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问题和发展趋势

   一、以私法自治为中心的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
    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公”与“私”是在对抗中成长与形成的，“在与习俗权威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中，由于社会内部私的因素自主性成长并获得了制度化的基础，最终形成了抗衡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由此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民主与现代生活。”①公私二者在对抗成长过程中，“公”的因素会不自觉的增长，将私的观念纳入自己的隶属和下位概念，由此造成了今天私法公法化呼声的日益高涨。但我们必须明确，公私法最初的划分是以公权介入自由竞争秩序从而使得弱者做出真实自愿意思表示为要旨，是以私人利益的关注为核心。明确这一点意味着对私法公法化趋向的保留态度，对“私法逻辑一体性的完全丧失”②观点的否认。在现代法律制度中，我们不应当将私法自治的精髓“意思自治”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我们需要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私法自治、意思自由的重要意义，寻找私权“快要失落的家园”。在区分私人生存的社会背景和私人生活本身，我们需要从对个体感受的忽视和人的被奴役化中逃离出来，弘扬以人本主义和自由精神为基石的私法自治理念，需要坚持私法自治理念所弘扬的个人自身是首当其冲的法的评价主体。同时，必须看到公权干预私法的目的即为了维护私人自由、平等、真实之意思表示，建立在此种价值取向上的公权干预，看似是出于 北京写作论文
公共安全，实则是私法自治原则的一种现代体现。公权干预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道德的内部性”作为唯一尺度，个人之间的自由意志没有孰优孰劣，而应当在平等基础上兼顾个人的价值观等因素进行选择。总之，私法领域中的法制完备，不能忽视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不能忽视自然理性和权利思想，这是亘古不变的基本信念。在这种基本理念的引导下，我们需要将私法看成一个整体，认识工厂公权干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自治。当然，鉴于个人自由里包含了对他者自由的威胁，因此在保障自由方面，国家干预是不可放弃的，这即是国家义务之所在，也是社会责任之归属。而无论是国家义务还是社会责任都应当最大程度的保护平等主体的意思自治。
    二、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趋势
    在明确这一趋势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成年监护制度作为私法中的重要制度，更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贯彻了这一理念。传统的成年监护制度属于长期和持续性监护，其基于成年人的无能力判决，废止了被监护人的遗嘱能力、结婚能力、缔结合同能力、驾驶能力、决定能力等，此种成年监护制度的本质是禁锢被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全的目的，传统成年监护制度的公权介入同自我决定权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而成年监护制度的发展趋势即为成年人意思自治逐渐增强的历程，即为强调私法自治理念，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为私法自治服务的历程。
    (一)以私法自治理念为核心，区分当事人需求，尊重当事人意愿，保护当事人权利，维护当事人平等
    1.意定监护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意定监护制度是在本人有完全的判断能力时，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监护人，由本人将有关自己监护事务的全部或部分代理权授予监护人，在本人发生年老、精神障碍或其他丧失判断能力的事由之后，由委托监护人接手约定事务，并由公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对意定监护人进行监督的制度。意定监护制度是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的巨大冲击力下的产物，它的兴起是意思自治理念在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最大贯彻。英美的持续性代理权授予模式是意定代理制度主要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成年监护制度一直秉承普通法上代理原则，即一旦被代理人丧失行为能力，代理权当然失效。这种普通法上的代理原则使得一旦监护设立，被监护人的意志将被完全忽略，对其进行强制保护，不再考虑被监护人残存的意思能力，被监护人进行的所有事务皆由监护人代理。