物学”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本体论隐喻,可以把它们追溯到重商主义经济学的诞生,甚至更早些。这两个本体论隐喻经过不断的规范而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均衡分析与演化分析两大范式,成为理解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基本分歧的重要起点。

  1.两大范式的本体论隐喻

  在方法论上,经典物理学是新古典经济学之父。受经典物理学方法的启发,19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物理学”的研究典范,试图把经济学建成类似于经典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体系。这一取向可以追溯到萨伊对“叙述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划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物理学、天文学一样同属于实验科学[4]。边际主义革命被深深地打上了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烙印,经济物理学隐喻直接构成“边际主义革命”的本体论基础。杰文斯明确指出,经济理论表现形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静态机制,而交易法则类似于力学原理中的均衡法则。价值与财富的性质可以通过考察点滴的快乐与痛苦来加以说明,正如物理学中的静态理论是基于对点滴能量平衡的考察所得出的一样。瓦尔拉斯也指出,“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一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5]力学范式或机械类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体论特征。经济物理学隐喻使经济学自然而然地接纳了实证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方法论。

  然而物理学本身也在20世纪取得了革命性成就,譬如量子力学、相对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理论的提出。但正如杰奥尔杰斯库—罗金所说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18没落。”[6]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与达尔文革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它们都包括了有机的和历史的思想,例如普利高津对“时间之箭”、进化和不可逆现象的研究。由于达尔文首先在生物学中引入了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因此今天一些经济学家使用达尔文主义(或演化经济学)总称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现。经济生物学也因此成为与经济物理学对立的本体论隐喻。

  2.两大范式的基本纲领及其现代流派

  基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隐喻,今天逐渐形成了均衡和演化两大经济学范式。均衡范式是一种在给定资源、禀赋、技术、偏好和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并只受最大化唯一动机驱使的交易经济学体系。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是:把研究对象(个人、家庭、企业或产业等)简化为理性主义“经济人”,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理性的经济人如何按照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研究焦点是在给定的约束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优化。这种经济学范式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在逻辑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和文化制度差异性等因素,不考虑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并以推崇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为其方法特征。在当代经济学流派中,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着这种研究范式。

  杰索普()等调节学派经济学家运用上述框架成功地解释了欧美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及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后果。它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实际上是福特制发展模式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构成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过渡时期[12]。调节学派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纳入到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内生地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以及试图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埃里克·S.赖纳特, 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 :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 上卷) [M].贾根良等译.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2~23.

  [2]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J].南开经济研究.2003,( 2) .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 2006,( 1) .

  [4]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18.

  [5]转引自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社, 2005.80.

  [6]scu- 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2- 3.

  [7]贾根良.演化经济学: 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8- 13.

  [8]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M].向以斌, 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167.

  [9]ics and Evolution [M], PolityPress, 1993.76.

  [10] 参 见 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M]. Leeds: Leeds Books, 1975. T. Lawson. Reorienting Econom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545.

  [12] , "Twenty Years of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in (ed.), 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Edward Elgar, 5 volumes, 2001.

  责任编辑: 宋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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