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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EA模型的财政金融 支农资金配置效率实证研

发布时间:2016-03-20 11:42

  一、前言

  

  农村资金的投入和农村发展,一直是很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资金的投入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线性相关上,如Nurkes(1958)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农村资本投入不足的现象容易产生恶性循环,并认为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的增加资金供给,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Koester(2000)则从资金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国家的财政、金融部门对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是低下的。Jensen(2001)通过建立农业资金绩效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在农业投资方面缺乏效率。

  

  在目前国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这一现实背景下,国内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基于财政资金支农角度的有:李焕彰,钱忠好(2004)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得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且通过对财政支农结构的具体分析,认为农业公共产品投入不足与农业科技投入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农的效果。肖新成(2005)运用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法,检验了我国的增长速度,结论是财政资金支农投入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魏朗(200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全国各地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认为农业优、劣势(利用农业区位商值判断)不同的地区,财政支农的效率明显不同;李晖、孙长青(2007)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我国1978-2004年期间财政农业支出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基于信贷资金支农的角度,马晓河(2003)定性讨论了当前农村资金的供求矛盾、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和政策性资金回收困难等诸多问题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姚耀军(2004)也认为,国内讨论农村金融市场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相关性的理论文献比较丰富,实证视角较多停留在通过计算农业信贷增长率与农业增加值增长率的简单相关系数、乡镇企业信贷增长率与乡镇企业增加值增长率的简单相关系数来粗略衡量农村金融体系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极少量的实证研究,如张兵(2007)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江苏省农村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很不乐观:总体效率很差,但分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有很大的差别。

  

  而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工具。崔元锋(2006)运用DEA模型对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绩效评价研究表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整体效率不高,并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吴华超,温涛(2008)运用DEA模型通过对重庆市各区县农村财政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其农村经济整体运行绩效不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处于一种恶化的迹象。

  

  本文同样基于DEA模型,以湖北省为例来实证分析其农业资金配置效率。本文与前述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将财政支农资金与信贷支农资金,放在一个研究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效率优化的方向。

  

  二、DEA模型的实证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是一种基于线性规划理论的模型,它将多输入指标和多输出指标综合成为单个评价指标。本文假设农业投入资金规模效率不变,因此选择投入最小化的CCR模型(即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投入的最小化)。假设每个被评价单位有h种投入,m种产出,共有n个被评价单位,构造CCR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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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yo为当前被评价单位的投入、产出指标值;人]为各单位组合系数;s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实际应用中常取s为极小的正数,如10<;eT为单位行向量;在实际应用中,0、s's+常用作效益评价的主要指标,0为效率评价指数,s's+为松弛变量。

  

  若0<1或0=1,但s-、s+不全为0,则认为被评单位DEA无效(C2R),即用少于现有的投入就可达到目前的产出;如果0=1,且s-、s+均为0,则认为该单位DEA有效(C2R),即在现有产出情况下不宜再减少投入量。

  

  (一)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结构分析农业资金投入包括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信贷投入。财政支农①选取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和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投入。前两个主要的支出项目占到政府对农业投资总额的80%,选取农业科技投入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农业科技对农业的作用和投入将越来越大(崔元锋,2006),农业信贷资金主要是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选取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作为农业资金投入的产出因素。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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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财政支农各项投入中,农村生产和事业费占财政支农资金比例从1992到1997年一直保持在50%到60%,基本建设支出保持在40%以下。从1998年开始基本建设支出比例大部分年份保持在50%以上,农村生产和事业费支出比例相对有所下降,从2004年起,中央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又加大了对农村生产和事业费的支出,所以其投入比例又明显增加,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比例始终保持在10%以下,这反映出湖北省在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力度偏小。农业贷款资金从绝对量上看始终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农业贷款资金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非常小,一直维持在5%以下的水平,明显低于农业总产值占全省GDP的比例。

  

  (二)农业投入资金配置效率运行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Lingo8.0对于DEA模型逐年进行线性规划的运算,得出结果如表2。可以看出从1992到2005年,除1994,1995,1997年投入资金有效(即在现有的产出水平下不宜再减少资金的投入),其它年份的资金投入都是无效的(即用少于当前的投入就可以达到现有的产出)。以1992年为例,0=0.59,即用59%的投入就可以达到现有的产出。从1998开始,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配置效率从1998年的0.76降到2002年的0.48,又从2003年的0.55下降到2005年的0.36,资金配置效率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调整值等于其综合效率值乘以原始数据的相应指标值再加上其对应的松弛变量值。它表示为实现效率的更优,各个指标应该达到的理论数值。以1999年为例,为了达到现有的产出,基本建设支出需要调整为8.38亿元,科技三项费用需要调整为1.94亿元,农业贷款投入需调整为48.89亿元,农村生产和事业费需要调整为13.16亿。造成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效率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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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8年湖北省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给本省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湖北省财政农业支出从1998年开始大量的用于治理大江大河,建设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工程等这些改善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和生态环境方面,没有反映在农林牧渔业产出效率上。而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较长的时滞性,短期内对农业增加值的贡献很小,很难在短期内看到经济效益。从基本建设资金的调整值也可以看出,1998-2005年其调整值远远小于其初始值。

  

  2. 科技三项费用投入比例偏低。根据李焕彰、钱忠实(2004)对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农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从湖北省的财政支农投入结构来看,农村生产和事业费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较高的投入比例,基本建设投入次之,科技三项费用投入最低。

  

  3. 农户贷款困难,农业贷款资金投入比例偏低,且农业贷款资金中用于农业生产的部分少。目前,由于农民的抵押品少,风险大,农户普遍很难获得贷款,而且农户获得贷款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维持生存和曰常的生活需要,真正用于农业生产部分比例小。根据张军(2008),黎翠梅(2007)对农户借贷资金的用途发现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用于非农业生产的比例高于用于农业生产的比例。另外农户融资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间借贷的大量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表1我们也可以看出湖北省农业贷款占全省贷款比例远远低于农业总产值占全省GDP的比例,而农业贷款非农化投入倾向进一步影响了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配置效率。

  

  4. 农业总产值低,农业总产值占全省GDP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总产出的相对下降导致了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配置效率不高。从表1看出,湖北省农业总产值绝对量虽然是不断增长的,但是占全省GDP比例明显呈现下降趋势,这与湖北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符,因此农业总产值相对下降导致了湖北省的农业资金配置效率也相应呈现下滑趋势。

  

  三、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对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配置效率下滑的原因分析,为进一步夯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湖北省应紧抓国家农村建设资金“三个继续高于”的机遇,进一步加大财政和金融支农投入,切实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一是要把教育、卫生、文化支出和预算内经常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切实提高农村地区的整体素质。同时,湖北省要依托高校多科研强的优势,加大财政对其的支持力度,并建立农业推广专项资金,最终保证农业科研成果能够在全省范围推广。要继续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并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对其进行补贴。二是建立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按照“渠道不变、用途不改、适当调控”的原则,加大协调力度,统筹涉农项目和资金,用于重点示范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扩大信贷支农投入。继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缓解农村融资供求矛盾。要在农村大力推广农户征信制度建设,解决农户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大力创建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组织,积极吸收借鉴曰本农民合作组织的模式,这样既可以加强农户间的资金和生产合作,同时也可增强抗风险能力,最终引导了资金的合理流向和配置,切切实实提高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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