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与社会论文

小学品德与社会论文

小学《品德与社会》是小学阶段对儿童进行德育的主要课程，它以态度、情感和行为的改变为主要目标。著名教育家布鲁纳说过: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思想品德课教学，是否真正走向素质教育，其重要标志是引导学生主体参与教育过程的程度。在教学中，我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特点，尽情为学生安排充实、丰富的活动，给予充分表现的机会，不断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让他们在自主探究、自主发现、自行判断、共同评价中，明辨是非，感知善恶，加速道德认识的内化，促进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角色扮演引发共鸣近年来，有识之士提出“让学生中在活动中学习思品”、“思品教学体现活动化”等观点。在思想品德课中，一篇故事完整、情节生动、表象鲜明的课文，可以让学生自己来扮演课文中的人物，表演出整个故事情节。通过一台有血有肉、情节生动的课本剧，学生可从中领悟到课文中的思想内涵。这是一种以社会经验为基础而设计出的教育模式。它使学生如身临其境，增强社会中的角色意识，唤起责任感。例如《我想要我能要》一课，有关星星和爸爸妈妈逛商场吵着买东西的一段情节，就可以让学生以模拟的百货商店为背景，由学生来扮演爸爸妈妈和星星，双方都试图说服对方。让学生演了后评，评了再演。这样在评演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言行，认识到想要的和能要的之间的区别、差距，加上老师的点拨和激励，学生的道德认识不知不觉内化为学生的行动而外显出来。组织辩论深化明理学生的道德认识不能只局限于课本，有时必须通过活动拓展认识，深化明理，而开展课堂辩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法。中央电视台曾经现场直播“国际大专辩论会”，吸引了无数观众。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旁针博引，唇枪舌剑，向广大观众展示了敏捷的思维，超凡的口才。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教师通过创设道德认知冲突或抓住学生认知冲突，让学生采用辩论的方式解决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在辩论中深化明理，提高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开展实践知行结合思品课的教学应注重课堂明理，课外导行。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除了课内教学，校内训练，还要有意识地抓住各种教育时机，组织学生主动地、愉快地进行实践活动，从而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有利于知行统一，形成道德评价的能力，促进道德素质的提高。现代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很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大部分家长是只重视智力的开发，忽略了对其他方面的要求，这就造成了部分学生不关注周围的人和事，对他人的劳动无感激之情，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应该的，逐步养成了惟我独尊、我行我素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倾向。在教学《我的劳动感受》一课时，我一方面引导学生学会关注他人，知道学校内、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上的人们都在辛勤地劳动着，他们每天都在默默地为我们服务着;一方面让学生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意识地尝试不同的工作岗位，体验劳动的过程，感受劳动的艰辛，激发对劳动的热爱之情和对劳动者的理解和尊重，同时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把论语上的意思解释一下，深化以下

帮我想一个小学品德与社会的论文题目,能提供些资料或者范围的可以追加赏分谢谢急用

教案和教学设计都是事先设想的教学思路，是对准备实施的教学措施的简要说明；教学案例则是对已经发生的教学过程的反映。一个写在教之前，一个写在教之后；一个是预期，一个是结果。案例与教学实录的体例比较接近，它们都是对教学情景的描述，但教学实录是有闻必录，而案例则是有所选择的。

文化与品德议论文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少年时期是长身体时期，也是思想道德观念形成时期，要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思想道德方面的健康成长不可或缺。“德者才之帅”（司马光语），思想道德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主导，关系到他们将来成为什么人，走什么路，能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要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　　在广大未成年人中开展“知荣辱、树新风、我行动”道德实践活动，要贴近未成年人的实际，按照简单易行、切实可行、就近就便、力所能及的原则，组织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学习当中，在家庭、学校、社会参加针对性、参与性、实效性强的道德实践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深刻理解道德要求，增强道德观念，打牢道德基础。