这对被监护人的意志自由及人格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随着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理念的兴起，美国设立意定监护制度即持续性代理权授予制度。该制度规定在本人意思能力尚未丧失时，有权指定意定监护人在其意思能力丧失或减弱时帮助其处理财产事务及人身保护事务。当然，秉承英美法系传统的加拿大也于20世纪70年代纷纷制定了新的代理权法案。意定监护制度的另一种模式是日本模式。日本将瑞典的特别监护进行延伸，创设了由公共机关进行监督的任意监护制度。他要求本人与选任的监护人订立代理合同，并要求公证人制作公证书，之后由公证人委托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由于本人对自身情况的了解远胜于他人，本人对监护人的选任，往往最有利于本人生存的需要以及创造更好生活。即使是意定监护适用较少的以色列或没有创设意定监护制度的德国，也在变革进程中强调了当事人个人意愿、自我决定的重要性。比起法定监护来，意定监护制度平衡了个体的特殊性和监护的僵化性，尊重被监护人个人意愿，使得本人在契约自由的框架下，自主选任监护人，充分尊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意定监护制度是私法自治理念的全面贯彻。
    2.禁治产制度或相关能力宣告制度的废除或修正
    禁治产制度曾是大陆法系国家监护法律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它主要是对于有精神障碍、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人，经一定范围人的申请，由法院以裁定方式宣告，使其成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并禁止其对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它的立法本意是为了维护精神不健全及意思能力薄弱者的财产安全，同时也维护善意第三人和社会交易秩序。但是由于禁治产制度设计的僵化性，被宣告为禁治产人后，无论具体情形，均禁止当事人对其财产行使权利，包括禁止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数额很小的财产支配。这使得当事人最简单的意思自治权也不能得到尊重，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宣告为禁治产人、但又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来说，连最基本的自主权也不能保证。同时，禁治产制度的关键在于财产，制度宗旨为维护交易安全，忽视了对当事人人身的照料和保护，也粗暴地排斥行为能力欠缺者的一切行为，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理。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废除该制度。旧《德国民法典》中的成年监护制度，即以第1896－1908条规定的精神耗弱者的禁止产宣告制度为基石，规定成年人因而不能处理自 己事务、因浪费成习而使自己或家属有可能陷于贫困时，将受到禁治产宣告。在受到禁治产宣告后，成年人监护即开始。20世纪90年代，德国通过1992年《关于改革成年人监护和代管法的法律》和1998年《修改照管法及其他规定的法律》，废除了禁治产宣告制度，以照管和代管制度替代了旧法中的监护和辅佐，从而确立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成年人照管制度。日本也于1995年废除了旧日本民法规定禁治产和准禁治产宣告，将法定监护制度按不同程度分为监护、保佐和辅助制度。同样废除禁治产制度的还有奥地利、瑞典及我国台湾地区等。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彻底废除禁治产制度，而是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如瑞士、埃塞俄比亚以及我国澳门地区，纷纷对禁治产制度进行了改良，为其注入新的理念，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原先没有禁止产宣告制度的英美法系等国，如美国、加拿大等，也对类似的精神能力界定概念进行了修正。精神能力的法律定义源自普通法系对能力的假设，在该假设中，除非按法定程序和要求进行认定，所有的成年人都被认定为具有完全能力的人。而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也被认为是能力不充分的。在成年监护的变革中，人们逐渐将医学上的精神障碍同成年监护中的能力界定区分开来，认为精神疾病不能自动构成精神上的无能力，而个人法律无能力并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健康。医学上的精神疾病患者并不一定会自动丧失他们的法律地位和自主决定权。成年监护法律逐渐将精神无能力的界定从广义的精神上无能力之定义慢慢限缩到重视个人认知和自治能力的狭义解释。美国法上古老的无能力宣告程序在20世纪70年代末变革为确立能力认知标准就深刻体现了这一点，而此点在加拿大变革中更为显著。从加拿大安大略省1887年出台的《尊重精神失常者法案》中以法律规定的“疯子包括白痴或其它不具备理智的人”到1911年安大略《精神失常法案》规定的“精神耗弱人”除包括发疯人，也包括“疾病、年龄、酗酒、滥用毒品或其它原因无法管理自身事务”的人，到1937年《精神失常法案》(修订)所规定的精神上不健全者，即“因固有原因或疾病、伤害导致的心智发育不健全，且需要对其人身和财产照顾、监督和控制的人”，到1979年后《替代决定法案》、《同意治疗法案》及《倡导法案》中的对无能力进行的“不能理解同它财产管理决定相关的信息”或“不能评估此决定的预见性后果”的重在“决定能力”的定义，无不反映了对精神能力重新界定的艰辛历程。禁止产宣告制度或相关能力宣告制度的废除及修订，是基于私法自治理念这一立法趋势，是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成年个体权利这一立法导向。
