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葡萄酒，“进口”政治哲学

　　一七二九年十月二十日，孟德斯鸠从荷兰海牙乘船前往英国，船主是英国驻海牙的外交官切斯菲尔德伯爵。

　　一般人大约都知道，孟德斯鸠去英国，就像他之前的伏尔泰一样，主要是为了实地考察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政体。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孟德斯鸠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到英国上流社会拓展人脉和市场，以扩大自己庄园的葡萄酒在英国的销售量。

　　身为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和拉布莱德领主(Seigneur de La Brède)，他在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波尔多的东南部，拥有七至八处领地和葡萄园，而当时波尔多地区四分之三的葡萄酒都销往英伦三岛。

　　孟德斯鸠这个爵位的来源，颇具传奇色彩。这个家族真正的姓氏是瑟贡达(Secondat)，祖居法国西南部的吉耶纳地区(la Guyenne)，该地区再往南，翻过比利牛斯山，便是一个叫作纳瓦尔的王国(Royaume de Navarre)。根据封建时代的继承关系，纳瓦尔国王同时也是法国吉耶纳地区的阿尔玛尼亚克伯爵，在吉耶纳地区加龙河畔的内拉克(Nérac)拥有大片领地和一座具有宫廷地位的城堡。

　　孟德斯鸠的先祖皮埃尔 ·瑟贡达和让 ·瑟贡达父子，先后都在内拉克宫廷做过内侍(maistres d’htel)，深得纳瓦尔女王让娜 ·达尔布莱的信任和赏识。

　　根据历史学家埃米尔 ·德·佩尔斯瓦尔在当地档案中发现的一份历史文献记载，一五六一年，纳瓦尔女王让娜 ·达尔布莱将价值一万利弗尔的七处农庄和领地，赐与宫廷内侍、“尊贵的 ”让·德·瑟贡达，其中就包括一个叫作 “孟德斯鸠 ”的农庄。十五年后(一五七六年)，这份土地赠与文书得到了女王的继承人、纳瓦尔国王亨利三世的正式确认，而这位纳瓦尔国王不是别人，正是一五八九年成为法兰西国王、因为颁布《南特敕令》而结束了长达三十六年的宗教战争、深受后世法国人爱戴的亨利四世!

　　纳瓦尔王室赐与的领地，奠定了孟德斯鸠家族作为葡萄庄园主，在此后两个世纪里不断发展兴盛的基础。到了一六○六年，让·德·瑟贡达的长子雅各布因为在荷兰战役中为王室立下战功，被亨利四世册封为孟德斯鸠男爵，瑟贡达家族又正式成为贵族阶层的一员。

　　不过，孟德斯鸠本人拥有的最大一片领地拉布莱德(La Brède)，是他母亲带给夫婿家的陪嫁。这位天使般的母亲在儿子七岁时便去世了，她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仿佛就是为了给人类的文明进步生下孟德斯鸠，再为心爱的儿子带来拉布莱德庄园，以便他有朝一日能亲赴英国，向英伦上流社会出口上等红酒，并从英国 “进口 ”先进的政治哲学思想。波尔多的葡萄庄园主可谓多矣，然而除了关心葡萄的收成和葡萄酒的酿制销售外，还关心人的自由问题、关心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福祉者，舍孟德斯鸠其谁哉?

　　葡萄酒带来的丰厚收益，不仅让孟德斯鸠男爵生活无忧，更重要的是，他以这种自觉的生存方式，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这位依靠自己的土地生活的拉布莱德领主，无须仰人鼻息，像当时的许多外省贵族一样去凡尔赛宫廷钻营，乞求 “太阳王 ”路易十四的垂青和施舍。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孟德斯鸠极为重视自己葡萄酒庄的经营和葡萄酒的销售，而英国上流社会的潜在顾客，自然就成为他开拓市场的重要目标。