“道”是在昭示一切，“德”是在承载“道”的一切;“道”指的是道理，“德”指的是好的品行。“道”的道理，都出现在“德”的身上，“德”的“品行”都产生于在“道”。所以，没有“道”，也就没有“德”，没有“德”，也就看不见“道”的存在。有道才有德，有德才有道，就是“道德”。自古以来，没有那一位伟人是没有“道德”的，也没有一个坏人有“道德”。道德，然而，今天我却看见了一件有损“道德”的事情。　　雨初停，我去买一块五的猪肝，然而，店主在秤猪肝的时候说一块五的猪肝，却给我一元钱的猪肝。我是第一次出去买东西，也不懂怎么看够不够量，拿着猪肝就急匆匆地回家了。回到家，妈妈说我了，我气愤至极。难道，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道德，关乎人民的素质，民族的兴荣。然而那家店主，却损了中国人的素质。想想看，他们连中国人都，何况外国人?如果外国人来买东西，他们岂不是狮子大开口?他们连国人的五毛钱都要，何况外国人的几块钱，几十块钱，甚至几百，几千块钱?为了利益，他们居然不惜丢掉我们的祖先辛辛苦苦换来的颜面!中国人的良好品德快被他们这种人给丢尽了!他们这是给我们中国，中国人民的脸上蒙黑!想想钱学森，邓稼先这些的老一辈出色的科学家用生命，幸福，牺牲自我利益换来的中国人的颜面，中国人的尊严，即将要被类似店主这种人，为了那小小的利益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小小”的“术”，所丢尽，被外国人指着骂着我们中国人没道德，不厚道，我就痛心。(　　现在，已经有外国人在骂我们中国人了。看看。在美国珍珠港，可以看见只用中文写着的“垃圾桶在此”;在泰国皇宫，可以看见只用中文写着的“请便后冲水”;在巴黎圣母院，也可以看见只用中文写着的“请保持安静”。难道现在，还要外国人只用中文写“请不要钱”吗?醒醒吧，那些有损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道德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道德，改变这一个局面。我们的“德”要体现在“道”的身上，让外国人知道，我们是有“德”有“道”的人，中国不是那种素质低下的人!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让外国人时时刻刻竖起大拇指对着中国。“道德”关乎人民的素质，民族的兴荣，没有一个良好道德的民族，是不可能兴旺起来的!中国人要想不被别人欺负，不被别人耻笑，国土不被别人蹂躏，就得有一个良好的道德!记住，你永远不是代表着你自己，你而是在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三亿的中国人民!你可以使外国人赞扬中国，但也可以使外国人耻笑中国。赞扬的条件与道路，永远比耻笑的条件还要复杂与艰难。

前些天爸爸让我看了篇报道，大大的配图照片是一个苍老且再也普通不过的老农，正站在破旧的房屋面前，举着粗糙但坚实的手，似乎坚定地要告诉我们什么，再看配图标题，粗粗的黑体写道：“温州‘诚信老爹’身上流着道德血液”，小标题是：“八旬老人还儿债，诚信做人动乡邻”，整篇报道是讲一个“温州八旬老渔民为在台风中死去的三个儿子还债五年至今”的故事。诚信老爹，一个本来就生活拮据的老人，在承受了失子的巨大悲伤过后，平静地对债主说出“人死债不烂”这样的话，用“子债父还”之举诚信守诺，用“诚信”之心感动了全村的人，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肃然起敬。德，不因显爵而高尚；品，不因贫穷而低劣。诚信老爹，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再现。中华上下五千年，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文明史，诚信、谦让、勤俭、仁义、从善如流等太多的中华美德故事了。诚信，从《陈太丘与友期》中的陈太丘信守承诺；《孟母不欺子》中的孟母坚持说到做到，到商鞅的“立木为信”，曾子的“杀猪偿信”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这些都是古老的故事了，历史和时间或许把它们打磨得有些褪色了，但无论光阴的轮回，世事的变迁，都决不会被一个有道德、有品德的中国人会遗忘、丢弃。而当今社会，随着那种摒弃诚信牟取暴利的风气的不断蔓延，食物都是“有毒”的，连自己亲手生产的馒头自己绝对不吃，这不仅是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现实，更是一种道德传承的沦丧的悲哀！企业家们，为了一切的利益，可以坑害人民，可以见利忘义，身体中再不流淌道德的血液！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脸上不再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老人的气息愈来愈沉重，年轻人的朝气荡然无存，生产问题食品的人们难道没有一丝从心底里的愧疚吗？扪心自问，当所有的食物大家都不敢轻易食用，当所有的诚信都被利益所吞噬，当所有的人全都以鄙夷的眼光打量着身边的人，冰冷的世界，那些赚得的金钱可以使人感到温暖吗？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早在二千年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人要是失去了信用，那他将什么事都做不成。失去了美貌有健康陪伴，失去了健康有才学追随，失去了才学有机遇相跟，而失去了诚信你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如过眼烟云，终会随风而逝。中华文化浩如烟海，传承中华美德，固守诚信品德，就如同一个国家有了灵魂，大树有根，江河找到了源；不然，只能堕落，只能枯萎，只能干涸……真的，看似平凡困苦的“诚信老爹”，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复苏的点点闪亮，这与当下一些有悖于中华文化的行为，值得我们思忖与反思。诚信的传承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我们重归无尘的心灵，用“诚”和“信”，让人与人之间少一分冷冷的怀疑，多一份暖暖的笑容！只有有了诚信我们才能发现：青草绿树，蓝天白云，花香鸟语，美丽无处不在；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月圆月缺，美丽尽存其中……

