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货币理论及其经验的实证探讨

 一、引言
    近来国内和全球货币市场的动荡暴露出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金融及其内在生产基础之间关系上的缺陷。①这一点激发了各种非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兴趣，这对理解金融市场中货币商品②的作用赋予了新的意义。③对商品货币④的理论分析典型而准确地继承了卡尔·马克思，⑤而马克思则是受到了在他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并不批判资本主义并同时拥护商品货币的学者的影响。⑥
    本文不回顾长期以来关于商品货币的争论，这种反复争论导致人们在抛弃这一理论的实际意义上达成一致意见。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以下一点，即对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的持续不断的讨论反映出其相对于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分析具有理论优势，⑦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起到了实际的作用。
    货币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价格水平(level of prices)的决定。虽然这或许不是货币理论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其他任何重要的货币问题都得不到严谨的分析。倘若这一分析任务没有完成，那么经济理论就不能超越以物易物的经济范围。两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学对价格水平只给出了两种解释，即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理论和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除此之外的第三种货币理论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不太容易出现的。如果批判性地考量现存的两种解释，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必然在分析上更具有一致性。因为无论哪个考虑过这一理论的分析者都会否认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所以抽象逻辑的解释使商品货币理论在实践中作用很小。⑧
    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优势并非仅仅出于一种求知欲，这是因为该理论本身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价格提供了解释。我将使用“名义锚”(nominal anchor)这一术语来指代“决定绝对价格水平的因素”。我将说明这个锚是必要的，并且它就是货币商品。
    商品货币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核心，是理解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并回答资本为何产生周期性的金融崩溃的关键。商品价值是生产价格，因而也是相对价格隐藏的、内在的基础。同样，货币商品也是名义价格的内在基础。为了解释明白，当马克思讨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关系时，货币商品是通过“在生产者背后进行的社会过程”决定绝对价格。货币商品的功能被法定货币的中介作用所掩盖，⑨“似乎是由制度和习惯所确定的”，而不是物质上的必要性所确定的。⑩
    本文以两种分析和实践上的框架为核心。第一，理论中至少存在两个版本的货币数量理论：其一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充满假设的版本；其二是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版本。第二，对商品货币作用的讨论必须在以下两者中做出区分：其一是对商品货币与资本循环的关系进行的抽象分析；其二是商品货币在一国和全球的金融体系中的具体作用。这一区分可简明地表述为以下两个问题：其一，货币是否需要商品基础；其二，商品能否起到货币的作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既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
    本文至少直接面向三种读者。第一，本文试图促使那些认为商品货币无关紧要而将其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开放的思维对其重新考虑。第二，本文试图挑战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家，并使其承认马克思的贡献，进而解决他们在否定新古典分析之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问题。(11)第三，本文以非专业的术语来概括技术性内容，希望向公众中的进步者说明，充斥在资本主义媒体中的保守主义的货币分析是建立在自相矛盾且难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上的。
    本文分析的结论如下：以数量为基础的理论没有名义锚。因此，其货币分析完全依赖于一种外生的、数量固定的“货币供给”的存在，进而，以数量为基础的理论对于价格的高低没有限制。但是，新古典的分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证明货币供给的固定性；(12)相反，以商品为基础的理论提供了明确的名义锚。单独以锚为基础无法建立一般的通货膨胀理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在法定货币和货币商品之间建立一种非新古典的数量联系而克服。(13)
    二、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
    关于价格随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变化的假说已经具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分析和实践中的问题不是该假说是否有效，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社会和制度环境下(“货币体制”)以及在何种货币的定义下该假说是否有效。这一假说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与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一致的。(14)
    新古典经济学(15)的货币数量论是古典经济学家既不认可也不接受的。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家向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理论赋予了如此差的名声，以至于异端学者对“货币数量论”充满不屑甚至轻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16)本节专门分析新古典的版本，因为不同于古典的版本，新古典自认为深刻地解释了产出、就业以及价格和利息率。(17)
