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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论文

发布时间：2023-12-12 03:04:49

关于社会现象论文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展开本文的论述之前，先对论述对象进行界定。本文所论及的兄弟并不指具有血缘关系的因年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长幼之序，而是指在社会交往关系中交往个体因某种需要而相互（或单方面）做出的一种身份次序的安排或称呼。这种安排或称呼一般地也遵循年龄原则，但是某个个体与另外的交往个体并不因为年龄的不同就自然形成“兄”或者“弟”的关系，而必须经过某种仪式或认同，方可在交往双方当中产生。称兄道弟，这种说法的本身实际上也隐含了上述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用“称兄道弟”这几个字去描述两位亲兄弟的交往方式的。界定了论述对象之后，笔者所要展开的第一个问题是：对称兄道弟这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说称兄道弟是一种社会现象，这里并不存在夸张的意味。在中国，从村头的混混无赖到街头的流氓阿飞，从黑道上的帮派到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小群体甚至组织，从相互熟悉到路上的偶遇，都可以听到“老大”、“老三”或“老兄”、“老弟”这样的称呼。另外我们从各种文化载体上也可以觉察到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我国的两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前者的桃园三结义，后者的一百单八梁山好汉，在我国可以说是人人皆知，而且一经提起，莫不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的。其次便是当代多如牛毛的武侠小说以及现今根据这些武侠小说改编的充斥电视荧屏的古装戏，很多人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些“成年人的童话”中的侠义英豪、江湖义气，几乎就要拉上几个拜把子兄弟去所谓的“江湖”上行侠仗义了。再从各种现代影视片上看，内地的、港台的，均有大量片子涉及到了称兄道弟这种现象，其中以港匪片为甚。外国的警匪片笔者也看了不少，却极少听到过黑帮成员之间称兄道弟。如果让一位英文翻译把这种称呼准确传神地译成英文，可能会难倒他的。笔者认为以上的描述已经足够地说明“称兄道弟”这种社会现象在中国的普遍性和有研究的价值了。但是，描述性说明是肤浅的，他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下面是笔者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在一个接触较为密切、频繁的交往圈子里喜欢称兄道弟？为什么中国人认为“兄弟”是比朋友更密切的更容易接受和认可的一种交往对象？笔者认为必须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社会结构特征中寻找。本文转自网学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豪华跑车、富家公子、浙大毕业生、飙车撞死人，诸多吸引眼球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引发了社会对杭州飙车案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而当地交警部门最初的草率鉴定，最终让这种关注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日前，受害者家属接受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一起交通事故何以演变成一桩公共事件，社会各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显然，这件案子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能够如此轻易地撩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其背后的因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或是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飙车案激起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关注，暴露出了普通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灼感。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焦灼感背后所体现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人所警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杭州飙车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标本意义。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虽然这部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富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但很明显，其中一些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炫耀性消费常常让身背几十万住房贷款的工薪阶层目瞪口呆，再加上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是那么阳光透明，其先富之路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这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感。而这其中，豪车无疑是先富阶层的一个标签，每一次引发的事故几乎都成为一时的焦点。此次杭州飙车案，媒体对双方“开跑车的富家公子”和“ 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名校毕业生”不同身份有意无意的强调，无疑放大了人们这种阶层分野的意识和情绪。本来，法律是无论贫富都要遵守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但飙车案发生后，杭州警方并没有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在最初事故认定时在措辞上的不确定，引起了公众对权钱交易的遐想和对司法机构公信力的怀疑。这其中，肇事者的一个朋友打了四十分钟电话试图摆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一些有钱有势者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遇到麻烦时调动关系将其“摆平”，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是多么陌生的社会现象。但每一次“摆平”，都在侵蚀司法这一最后权利屏障的公信力。其实，以上的种种，并不是一个胡斌所能够负担的了的。凭心而论，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反应多少有些过度，但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权利救济途径的缺乏，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都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和契机。飙车案不过是一个放大器和导火索。而网民表达中所闪现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令人不安。如果富人阶层和草根阶层除了相互鄙视和谩骂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么，这将为我们这个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说到底，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冲突纳入法治的轨道。