“中国——文明古国”、“中国——礼仪之邦”……每当听到这些名字，我都为亲爱的祖国感到深深的骄傲、自豪。“中华魂”我们华夏儿女优秀的民族精神，更是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中华魂又被人们亲切的称为“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是我们的祖先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弘扬中华美德。谈起中华美德，大家都知道一些比如：孝敬父母、明礼诚信、待人有礼、热爱祖国等等。“中华美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几件这种美德之事吧！　　雷锋！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的好人好事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其中有一件是令我非常感动。在1952年的一个冬天，在外地打工的人们个个都准备着买火车票回家过年呢！雷锋也不例外，他来到火车站后看见了火车已经开来了，刚想上车，一个老奶奶大叫：“我的火车票去哪了？那可是我花了所有钱买的车票呢！”雷锋一看走了过去问老奶奶：“您怎么了？”老奶奶着急的跟雷锋说了事情的经过。雷锋说不用怕，我帮您一起找。找着找着，火车要开了！老奶奶一看着急的说：“不好！车要开了！下一班还要等7天呢！怎么办？”雷锋一看决定把自己的车票给老奶奶。老奶奶那车票给你，你快上车吧！老奶奶一听，接过车票说：小伙子谢谢你，那你怎么办？雷锋说：我还年轻可以赚钱在买车票，可您老了，赚不了钱，所以你快上车吧！就这样老奶奶上了车，可雷锋叔叔就只能重新赚钱在坐火车了。这故事讲了中华美德的重要要点“舍己为人”。　　岳飞的母亲姚夫人，古代四大贤母之一，教子精忠报国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岳飞15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岳飞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而退伍。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　　临行前，姚夫人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姚夫人听了岳飞的回答十分满意，他决定把精忠报国四字刺在岳飞背上，让她永远铭记在心。姚夫人问：“孩子，针刺很疼的，你怕吗？”岳飞说：“母亲！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不一会儿，母亲用针刺在了岳飞背上。后来岳飞随元帅宗泽去救援，多次打败了金军，得到了人民的称赞。这个故事又讲了中华美德最基础的一点“热爱祖国”。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我们熟悉的名人事迹，中华美德可不止这些，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比如，下课主动跟老师问好，是一种尊敬师长的美德。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一个小雷锋的故事。　　张艺潇，本班的小雷锋。记得有一次我和张艺潇一起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些大哥哥在人行道上踢一个易拉罐，大哥哥们走后，那个易拉罐在地上被风吹的到处跑，张艺潇看见了连忙跑过去捡起易拉罐，说：这些大哥哥们一点环保意识都没有，而且万一那个老爷爷不小心踩到了，摔倒了怎么办？说着他把易拉罐扔进了垃圾桶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爱护环境。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同学们，往往那些小事更能体现出我们小学生的优良习惯，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张艺潇同学的那种良好品德。　　中华美德，崇高敬佩的美德；中华美德，经久不衰的美德；中华美德，流传千古的美德；中华美德，我们弘扬的美德！让我们携手起来，让这种美德存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间，让这珍贵而又神奇的美德永驻我们的家园——中国！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德国国家社会与文化论文