    在新古典框架中，对价格和货币的分析从一开始就引起两个难题。第一个相对简单，是表面上的定义问题，即“价格水平(price level)”，这一术语指的是由一种商品还是多种商品构成的体系。第二个难题相对复杂，产生于这一框架所必然做出的抽象和简化。新古典的货币分析所要求的简化如此严格，以至于其一般性的幌子都难以维系。这些难题将随着我们对新古典货币理论分析的进行而显露出来。
    我们从资本主义交换过程开始。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内，销售总额等于购买总额。销售总额等于每种商品售出的数量乘以其售出的价格，而购买总额是用于购买的各种支付工具的总和。“货币”是支付工具，无论其采取何种形式。这一常识性定义可以用代数形式表示，即用各种商品价格乘以商品各自的数量并加总。我们可以表示如下：
    购买总额＝支付总额
    
    ＝购买所使用的支付工具。
    假设所有支付工具()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法定货币、信用卡或者是个人期票)都能以相同单位计量。这一点使我可以通过简单的除法得到以下恒等式，。v是支付工具或者货币的周转率。(18)如果每种支付工具只使用一次，或者在所考察的期间内只进行一组交换，那么v等于1。由此出发来说明货币、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确两个总额，即()和。商品价格总额()包括了观察到的所有交易，既有生产资料的交换，又有消费品的交换。这种衡量方法曾为两位最伟大的后 古典(post-classical)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理论分析中所使用。(19)
    在新古典经济学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分析框架中，标准方法是假设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并且支付工具的数量由一个实体先验地决定，而这个实体通常是“货币当局”。我把货币当局控制下的称为“官方货币”，包括法定货币和银行存款。(20)假设v是恒定的，表示“货币流通速度”。虽然(为了多种目的)假设只有一种复合的商品看起来很荒谬，(21)但这对新古典货币理论来说却至关重要。价格—数量—货币关系简化为简单的行为方程式，其中一种商品乘以一种价格，并用一种支付工具购买。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支付工具的周转速度是恒定的，从而得出了非常简单的代数式，其中唯一的商品表示为Y，其价格为P，而所有的支付工具表示为M。事实上，这种复合商品就是增值或国民收入。星号说明“货币当局”可以固定同质的支付工具的数量。这些严格的假设产生了一个变量，这就是所谓的“价格水平”。
    PY＝vM*　　　　　　　　　　　(2)
    价格水平是：
    P＝vM*/Y
    当货币当局把官方货币的数量固定在M*且v是恒定不变时，新古典的因果关系就从货币得出了价格和数量。如果产能未能完全利用，那么官方货币的增加就会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提高价格和产出水平，而具体方式则取决于分析者所认同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因此，如果增加值或国民收入低于潜在水平，那么官方货币增加所导致的价格水平就部分地取决于产出水平。在所谓纯粹的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中，增加值或国民收入固定在潜在水平上。价格水平只与官方货币的数量有关，官方货币数量的变化导致了价格同比例的变化。(22)在理论上由于没有名义锚，价格可以达到任何水平。因为官方货币数量由货币当局确定，所以这一价格水平具有唯一性。
    方程2中新古典的“价格水平”缺少与之对应的经验。这一方程是一种纯粹的、无法观察或是测量的理论构建。暂时不讨论定义M*上的困难，方程2的简单形式要求对产出进行物理计量(physical measure)，而这只能在只有一种产品的经济中实现。在方程1的完整版本中，价格水平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各种商品的价格不可能与各自的数量权重相分离。
    向非专业读者说明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需要很大的篇幅和不必要的冗繁讨论，因此以下我总结了为何基本数量方程(the basic quantity equations)(PY＝vM和P＝vM/Y)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希望我们这样相信的那样具有分析上的有效性。
    复杂情况1：观察到的所有交易包括许多商品和许多价格，并且其中一些商品是生产另一些商品的投入品。在任何一段时期内，一种商品的价格可能会计入到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中去。这种复杂情况通过假设只有一种商品而被消除了。
    复杂情况2：一些货币可能是闲置的，而且闲置货币的数量可以随时间变化。(23)因此，交换中流通的官方货币的数量可以不等于货币当局所创造的数量。这种复杂情况通过要求v为货币流通速度并把它当作常数而被消除了。
    复杂情况3：方程PY＝vM只有在Y不变时才有效。这一复杂情况通过假设经济的生产能力被完全利用而被消除了。(24)
    复杂情况4：假设支付工具的数量等于官方货币的数量或与之严格成比例。本节的余下部分将专门讨论这一假设。
    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理论通过假设消除了前三种复杂情况，但却无法假设官方货币数量是固定的且涵盖了所有支付工具。支付工具数量确定且不受其所决定的价格的影响，这是新古典货币数量论成立的依据。为了避免理论把想要证明的结论当做假设，这一理论就必须对以下问题提供逻辑一致性的解释，即为何官方货币的数量等于支付工具的数量，或者为何前者直接决定后者；并且，这一理论必须将其理论解释与实际经济过程联系起来。
    这种理论解释的重要性是不能高估的。许多交易的发生并没有使用官方货币，并且新古典假说认为，价格是由官方货币的数量决定的。如果官方的支付工具并非与其他支付工具严格成比例，那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官方货币的数量都不会决定商品的价格。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并接受对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理论做出如下简单要求：如果M*决定价格，那么M*必须有明确的定义。
    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本问题在于其货币的本质，而这一本质是生来没有价值的。按照美国货币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传统，新古典理论从交换来定义货币：货币是一切用作交换媒介的事物。根据这一定义，一位重要的货币理论家写到，货币是任何“具有那种性质”的事物，并且“那种性质”是指一般的可交换性(约翰逊，1974年，第7章)。这个表面上明智的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意味着货币实际上可以是任何事物。如果货币可以是任何事物，那么货币的数量就是不确定的，除非所有作为货币的其他事物都能与官方货币严格关联。没有货币商品作为名义价格的标准，缺少货币的明确数量，这个理论就一无是处。
    考虑到货币的存在性，这种定义上的和实践上的不确定性反映了新古典货币理论中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对于可以是任何东西的某种事物来说，其存在是无法与其他事物分离开来的，所以暗示着货币的存在是模糊的。这一存在性问题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方法论。这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和市场产生的信息被完全掌握等假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人们掌握所有市场的信息，那么他们就知道每件商品的买卖价格。如果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就可以不通过货币中介直接交换商品。(25)