    3.尊重自主决定权，人性化的区分监护的不同类型
    自主决定权，系“就与他人无关的事情，自己有决定权，仅仅对自己有害的行为，由自己承担责任”的权利。③自主决定权是为了满足人的自主需要，此种需要导致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发展，是人内在的生活目标。20世纪以来，尊重自主决定权理念成为多数国家重构成年监护制度的基本理念。依据该理念，大多数国家被监护人行为能力丧失的不同情形，人性化的为其设定不同的监护类型，力求实现不同监护类型下的被监护人意思自治的最大化。美国法上的限制和全权监护的区分，加拿大法上监护与帮助共同决定的区分，日本法上监护、保佐与辅助的区分，无不体现了依据被监护人情形和需求，设立不同监护类型的立法趋势。即使是在成年监护中意思自治尚不发达的以色列，也要求尽量减少全权监护，保护成年人个人意志。④此外，德国新成年人照管制度，虽未区分监护类型，但确立了必要性原则和有限照管原则，这两项原则对监护的范围和程度进行限制，最大程度地给予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限制监护在德国法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摒弃传统成年监护制度中的大包大揽现象，代之以个案审查，重视法院在考察成年人从事具体事务中的能力，根据当事人不同的处理事务能力，包括各自不同的价值观等因素人性化的设立不同程度的监护。这是尊重本人的自主需求，尊重其自我决定权的最大程度之体现。
    4.成年监护之替代性解决机制及正当程序的合理运用
    随着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在意识到成年监护制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可避免的冒犯的同时，各国于变革过程中纷纷强调将此类冒犯度降为最低。以保护个人意思自治为基石，从程序上严格限定该制度的适用前提，将成年监护制度作为救济的最后手段，当替代性解决机制解决不了现存问题时，才适用成年监护制度。在此种背景下，各国的成年监护制度的替代性解决机制积极发展，包括以色列的国家长远社区护理，日本的社会保险计划，美国的养老信托等等。法院在判令是否适用成年监护制度时，也在穷尽其他替代性解决机制的前提下，作出适当判决，而此种穷尽主要是以正当程序的应用为保障手段。以色列法于1962年增加了“当没有授权或留有遗嘱管理财产事务时，才能指定监护人”的规定，德国法上也规定了相应的信托制度、银行账户制度、联合租赁制度等成年监护的替代性措施，并由国家对包括白天夜间照料、短期照料、对残疾人的照料在内的家庭照料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此外，在成年监护制度运行过程中，各国逐渐意识到正当程序的运用对于保护成年被监护人的重要意义，将原本较为繁琐和面面俱到的成年监护体制变革为较为简便易行的程序，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被监护人的权利、行使权利的方式、法院作出成年监护判决时应当履行的正当程序等，被监护人运用正当程序有效保护自我决定权。以色列立法采用了诸多正当程序保护措施，如法院在作出决定前听从个人意见及在审判前接受申请书的强制性规定。197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成年监护法律变革的重点即为成年人的人权和正当程序，规定“个人可以委派律师，对成年监护制度进程进行监督，诉讼主体必须出席庭审，除非他明确知道和自愿放弃他的权利”，而德国新照管法也强调了法院对照管人的选任的正当程序，要求法院“尽量遵从被照管人愿望，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法院才能对被照管人的意思作出同意保留。”
    5.年龄中立主义立法的回归
    在面临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及后人口转变时期⑤到来的今天，各主要国家都从 早期的年龄歧视主义⑥立法回归到年龄中立主义⑦立法，将老年人监护作为成年人监护的重中之重。日本的新民法革新了传统的将老年人监护视为家庭内部事务的法律文化，并废除了高龄老人的准禁止产宣告制度，代之以任意后见和法定后见制度，充分保护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正当行使。而加拿大从发疯人时代的法院拒绝仅基于年老因素认定该老年人为精神耗弱者而为其指定成年监护人的立法，到精神不健全年代的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将年老界定为疾病而不是生命的自然过程，直至新成年监护法律制度中规定的在注重保护老年人自我决定权，防止老年虐待的基础上为老年人的身体照顾、财产管理等设立适当监护措施这一历程，更深刻的反映了从年龄歧视到年龄中立主义立法的变革。
    (二)强调政治国家履行满足和保护私人自由平等生活的义务