不论是开宝马还是挤公交，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被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有效庇护，应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而这其中，公正司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韩国社会现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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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韩剧风靡中国，它所彰显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与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有许多共通之处，从而体现出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对于外来的文化影响，不能麻痹对待，却也不必草木皆兵。　　引言：屈指一算，韩国电视剧已悄然走进中国15年了。如今韩剧就如同这个国家的泡菜一样，以平实的特质和独有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　　看看央视索福瑞的市场调查吧：从2002年到2005年，几乎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播放过韩剧，我国电视台2004-2005年播出的699部引进电视剧中，就有5%来韩国。　　看看我们的身边：翻开报纸，关于韩剧的报道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登陆互联网，有关韩剧的剧情介绍，剧情下载，剧照图片是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就连给朋友打个电话，对方的彩铃也是韩剧主题曲。　　韩剧的“来势汹汹”甚至已引发了一些中国电视人的“讨伐”，以至于在05年6月第11届上海电视节上，一些中国电视剧导演，演员纷纷控诉韩剧抢了他们的“饭碗”，历数韩剧的种种缺点，甚至要求动用行政力量限制韩剧在中国的进口和播出。　　到底韩流对中国人有哪些影响呢？韩剧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对于韩剧，我们需要学习还是抵制呢？我们几位同学对此进行了探究。　　“韩流”的起源：　　“韩流”的发源地是在中国，以电影电视剧和大众音乐为核心。　　中国和韩国自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后，1993年第一部韩剧《嫉妒》在中国cctv播出，此后一系列有关家庭伦理，男女爱情的韩国电视剧开始出口中国，特别是1994年cctv曾经播过的《爱情是什么》在1997年重播时，在进口电视剧历史上创下了第二高的收视率，从此“韩流”开始了。此后，《星梦奇缘》《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一系列韩剧的陆续引进，在中国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热潮。　　韩国大众音乐则是通过1997在中国开播的“汉城音乐厅”在中国流行起来的。　　“韩流”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衣：韩剧《浪漫满屋》播出后，短外套铺天盖地，胸下切分的上装，端到胸口的外胎小背心比比皆是。大街上的流行女装店，随意一打量就不难发现有“韩味”。最深刻的改变，是你觉察不到的改变。不少满身韩服的女孩子，并不承认自己在学明星，而是认为这本来就是她们喜欢的样子。　　食：超市里，小袋的韩国泡菜是最好卖的速食菜。韩国菜馆也越来越多，最好卖的是烤肉和大酱汤，只因为裴勇俊在《冬日恋歌》里说了一句：“原来幸福就是这样，看到心爱的人煮的大酱汤在炉上沸腾！”而如今中国茶道的复兴，中医药美容的流行，也得益于韩剧《茶母》和《大长今》的演绎，使得国人换了一种角度看待自己的文化。　　脸：韩剧中的美女帅哥99%都是整过容的，这在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整容风暴。韩国人正在改变中国人的脸。韩剧导致一种妆容的盛行——透明妆。水和粉调和，涂七八层还是让人觉得你没有化妆。　　车：韩剧中少不了的是名车伴阔少，以至于许多人把买一辆豪华房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行为方式：中国人在实际操作层面中一直认为分不清礼教和礼貌。以前每天都要给父母请安是礼教，看到父母只是随便招呼一声，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够独立。但韩剧里表现的家庭观念给中国人好好的上了一课，教会了我们在尊重长辈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见解和行动力。　　韩剧的魅力所在　　为了明确“韩流”现象和积累一些依据，我们几位同学在我校学生与老师中进行了一次微型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喜欢韩剧的师生中，“爱情故事纯美”，“俊男靓女养眼”，“故事曲折好看”，“感觉轻松美好”，“故事催人上进”成为韩剧吸引他们的五大看点。　　一．弘扬情感美德　　韩剧强调的是一种放四海皆准的价值观，体现纯真和从一而终的情感美德。我们认为，韩剧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总是在描述，宣扬一种美好的情感。其中的主角总是纯美善良，吃苦耐劳，乐观向上。剧中有恶人，但最后不是幡然悔悟，就是恶有恶报。总之，爱与宽恕是战胜一切的。里面的感情纯纯的，令人向往，灰姑娘总是能遇上白马王子，满足每个人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贫穷的人也能够活得快乐，让人觉得生活充满希望。人类对美好东西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许多优秀的韩剧就像给人希冀的成人童话，让人迷上了它的温情，正好为观众提供了舒缓心理焦虑的空间，甚至有振奋精神，净化人心的作用。　　正如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梁旭明女士所说，“中国人喜欢韩剧，是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寻求在这个转型社会中日益缺失的那种温情。”　　二．韩剧本土化及其生活化气息　　大部分韩剧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场面，大部分都集中在特定的几个场景内。韩剧表现出来的本土化不亚于剧情，如随意温暖的小食店，街头排挡繁华的闹市区和陈旧的小街道，及由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惯无一不占现出“泡菜文化”。与中国电视剧相比，韩剧显然更生活化，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李闵泰先生所说，“普通人能成为主角，大众上了历史舞台，电视剧里说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有较强的现实性。”　　可贵的是，韩剧在展现家长里短的同时，也完美的将我们上面所说的弘扬情感美德完美的结合了进去。　　三．精致的情节和标致的演员们　　韩剧的大场景虽然不多，但是很美，电视剧制作非常精细，可以看出制片人员们费了不少心血。以《大长今》为例，导演李丙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史料搜集上下了不少功夫，为了演好御膳宫女，演员们都要专门学习各种宫中料理。我们在拍摄那些烧菜镜头时，也尽力追求完美。一道菜往往要煮上很多遍。重拍很多次。”　　韩剧帅哥美女也相当多，据说，韩国社会比较重视人的相貌，甚至有些时候会“以貌取人”，所以韩国整容业特别发达。暂先不说这其中的消极一面，至少韩剧中的帅哥美女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此外，相当一部分韩国演员不但帅哥美女，而且更重要的是气质相当好，非常敬业，优秀的演员保证了韩剧的质量。　　韩剧的缺陷　　韩剧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缺陷。　　