两次世界大战也不能完全怪德国，英法把德国往死里整，他能不发动战争吗

德国政治教育目标属性和绩效政治教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德国； 政治教育； 目标； 绩效　　论文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为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辩证。它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使命，并且基于自身的政治属性而被作为国家的政治资源加以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绩效。　　德国政治教育,曾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等历史形态。二战以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精心设置，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当代，政治教育既是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政府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紧紧契合。也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　　一、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　　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德国正式启动。从本质上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所领导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与本国执政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结点与桥梁的作用，才使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在德国社会中构筑这种理性基础，进而“在民众中推广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能主动地、批判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　　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又必须是建立在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和铲除的基础之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另一方面，还要使德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民主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是新的社会条件下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实现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又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必然要求。　　在德国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既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基础，又是主要的实现途径。其中，政治认知又是政治参与的根基，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充分的政治认知发展为前提。　　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教授，更加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注重的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了完备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才能为将来进行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适当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重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教育观”、“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实践也同样影响重大。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升，在于政治品质的形成，因此，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而这又需要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体验，即所谓“知行合一”。　　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有能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政治。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量。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既影响到新生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又影响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因此，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对公民意愿的反应就越敏感，这样也就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和认同感，直接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稳定。”　　二、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　　源于盟国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愈发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很多德语学术著作里，它都与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甚至政治社会化概念本身就被等同于政治教育，二者经常交替使用。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层面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永恒化的途径，这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性政治教育，以促使其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体系——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　　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相比英、美等国，德国政治教育更强调和重视发挥国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作一种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资源，它虽然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带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较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体系的价值基础（即德国宪法）才可能转化为社会大众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就是国家对政治教育这种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这种政治资源进行精心的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学校、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治党派甚至政府部门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这些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配合、协调作用，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取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来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出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该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各级议会、政府，各政治党派、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担当各自责任，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了“联邦议会总决策和总监督，联邦政府组织和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　　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工作直接受联邦议会的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权是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通常由20位左右联邦议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背“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ichkeit）。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进行决议，具体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其工作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由此，联邦议会就把持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决策权，掌控了德国政治教育全局。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能包括：一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政治教育工作做出规划，为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并对政治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资料，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也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参观旅行、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政治进程进行持续地调查和分析，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树立对于复杂政治领域的正确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扮演着全体公民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建设并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其对德国政治教育资源建设和配置方面。它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植与建设。通过成熟的社会化运作的手段，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非政府机构实施政治教育，并通过规章制度及合同条款的约束，达到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使其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不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相违背，以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和统一管理；另一类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对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一是由政治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明文规定，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等，尤其对这些机构所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由这些社会机构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时须递交机构的章程、经济状况证明材料、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承担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等。三是由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当通过审查后，拨付活动经费，并对承担者所要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或建议，活动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家社会机构申请承办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种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绩效　　在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性政治认同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的转型过程。二战结束之初，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扶持，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未能从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一点，在1963年出版的阿尔蒙德所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窥一斑：1959年仅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当作民族自豪之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纳粹思想残余的根深蒂固、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东西方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再加上战败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铲除纳粹主义思想和构建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两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除”是“构筑”的基础，只有深入彻底地反思、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而这种德国历史上可望不可求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及民众“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到1978年的认可度已经上升到31％，到1988年则为51％，而对基本法的支持率到1978年甚至达到了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党政制的高支持度，对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都体现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渐发展与成型。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联邦德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认同”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少不了经济的腾飞、政局的稳定和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机缘，而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同样功不可没。　　自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对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实现两部分德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培养德国人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政治现实。　　参考文献：　　[1]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M]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2][美]戴维·伊斯顿社会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3]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　　[4]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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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与文化的论文1500字

