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mpa公共管理硕士质量论文（共2篇）
第1篇：试析提高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质量
我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从1998年开始论证、准备，1999年5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设立。2003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在原有24所MPA试点院校的基础上，又新批23所部属和地方院校，使试点院校增加到47所，共覆盖24个省市。2005年2月，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我校成为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PA)第3批培养单位。从2001年MPA首届招生，至今已经九载。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MPA的教育已经得到各级政府部门及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人员的广泛关注。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干部的学习和培训，广大公务员和公共管理人员也有强烈的学习愿望。MPA培养有着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我国有近800万公务员、2000万公共管理人员，他们中很多人都渴望进一步深造。为进一步提高金华及周边县市在职公务员和公共管理人员的能力，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行政管理人才，我校从2005年开设MPA专业学位。短短几年，我们的MPA培养已取得显著成果(从2005年开始招生至今，共计招收600余人，已有130余名研究生成功申请硕士学位，13篇硕士论文获校级优秀论文)，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MPA的培养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怎样才能提高MPA的培养质量，是我们日后MPA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MPA培养的意义
MPA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强调职业背景、学以致用、能力建设，是最适合在职公共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攻读、深造的学位之一。政府把MPA纳入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渠道，当代政府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工作，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才能胜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尹蔚民指出：“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在职公务员系统地学习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人事部2001-2005年国家公务员培训纲要亦明确指出：“积极开展MPA教育，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行政管理人才”。
二、MPA研究生的基本特点
了解和研究MPA研究生的不同特点，如何设置科学的课程教学计划和内容、如何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热情，对提高MPA培养质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MPA生源主要来之于在职公务员和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人员，他们或多或少有着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MPA研究生有着年龄差距大、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学科门类广泛及课程设置与实际工作岗位脱离较远等特征。
研究生社会地位悬殊明显
他们来之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所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有的是部门主要负责人，有的则是最基层的办事员；其学习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有的是为了通过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有的则是为了通过在职专业硕士学习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不同的学习认知度和较大差异的实际工作强度，使每位学员对学习的投入程度不尽相同，教学和学习质量很难得以保证。
研究生年龄差距大
MPA研究生在年龄结构上差异较大。我校2005级招收的MPA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已有44岁，而最小的仅有29岁。年龄偏小的学员由于知识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课程内容能够很快理解和接受，教学和学习效果好；而年龄偏大的一部分学员，由于自身知识结构老化，对新事物和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差。这就使不同年龄层次学员对于知识的掌握参差不齐，给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带来许多挑战。
三、MPA培养过程中的误区
的实际定位存在误区
从MPA培养的实际定位来看，注重实际工作能力和素质培养的MPA教学模式和普通的学术型硕士培养模式差异较大，前者教学内容面向公共领域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需要掌握公共管理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教育模式应该是由传统的专业教育转向通识教育。
2.办学模式的误区
目前，我国MPA的培养工作尚处在发展阶段，仍未形成相对较为成熟和稳定的模式。不同试点高校，办学主体单位异彩纷呈。就我校而言，MPA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学校设立的专业学位中心负责，而MPA的教学工作则分别由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以及交通学院承担。过于分散专业方向的设置，给学校日常管理和各学院教学工作都带来许多困难，使MPA培养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3.课程设置的误区