一、过于传统与迷信　　韩国的儒教传统比中国和日本要浓，韩剧中那几代同堂的家庭氛围，传统观念，既有我们以上所说的弘扬美好情感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男尊女卑，长幼尊卑封建迷信等腐朽的观念。　　二、剧情拖沓　　韩剧描写生活细节很细腻，但是有些韩剧、特别家庭剧细节描写得过于细腻，以至将剧集拖得很长，动不动就是100集，200集，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收视疲劳。　　三、情节雷同　　情节雷同一直是韩剧的致命伤，许多人看了一些韩剧开头，就能猜到结尾，在看过几部韩剧后都能总结出一个韩剧的基本套路。例如两男两女的四角恋，三至四个家庭的模式，女主角总是出身贫寒的灰姑娘，男主角总是出生豪门的白马王子，还有前几年流行的女主角得白血病，男主角出车祸等，甚至有人说“韩剧看第一部会惊艳，第二部就觉得‘咦，怎么这么眼熟’，到第三部就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去当编剧了。”　　不过，据说近一两年韩国人已经在不断尝试不落俗套的情节了。究竟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韩剧带给我们的启示　　其实，韩国电视剧走过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是军人独裁政府，韩国的影视有许多很严苛甚至是荒唐的限制，例如剧中男女主角不许穿红色衣服，台词里不能出现“共”字，以免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1992年才由军人政府变为民间政府韩剧在这个时候才开始起步。最初只是靠学习引进日本电视剧寻求原创，到1997年金大中总统上台，又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恰好遇上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急需开拓新市场，韩剧才开始红起来。　　从韩剧本身及其发展史中，有许多值得中国电视剧学习的地方　　一、贴近生活，讲道理不说教　　一些中国内地电视剧有很浓的说教意味，故事有些脱离生活，让人感觉不是让观众看的，而是为政治服务的。　　另外，中国电视剧古装戏，战争戏，历史戏太多，现代生活剧太少，离现实生活太远，让感觉脱离现实。而大部分韩剧都揭示了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年轻人问题，中年人感情危机等。这大概是由于韩剧与市场结合较紧的缘故。一般韩剧在开拍之前只创作故事的1/3，其余部分边拍摄边创作，这样既可以根据观众需要随时更改剧情（例如《爱上女主播》的结尾就是根据观众投票决定的），又可以提高电视剧质量，因为如果一部电视剧收视率太低就要中途停拍。这个模式值得中国影视界参考。　　二．电视剧制作精益求精　　之所以说韩剧制作精益求精，这是由于在韩国一部电视剧前期策划就要两年半时间，同导演、编剧、制片人三方共同策划，挑选演员，一起参与拍摄制作全过程，而中国大多数影视剧，导演、编剧、制片人各司其职，编剧仅仅是写剧本，改剧本，导演只是负责拍摄，制片人只是负责后期制作，所以韩剧的质量要比国产剧高一些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电视剧要学习韩剧，首先要扩大题材、要放下艺术家架子，多写一点现实生活，要把电视剧拍给观众看，别拍给评委看，拍给自己看。先让观众们感到娱乐了才能起到熏陶教育作用。其次要提高电视剧的质量，要提高演员素质和拍摄制作水平，要集思广益，对镜头和台词精益求精，这样才能让中国电视剧繁荣起来。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韩流”的大背景是文化产业的世界化和地域化的巨大潮流。在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性移动加速的今天，特别是在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的交流和交易促进了韩流现象。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以媒体产业为主的大众文化市场迅速增长。其结果对香港、台湾等中华圈及海外大众文化的需求也在大大的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韩剧逐步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了韩流的始亮点。　　韩剧受大众欢迎的秘诀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向市场经济急速转换的中国当今社会的多种需求和矛盾，韩剧强调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体现纯真和从一而终的情感美德，在一定程度上，韩剧所宣传的人性美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其中的煽情，主角的吃苦耐劳、坚忍乐观、纯美善良，正好为观众提供了舒缓心理焦虑的空间，甚至有提振精神，净化心灵的作用。所以说，坚持弘扬情感美德是韩剧吸引观众的法宝。　　此外，韩剧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这三方面结合的较国产剧好，国产剧则过于突出政治文化而很少能创作出将文化与社会土壤精妙结合的艺术作品。从深层次上说，它和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思维方式多多少少有些关系。这也是韩剧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方面。　　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深入探讨，就会发现韩剧能给我们国产剧很多的启示；只要我们怀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就会发现韩剧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今后互相之间的融合会越来越强，这样的开始是一个压力，但是慢慢会变成动力，可以促进我们国产剧的发展。

经过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11月23日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引发的“后遗症”愈演愈烈，朝鲜半岛随时都可能会因任何一方擦枪走火而再度引爆大规模战争。自从朝韩炮战以后，韩国先是在这个敏感水域与美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接着又宣布在这里举行炮兵实弹演习。尽管韩方声称不会把炮口对向北方，但是朝方已将此举视为挑衅行为，并恫言“因为韩国鲁莽的战争政策”，朝鲜半岛迟早会爆发另一场战事，并且会引向核战争，而战争也不会局限在朝鲜半岛的范围。文章称，作为主权国家，韩国当然有权在其国内任何地方举行军事演习。问题是，这是朝韩两国有主权争议的水域。平壤当局在1999年宣布这片水域是朝鲜领土，首尔则坚持是韩国领土。且不论谁是谁非，在这样敏感的水域举行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韩国之所以坚持举行演习，相信有两大因素：一方面是要向朝鲜展示韩国具有反击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要向国民交代。朝韩炮战后，韩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昂。据韩国主要报纸《中央日报》12月9日报道，韩国海军陆战队12月1月开始征兵以来，在短短一个星期内，竞争率已经超过3比1，其中最艰苦的搜索兵科竞争率高达15比1。这个现象说明了韩国青年参军的意愿空前高涨。《中央日报》前天还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再进行延坪岛射击训练”的社论，坚决支持韩国军方在延坪岛周边地区举行演习，同时指出“如果朝鲜以演习为借口再次挑衅，韩国此次应该做出强力膺惩的榜样”，但也同时指出“没有国民希望延坪岛演习演化为战争”。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斡旋，设法控制局面。为此，正在平壤访问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向朝鲜官员建议，朝韩双方应该设立军事热线处理边界纠纷，同时建议美韩朝三方组成联合委员会监督有争议的西海水域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建议是否会为朝韩双方尤其是朝鲜所接受，但是根据理查森的说法，他和朝方的会谈虽然“非常艰巨”，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社会现象分析论文