    并且，在竞争市场达到均衡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损失。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息，那么这种无知就会导致商品在市场中以不同价格出售或者出现滞销。(26)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市场就不能产生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最优结果，(27)就有一个初步证据的公共干预的案例纠正他们的失误。(28)简单地说，完全信息这一不合理的假设对于以下保守的结论是必需的，即市场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可以产生社会理想的结果。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理论上货币可以是任何事物，但是对于严谨的理论来说，货币必须是某种具体的事物，这样才与实际情况相一致。在实际中，不是“任何事物”都能作为货币。通过一定过程，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会选择出 有限几种事物作为货币。新古典教科书的作者满足于将此当成已经解决的问题：任何事物都可以是货币，但在实际中只有少数几种事物成为货币。惯例和时间解决了货币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这一理论产生出了一种与经济活动的水平相关的外生货币供给。
    新古典主义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就否定了自己的理论。首先，他们提出定义说：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货币。这一理论概括是新古典理论的绝对核心，因为这是对货币没有价值这一观点的基本辩护。然而，这一概括也造成了分析上内在的重大问题：如何限定货币的定义以使其数量相对于那些用货币进行的交易来说是外生的？第二，新古典主义者发现，“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货币”这一结论被实践所否定，因为实际上只有少数几种事物成为货币。第三，经验对这一定义的否定成了解决重大问题的工具；经验上的否定被用来调和自身的矛盾本质。
    不确定性问题并非仅仅是形式逻辑的问题。如果支付工具可以是任何事物，那么它就无法定义也无法与官方货币相关联。比如货币当局认为通货膨胀很危险而要减少官方货币数量。以美国为例，美联储通过向银行出售政府债券或提高向银行借款的利率等方式来增加货币储备。但是如果支付工具可以是任何事物，那么美联储的行为将毫无作用。面对处于升值或贬值中的官方货币，资本家可以自己发行债券，他们这样做的范围和频率与官方货币的数量无关。
    普通人甚至经济学专业的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意识到，那些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展开辩论的主流经济学家无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诸如为何存在货币以及货币是什么等基本问题。货币当局可以有效地调节支付工具的供给，这一假说不仅没有证实，而且是无法严谨表达的。新古典主义货币问题的本质简单说就是：该理论未能对价格提供名义锚。如果没有名义锚，对支付工具的定义和限制就是必需的。有了名义锚，官方货币及其替代物的数量仍然重要，不过上述分析上的限制就没有了。支付工具的不确定性不会产生任何理论和实践问题。下一节将说明一种生产出来的商品为何以及如何起到名义锚的必要作用，以及这种商品如何与其代表物联系起来。
    最后需要说明，新古典货币理论是否能通过将商品货币纳入其对价格水平的解释来解决其逻辑上的问题。片刻思考就能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理论会对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给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同于马克思的分析，新古典的方法是纯粹逻辑的方法。如果逻辑不一致，而以商品为基础的解释能确认这一点，那么新古典的整个分析就会崩溃。将商品货币与法定货币相联系的分析的确解决了新古典的矛盾，而这一分析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
    三、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价值与名义锚
    1.商品货币与商品价格
    尽管以数量为基础的分析中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一代代试图解释货币经济如何运行的人们却大多数抛弃了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尽管它是价值理论的核心，但是大多数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作者通常切断其与商品货币相关的分析上的关系。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一旦人们克服了与商品货币相关的分析上的禁忌，马克思就成为最伟大的货币理论家。
    马克思揭示了商品价格的内在基础是生产过程中物化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在以代数正式说明法定价格来自于价值之前，我先用非数学的、非技术的语言解释这个过程。根据当前的分析目的，商品被分为三个分析类别：投入品(下标为1)，消费品(下标为2)和作为货币的商品(商品“e”，即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章中描述了货币或一般等价物从其他商品中出现的过程(也可以参见Weeks，1981年，第IV章、第IV章；和Lapavitsas，2004年)。
    为了限制货币的作用，我假设货币商品没有其他的用途。(29)并且，我做出如下标准的假设，即所有部门的工人领取相同的工资。这一假设使分析能集中在不同部门资本技术构成的差别上。因为活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构成较低的资本会获得更高的回报，除非某种分配过程在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进行干预。在这一干预过程中，价值得以分配并在商品之间产生一组新的数量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30)
    生产价格意味着所有部门的利润率相等，这是通过生产资料、消费品和货币商品本身相对交换价值的变化来实现的。作为价值的尺度，货币商品提供价格的分母，而我们观察到的价格由每单位货币商品的法定货币数量决定。后者的比率是法定的，在美国直到1970年才允许浮动。
    从价值到法定货币的运动现在可正式表述如下。对代数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下一小节，生产每种商品需要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ASNLT)(31)是：
    ASNLT＝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