立足MPA培养目标，设置MPA课程目录，课程设置决定了MPA培养质量。MPA是一种注重应用而非学术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是职业型的研究生教育，可见，MPA培养的课程涉及范围广而深厚，课程内容更是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脉搏，需要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我国MPA培养工作起步较晚，课程设置仍处在不断的摸索中。当前，我国MPA课程设置面临许多问题，如课程资源有限、不同院校课程设置雷同、课程质量不高、课程结构畸形化(核心课程重于其他课程)等等。
四、实践活动提高MPA工作能力，毕业论文提高教学管理质量
MPA的学习目的是能够提高实际工作能力，为此，MPA培养单位应该加大对MPA研究生实践活动的考核力度。根据培养手册中实践要求，理论学习指导实践工作使得工作能力不断增强，实践工作促进教学、提高MPA培养质量。每位MPA学员要对自己的实践活动做出初步规划；培养单位应对MPA学员的实践活动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工作。
学位论文是MPA教学管理的最后环节，也是MPA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说，MPA学位论文的质量可全面衡量MPA的培养效果，间接反映教学单位的教学管理水平，因此，加强学位论文的管理工作尤为重要，从选题-开题-论文撰写，必须严格监督，不断完善论文答辩制度和论文评价体系，做好论文答辩和综合评定工作。导师应认真指导学员选题，论文的选题要新颖，又要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有限时间的集中学习，决定了MPA学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掌握更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撰写学位论文过程时做到游刃有余。
综上所述，MPA的培养目标是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行政管理人才，认清MPA自身特点及培养过程中存在的误区，对提高MPA培养质量尤为重要；同时，亦要加强MPA实践活动的考核力度、做好MPA学位论文的严格监督工作，来切实提高MPA培养的质量。
第2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何以可能：一项方法学回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本学科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尤以研究方法的缺憾为甚。许多学者对公共管理的学科地位和研究状况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不乏针对研究方法的评估和批评。学者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缺乏规范性，经验研究严重不足，很难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知识和建议。近些年来，伴随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培训班的普及以及学者们的身体力行，经验研究方法的地位和应用比例逐渐提升。但总体而言，公共管理研究仍然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实验法的缺失。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及如何应用实验法的争论不绝于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应用实验法。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都热衷于实验室实验，实验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更加为这种趋势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多地实施实验研究的时候，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却极少使用，并且这种状况几乎一直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公共管理研究是否需要实验法？实验法能够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什么价值？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公共管理学科为何应该鼓励实验法？公共管理学者为何很少使用实验法？哪些公共管理问题适合实验法？这些都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亟待解答的重要问题。
本文首先对实验法的类型和优劣进行分析，探讨公共管理研究与实验法之间的关系，指出公共管理研究采用实验法的问题与障碍；其次，对已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进行综述，明确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特点与问题；再次，对中国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进展与优势进行评述；最后，讨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前景，并得出本文的结论。
二、为什么要开展实验研究
（一）其他研究方法的不足
公共管理研究者可以调用的方法工具箱非常丰富，包括调查研究、文档分析、观察和参与式观察等。互联网的兴起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通常来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或研究策略至少可以分为9种，包括：正式理论/文献综述、抽样调查、实验室实验、实验室仿真、实地调查（一手数据）、实地调查（二手数据）、实地实验、判断任务、计算机仿真。如果从更为细致的研究工具与技术角度而言，那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就会更多。这些研究方法从各个面向和角度，为研究人员描述、理解和解释公共管理现象提供了利器。
上述研究方法可以笼统地划分为实验法和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以调查研究法为典型代表。但是，调查研究面临非常严重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如因果关系颠倒（reverse-causality）、缺失变量偏误（omittedvariablebias）、选样偏误（selectionbias）等。科学研究期望发现两个及以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调查研究可以建立相关关系，但却无法验证因果机制。比如，通过一份问卷调查而得到的变量，因为来自同一个来源和方法，它们之间可能是伪相关。调查研究的变量没有先后顺序，有可能倒因为果而闹出笑话。调查研究无法穷尽所有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因素，甚至可能遗漏非常关键的变量，并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与此同时，受制于抽样策略的局限，调查研究还可能导致选样偏差，而未能捕捉到真正需要研究的对象。
这些缺陷，都使调查研究获得的结论缺乏足够的内部效度，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真正得以被建立。尽管调查研究通过科学的抽样而使其研究对象的统计推断程度较高，使其外部效度较强，但是缺少内部效度的研究结论仍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实验法的特征与优势