　　波尔多所在的加斯科涅地区位于法国的西南部，历史上与英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一一五二年，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六年后登基)，娶了法国阿基坦公爵的女继承人阿莉耶诺尔为妻，因此在做英国国王的同时，还顺理成章地成为法国的阿基坦公爵。庞大的金雀花帝国，除英伦三岛外，还跨海覆盖了法国北起诺曼底、南至加斯科涅的整个法国西部。直至英法百年战争爆发时(一三三七年)，英王亨利二世的后人爱德华三世依然是法国西南部吉耶纳公爵领(duché de Guyenne)的主人，领地范围包括此前的加斯科涅公爵领，以及阿基坦公爵领的一部分。此后的百年战争期间，加斯科涅地区一直是英国人的领地。

　　由此算来，从一一五二年至百年战争结束的一四五三年，在大约三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波尔多所在的加斯科涅地区都处在英国人的影响之下。另外，根据几位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的考证，孟德斯鸠母亲的家族就具有英国血统。

　　在波尔多，孟德斯鸠有不少英国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是吉耶纳总督伯威克元帅。这位总督的妹夫伯克利勋爵和外甥沃德格拉夫勋爵，也都是孟德斯鸠的朋友，与他经常往来和通信。一七二九年十月，正是带着沃德格拉夫勋爵的一封介绍信，孟德斯鸠来到荷兰海牙，认识了英国驻海牙的外交官切斯菲尔德伯爵，并与之成为朋友。热情友好的切斯菲尔德不仅将孟德斯鸠带到了英国，而且招待他住在自己伦敦的宅邸。

　　如果撇开开拓葡萄酒市场的目的不论，孟德斯鸠对欧洲各国政体和社会的考察计划，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为英国，而主要是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一七二八年四月五日，他从巴黎启程，踏上了游历欧洲各地的考察之旅：维也纳、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慕尼黑、海德堡、法兰克福、科隆、杜塞尔多夫、汉诺威、汉堡、布伦瑞克、荷兰。十八个月的旅行考察，除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给孟德斯鸠留下美好印象以外，当时普遍为君主制的欧洲大小各国，令这位启蒙思想家非常失望，他在《游记》中如此评论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

　　普鲁士国王对其臣民所施行的是一种可怕的暴政。他不愿意让这个国家的父亲们送他们的孩子去学习知识，这将使这个国家陷入野蛮状态。……他的国家充斥着贫穷，他个人的人品则滑稽荒谬。

　　关于荷兰堕落的社会风气，孟德斯鸠直言不讳地说：

　　人们告诉我的有关荷兰人的吝啬贪婪、欺诈成性，并没有丝毫的夸张，都是纯粹真实的现实。就在他最失望的时候，希望出现了。孟德斯鸠的英国老友，在维也纳担任英国大使的沃德格拉夫勋爵，与他在汉诺威重逢了。这次重逢的意义重大，因为正是这位老友，建议孟德斯鸠应该结束欧洲大陆的考察转赴英国，去了解一个完全脱胎换骨的崭新国家。而且，就像是为了给孟德斯鸠的英国之行拉开序幕，沃德格拉夫勋爵将他引荐给当时正巧回汉诺威逗留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这位国王的父亲 —曾经的德意志汉诺威地区的选侯 —乃英王乔治一世的外孙、查理一世的外甥，正统的斯图亚特王朝血统使他在安妮女王去世后当上了英国国王，史称乔治一世，由此英国开始了汉诺威王朝时代。 孟德斯鸠在汉诺威与开明而博学风趣的乔治二世相谈甚欢，当即修改了自己的欧洲考察计划，将考察顺序靠后的英国提到了首位。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次旅行。

　　孟德斯鸠出生后的前二十六年，是在号称 “朕即国家 ”的专制君主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度过的，他对这位 “太阳王 ”的绝对君主制非常厌恶。路易十四去世后六年(一七二一年)，他就在匿名出版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中，借两个旅居巴黎的波斯人之口，对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弊端丛生的法国社会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而且对绝对君主制提出了一针见血的质疑：“欧洲的大部分政府都是君主制的 ……这是一种暴力状态(un état violent)，总是会堕落成专制政体 ……权力永远不可能在人民和君主之间得到平等分配，平衡非常难以维持。获益者通常都是君主，因为他掌握着军队。”(第一○二封信，于斯贝克致伊本)相对于仍处在专制政体下的法国，海峡彼岸的英国此时已经成为全欧洲(实际上也是全世界)最为先进的国家。这个早在一二一五年就诞生了《大宪章》的国度，于法国大革命前一百年就进行了 “光荣革命 ”，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终结了专制王权，由此建立起的立宪君主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度，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进步之一。