    上式可以更具体地写为：
    价值＝［(生产资料的数量)·(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单位)·(消费品的单位)·(单位消费品的价值)］＋［剩余价值］
    以代数的形式，每种商品的价值是：
    
    工人消费在每个部门是相同的，并且我定义一个工人在一天之内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32)这意味着每种商品的生产只在各部门所需投入的数量上不同(即所表示的生产资料系数不同)。
    　　　(4)
    这三种商品有相同的劳动投入，因此，剩余价值也相同。由于物质投入量不同，所以不同部门资本的回报率有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剩余价值通过商品价值的实现以形成生产价格来进行分配，即所谓的转型问题。我用表示这些生产价格，r表示一般利润率，进而将商品方程重写如下：
    
    现在我可以通过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值与一般等价物价值的比率来定义它们各自的价格。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商品价格都表示为一定数量的一般等价物，比如几盎司的黄金。一般来说，货币商品的生产价格并不等于其价值()。认为价格由货币商品的价值决定是不准确的，尽管这是一种近似。以劳动时间衡量的生产价格总值等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乘以各自的数量总和。这一产出的价格是以货币商品为单位的，总产出的商品货币价值是：
    
    如果明确了法定货币与货币商品单位的比率，价格的代数式就可完成。令α表示每单位货币商品的货币单位的数量(如美元)。以法定货币计量的商品价格是：
    
    法定价格与生产价格 具有相同的比率，可以称为“价格重心”(center of gravity prices)，而与市场交换中观察到的价格不同。观察到的价格由于诸如需求的短期变化等暂时性因素而围绕这些“价格重心”波动。
    2.所谓的价格水平
    正如在第二节中所解释的那样，在新古典的分析中“价格水平”是纯粹的理论构建而没有任何经验基础。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为商品货币推导出与P＝vM/Y对应的等式。新古典货币理论构建了所谓价格水平的抽象概念，因为在总体水平上存在单一商品模型，其中数量与货币的“实际”与“名义”变量严格分开。如果存在商品货币，这样的二分法就不能存在，因为货币商品与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是在同一过程中决定的。即使在理论上，商品生产也无法退化为单一产品体系。
    在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中并不存在价格总水平的简单规定，也不存在单位货币商品所购买的平均价值的简单形式，除非这种形式是一种同义反复。(33)作为经验尺度，价格水平是一种指数，其中每种商品的价格随测量的不同时期而变化，但商品数量保持不变。这种测量称作价格总水平(general level of prices)比价格水平(price level)更为准确。以商品货币(方程6中的P)衡量的价格总水平是：
    
    其中，t表示当期，b表示基期。比如基期可以是1980年(b＝1980年的数量)，当期可以是之前或者之后的任何一年，比如2008年。一般来说，基期与当期的间隔越远，价格总水平的指数就越不准确。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对于法定价格(P)来说：
    
    货币商品生产率的提高将提高价格水平，而其他商品生产率的提高则降低价格水平。货币商品及其法定价格正式为各种价格提供了名义锚，因此，所有价格的锚一起成为价格总水平。“锚”的具体含义是决定所有其他商品绝对价格的商品。先验决定的每种商品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了唯一的价格水平，所以每种价格就是每种商品价值与货币商品价值的比率。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价值规律而非商品货币是决定价格水平的基础。商品货币是价值决定绝对价格水平的工具。
    商品货币直接从价值规律中产生出来。这一点使马克思在货币问题上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反数量论者”。作为银行学派一员的图克从经验出发，反对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分析，认为毫无价值的货币在实际中不能满足金融和交换的需要(Tooke，1844年)。虽然马克思同意这一点，但是他的观点并不是从经验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实践所体现出的价值理论分析推理出来的。
    如果生产构成不变且利润率平均化，并且如果一般等价物的生产率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生产率有所提高(下降超过其他商品)，那么价格水平将上升。我将把这种差别称作“生产率差异(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而在黄金的例子中称作“黄金生产率差异”。关于货币商品生产率与法定价格之间联系所暗含的推论，正是否定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最重要的理由。
    更普遍的反对意见是，“黄金(或某些其他金属)不作为货币使用”，并且我们在现代经济中看不到某些商品像黄金那样用作货币，然而这不是一种严肃的理由。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是无法观察但却被认为在分析上有效的，新古典意义上的货币理论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34)事实上，正如马克思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所有理论都涉及由未观察到的(内在的)解释观察到的(外在的)。
    有可能削弱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的理由是，通货膨胀显然无法由货币商品价值的变化所解释，也就是无法由生产货币商品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解释。价格水平以某种方式受到无价值的流通手段的影响，这一结论是无法避免的。下一节将在化解以商品为基础和以数量为基础的两种货币分析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方面做初步的尝试。
    四、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法定货币的流通
    上一节建立了内在一致的商品货币理论。一致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信性。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理论的各种版本的致命缺陷就是不能在理论上或操作上为货币提供合适的定义。该定义必须构建出数量上确定且经验上相符的货币供给。这一任务在货币仅作为流通手段的简单分析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缺陷给货币的其他功能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反，对这些功能的分析越深入，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的分析能力就越强大。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这一最简单的功能中，以商品为基础的理论(不同于以数量为基础的理论)是内在一致的，但是看起来却无关紧要(因为交换的进行不需要商品货币)。