呼唤退却的美德——浅谈中国社会道德前记：在生活水平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丰裕了,社会文化繁荣了,然后,人们的道德水平却大大降低了,似乎日渐忘却了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等道德品质了,针对这一现象,我希望通过这一篇文章来呼吁人们提高道德水平,关爱他人!　　纵观华夏历史,中华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美德之邦,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翻看一页页新闻杂志,那么多关于“冷漠”、“道德缺失”“食品问题”等字眼进入了眼球,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着中国人的道德心怎么了?我想,“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中国人应该拾起一个友爱的心灵,建设一个有道德的世界　　众所周知,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就犹如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一个不懂得尊重生命的人就犹如一个不经洗礼的心灵康德曾说过：“能充实心灵的东西,乃是闪烁着星星的苍穹,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然而,最近一些火热的新闻事件警醒了我,案件一是这样的：06年,彭宇出于见义勇为将跌倒的徐老太太扶起,却无奈被徐老太指认是撞人者,并告上法庭,索赔13万多时至五年之后,案情才终于水落石出,彭宇也洗清了自己无辜的罪名案件二是这样的：2011年10月13日,在佛山南海黄岐,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最后,被捡垃圾的陈贤妹抱起并送医院,但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去世了留下了人们无止息的悲伤,也让国人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反省　　纵观上述案件,这让我们看见了在中国的法治发展不断挑战着道德的进步,日益进步的法治文明换来了道德的忽视,换来了人们见义勇为的淡化,换来了对生命权利的漠然道德滑坡五十年的噩耗,不得不要求我们重拾那份友好互助的美德,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冷漠远离人们,让助人为乐成为美德　　实践贵于理论,中国人一定要重新树立一份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心灵,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首先,学会尊重和善待生命世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我们没有理由漠视他/她,小悦悦的悲剧是国人对生命的践踏,活在世界的人们,要手把手、心连心的相互支持其次,学习传统美德,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健全人格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祥林嫂,再到如今的彭宇被控告,小悦悦被碾压,他们的悲剧,从侧面反射出了国人人性扭曲、美德退却的现状,所以,必须以道德教育来匡正人们的道德,去净化人们的灵魂最后,牢记法律制度,树立良好道德观,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老人摔倒扶不扶?”的疑问困扰着人们,拿起法律的手段去行善,规范的助人,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总而言之,接二连三的社会道德问题还在继续,“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人造蛋”等一例例震撼人心的案件拷问着人们的良知,匡正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中华美德要历代传承,礼仪之邦的优良美德却在21世纪被践踏呼唤着退却的美德,谈论着中国的社会道德,扪心自问自己的道德良知才发现,美德对于社会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拾起迂腐不堪的浑浊人性,抛出不法的道德行为,诚心举起灵魂的标尺来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事物让我们呼唤退却的美德,让我们的社会、我们活着的中国多一些阳光多一些和谐吧!　　后记：这是一篇针对当下一些社会问题而写的文章,本文主要侧重谈论了关于中国人社会道德退却,道德心冷漠的现状,目的是为了呼吁更多的中国人拾起道德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

日本社会现象的论文

从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看日本文化　　【内容提要】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通过对中日简体字的字形比较，揭示了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既吸收和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又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汉字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心理。　　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及其原因　　根据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个)和我国通用汉字表中的一级、二级常用汉字(3500个)，可以发现大约有600多个汉字存在着字形上的差异，其中属于结构字形上差异的大约有588个，如：県(县)、伞(伞)、(亲见)(亲)、気(气)、机(几)、里(里)、默(默)等；属于外貌字形上差异的大约46个，如：亚(亚)、渴(渴)、穂(穗)、鸟(鸟)等。(括号外的汉字为日本简体字，括号内为我国的简体字)。　　中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出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汉字字形整理中遵循的取字或用字原则有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日本《常用汉字表》取字比较注重“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如果从大处着眼，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字形与字义两者完全契合的。如：“为、昙、碁、车、马、风、竜、贝”等字；另外一类是取字或者用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与前一类相比，后一类的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另外，如果数体都符合“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那么则选择以笔画少的为正体。如：“竜”与“龙”本是一对异体字，都能体现字的“初形本义”，但是由于前者笔画少，所以取其为正字。我国在整理字形时，本着从简，便于应用的原则。“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　　2．从深层次上讲，日本取字、用字的原则还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字形是文字内容的形式承载，是文字能够成其为文字的物质依托。对于文字实现其消除有声语言传递的时间障碍来说，字形固然是必要条件，而文字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其文化蕴涵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形来实现的。字形是汉字文化蕴涵的镜像。