    自由是私法的出发点，而实现平等则是私法追求的重大目标之一，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自由的制约。私法自治肯定意思自由，尊崇权利至上，因为其体现了民法文明价值和终极关怀，但私法自治弘扬的形式上的人的自由，却并没有顾及到现实中并非人人平等的事实。在自由和平等间寻求最佳平衡，需要强调国家义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鉴于个人自由里包含了对其他人自由的威胁，因此在保障自由方面，国家干预是不可放弃的，这即是公民社会权⑧和国家责任之所在。但是国家在承担相应的责任时，必须掌握必要的度。从国家确定家父权而不闻不问、国家强调国家权力以法律手段限制被监护人的权利、维护交易安全发展到国家重视个人自由，强调以适当的度介入成年监护制度从而维护人人生而平等宣言的国家义务的履行，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1.明确公权力介入成年监护领域的度
    (1)意定监护制度中公权力的渗透
    意定监护制度设置的原始目的虽然是为了排除法院的干预，以纯粹的私法形式贯穿监护制度。但在意定监护制度中，由于本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无法实现对监护人的监护监督，缺乏强有力的监护监督机制的意定监护制度是不完整的，因此多数国家均以公权力方式对意定监护制度设立监督机制。加拿大各州立法普遍规定在本人欠缺意思能力时，法院可以指示持续性代理人做出某种决定。在本人丧失意思能力后，法院监督持续性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可以命令其提交代理报告、账目记录、提交信息、出示证件、其它作为代理人所拥有的资料、文书或物品等；对于持续性代理人的酬劳或者开支提供建议；全部或者部分解除代理人因不履行其职责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日本的任意监护制度，内容由当事人以合约约定，而该监护制度受公权力机关基于本人利益的干涉。此干涉体现在，可以由家庭法院选任任意监护的监督人，同时，家庭法院对监护监督人有领导力，监护监督人须定期或不定期的提供相关报告。当然，公权力对成年意定监护的渗透有极大程度的限制，各国法在意定监护制度中皆着重强调被监护人的意思自治，加拿大新法还规定了在本人没有清楚的表达其意愿，一般来说，意定监护优先法定监护的原则。
    (2)法定监护制度中公权力的介入
    公权力对法定监护制度的设立、变更、终止，进行有效干预。如德国的法定监护制度，无论照管的设立、职责、免除和终止，为了保障被照管人的利益，代表公权力的监护法院始终对照管事宜进行有效监督。照管的选任在无被照管人申请时，由法院进行选任。当照管人处理被照管人事务不再合适时或存在免职的重大原因时，监护法院必须免去照管人的职务。国家对监护人监护职责的履行也进行必要介入，德国法规定特定情形下的涉及被照管人的重大事务如照管人对健康状况检查、治疗或医疗手术的允许，对被照管人做出的剥夺自由的安置，对于发生和终止使用租赁关系、用益租赁关系等必须得到监护法院的批准。加拿大萨省法律规定当成年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监护申请时，法院应给予一个驳回申请的异议期，然后由法院根据评估报告决定是否展开庭审和发出监护令。当然，较之意定监护制度，在法定监护制度中，由于公权力介入的空间更广，因此更要明确其介入的度。德国法从古老的无能力宣告制度中脱离，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上都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立了必要性和补充性原则为基石，将法律家长主义干预缩小到最小限度，而加拿大萨省新法中设立的帮助共同决定制度，其初衷即为使法院逃离固有“能力”定义，为国家的家父主义保护设置一个门槛性测试，而该项测试显著提高了个人的自治权。
    2.强调国家在成年监护制度的替代性解决机制中的应尽责任
    受父权主义影响，传统的成年监护一直被视为是家庭内部事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福利国家的出现，各国逐渐面向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以国家福利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尽量减少法律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各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以公共政策实施各项福利，它们成为成年监护制度的最有利的替代性解决机制。这点在家长主义色彩浓厚的以色列体现的较为明显，以色列的成年监护制度的适用并不显著，这同其良好的老年人福利政策有莫大关系。1988年，以色列颁布了《社区长期照顾法案》，宣布任何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老人无论其是否有正常的家庭组织形式，都有资格接受居家照顾，劳动和社会事务部还为少部分残疾老人每天提供热牛奶等家政服务。而德国从1995年成年监护制度的变革进程中，就一直将公共政策作为成年监护制度的辅助性措施予以发展，规定老年人可以选择支付给照顾者(比如他的家人)一定数额的费用，此笔费用由国家承担。国家对潜在的成年被监护人所提供的各项福利措施，减轻了成年监护制度的负担，并削弱了采取成年监护手段对当事人私人领域意思自治可能产生的侵犯。