两次世界大战也不能完全怪德国，英法把德国往死里整，他能不发动战争吗

德国政治教育目标属性和绩效政治教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德国； 政治教育； 目标； 绩效　　论文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为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辩证。它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使命，并且基于自身的政治属性而被作为国家的政治资源加以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绩效。　　德国政治教育,曾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等历史形态。二战以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精心设置，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当代，政治教育既是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政府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紧紧契合。也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　　一、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　　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德国正式启动。从本质上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所领导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与本国执政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结点与桥梁的作用，才使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在德国社会中构筑这种理性基础，进而“在民众中推广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能主动地、批判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　　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又必须是建立在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和铲除的基础之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另一方面，还要使德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民主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是新的社会条件下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实现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又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必然要求。　　在德国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既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基础，又是主要的实现途径。其中，政治认知又是政治参与的根基，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充分的政治认知发展为前提。　　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教授，更加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注重的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了完备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才能为将来进行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适当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重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教育观”、“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实践也同样影响重大。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升，在于政治品质的形成，因此，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而这又需要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体验，即所谓“知行合一”。　　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有能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政治。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量。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既影响到新生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又影响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因此，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对公民意愿的反应就越敏感，这样也就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和认同感，直接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稳定。”　　二、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　　源于盟国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愈发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很多德语学术著作里，它都与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甚至政治社会化概念本身就被等同于政治教育，二者经常交替使用。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层面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永恒化的途径，这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性政治教育，以促使其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体系——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　　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相比英、美等国，德国政治教育更强调和重视发挥国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作一种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资源，它虽然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带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较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体系的价值基础（即德国宪法）才可能转化为社会大众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就是国家对政治教育这种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这种政治资源进行精心的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学校、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治党派甚至政府部门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这些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配合、协调作用，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取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来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出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该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各级议会、政府，各政治党派、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担当各自责任，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了“联邦议会总决策和总监督，联邦政府组织和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　　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工作直接受联邦议会的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权是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通常由20位左右联邦议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背“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ichkeit）。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进行决议，具体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其工作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由此，联邦议会就把持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决策权，掌控了德国政治教育全局。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能包括：一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政治教育工作做出规划，为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并对政治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资料，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也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参观旅行、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政治进程进行持续地调查和分析，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树立对于复杂政治领域的正确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扮演着全体公民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建设并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其对德国政治教育资源建设和配置方面。它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植与建设。通过成熟的社会化运作的手段，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非政府机构实施政治教育，并通过规章制度及合同条款的约束，达到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使其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不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相违背，以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和统一管理；另一类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对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一是由政治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明文规定，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等，尤其对这些机构所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由这些社会机构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时须递交机构的章程、经济状况证明材料、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承担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等。三是由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当通过审查后，拨付活动经费，并对承担者所要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或建议，活动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家社会机构申请承办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种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绩效　　在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性政治认同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的转型过程。二战结束之初，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扶持，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未能从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一点，在1963年出版的阿尔蒙德所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窥一斑：1959年仅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当作民族自豪之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纳粹思想残余的根深蒂固、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东西方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再加上战败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铲除纳粹主义思想和构建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两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除”是“构筑”的基础，只有深入彻底地反思、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而这种德国历史上可望不可求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及民众“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到1978年的认可度已经上升到31％，到1988年则为51％，而对基本法的支持率到1978年甚至达到了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党政制的高支持度，对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都体现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渐发展与成型。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联邦德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认同”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少不了经济的腾飞、政局的稳定和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机缘，而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同样功不可没。　　自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对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实现两部分德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培养德国人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政治现实。　　参考文献：　　[1]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M]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2][美]戴维·伊斯顿社会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3]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　　[4]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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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文化论文

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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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企业文化特点 在国际市场上,德国制造和德国标准通常代表着高品质,是消费者可以完全信赖的。在这方面,就连一向以高品质取胜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对于这种现象,日本经济学家进行了潜心的研究。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日本经济学家认为,德国企业的高质量产品主要取决于德国企业的高质量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的企业文化相比,德国企业文化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缩短工时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30年中,德国工人的工时已经减少了500小时。在工资和工时关系上,德国是工资不断上升、工时逐渐减少;日本尽管工资高,但工时却相当长;英国、美国虽然工时也在减少,但远不如德国明显。 高附加值经营 比较日本和德国两国的贸易品种单价就可以发现,在机器设备和汽车方面,两国价格相差2至4倍。日本出口的往往是大路货,而其他国家从德国买入的却是清一色的高级产品。德国的实践证明,高附加值经营的关键是高度专业性,促其形成的因素有文化、国民性、思维方法等。具体体现在管理上,就形成了德国特有的技师制度。具体体现在研究开发上,就是集中优势力量,深入研究有限领域,从而产生非凡的独创性和独特性。技师制度和研究开发中的独创性是德国企业通常采用的两种方法,这也是德国经济持久强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双重教育培训制度 在教育培训制度方面,德国通常实行双重教育培训系统,形成学校教育和工厂企业教育培训双重机构。德国教育系统的特色十分鲜明,有七至八成的学生在十五六岁时就已区分各自的主攻方向,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努力目标。由此产生的高度专业性也就成为德国工匠卓越技术的源泉。从世界范围来看,技师制度的确是德国特有的一项制度。以小汽车为例,组装完成的汽车从生产线上出来时,技师就上场工作了。整个装配工作的三分之一是由德才兼备的技师亲自处理的收尾工序,其产品的质量自然有了绝对的保证。尽管日本的汽车品质非常高超,但却始终难以超越德国汽车的水准,关键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双重教育培训制度下形成的技师制度确实是德国企业文化的一大亮点。 注重创新研究开发 长期以来,德国企业高度重视开展创新活动,并为此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目前,德国研究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9%,位居世界前列。德国人始终相信一句话:真正决定企业未来的前途命运的应当是研究与开发,而不是别的不能人为把握的什么客观因素。不管经济如何不景气,德国企业始终不削减开发费用。事实证明,德国企业的这种战略眼光确实是非常高远的。在研究中重视高度的独创性和高度的专业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潜力,这正是德国研究与开发体制的一大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