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同字异形不光有历时更替的，而且也有同时共存的。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　　日本的汉字文化蕴涵　　1．单字文化蕴含考　　“灾”和“灾”，均属会意字。《说文，川部》：　　之灾。日本列岛濒临太平洋，属于著名的地壳变动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岛国，日本选用“灾”字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该字形描绘的是字义所指现象发生的原因——水、火，更符合“初形本义”，而且也符合日本的自然环境。而我国简化了的“灾”的字形只是勾勒字义所指现象的典型表现——房屋遭火焚。　　“羲”和“义”，“羲”为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我(刀锯)，表示用刀锯屠宰牛羊以祭祀。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羲。而“我”是象形字，本义当为锯类工具，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部》：“羲，己之威仪也”，日本依旧以“羲”为字形，未作简化，取字意图首先是为了确保该义所指概念密切联系的现象(我国则将其符号化，简化成了“义”，已无法看出字源)。另外，日本的“羲”，既不来自中国的儒学，也不来自东方佛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包括良心、名誉、情面、义气等，实际上含有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这种“羲”的责任在大量传统文学中得到赞颂，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齐观。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又名《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挽回面子而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起因就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觉得有损威严而已。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却被选人本国的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摄成现代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成为今天妇孺皆知、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耻”和“耻”本是一对异体字，我国以“耻”为正体选用字，日本《常用汉字表》以“耻”为正体选用字，中日正好相反。《说文》：“耻，辱也。”小篆字形作“耻”，从耳从心，会意，给人以“听到批评时，心里羞愧”这样的联想。这是“耻”之“初形本义”。“耻”写作“耻”，由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从耳止声，这是汉字经过隶变，很多偏旁和笔画混同了，这使汉字的理据性大大减弱。因而，学者们都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由此可见，日本《常用汉字表》取“耻”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耻”这个字形更符合该字隶变前的“初形本义”、“传统字理”，即该字形是以本义所指概念引出的结果来表示本义的(我国则根据从俗原则取“耻”)，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至今也仍然谈不上开放，封闭、保守、排外等特色依然存在。长期以来，日本人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一个狭小、封闭的集团空间中生活，每时每刻都注意着他人的眼色、目光行事。著名的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在自己每天行为的根本准则)。”所以日本人的“羞耻心”源于企图掩藏自己的毛病、弱点以及与他人的不同之处，避免因暴露了这些而受到歧视的心理，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时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　　2．字组文化蕴含考　　(1)“颜”和“裹”——表和里的矛盾性格写照。“颜”为形声字，篆文从页，彦声。隶变后楷书写作“颜”。《说文，页部》：“颜，眉目之间也，从页，彦声。”本义为眉目之间，俗称印堂。后来又引申为额头、面容、面子、色彩等。“裹”，表示衣服的内层：绿兮衣兮，绿衣黄衣。后引申泛指里面。日本常用汉字表保留着这两字的初形，我国则简化成“颜”和的才是真心话)。”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颜”和“裹”的行为观念。日本人一直用“颜”这个词来表示人格、人品、权力、名誉等，一方面注重表面上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隐藏着的、朦胧的、模糊的”“裹”。日本人之所以注重“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人格、人品、名誉等，但是能左右这些的本质东西的还是“裹”。日语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发现日本人不喜欢露骨的、直来直去的说法和行为，因为一旦事情太明了，事物的任何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 (2)男汤(男澡堂)、女汤(女澡堂)、钱汤(澡堂)、秘汤(坐落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温泉)——日本的澡文化“汤”，形声兼会意字。金文和篆文从水，汤声也兼表热义。隶变后楷书写作汤。《说文，水部》：“汤，热水也。从水，昜声。”本义为热水。又特指温泉(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日本取其“初形本义”，未作简化，而我国则取其引申义(带汁液的菜食)，简化成“汤”。基于火山众多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日本成了一个温泉的王国，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天然温泉，为日本人满足肌肤之悦、养生休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仅温泉浴场遍布东瀛列岛，而且投币式淋浴箱也随处可见，公共澡堂生意兴隆，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喜欢洗澡的民族。洗澡在日本有着宗教上的意义，即洁净、清静及信仰，表现出对神的感谢和佛教中的无我无欲、身心皆融入净土般的“圣境”。追求“洁净”自然也就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如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还有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　　3．字系文化蕴含考　　(1)“门”旁文化考——日本的和式建筑、空间文化一瞥。日本是寸土寸金的岛国，日本人合理地利用空间，巧妙地使狭窄的空间表现出美感、协调感和实用性，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文化。而日本的和式建筑就是空间文化的代表杰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门”旁的汉字——“関”、“间”、“闲”。　　《说文，门部》：门，闻也，从二户，象形。日本为保持其象形度，借用该字后没有简化，(我国则省作“门”)。日本人说的“门”，几乎都是建筑在“边界线”上的门，是意味着与外界隔离开的大门，总称是“出入口”，一般都不上锁，而房屋内的门多用“～口”、“～户”。中国的宅院，一般都有好几个“门”，而日本的宅院只有一个。再看“関”字，为会意字，金文从门，中像有闩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关，异体作阴。《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声。”