    (三)重视成年监护领域内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成年人监护制度一直是家庭法的重要内容，它与亲属有着密切的关系，担任监护人的通常为被监护人之近亲属。但是随着人口形态的高龄化，家庭形态的核心化，以家庭及近亲属为主的传统监护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各国纷纷扩大成年监护人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亲属监护人，以社会之力保护被监护人的自由生活。成年监护制度的社会化趋势愈加明显。
    德国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对精神病人负责”的目标。⑨规定了成年人不能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自然人充分照管的，监护法院选任经认准的 照管社团为照管人。而当成年人不能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自然人或社团充分地照管的，法院选任有管辖权的机关为照管人。同时，法律对照管社团的认准资格作出统一规定，如：有足够数目的合适的工作人员，及工作人员间必须有交流等。这些社团监护人的资格认证明确承担监护职责的监护社团的标准，使得社团监护规范化。日本新民法843条也规定了法人的事业种类及内容及法人、法人代表与成年被监护人之间无利害关系时，法人可以充当成年监护人角色。同样规定可以由法人承担监护职责的还有俄罗斯、法国等。由专业的监护法人充当监护人，可以应对监护人选任日渐困难的局面，同时，法人监护的专业性更利于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在各国的成年监护制度社会化进程中，美国的公共监护制度发展得最为迅速。政府机构或者公共资助实体接受法院的指定而承担监护人职责，目前，美国大部分州的法律都对公共监护人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许多州也已经制定了适用于全州范围内的公共监护方案，其中社会机构的监护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类型。无论是否为营利，社会机构的监护在美国已经有了明确的实践标准。同时，2000年美国通过了指导社会机构监护人的执业标准，华盛顿特区、加利福尼亚州等也通过了社会机构监护人的法律和条例，社会机构监护既使无力承担监护责任的亲属获得解放，又使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利益得到了周全而又细致的维护，社会尽其应有之力，弥补成年监护中家庭亲属监护的不足，承担监护责任。
    从“发疯人”到“精神不健全”概念的反复界定，从全权监护到限制监护，从国家大包大揽到尊重自我决定权；从家长主义体制转变为尊重个人自治体制，从医学模式转变为同意权模式，从年龄歧视主义体制转化为年龄中立主义体制，成年监护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此种变革其实反映了它背后的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即以尊重私法自治为核心，强调国家义务和社会责任之履行当以个人作为首当其冲的法之评价主体。
    三、启示与策略
    在私法文化缺失的当代中国，我们尤其需要重塑私法领域中以权利、自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法律制度尤其是私法制度完善的过程中，确立以私法自治为核心的基础价值趋向，将国家和社会干预以义务与责任的形式同私法自治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个人本位与意思自由。
    (一)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之贯彻
    “理念是任何一门学问的理性”⑩，作为立法制度设计和立法活动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的科学的立法理念能够有效地指导立法条文、立法程序、立法实践。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现有的立法理念旨在消极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积极保护交易安全。此种立法理念贯彻下的立法条文采取大包大揽的监护方式，将被监护人的全部生活纳入监护人的监护之下，以限制甚至是剥夺被监护人的意思自由为代价。而“以权利主体平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契约自由为原则，建立以权利义务观念及过失责任为中心的民法体制”(11)促使各国成年监护制度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发展趋势，现行的成年监护立法应当尊重立法发展趋势，更新立法理念，借鉴国外成年监护制度中的尊重自主决定权和限制监护理念，承认并保护被监护人以自主意志最大限度参与民事活动的权利。贯彻尊重自主决定权理念即在成年监护制度的设立、变更和终止进程中，在成年监护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在涉及到被监护人人身、财产事务安排时，应当最大限度尊重被监护人的自我意愿。