    对货币其他功能的分析去除了这种表面的无关紧要，并揭示了商品货币作为所有货币表现的基础，是价格水平的内在基础，尽管价值是相对价格的内在基础。在其他地方，我说明了货币的其他功能要求货币是货币商品，尤其是货币作为支付工具。我在这里将讨论严格限定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情况，在这里以数量为基础的分析看起来有充分的必要，而以商品为基础的分析的理由却最为薄弱。(35)
    为了表达清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货币商品假定为黄金。如果法定货币和商品基础之间的联系没有正式合法化，那么将货币限定在一种商品过于简单化。对以黄金(或者任何其他的货币商品)所进行的交换来说，其本质特征是支付工具具有内在价值，其生产价格等于其所交换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许多人认为，黄金不能作为也不应作为货币，原因之一是使用黄金不方便。的确，由于它的重量、装饰用途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对于人们来说，使用黄金的代表物进行交易比黄金本身更为方便。但是，货币代表物的发展是出于资本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资本主体的方便。
    作为积累过程的一部分，随着一些资本扩张而另一些资本收缩，资本流通需要一种货币形式在资本之间重新分配价值。信用就是这种货币形式，它使资本主义企业超出其售卖商品实现价值所施加的限制而扩张。信用来源于商业银行持有的货币储备，而在金融体系中，这些储备采取贮藏黄金的形式。(36)
    在《资本论》的每一卷中马克思都讨论了资本家所拥有的闲置货币的作用。对这些讨论通常的解释是，贮藏货币起到了后备存款的作用，它将随着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增减，而这些商品的价值在实现之前就已固定(参见坎贝尔，2005年；Likitkijsomboon，2005年)。为了简化这一假说，所有价格都是黄金价值的倍数，当流通商品需要的黄 金增加或减少时，黄金贮藏的数量相应地减少或增加。这种解释的问题之一是，它没有说明当积累过快以致贮藏耗竭的时候流通过程如何应对。
    对货币贮藏的另一种解释是将其与信用创造相联系。(37)货币贮藏的功能之一是作为银行信用扩张的储备。这些储备根据一国的货币制度采取许多形式。商品货币能够很好地起到这种功能，因为它是所有其他货币形式的真实基础，而且与其代表物相比，商品货币不太适合日常的或复杂的交易。当国家保证代表物能以一定比例转换为黄金时，资本家没有必要持有黄金本身，而黄金则贮藏在银行或国库里。
    从抽象地说明名义价格锚就是货币商品，到具体指出我们观察到的价格是由货币商品和法定货币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需要明确我们所分析的制度环境。通货(currency)是一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大多数国际交易所使用的几种货币同样是政府管理下的通货。除了少数国家的通货以外，各国通货的价格锚都是用于国际交易的一种通货或是几种通货组合。
    分析上最简单的例子是，法律规定某种通货以黄金计价，那么其他所有货币都与这种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挂钩。一种非常接近这个例子的情况在1945～1970年间盛行，各国通货通过协议与美元正式挂钩，而这一协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资格的一部分。(38)黄金作为美元的法定锚，法律规定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39)而其他通货相对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在1945～1970年间，商品货币通胀假说认为，美国黄金价值的变化决定价格水平的变化。美国的通胀进而通过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转移给其他国家。汇率的升降解释了美国和其他任何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在通胀上的差别。所以，要解释这一时期任何国家的通胀过程就必须先解释美国的通胀。
    1970年，美国政府宣布不再以固定价格购买黄金，从而结束了战后固定汇率的阶段。此后，随着各国政府寻求替代性的全球汇率机制(包括虚拟的特别提款权)而出现了多年的国际货币动荡。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当前的制度安排浮现出来，其中所有主要经济体实行变化程度受到管理的“浮动”利率。(40)如果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是有效的，那么它就应该对于1970年之前和之后的时期都适用。
    为了检验商品货币假说，我采用劳动生产率来作为近似衡量价值变化的尺度。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在经验上检测的假说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应该等于所有商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减去生产黄金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就是黄金生产率差异。这一假说应区分黄金价格固定时期和其后的时期，在前一时期各国通货膨胀应紧随相对生产率差异(1945～1970年)，而在后一时期美国的价格总水平将会根据其内在因素缓慢调整。(41)
    检测商品货币假说的第一步要求准确测量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标准的价格指数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其没有将现存产品质量的变化以及新产品的出现以一定方式考虑进来。1996年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他们估计通常计算的总指数对实际价格变化每年高估不超过一个百分点。(42)商品货币假说应该按照经过这一估计调整后的年通胀率进行检验。
    1947年以后，战时价格管制结束，直到1969年，美国GDP平减指数的趋势变化率(the trend rate of change)是每年2.1％，而总体生产率的趋势变化率基本上等于2％。(43)经过产品质量变化和新产品的出现等调整后，通货膨胀率降至每年1％。对假说与证据进行比较发现，1947～2008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参见下图)：1947～1969年法律规定35黄金兑换1盎司黄金的时期；1970～1987年美元与黄金正式挂钩终结后的20年，我称之为“不稳定时期”；1988～2009年，我称之为“回归黄金”时期。
    
    1947-2008年实际GDP平减指数和“质量调整”平减物价指数
    注：质量调整后的GDP平减指数在本文中有解释。GDP平减指数是指全体价格指数，趋势来自于回归。这两个指数在每个时期从100开始。1947-1969年：通货膨胀率是2.1％，而经过质量调整到1％。1970-1987年：通货膨胀率是6.6％，而经过质量调整到5.5％。1987-2008年：通货膨胀率是2.2％，而经过质量调整到1.1％。
    资料来源：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2010.