本义为门闩。日本把“房门前后的一块地”称为“玄关”，该处一般要比屋里低出十公分左右，日本人在接待外人时，常常在“玄阴”应酬而已，如轴、插一束鲜花，别无他物。看起来好像白白占去了一块空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体现房屋主人审美情趣的重要空间。“同”，原为“闲”，会意字，用门中可以看到月光会空隙之意，篆文将月移到门中并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闲。俗改月为日写作同。《说文，门部》：“闲，隙也，从门，从月。”本义为空隙。上述的“玄関”也是“间”的很好体现。“玄阴”既不属于房屋的“内”也不属于“外”，而是“内”与“外”的“间”。“玄阴”给主人和客人一个回旋的余地，主人可以在“玄関”判断是否请客人进屋。即使不请客人进屋，因为已经在“玄阴”接待了，所以也不算把客人拒之门外。日本人之所以很注重“玄阴”，留心把它搞得整洁明亮，就是因为“玄阴”是生活中重要的“间”。“间”是一种情境，一种氛围，它给人留有充分的想象、判断的余地，而这种“余地”是日本文化特别注重和推崇的。如果用“日”代表日本民族，用“门”代表社会环境或规则，那么，“间”字形就恰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图。从外面的“门”到内部的“日”，中间存有空间，下边留有开口。这空间不是物理上的隔断，而是自己给自己定位并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开口是给人留有思考或回旋的余地，以便求得调和。即使是朋友，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所以日本人在表示时空意义上的范围时，更注重把它作为一个空白区的垫在意义。甚至干脆把“人”称作“人间”；伙伴儿称作“仲间”；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子、笨蛋)”。不管与谁交往都要注意“间柄(关系)”。有人把日本文化称为“间人文化”(《间的日本文化》，剑持武彦著，日本朝文社)或“间人主义”(由日本著名教授滨口惠俊提出，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个人主义而言)，意思就是行动时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组织的立场、心情及相互间的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日本人觉得“同”是一种平衡的感觉，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可以通过其来介入，使原本不平衡的东西变得平衡起来，这里面深藏着日本人对人或事的一种调和感，并反映在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日本人很少用握手来表示致意，而一般会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用点头、弯腰鞠躬直至双膝跪下、上身伏地来表示。又如：俳句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歌，一共只有17个音符。日本人认为好的俳句，并不要求它表达什么思想、主张、情感，更不允许出现什么议论、评判，而是能用语言描绘一个情境，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即能创造令人产生种种遐想的“同”。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地用一个“跳”字传神地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时空相交，天地浑然的立体画面。而且它所描绘的那种空凉、寂寥的情境十分符合日本人遐想联翩的审美意境。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也极好地体现出“同”的文化。每场比赛之间总穿插发悬赏金、喝大力水、撒盐净化土台等内容，用“间”把紧张的比赛分开，使比赛既紧张又轻松。观众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相互交替的间隔中，尽情欣赏心、技、体融为一体的古老竞技。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在有意无意地磨练自己的“间”意识和“仲间”(伙伴儿)精神。日语里采用“兜圈子”式或婉转的否定式的中性、暧昧的语言也特别多。孕育出这种“间”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古以来的农耕作业要求众人的协调、配合和耐心。同时，年复一年发生的种种自然灾害使他们习以为常并采取积极对待的态度，人们学会了从变化中体会“美”的存在，对于一种状态向一种状态的转变即“间”倍加欣赏。二是日本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十分接近，所以意识形态也相对稳定，相互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日本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中往往可以心照不宣地表达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无须多费口舌。还有一个“闲”字，《说文，阴部》：“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本义为栅栏。后来借作“闲”，由空隙引申为闲寂，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审美追求。由于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变迁十分敏感，常常流露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性”的特征，使得日本人产生了“物哀、幽玄、闲寂”的美学理念。称作“和室”的日式房子干净整洁，在不奢侈的质朴中，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古雅和闲寂的美，从字形上看，日本人不愿意把含有自然之物的“木”(日本人更愿意理解成树木)的“闲”字进行简化，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门”旁汉字中，不仅蕴涵了日本民族居住空间的审美意识，而且透示出他们对“距离产生美”的审美意识。　　(2)“気”字短语一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体现。我国简作“气”，象形字，甲骨文像云层形，因与数字“三”形近易混，金文与篆文稍加弯曲，以像云气升腾流动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气”。《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本义为云气。后来做了偏旁，“云气”之意便借用“气”来表示，日本简作“気”，即下半部多了个“乂”。《康熙字典》：“五”，古文为“乂”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汉字源流字典》：“五”，象形字，甲骨文本像两物交叉形，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以突出纵横交错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五”。《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是就当时的社会思想所作的附会，本义当为纵横交错。而日本根据《说文》的解释，以与本义密切相关的现象来表示本义为取字意图：“気”实为五行之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王充曾在《论衡》中说过，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做万事，如果五行之间不能相制，则不能相使，不相克则不能为用。诸物之间相害相利，动物之间相胜相食，都是五行之气在起作用。指出了五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排斥、相互克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协调、结合，才使宇宙万物经常处于平衡的状态。