　　精神和思想上对于英国的憧憬，葡萄酒生意上的 “营销 ”需要，这两重原因，构成了一七二九年孟德斯鸠乘船赴英的主要动机。这一年他四十岁，正值年富力强、阅历丰富、思想趋于成熟的年龄。

　　然而，要想深入了解与欧洲大陆国家迥然不同的英国，即使对孟德斯鸠来说，也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初抵伦敦的孟德斯鸠男爵，对这座向往已久的城市不仅没有什么好感，而且可以说印象相当糟糕：没有什么比伦敦的道路更糟糕的了：它们非常之肮脏。

　　……每次坐上马车出门前，你都得写下遗嘱，……因为马车一路上不断跌进坑洼之中，一次剧烈的颠簸就会让你抓狂。

　　金钱在这里受到至高无上的尊崇，荣誉和美德受到的尊崇却很少。随着时间推移，孟德斯鸠对英国逐渐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英国的年轻绅士们分为两类，一类学识渊博，因为他们长时间在大学里学习;……另一类则懵懂无知 ……

　　我觉得，巴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有着更为丑陋的东西;而伦敦是一座难看的城市，但是却有着非常美好的东西……在后来写下的一段笔记中，孟德斯鸠对于伦敦的印象已经完全

　　改观，由最初的反感转变为由衷的欣赏和尊敬：

　　伦敦，自由与平等。伦敦的自由是诚实者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威尼斯那种偷偷摸摸与妓女厮混并娶她们为妻的自由，也有别于荷兰那种粗鄙下流的自由。抵达英国后不久，孟德斯鸠认识了皮埃尔 ·科斯特，一位因为新教信仰而流亡伦敦的法国人。科斯特对英国政治哲学家的思想非常熟悉，而且极为推崇。他将哈林顿、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都翻译成了法语，其中最为重要、对孟德斯鸠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约翰 ·洛克在《政府论》中阐述的分权理论，众所周知，这成为后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科斯特和切斯菲尔德的引荐下，孟德斯鸠结识了当时英国政坛和文坛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博林布鲁克、克拉伦登、马丁 ·福克斯、沃伯顿主教、贺拉斯 ·沃波尔、休谟、查尔斯 ·约克，以及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罗伯特 ·沃波尔和他的兄弟唐森德爵士。不仅如此，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乃至上流社会的精英组织共济会(Freemasonry)，都接纳孟德斯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一七三○年初，孟德斯鸠先后两次获邀，到威斯特敏斯特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会议辩论，亲眼目睹了英国议会的运作程序，那种充满活力的、激烈的辩论场面，最初让他感到有些不适应。

　　第一次议会辩论是在一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议题为：和平时期的英国是否应该建立一支一万七千人的常备陆军，以应付可能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挑战。孟德斯鸠在当天的旁听记录中，特别提到了英国议员们在辩论时言辞粗鲁、缺乏庄重的礼仪。反对党保守党的主要发言人是威廉 ·希平，让孟德斯鸠感到意外乃至震惊的是，这位深受尊敬的议员竟然丝毫不把内阁(甚至王室)放在眼里，他在会场厉声痛斥 “只有暴君或者篡权者才会需要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而他丝毫也不欣赏这种 “汉诺威式的行事准则 ”。当时的辩论会场里，不仅有内阁首相沃波尔，而且，当时的英国乃是汉诺威王朝!这种事在法国绝对不可能发生，而在英国议会，一位议员的激烈言辞却不会给他招来任何的麻烦或报复。这一点，后来成为孟德斯鸠对英国议会民主制度最为欣赏之处。他在另一篇笔记中写道：在英国，一个人树的敌人就算跟他的头发数量一样多，也不会招来任何麻烦：这一点太重要了，因为心理上的安全和人身的安全同样必不可少。