尽管非实验法存在一些局限，但它们的使用却并未受到局限。实际上，调查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地位是主导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强实验法？一言以蔽之，科学研究旨在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作用机制，而实验法是揭示因果关系的核心方法。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晚年坦陈：“如果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应对现代科学的需求的话，那一定是佛教。”佛教讲求因果报应，认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这恰恰是科学研究所孜孜以求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三要素是：时间先后、共变、无干扰变量。首先，变量之间在时间上是先后发生的；其次，变量之间存在共同变化的趋向，即有相关关系；最后，变量之间的这种共变关系不是其他变量导致的。实验法可以满足因果关系的验证要求，因而是值得尝试的方法。
实验法的特征在于：控制（control）、随机性（randomization）、操控（manipulation）。实验法通过控制几乎所有可能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的因素，而排除了其他变量的干扰，从而可以提取出研究者所关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随机分组，可以将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研究者所关注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完全抹去，从而为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与此同时，实验法重在研究者对所关注的自变量的操控或干预，即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自变量的取值，以观测它对因变量的影响。
实验法的核心是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思维，即始终秉持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通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实验法旨在探讨特定事件产生的效应，以构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与主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相比，实验研究通常可以控制许多外部干扰因素，因此其内部效度较高。其次，实验研究可以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调查研究只能验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三）实验法的分类
实验法的范围非常宽泛，而并非只有实验室实验一种。基于不同的分类依据，可以将实验法做不同的分类（如表1所示）。基于五个标准，能够区分五种实验法。[9]与此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些标准来区分实验法与非实验法。比如，个案研究并不对实验组与基线（或对照组）进行比较，而其他方法都进行此类比较。调查研究的干预或自变量是内生的，而实验法的干预是外生的。准实验是研究者利用实践界已经发生的政策或管理实验而进行研究，而它们的分组是非随机的，因此有别于其他实验法。自然实验的分组是随机的，但研究者却无法控制干预，因为它们往往是实践者所操作。与此同时，调查实验的研究者可以控制干预，却无法控制实验发生的环境，而只有实验室实验可以做到这一点。
此外，我们可以从其他维度对实验法加以分类。比如，实验场所可以分为实验室（lab）和实地场景（field）。再比如，可以根据实验设计是否进行人工操控、随机分组和控制而分为真实验（true）和伪实验（pseudo）。通过这些区分，不同实验法所能验证的因果关系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研究设计能否控制干扰、随机分组并人为操控，以及研究场景的真实性等，都有很明显的区别。实际上，5种实验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情境现实性的强调程度和处理方法，其次是满足因果关系推断的程度和方法（如人工操控和随机分组）。
三、缺失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研究
总体来看，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国内外对公共管理期刊论文研究方法的评估都显示，实验法很少被研究人员采用。
Perry和Kraemer对1975—1984年间《公共行政评论》（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PAR）期刊289篇论文的分析显示，138篇为非经验研究，截面相关分析为78篇，案例研究为56篇，受控实地实验或实验室实验仅为3篇，而且研究方法在这段时期的分布相对稳定。
Houston与Delevan对1984—1988年间6份国际公共管理期刊218篇论文的分析指出，61篇属于经验研究，其中84%为相关分析，实验法共计6篇占10%（2篇为前实验，1篇为准实验，3篇为实验）。
如果说上述研究时间较早，那么最近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Wright等对6份公共管理期刊1996—1998年间随机抽取的143篇量化研究论文的分析表明，55.2%的论文采用问卷调查，其次是二手数据分析（35.7%），实验室实验仅占7%。这些论文报告的3211项测量指标中，多数为问卷调查和二手数据，实验研究只有0.1%。
（二）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研究
与国际学界相比，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对实验法的使用更是少得可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在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刚刚起步，更遑论实验研究的使用。
何艳玲对1995—2005年间中国7份核心公共管理期刊发表的2729篇论文进行研究方法评估，对资料收集方法的分析显示，96.7%的论文（2638篇）属于非经验研究，其次是实地访谈（65篇，占2.4%）、问卷调查（19篇，占0.7%）和参与式观察（6篇，占0.2%），仅有《管理科学学报》发表的1篇论文采用实验法，所占比例不足1%。
Cheng与Lu对2002—2006年中国5份核心公共管理期刊2210篇论文的分析表明，在1585篇理论分析或应用基础研究中，90.4%的论文（1433篇）为质性研究，1.5%的（23篇）为量化研究，8.1%的（129篇）为混合研究。81.8%的论文（1296篇）是非经验研究，7.3%的（116篇）为案例研究，6.2%的（98篇）是截面或相关分析，仅有1.1%的论文（18篇）为受控实地实验或实验室分析。
（三）兄弟学科的实验研究