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尊重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且非常注重人的心灵感受，良好地保持着和他人的和谐关系，在引进“气”的同时，根据自己本国的生活习惯、思维等对“气”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使得日语中的“気”更具有一种形象的、生动的色彩。“気”的意义随搭配词及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不同，不仅能表达变化、流动的自然现象，而且更钟　　结语　　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日本的取字原则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体现了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另外，日本对会意字的保留情有独钟。所谓会意，就是字形构成、形义联系比较松散，需要借助某种程度的联想来领会其理据。这种性质决定了由会意方法构成的汉字有较多机会传载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凡是构成理据所蕴涵的取字或用字思维不符合异国人的思维规律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会意字，一般都有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异域文化信息蕴涵其中。反之，其构成理据只反映了共同思维规律、普遍观念意识的会意字则一般无跨国文化蕴涵可言。

不知道

返璞归真，回到原始人的母系氏社会？但这个是不符合发展规律的。。。

日本是个很注重礼仪的国家。日语中的“敬语”异常发达，这在其他语言中是很难看到的。因此有人认为世界上再没有象日本人一样讲究礼仪的民族。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如此用语言严格规定人的身份、等级乃是社会带有封建性的证明，若要推进民主需放弃这种敬语。这两种看法都是对敬语的误解。敬语的产生、发展及广泛应用决非偶然，二战之后，有人认为敬语与新时代的精神不一致，因此曾一度在学校中推行了舍弃敬语的教育，但还是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敬语”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那么，由敬语可以观察出日本人怎样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呢？一、敬语什么是敬语？对他人表示敬意的语言，叫做“敬语”。从敬语的这种性质来看，无论如何要与他人发生某种联系，因此往往须考虑到自己与他人的上下亲疏关系，如果听话人或者话题中的人物是自己的长辈，上司或关系比较疏远的人，往往就要使用敬语。与敬语相反，比较随便的讲法叫“常体”。另外还有粗鲁、蔑视他人的讲法，如“言う（说）”就是常体，而[おっしゃる、いわれる、申しあげる、申す]等就是针对各种关系而使用的敬语。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敬语可分成尊他敬语，自谦敬语和礼貌敬语三种。因为，对他人的尊重，自身的谦让，表达上的郑重和客气，都是向他人表达敬意的方法，说话人向对方或第三者及他们的动作、行为表示尊敬使用“尊他敬语”；说话人叙述自己或自己一方的人和事时用“自谦敬语”；说话人向对方郑重地、有礼貌地表述事物时用“礼貌敬语”。礼貌敬语包括礼貌表达（对对象的意识强），如“です、ます、ございます”；婉转表达（对场境的意识强），后者也称美化语，有些渐渐成了一个词，如“お茶、ご飯”等。常用的敬语词语有代词、名词、动词、接辞（分为接头词、接尾词）、助动词等，其中动词的敬语表达是最发达、最复杂的，比如“する、言う、来る”等动词有相应的敬语动词“なさる、致す、おっしゃる、申す、いらっしゃる、参る”，可以直接构成敬语表达方式，但大多数动词是没有敬语动词的，如“持つ、読む、迎える、説明する”等等，这类动词主要是依靠接辞与动词结合构成呼应的表达方式及补助动词，助动词的使用。日语的敬语具有一定法则性，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使对日本人来说，能准确恰当地使用敬语，都不是一件易事。据说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往往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正确运用敬语。人们不禁要问：对如此复杂的敬语，日本人为何仍一往情深，喜用不已呢？【日本茶道】二、敬语的历史渊源敬语大概原本起源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波及到君主和臣下之间的关系。在古代，君主对臣下讲话时，当言及自身及自身行为时就使用尊他敬语，（这大概同中国皇帝自称“寡人、朕”相似吧）这种敬语被称为“绝对敬语”。不仅天皇及贵族，普通家庭中妻子对丈夫也使用绝对敬语。这源于日本的封建家长制度。“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家长拥有统治权，家庭成员均要遵从家长。此外还有长子继承制，妻子即使对自己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也要表示敬意，因为他是下一位家长。一般来说，女性对男性使用敬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家长制度。除了绝对敬语，日语敬语中还有应用更为广泛的“相对敬语”，即根据讲话对方及话题中出现的人物身份、上下等级关系决定是否用敬语及选择何种程度的敬语。敬语表达因不同的时代而呈现千姿百态，对现代语影响最大的可说是室町、江户时代的敬语，或者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走民主化道路的日本这一社会结构有很大关联，此外，中国的儒教思想如忠、孝等对日本人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很大，对敬语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三、敬语所表现的思维、行为方式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彼此之间需要表示某些敬意。表达敬意的形式有两种：①语言表现 ②非语言表现。语言表现除了敬语，还包括声调、讲话速度等。非语言表现则以礼节、礼法为主。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对他人表达敬意的敬语，是以语言这一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社会和谐，人际关系融洽的。敬语原本是基于上下等级关系而使用的，比如小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要使用敬语。这种用法现在仍然比较普遍。经历长期森严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日本，虽然在战后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社会等级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日本人心中。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垂直型结构社会，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其他团体组织，都严格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集团之内的人们也分成不同的等级。比如在一个企业内部，除社长、部长、课长这种等级之外，一般职员也自然地按照工龄和年龄分为等级。因此，对于长辈或上级总是不忘以谦逊的态度表示敬意。从普遍意义上讲，人对“有影响力的存在”，总有“顾忌”之心，所谓“敬而远之”，而日语当中顾忌语言的心情似乎更强，不仅对神和国王，对同为人类的伙伴也抱有同样心理。日本人倾向于从语言上对上级表示尊敬，以换取他对自己的好感，以寻求对方给予自己保护，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敬语也用于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人，即地位平等、甚至是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这是想通过抬高对方，贬低自己，从而拉近与对方的感情，使对方对自己产生感情。