    商品货币假说认为，我们观察到的经过质量调整后(quality-ajusted)的价格趋势应该等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率与黄金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差。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解释，即正式挂钩时期(1947～1969年)之后由于货币体制寻求新的价格锚而进入不稳定时期，那么商品货币假说就有不错的表现。
    1947～1969年和1987～2009年这两个时期，必要的生产率差异仅仅为1％。对前一时期黄金生产率变化的估计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南非约占世界金属贸易的80％。1947～1970年间南非黄金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简单趋势值在统计上无异于2％。(44)由于美国商品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是3％，而调整过的通货膨胀率是1％，黄金生产率差异的结果与商品货币假说相符：
    美国调整过的通货膨胀率＝黄金生产率差异＝美国商品生产率增长率－南非黄金生产率增长率
    1％＝3％－2％
    对后一时期生产黄金的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南非黄金的生产和贸易份额迅速下降，之后将会讨论。这一经验分析的问题使验证1970年以后的情况变得困难，因为这需要各国黄金生产份额的生产率数据。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解读为全球资本向新的货币体制调整的话，那么以商品为基础的分析就能通过一致性的检验。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变化发生在几种并发的变化过程之中，这一点使金本位货币体制向新形式的调整更为困难。最重要的变化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的重新崛起，美国世界经济绝对强权的地位在下降。长期以来地位的下降同样削弱了美元作为国际交易法定货币的地位，这一点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通胀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国际货币体系不得不因正式价格锚的终结和世界经济权力的多极化而做出调整。
    与此同时，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1973～1974年和1978～1979年间的大幅度增长，美国经济霸权的下降削弱了美元作为黄金和其他国家货币之间中介的作用，然而石油“冲击”促进了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大幅调整。再一个复杂的因素直接影响黄金的价值，如上所述，南非黄金产量在世界中的份额急剧下降，从1970年的80％下降到2008年的不到10％。(45)黄金生产的分散化导致黄金国际价值 的决定过程更为复杂。这三种变化的结合要求一定时期在一国内和多国间调整各种价格、价格水平和汇率，促使向只由一种全球通货构成的名义锚的新决定机制转变。
    美国GDP价格指数与可信的黄金价值趋势是一致的，这一点通过黄金价值解释了美国总价格水平及其变化率，但并非证明了这种联系。价格数据仅仅说明，由于价格名义锚的作用是可信的，故黄金假说是可信的。图表本身只是在统计技巧和变量衡量方面谨慎探索黄金与通货膨胀之间具体关系的第一步。比如，更准确的方法应纳入分析上具体的滞后时期，这种滞后或许会在黄金价格固定时期与之后的时期发生变化。
    重要的问题包括：第一，建立黄金价值与总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第二，解释黄金价值和黄金的法定价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一关系是严重通胀的来源；(46)第三，黄金的法定货币价格与其他商品法定货币价格的关系。只有在说明了美国总价格水平与黄金价值之间联系在经验上的可信性之后，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处理。
    对观察到的价格趋势的最后一点评论是，我要重申以数量为基础的理论与基本解释机制并不相关。对战后时期以不同标准衡量的货币的考察可以说明数量变化与价格变化之间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不会给数量假说提供任何支持；相反，这正是商品货币(黄金)假说所推测到的，即法定的流通手段内生于商品资本的流通。
    五、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的可信性
    本文开篇即认为无价值货币假说(“货币数量论”)在逻辑和经验上无法成立。此后，本文转向商品价值，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指出货币必须是商品，进而我推导出商品货币价格和法定货币价格，并从价值理论中推导这些价格如何随时间变化。这一推导预测美国价格总水平的趋势值应等于货币商品生产率增长与其他商品生产率增长之差。美国的价格变化数据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商品货币假说并没有被经验所否定。
    对不是新古典的坚定信仰者的人们来说，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对以数量为基础的分析在理论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后者既没有名义锚，也没有对货币数量的理论限制，故而没有任何解释力。其表面上的分析威力是通过不断重复而创造出来并得以持续的幻象，所有新古典货币分析都以反复说明货币数量受到货币当局控制下的“基础货币”的限制为基础。这种基础是存在的，但是其与流通手段数量的联系无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先验地建立起来(Foley, 1989)。
    18世纪和19世纪时，许多人认为商品(通常为黄金)是法定货币流通的基础或者“保障”。他们的观点被以数量为基础的理论所排挤，而最终这一理论变成了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导致那些支持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的人们失声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缺少对为何货币应该是商品的理论解释。这一解释就是劳动价值论，而在这一理论分析的早期阶段中，商品货币就出现了。
    或许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洞见是，资本主义表象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通常是内在关系直接矛盾的体现。(47)货币的例子再好不过：它表面上毫无价值，但它却是商品。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为何否定这一洞见还不得而知。剩余价值以预付总资本为准作为利润进行分配，其结果是看起来资本本身与劳动一起成为价值来源，但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被这一表象所误导。当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劳动的剥削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现象，乃至已经不适合现在的资本主义了。
    这种观点也适用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我们无法观察到商品货币被使用；商品货币是过去的事情。这一观点与否定剥削的存在一样错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直接来自于他的价值理论，而价值理论解释了一种商品如何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般等价物。这一分化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反复出现的社会过程，正如剥削过程及其关系的反复出现一样。