　　几年之后，孟德斯鸠将这一亲身感受和重要思想郑重写进了《论法的精神》：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安宁状态，它源自人人都享有安全这一普遍观念。为了享有这种自由，政府就必须做到不让一个公民对另外一个公民产生惧怕。(第十一章第六节)抵达英国近一年后，孟德斯鸠在首相沃波尔的兄弟唐森德爵士的陪同下，到肯辛顿宫觐见了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王后卡罗琳及威尔士亲王，亲身感受到英国君主和王室作为国家的象征，在英国人心目中深受爱戴，但是其政治权力已经受到《权利法案》和议会的明确限制。由此孟德斯鸠真切理解了立宪君主制的要义。

　　孟德斯鸠对英国政体的深刻理解和由衷赞美，在他当时的一则日记中有过明确表述：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我称其为自由，是因为君主没有权力对任何一个人做出任何可以想象的损害，因为他的权力受到一份法律契约的监督和限制。(注：此处当指英国 “光荣革命 ”后诞生的《权力法案》)在这段话里，我们已经初步看到了孟德斯鸠后来在《论法的精神》第十一章第六节 “英格兰的政治体制 ”中所要阐述的最核心思想。

　　再来说说孟德斯鸠赴英国的另外一个目的：作为波尔多拉布莱德的葡萄庄园主，他希望到英国上流社会拓展人脉和市场，以扩大自己庄园的葡萄酒在英伦三岛的销售量。孟德斯鸠在英国一共逗留了十七个月，在极为讲究社交礼仪的英国上流社会，他发展葡萄酒客户的具体而微妙的 “营销 ”活动，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文字记载，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姑且不论热情接待过他的英国王室，单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伦敦上流社会，从沃波尔首相的兄弟唐森德爵士，到皇家学会会员再到贵族精英组织共济会的 “兄弟们 ”，从切斯菲尔德伯爵、博林布鲁克、克拉伦登，到马丁 ·福克斯、查尔斯 ·约克和沃伯顿主教，就足以构成一个品位高雅、购买力强大的顾客群体。

　　随后几年的事实证明，孟德斯鸠的英伦之行，在葡萄酒市场的开拓方面大获成功。一七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写给伯克利勋爵的一封信中，孟德斯鸠以愉快和调侃的口吻告诉这位英国老朋友：您的仆人(指孟德斯鸠自己)正忙于将自己的葡萄酒尽快运往爱尔兰王国。他祈求上帝让这个国家的人对葡萄酒产生更大的渴望。而声望卓著的苏格兰勋爵莫顿，在一封写给孟德斯鸠的充满赞美之词的订货信中这样写道：最近我有机会见到一位绅士，他告诉我说他品尝过产自阁下酒庄的口味极佳的红葡萄酒，是您发送给埃利班克勋爵的。鉴于一旦经过中间商的周转，我很难获得，甚至不可能获得纯粹的、未掺假的葡萄酒，因此恳请您吩咐贵酒庄的管理人，为我发送八大桶(注：一大桶约为二百升)最新酿造的上等红酒，对此我将不胜感激。

　　注意了：这位酷爱上等红酒的莫顿勋爵，竟然一次性向孟德斯鸠订购了八大桶红酒，也就是大约一千六百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拉布莱德庄园主在接到这封订货信时该是何等的开心。

　　一七四八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很快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就在此后不久，他给英国老朋友伯克利勋爵写了一封非常有趣的信：

　　依照您的嘱托，我曾给埃利班克勋爵发送了一批葡萄酒，勋爵认为这批红酒品质极佳，我已就此收到来自英国的回信。对方委托我再运去十五桶。如此一来，我乡下酒庄的存货即将售罄。看来，拙著(注：指刚出版的《论法的精神》)在英国取得的成功，也促成了我的葡萄酒的销售成功。

　　对于一个既高度重视经济来源，以此保障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同时又高度关注政治哲学的启蒙思想家而言，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双重成功!波尔多的佳酿与源自英格兰的宪治思想，就这样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