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理念，要求成年监护法律规定无论监护人、监护监督人还是公权力机关等在成年监护过程中均起辅助作用，而不是全权的大包大揽。尊重自主决定权理念，强调监护性质由权利转向义务，强调无论是监护人的选任，监护内容的制定或监护监督的成立，均将被监护人意愿放在第一位。以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为理念的成年监护法，对行为能力不足的被监护人来说，是保护法，而不是管理法。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强调对残障者生活正常化的保护。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残障者，他们的产生是个人的偶然和社会的必然，传统法律通常将其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孤立、无助而封闭的环境之中，作为涉及残障者基本生活需求的成年监护法律，尊重残障者自主决定权意味着强调残障者人权保护，重视残障者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及享有人格尊严不被侵犯的权利，享有维持其生活正常化的权利。在成年监护制度中，我们需要鼓励、尊重并保护残障者的正常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所进行的对自身及周边无害的行为，尤其是个人意思自由，予以确认，实现作为弱势群体的残障者的平等保护。限制监护理念即对监护的过程、内容，监护人的权利等方面进行程序和实体上的限制。限制监护理念是尊重自主决定权理念在立法实践中的延伸，它强调将每一例成年监护案件视为特别案件进行特别和专门化处理，要求法院等公权力机关细化成年监护人的权利及权利限制，包括细化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权利的保留。尊重自主决定权理念及由此展开的限制监护理念的贯彻，在实际立法过程中的实施与贯彻要经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必须在立法条文的完善中予以指明。当然，在强调“私法自治”、“私权自由”引领下的“尊重自主决定权”理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绝对的自由将带来私法秩序的无序和紊乱，而这种无序和紊乱反过来会影响到私法自治的行使。在成年监护制度中，强调尊重自主决定权并不是一味反对和限制公权力介入，相反，我们需要适度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监督，通过国家和社会以义务和责任的形式，来有效引导和限制过度自治而导致的负面效应，尤其需要平衡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弱势群体尤其是被监护人的意思自治。公权介入理念，即公权力强制介入成年监护制度，其实足以相对公正的第三方身份更有利的维护私法自治理念的权威性。
    (二)意定成年监护制度之设立
    从英美法系的可持续性代理制度发展而来的意定成年监护制度允许成年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预先选择监护人并与之订立意定监护合同，确定有关自己将来的监护事务并将此事务代理权授予该特定监护人。成年意定监护合同在本人因年老、精神障碍或其他丧失判断能力的事实发生后生效，其设立主旨即为在尊重自然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成年被监护人尤其是老年人 的人身照顾和财产保护问题。相比法定成年监护模式，它将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纳入监护领域，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设立意定成年监护制度，明确规定意定监护合同成立之要件为真实意思表示、书面合同、证人签名。规定意定监护合同可因当事人本人需求分为部分事务的意定监护和全部事务的意定监护。同时，对于意定监护人的任职资格及职责做出原则性规定，对部分不适格意定监护人如破产人、宣告失踪人、分居或进行离婚诉讼的配偶等做出除外规定，规定意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五个原则：尊重自我决定原则、帮助原则、最佳利益原则、具体分析原则、最小限制原则。此外，基于对丧失意思表示能力的本人合法权益之保护，设立适格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内的意定监护监督人，以法院等公权力机关设立对意定监护监督人的监督意定监护制度的最后防线。
    (三)私立监护、公共监护、社会监护合力的构建
    对于监护人来说，监护是一项职责，对国家和社会来说，监护也是一项义务和责任。法院在选任法定成年监护人时，应当在最大限度内听取成年人意愿，成年人对可被选任为照管人的人选提出建议，且这一建议不违背该成年人的利益的，必须依从之。在挑选监护人时，必须考虑与成年人的血统关系或其他个人联系，特别是与父母、子女、配偶的联系，以及利益冲突的危险。通常情形下，法院可在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愿意承担监护责任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中选任监护人。设立近亲属外的自然人充当监护人，必须经过该人同意。由于社会发展和个人需求的多样化，职业监护人能够以专业化的态度更好的适应个人意思自治，因此，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意愿选任在法院进行登记注册执业证并公开信息的职业监护人为监护人。但如成年人不能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自然人充分地监护的，法院可选任该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及社会福利院等公职部门或社会福利部门担任监护人，它们可将监护职责的履行托付给具体人员。这便是国家与社会承担的补充监护义务。