    本文向建立起货币商品和我们所观察到的价格之间在经验上的联系迈出了一步，后续的研究将超越可信性而讨论因果关系问题。柯南·道尔笔下的著名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排除尽不可能的情况之后，剩下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能都将是事实。”(48)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分析不能成立，商品货币就是剩下的选择；只有在人们抛弃或是不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商品货币才是不可能的情况。
    *本文译自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教授的论文“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Credibility of Commodity Money”。在翻译的过程，齐昊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指正，在此特向齐昊表示感谢。——译者注
    注释：
    ①主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使用术语“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新古典主义理论上尝试去整合它们(威克斯，1989年，第4-7章)。
    ②本文“货币商品”指作为货币的商品，是一种商品形式。——译者注
    ③兴趣增加的表现之一是重新发现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著作。托波罗斯基(Toporowski, 2005年)对货币提出了一种简明的异端观点的分析。
    ④本文“商品货币”指由商品构成的货币，是一种货币形式。——译者注
    ⑤参见莫斯利(Moseley, 2005年)的论文，以下列举其中一些。最近异端的货币理论著作强烈关注实证应用，这可以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货币与金融小组的研究上发现（）。
    ⑥参见科特雷尔(Cottrell, 1997年)的论文。两个最重要的是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 1844年)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 1767年)。两人的著作都可以从互联网上访问。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创新的思想家，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写作，甚至在翻译中体现。当分析任何他发表的问题时，都有从他那里反复引用的巨大的诱惑。屈服于这个无可厚非的诱惑已经是一百多年来拙劣的写作和肤浅的分析的来源，因此，本文在提及和引用马克思都自觉最小化。他的贡献是在细节分析（威克斯，1981年，第IV章)。他抛弃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分析的明确表述是《资本论》第三卷第34章。
    ⑦一种商品，通常是黄金，和无价值的货币之间的运作联系的争论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一项调查可以表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拒绝这样的联系。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黄金是货币的争论通常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不寻常的网站上，例如http://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那些人不认为有联系，但认为应该有(例如，2008年美国极右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
    ⑧在他的关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有影响力的论文集的导言中，莫斯利写道：“最重要的结论是大多数作者同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不得不是商品，甚至是价值尺度的基本功能(即使马克思本身也许也觉得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不得不是商品)。纯粹的纸币(不是黄金支持)也能作为价值尺度运行。”(莫斯利，2005年9月)
    ⑨我使用术语“法定货币”意味着由具有一个简单的生产的政府发行或担保的货币(纸币或者硬币)。
    ⑩引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部分第一章。
    (11)弗利也许是这种类型最杰出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他的两篇关于货币的文章得出的数量理论和商品理论都是错误的结论，由此他不可避免的得出了没有解决方案可能决定价格的结论(弗利，1983年，1989年)。
    (12)外生的意味着独立决定汇率水平。
    (13)本文强调名义锚的重要性受益于与库斯塔斯·拉帕韦萨斯(Costas Lapavitsas)的讨论和他的著作［见拉帕韦萨斯，1997年，2004年，2009年a，2009年b，2010年，以及法恩、拉帕韦萨斯和萨德(Fine, Lapavitsas and Saad-Filho)，1999年］。
    (14)大卫·李嘉图试图用一种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分析融合数量因素，但没有成功。李嘉图明确表示，货币商品的数量由它的价值决定，“能够在一个国家使用的货币的数量必须依靠它的价值”(李嘉图，1951年第352页)。他分析贸易的货币机制的矛盾使用(比较优势理论)在谢克(Shaikh, 1979年)的论文中有讨论。
    (15)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之后，我定义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中经济行为导致理性人决定最大化，变量的绝对价值由瓦尔拉斯定律控制的均衡过程决定(哈恩，1984年1月)。
    (16)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以数量为基础的货币理论的替代品在Likitkijsomboon(2005年)的论文中给予了简单分析。
    (17)我使用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的货币理论的定义作为新古典立场的适当的描述(约翰逊，1974年)。
    (18)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的分析中，货币的周转率是其一，这来自于马克思的分析时间的选择，即生产期间。
    (19)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1926年)在威克斯的论文中讨论(1989年，第3章和第11章)。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指出“使用成本”包括附录的所有交易(凯恩斯，1936年)，并在威克斯的论文中有详细分析(1989年，附录第1部分)。输入—输出的区别对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是不相关的，因为买者和卖者带着以前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威克斯的论文中分析理论的不相关来自于分析资本循环作为增加值的循环(1983年)。
    (20)在新古典的货币理论中，货币供给是所谓货币基础的倍数，最简单的例子是银行持有的法定货币。银行能够通过存款准备金倒数的乘数进行贷款，他们必须持有闲置的法定货币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银行的有效储备要求接近于零，这部分解释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储备和一些历史统计数据的解释可以在 找到。
