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的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李健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39-02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此款规定旨在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体现。这一规定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无助于统一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也影响到司法实务中对这一制度的具体运用。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学界研究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学界之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对于该证据属于何种类别，学者的意见又表现出差异。罗芳芳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 张静、吴燕、杨飞雪等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其属于品格证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仅具有参考作用。 皮艺军认为，“证据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然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多指向犯罪原因，与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证据。 郑圣果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刑事证据的概念、本质等不符，只能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之列。
　　二、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从证据的定义考察
　　法谚有云：“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由此可见概念之重要性，因此欲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证据进行判断，必须从证据的定义入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而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条件、平时表现等内容，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和案件事实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不能证明未成年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实施犯罪的地点、手段、场合等案件事实，因此难以称之为证据。对此，药家鑫案件或许是最好的说明。案发后根据法庭调查，药家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药家鑫平日在校表现非常好，学习优秀，得过13次奖励，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内向平和，是个好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在被害人毫无还手之力时对其痛下杀手最终致其死亡。在这一事件中，药家鑫平日的获奖证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不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应以证据来认定。
　　（二）从证据的形式来看
　　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其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但是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一类。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但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必须通过自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和大脑才能形成，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非自然人完成的，因此将其称为证人证言并不妥当。
　　（三）从证据的特征来看
　　客观性是证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却并不具备这一特征。通常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会涉及到未成年人平日里的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都是以“意见”的形式作出的，因此难免掺入评价者自己的主观因素，评价者自己的学识、成长经历、社会阅历、其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关系等都将影响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观性极强，随意性较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别，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而难以称之为证据。
　　（四）从证据的质证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提供，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质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倘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那么其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法院自行调查完成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如何完成质证呢？莫非法院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仅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实践中也根本无从进行操作。因此从证据的质 证这一方面来看，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也是行不通的。
　　（五）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此规定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排除在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范畴之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范畴，因此这个规定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此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一规定将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列为并列关系，也说明了我国并未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
　　再者，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透露出了同样的信息。其第四百八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是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而并未将其认定为证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为了、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设立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由于其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且主观性极强，因此难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只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参考资料。如果强行地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面临也质证方面的困境。
　　注释：
　　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法学杂志.2011（5）.
　　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吴燕、吴翎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杨飞雪.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人民司法.2009（3）；张永超，李朋远.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可从程序实体两方面进行.检察日报.2012年8月27日.
　　高洁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完善.湖南社会科学.2013（2）.
　　中国青年报.2013年03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