如果单就公共管理研究较少采用实验法还难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与本学科关系紧密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应用实验法的情况。与公共管理学科紧密相关的其他兄弟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在过去对实验法的使用并不擅长，但现在却发生了明显的改观。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们都在积极使用实验法，并逐步确立实验法的地位。
传统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数学模型（如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与实验法几乎无缘，但1960年代以来以，DanielKahneman和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将之引入经济学殿堂。2002年，他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实验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奠定了坚实的地位，而他们的努力也催生了大批学者利用实验法研究经济问题，并创立了实验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如今，主流经济学界已接受实验研究的贡献，经济学实验研究也越来越多。因此，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实验法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比例，但它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越来越多研究的出现，表明“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不断侵入其他领域的同时，也在接受包括心理实验法在内的其他学科的融合。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实验法只是在实验室进行的，而并未意识到其身边发生的大量改革和试点都是可以纳入实验研究的。推进实验室实验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特别需要转变研究人员的固有观念。对于理工科背景的高校，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实验法较容易接受；而文科背景的高校则由于规范研究传统较重，还需要较大程度的观念转变。由此可见，增加学科交叉和融合，促进文理科的交流和互动，对于推动实验法的普及和应用大有裨益。
实验法要求科学的实验设计，需要专门的方法论训练，而这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科所普遍缺乏的。采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讨会、工作坊或研究方法培训班等形式推动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级学科课程体系中设置实验法相关的课程，或者采用实验法进行教学。
此外，建立专门的实验室是推动实验室实验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多所高校积极推动文科实验室建设，并探索了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的建设。未来亟待将公共管理研究实验室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另外，引进和开发适合特定公共管理问题的实验软件，也是推动实验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关键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不能“大干快上”，而且特别需要注意防止违背研究伦理。由于实验研究对被试或研究参与者的侵入程度和干扰性较强，因此需要慎之又慎。比如，实验中对研究对象采取“欺骗”等伎俩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应在实验后予以告知，以避免研究对象产生困惑。再如，许多公共政策实验不能侵害研究参与者的切身利益，否则将可能导致非常强烈的道德困境。由此可见，借鉴其他学科的实验研究伦理并发展公共管理特有的研究伦理规范，可能也是未来实验研究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四、结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科有必要更为充分地包容和利用实验法，使之为公共管理研究服务。正如Bozeman与Scott在结论中指出的那样：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实验室实验在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大有前途。这一论断并非建立在目前状况的基础之上。虽然已有的少数公共政策与管理实验饶有兴趣而令人鼓舞，但这些研究数量太少，议题过于分散，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研究传统。我们对实验室实验前景的信心并非来自其成就，而是来自对它的需求。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在累积性、严谨性和理论性方面常常欠缺，实验法在改善这些方面大有前途。”
不难看出，他们的论断直至今日仍然振聋发聩，值得深思。时隔10年，Margetts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并大声疾呼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
总体来说，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对实验法的使用率很低。尽管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缓慢增长，但是与其他兄弟学科领域（如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相比，公共管理远远落后。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学者开始与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同行合作，针对公共管理问题开展实验研究。可以说，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随着学者们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也日益增多。2015年的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发表了一期专刊，共有10篇实验研究论文。此外，PAR也在组织一期专刊，以探讨实验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使用。有趣的是，与美国主流的调查研究相比，欧洲学者在实验法的引入方面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实验研究也在催生越来越多的合作研究，因为公共管理学科缺少对实验法的训练，而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合作，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