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富集地区的经济金融选
西北地区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鄂尔多斯盆地能源产业最为集中，对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和“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鄂尔多斯盆地六城市的13项经济金融发展指标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需促进该区域城市间经济金融协同发展。
一、引言
2013年，国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构成以“一带一路”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丝绸之路区域发展战略(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打造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中国各省份在规划中的地位予以明确。在终极版面中，明确西北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中2个核心和7个高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连接陕西、甘肃、内蒙、山西、宁夏等五省的鄂尔多斯盆地，在我国能源生产中占比较高，消费占比较低，在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和经济发展对能源化工产品依存度不断增高的大背景下，能源化工产业显示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作为中国能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和鄂尔多斯盆地的中心城市，鄂尔多斯、榆林、延安、庆阳、吕梁和忻州都属于经济快速发展起来的三线城市，也都是能源开发为主的资源性城市。特别是鄂尔多斯和榆林毗邻，处于中国最大煤田核心区域，分别被冠以“东方迪拜”和“中国科威特”，与众多资源成长性城市境遇一致，各城市能源经济发展路径颇为相似。建立鄂尔多斯盆地经济金融合作区，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开发中继站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特区， 东引西联 ，对缩小中东西部差距，推进与西亚、中东联系，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形成“壮大中心，带动周边”的国家战略构想具有重大意义。鄂尔多斯盆地各市当前应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机遇，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能源富集地区的协同发展。
二、六城市的区域经济综合评价
(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
1、主成分分析简介。主成分分析是处理多变量截面数据的最佳简化方法之一。基本思想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数据指标(比如P个指标)重新组合，转化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反映统计指标的关键信息。基于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数量众多，且部分指标存在高度相关与信息重复，如果每个指标赋予权重对地区经济进行综合评价，就无法做到客观与科学。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进行综合评价。
2、变量描述与相关性分析。本文数据选取2014年榆林、延安、鄂尔多斯、庆阳、吕梁、忻州等六个城市统计公报中的13个经济金融指标的横截面数据，以当年价格计算并进行分析，均采用SPSS软件19.0实现。主要变量定义：X1：第一产业增加值， X2 ：第二产业增加值，X3：第三产业增加值，X4：工业增加值(亿元)，X5：人均GDP(万元)，X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8：城镇化率(%)，X9：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X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X11：存款余额， X12：贷款余额， X13：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可以看出，人均GDP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工业增加值、城镇化率、固定资产投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体现出高度相关性，投资、内需对地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较大;固定资产投资与贷款余额、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有极高的相关性，如果直接对指标进行赋权综合评价，必然造成信息叠加，影响评价结果的有效性。
3、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贡献率。从相关系数矩阵的前五个特征值及其方差贡献率(见表1)，可以看出前两个特征值的贡献率就达到了90%以上，说明主成分分析效果非常好。通过碎石图可以看出，第三个主成分以前的特征值普遍较高，形成较陡峭的折线，而第三个以后的主成分以后的特征值比较低，说明选择3个特征值是适当的(见图1)。选取贡献率达到97.446%的前3个特征值进行综合评价。对应的特征向量。
4、数据降维线性变换及综合评价模型。从表2中前3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就可以构造数据降维线性变换，得到3个主成分：
y1=0.03x1+0.619x2+0.761x3+0.604x4+0.6x5+0.323x6+0.233x7+0.587x8+0.553x9+0.89x10+0.84x11+0.779x12+0.804x13
y2=0.184x1+0.495x2+0.586x3+0.441x4+0.753x5+0.731x6+0.941x7+0.651x8+0.803x9+0.417x10+0.089x11+0.4433x12+0.544x13
y3=0.981x1+0.599x2+0.253x3+0.653x4+0.25x5+0.576x6+0.239x7+0.333x8+0.196x9-0.052x10+0.524x11+0.434x12+0.052x13 (1)
将6个地市经济金融指标数据带入方程(1)算出6个地市的3个主成分值，分别以3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为权重，构建主成分综合评价模型：
Fp=0.80206y1+0.10429y2+0.06811y3 (2)
把6个地市城市的3个主成分值代入公式(2)中，得到6个地市城市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结果及排序见表3。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6市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鄂尔多斯排名第一，这与鄂尔多斯注重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是分不开的，鄂尔多斯除了经济总量在6个市中排第一，人均GDP、消费、投资、存贷比等经济金融指标也排在前列。榆林作为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经济金融发展也较快，排在第二。其他几个排名较低，说明同处在鄂尔多斯盆地，其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二)基于聚类分析的综合评价
聚类分析法是理想的多变量或者多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通过聚类分析对评价对象进行分类，有助于从整体把握评价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聚类分析法主要有K型聚类法和Q型聚类法。K型聚类法是基于样本进行分类 ，Q型聚类法是基于指标进行分类。选择Q型聚类法对6个城市经济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分类。分析后可知，虽然6个地市城市都是能源富集型城市，但经济金融发展还存在较大差异，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有鄂尔多斯，第二类榆林市，第三类延安，第四类有吕梁、忻州和庆阳。鄂尔多斯市的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差异很大，这与鄂尔多斯注重经济与金融共同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鄂尔多斯市是6个地市中唯一个存贷比超过100%的地区，还注重资本市场对经济的支持。榆林市是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加上能源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总体较好。延安市则是革命老区，体现了其独特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其他的位于同一区组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程度相当，模式类似。
三、基于多元统计结果的经济金融对比性分析