    (21)通过这样的假设避免了两种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与建立货币中性相关联，例如，若资源充分利用，流通手段的数量变化和每种商品价格的严格变化之间的关系是严格成比例的(威克斯，1989年，第8章)。更深刻的方法论意义是一种商品消除了生产资料，以至于只有商品的总价格是P＝工资＋利润。
    (22)这个比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结论，“货币中性”，但是在理论上证明非常困难。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于政策的反动影响。例如，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相对价格没有影响，那么充分就业与任何价格水平是一致的，甚至通过通货紧缩的过程达到比较低的水平。甚至是一种商品，如果金融体系包括债权，就不持有中性(威克斯，1989年，第7章和第8章)。
    (23)这种可能性对于他那个时代批判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核心的，由于那个批判理论改变非常少。
    (24)对这种复杂情况完整的解释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简明地陈述这个问题，通过PY＝vM表示的新古典主义的货币市场调节过程与使消费加投资等于单一商品的供给的必要性表示的总需求调节过程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总结在术语“错误的二分法”。“二分法”是指两个市场的分析隔离。新古典货币理论解决这个矛盾至少需要引进一个变量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之间调节。这个矛盾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庇古(1941年)以一种严谨的方式指出。
    (25)格拉齐亚尼(Graziani)对于为什么新古典主义不能证明货币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清晰和简明的解释(格拉齐亚尼，2003年，Introduction)。这种理论的僵局可能提供了主流货币理论的分析失败的最显著的证明：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用货币，它采取许多形式，新古典的分析忽视了这种存在。
    (26)J.R.希克斯(J. R. Hicks)使用术语“虚假的贸易”指代市场上相同的产品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希克斯，1939年)。由于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的市场，我们现实的案例是虚假的，理想是真实的。
    (27)这种高效率条件叫做“帕累托最优”，并在威克斯(1993年)的论文中在非技术条件下做了解释(威克斯，2009年)。
    (28)两个关于货币的新古典的建议进一步表明了理论困境，因为许多商品不是充分可分的，所以使用货币，因为卖方可能无法找到买方所以想要交易她/他寻找的商品。这两个问题都暗示了市场的失灵，这不只为货币，也为公共干预敞开了大门。
    (29)这个假设是为了代数的简单性。代数能够扩展到许多的消费和生产商品而无需改变结论。我也简化假设没有只有资本家购买的消费商品。
    (30)将货币的转型过程最清晰的表现的是法因、拉帕韦萨斯和萨德—菲尔奥(1999年)的论文。
    (31)“抽象的”是因为生产和流通的相互作用是从应用在每个生产过程的具体的技能和能力中抽象。“社会的”是因为抽象过程产生了适应于所有生产者的规范。“必要的”是因为抽象的社会过程训练每个生产者最大效率地使用他/她的工人和生产资料。“劳动力”是因为人类劳动是所有价值的源泉。见威克斯(198 1年，第II和III章)的论文。
    (32)有了这个假设，是全体的劳动力价值。
    (33)莫斯利(2005年，导言)使用他称作“劳动时间货币均衡”(MELT)的概念接近价格水平的计算。他用字母i计量商品货币价格，以至于一种商品的价格是黄金价值与商品价值的比率：
    
    (34)一种不能被充分定义的概念(货币供给由货币当局控制)不算是真实的和具体的。
    (35)流通手段是以数量为基础的分析的最强的理由是，因为它分析流通是可能的，好像其是最简单的商品的流通(商品为了货币出售，货币购买其他商品，C－M－C)。这种流通的本质是，许多事物能够作为货币。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已经认为对于与货币作为资本无关的商品货币不可能产生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实际的说法(威克斯，1981年)。当提出了这个问题，杰默(Germer)的商品货币的分析在表达上是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的分析，但在分析中缺乏资本(杰默，2005年)。
    (36)货币体系或者制度能够采取许多形式。例如，由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可能会承担黄金的垄断，正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的例子，其讨论中，假设没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持有黄金储备。
    (37)见《资本论》第3卷(第19章和第V部分)。
    (38)苏联使其货币卢布与美元看齐。这种盯住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因为苏联的贸易绝大部分是以货易货的贸易。而苏联盟国的货币盯住卢布。
    (39)长期的黄金价格可以在查询。
    (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汇率制度将国家分类，在2007年的年度报告中，150多个国家中列举了35个作为具有“独立浮动的”汇率的国家。所有发达国家都属于这一类。
    (41)实证检验可以正式说明如下：定义黄金生产率的增长率为ε，所有其他商品加权平均为θ，并假设黄金的法定价格并不改变。如果黄金的价值是在基期，一期之后它是(1－ε)，两期之后是，等等。同样的计算适应于所有其他商品，如果它们的加权生产率增长是恒定在θ。从公式9得出了基期之后n期的价格水平的表达式，基期水平指数价值定义为零。
    
    (42)该委员会是由斯坦福大学的Michael Boskin主持，报告“Toward a More Accurate Measure of the Cost of Living”(Boskin Report)可以在上找到。结论简要总结在。向上的偏差估计内的政治影响是非常有争议的，这暗示着对于通货膨胀的社会安全调整应该减少。
    (43)价格趋势略有下降，到1969年为1953年的2％，不包括朝鲜战争期间一些价格管制重新引入。生产率的趋势是为了商品生产(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相关的统计资料的计算可以在各年的“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中找到。这里计算的趋势增长率与“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报告中生产率的条目是相同的。
    (44)我要感谢马其顿大学的Lefteris Tsoulfidis为我提供了南非1945-2009年的黄金生产的生产率数据。
    (45)2008年最大的生产国是中国，为12.2％。南非在1975年之后急剧下降()。
    (46)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商品货币里明确地分析了通货膨胀：这是这些货币相互矛盾的功能，作为测量，作为价格实现和作为交换媒介，解释了相反的令人费解的金属货币的贬值现象……导致货币的贬值和价格的上升。
    (47)马克思多次提到竞争过程中造成的关系看起来是他们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