    (四)加强国家与社会的监护监督义务
    缺乏监督的机制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一旦监护关系确立，作为监护监督人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如法院等，应当密切关注监护关系，在适当的时候，履行监护监督职责。对监护人监护范围的大小，监护手段的合适与否都需要包括公权力机关在内的全社会进行有效监督。
    根据《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由此可得，我国的成年人监护监督是由法院进行的事后监督，但由于该条内容模糊，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且若无相关人员和单位申请，则监护无法得到监督。故需要对成年监护监督制度适当完善。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一体监督机制。在成年监护制度中，设立专门的监督人或监督机关是各国立法的通例，依中国国情，建立司法监督、(村)居委会监督、自然人监督并存的三重监督机制为最佳选择。首先，明确人民法院是执行监护监督事务的唯一司法机关，从设立监护人、约束和批准监护行为、解除监护、审查监护监督人和监护行政监督机构履行职责情况等方面全面介入监护关系。其次，考虑到我国社会重亲属伦理道德的传统，在没有本人的指定和遗嘱的情形下，由法院根据被监护人的实际情形从被监护人的近亲属、朋友中选任监护监督人，为保证监护监督人的监督行为的独立性，规定监护人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得被选任为监护监督人。最后，如无合适监护监督人人选，当监护人为自然人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选任被监护人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居(村)民委员会为监护监督人。可以由人民法院在民政部门或(村)居委会指定专人负责本辖区内的监护监督情况，且定期向人民法院作出汇报。(村)居委会了解被监护人及监护进程的实际情况，最方便对监护进程进行监督，且能迅速及时有效的根据实际情况保护被监护人利益。最后，明确规定监护监督事务。包括监督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控制是否合理与必要，有无侵犯被监护人人身权益；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等重大事项有无报告并经过同意，管理财产行为和财产处分结果是否符合被监护人的利益；在监护人缺位时，请求重新选任监护人并担任临时监护人；发现监护人违反监护义务时，及时向有关机构报告情况或者举报，申请撤换监护人等。
    注释：
    ①易继明：《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私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辑第2卷，第14页。
    ②［日］喜多了佑：《外观优越的法理》，千仓书房，1976年5月20日，第57页。
    ③［日］长谷部恭男主编：《现代宪法》，日本评论社会，1995年，第58页。
    ④Legal Catpacity and Guardianship Law 1962, Israel.
    ⑤相对于“前人口转变时代”而言的“后人口转变时代”主要是指人口转变完成以后的人口发展时期。后人口转变时代的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低生育、负增长和高龄化。
    ⑥年龄歧视主义将年轻人与老年人区别对待，甚至不将老年人作为普通人看待。一般来说，年龄歧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对老年人的特殊身体健康需要持冷漠态度，同老年人身体健康相关的医学等学科也发展缓慢，在法律体制中，法律很少侧重和偏向性的保护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利益。
    ⑦老年是人生的毕经阶段，老龄化是社会的必然产物，年龄只是一个中立的概念，它同物质生活，精神能力无明显关联，立法无需界定年龄这一客观而中立的概念。参见：“For an overview of negative Canadian views on the elderly”, Ageing and Society, supra note 9 at 5.
    ⑧社会权，在宪法学上通常指个人要求国家提供直接的、实体性最低限度的积极作为的权利，从而与传统的要求国家的不作为的自由权相区别。
    ⑨［日］田山辉明：《关于成年监护制度的调查报告·德国编》，东京社会福利协会，1994年，第41页。
    ⑩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