(一)能源经济是经济主命脉，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偏弱
鄂尔多斯盆地区6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第二产业占比较大，能源工业是经济主命脉，经济发展对能源行业依赖程度非常高。第二产业约占GDP的2/3，吕梁最低也达到47.5%.，榆林高达69.9%。第二产业中煤炭、石油等重点能源支柱行业比重持续保持在80%以上，榆林最高达到89.2%，鄂尔多斯最低也达到82.7%。而能源行业受国内外市场行情影响波动大，依赖能源产业的经济结构较为脆弱，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偏弱。
(二)鄂尔多斯经济金融基础条件好，综合竞争力优势明显
鄂尔多斯能源经济起步早，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信贷规模等经济金融主要指标在6市中最高。尽管由于能源价格市场疲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鄂尔多斯的经济金融发展和综合竞争力仍优于其他5个地市。一是鄂尔多斯更注重产业的多元化，有色冶金、装备制造业和以服务贸易为代表的三产占比大，抵御能源化工产能过剩风险比其他地市强。二是重视招商引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引导资金更多投入实体经济，而非民间借贷领域，资金利用度高，泡沫程度低。三是重视金融对经济和产业的支撑作用，鼓励非金融中介机构和直接融资的发展。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基金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重点行业，鼓励能源企业和高技术企业通过A股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有效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三)边缘地带城市发展普遍薄弱，经济金融地位与能源经济实力不完全匹配
庆阳、吕梁和忻州三市处于陕甘宁蒙四省区毗邻的边缘地带，远离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周边地区普遍为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薄弱地带，难以向周围地经济辐射和带动，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鄂尔多斯、榆林、延安普遍偏低。加之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资源开发建设能力不足，能源产业链普遍偏短，仍处于蓄势聚能阶段。庆阳在三市中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存贷款规模最小，就三市内部比较而言，庆阳的第二产业占比高于吕梁和忻州，信贷对能源化工基地的支持也强劲，能源工业发展程度高于其余两市。庆阳作为甘肃省的石化基地和大庆油田的发源地，石油、煤炭、天然气、煤层气等资源储量也非常丰富，具备建设国家亿吨级煤炭基地的资源条件，总体上能源化工基础条件要好于吕梁、忻州。
四、鄂尔多斯盆地六城市的经济金融选择
(一)制定金融行业长远发展规划，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结合先后出台的呼包银榆经济区、呼包鄂榆城市群、振兴陕甘宁革命老区、国家能源战略行动计划(2014 —2020年)等一系列国家级规划，将六个城市经济金融和能源化工行业长远发展融入这些规划，制定各地区长期发展规划并不断完善规划，使经济金融和能源化工行业发展同步，形成经济金融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以工业为重点，调整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
作为能源型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源。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在国际煤炭等能源市场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不能以量补价，而是要找到增加煤炭附加值的有效办法。要发展循环可持续产业，一方面尽可能地延长煤炭产业链，形成原煤-兰炭-电石、原煤-兰炭-煤焦油-清洁燃料油、原煤-兰炭-煤气-发电等综合传统煤化工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可在现代煤化工领域，煤制甲醇、煤制醋酸、煤盐一体化、煤油气一体化、煤制芳烃、煤制烯烃、煤油混炼等路径上实现现代煤化工的大型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同时促进产业多元化，注意发展非资源型加工业，不断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有效提高非资源性产业比重，构筑起多元化支撑的产业体系。
(三)制定动态的金融支持政策，逐步改善“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一是鼓励传统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应当在资源开发的兴盛期、平稳期和枯竭期制定不同的信贷支持政策，配合政府部门，引导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合理化。具体而言，在资源开发的兴盛期，金融机构应在大力扶持资源开发项目的同时，积极扶持与资源开发相关的配套产业，如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资源平稳期，应制定有利于发展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信贷政策，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提供产业发展基础;当资源处于枯竭期时，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限制资源开发性贷款，大力扶持服务业和以资源为基础原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二是积极利用金融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同时加大对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用，通过短期债券、中期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等方式融资。三是推进民间借贷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注重民间融资的阳光化、规范化管理，合理引导规模庞大的民间资金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
(四)建立健全能源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和管理
一是完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监控。密切关注国内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同时关注地方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之间的经营取向问题。二是完善能源工业景气及市场信息监测。建立相应的监测制度，对能源生产、供给及关联性产业景气进行跟踪和监测，防止因能源价格波动而引发金融风险，提高风险预警的前瞻性。三是加强政策引导。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协调配合，应对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的冲击，并通过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能源财税政策加强能源行业风险控制。发挥政策导向评估作用，优化能源产业周期与能源信贷投放结构的匹配度，引导金融机构将信贷资金资金流向，助力于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高行业长期收益的领域，以及能源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和能源资源深加工项目，促进能源产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化，提高政策与能源产业的协调对接和联动执行效力。
(五)构建鄂尔多斯盆地经济合作区，形成能源富集地区城市群
鄂尔多斯盆地地区多属于各省的边缘地带，经济发展普遍较为落后。如果相邻区域的经济活动一盘散沙，经济主体相互内耗，就会失去区域整体的基础竞争力。只有通过相邻区域的经济协作，促进能源产业和经贸合作，才能摆脱本地区生产力的低水平复制循环，推动优势的互补和集中。就未来鄂尔多斯盆地能源产业发展而言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模式，就是对该区域现有的各省级能源重化工基地进行整合，彻底打破行政区划对该区域能源产业空间布局的限制。建议在现有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基础上建立跨越行政区划的国家级能源经济区，以引导能源产业在这一地区实现空间集聚。目前来看，鄂尔多斯接近鄂尔多斯盆地的地理中心并且能源产业发展初具规模，最利于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建立以鄂尔多斯市为区域增长中心，其他城市相互协作，逐步扩大经济区的扩散范围，形成以区际专业化分工合作为基础的能源经济一体化城市群，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长。
>作者：课题组 来源：西部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