日本心理学家士居健郎写了一本叫《娇宠的构造》的书，就是分析日本人喜欢受到别人的宠爱，及宠爱别人，以换取对自己的好感，我认为敬语正反映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当今时代，人们常常要跟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通常，日本人认为姑且用敬语交谈肯定无可非议，社会生活中敬语依然大行其道大概是缘于此吧。因此，恰当地使用敬语，被认为代表了作为社会一员的该有的教养。但是，敬语的使用若是超过了一定的度，可能就是贬低自己，奉承对方。另外，有些人认为使用敬语是一种文雅的说话方式，并且力图使自身变得文雅，结果出现滥用敬语的倾向。有一种被称为“ざあます族”的官吏太太们正是如此，这种情况的特征是急于抬高自己的品味，而缺乏对听话者的考虑。百货商店等场合的用语过分重视顾客，而“ざあます族”却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对方的想法。因此，姑且不论同样喜爱“文雅”的人之间是如何看待的，一般来讲，这反而令人不快。此外，现在日本社会上使用“お”的场合越来越多，有些已近达到滥用的地步，本意是提高语言的美感，反而使语言变得不自然，比如“お茶（茶）”可以用，但“咖啡”的日语则听起来非常别扭。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从承认对方人格这一意义上使用敬语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可是，由于敬语也会给人带来疏远、严肃的感觉，因而关系密切的人之间，则倾向于抛开敬语无拘无束地交谈。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敬语可以看作因远近亲疏关系而定。也就是说，敬语有可能成为对外人说的语言。现在，敬语的用法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然而敬语原来是基于上下等级关系这一历史并未完全消失。虽然身份和阶层的区别日益消失，使用敬语的基准日渐模糊，而以从服装之类，单从外观捕捉的东西为判断基准，决定是否使用敬语的现象并未消失。以顾客为对象的商人，对顾客使用最高级的敬语，实际上从敬语的历史渊源及当今敬语仍以上下等级关系为基准的事实为基础。这一点正是现代敬语的秘密所在。在封闭性的社会中，同一群人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沉闷，因此，为了获取平衡，想方设法扩大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敬语是其中一个表现。四、敬语的启示人们可能对上级都是表示敬意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对于长辈，素不相识的人，不同国家的人其态度是大不相同的，但由于日本有完整而丰富的敬语，可以轻而易举地表达敬意，尽管可能心理并不太尊敬对方，但礼貌的语言再加上谦恭的态度，至少使听者觉得很舒服，长期形成的这套礼仪习惯使人与人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也变得和谐。而汉语的敬语表现则很少，至少形不成一个体系，我们常用的只有“请”、“您”等几个少数敬语，而“贵××”、“弊…”一般很少使用，若想表示敬意，只好借助态度，语调等，而这是较难把握的，中国人又不习惯鞠躬行礼之类的动作，所以我们中国人似乎不太懂得讲礼貌，与日本人相比，更直率一些。将中日两国的服务业做一番比较，这种感觉可能更强烈，有的国人说：“中国人不懂什么叫服务！”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追根溯源，日本的很多礼仪还是在隋唐时期，由中国传入的，现在中国这位“老师”有必要向日本这个“学生”学习，研究日本的敬语，定能帮助我们恢复“礼仪之邦”的称誉！

议论社会现象的议论文

我看“追星”现象 “追星”如今已成为一种时尚，成为年轻人的标志。其实“追星”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但如果适当的，选择好的“星”做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许多人却以夸张、疯狂的态度“追星”，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对社会也无益。那些“明星”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不是神。有些人疯狂到为了得到他们的东西，不惜一切代价。记得电视上报道过，有四个女生太喜欢自己的偶像，但却怕对他不够忠诚、热心，并决定要将那偶像永远留在她们“心中”，便活生生地吞掉了那偶像的照片。那样有什么用？这样就在“心中”了吗？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个的被推进手术室！那照片有用吗？这样疯狂地崇拜有意义吗？有的甚至为了偶像而要轻生自己。这种做法实在太恐怖了，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家人的负担。这样子追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正因为那些Fans的太过热情，使那些原本和我们一样是工作者的“星”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价值。但有一件事情让我难以忘却。一次，一个电影明星来到汽车检修站，一位女工接待了他，可那位女工却对他的到来没有任何惊讶和兴奋，这便引起了这位影星的注意，其实那位女工很喜欢他，也爱看他的电影但她却没有像别人那样疯狂、热情。她说：“您有您的成就，我有我的工作，您来修车就是我的顾客，我会热情的招待您，如果您不是明星了，再来修车，我还是一样热情的招待您。”最后她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这样吗？”是啊！这就是明星的价值，真正的价值。他们就和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掉自己所有的，去盲目的崇拜呢？可是既然社会上有了“追星”这一现象，所以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追星”，选择品德好，有益于我们自己的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其实“追星”有好有坏，但好与坏就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了。像“追星”这一现象的流行，我们需要独立思考，了解它们所具有的意义所包含的价值，避免盲目效仿追随。于“代理家长”有感前几日，在《钱江晚报》上读到了一篇题为《如果你有足够的爱心，欢迎成为“留守儿童”代理家长》的报道。报道主要讲：“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他们缺少父母关心，所以向社会广招爱心人士做“代理家长”。不禁，我想起了更远的那个日子在《钱江晚报》上登出的“留守儿童杀母”的报道：一名13岁的“留守儿童”因不满母亲突然加剧的管束，用绳子勒死母亲后抛尸。从中，我们确实看到，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管教与关爱，“留守儿童”性格特别叛逆、自卑和自由散漫，与父母的关系也很淡，他们不能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不明白父母的辛苦；我们也看到，他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生活上、情感上、教育上与他们亲密“探讨”，帮助他们解决学习、思想以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一个人”是不是“代理家长”就有待商榷了。 “代理家长”与“留守儿童”缺少亲情维系，同时因为各自生活圈的限制，只能是偶尔联系，且其中真正的“面对面”的机会恐怕更少。但是，思想教育、情感交流不是一时之事，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代理家长”的工作效果就要受到质疑了，就连“代理家长”本身也可能沦为一种形式。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纵然无私，纵然博爱，除却父母，真的有人可以真正地为这些“留守儿童”考虑、为他们好吗？真的有人可以做到像父母一样无私地训他们、与他们讲人生哲理吗？多数“代理家长”与“留守儿童”之间，有的恐怕是礼貌性的问候、温和的询问吧。或许有语重心长，或许有苦苦规劝，或许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却始终不会有迫浪子回头的眼泪，不会有迫悬崖勒马的辛酸，不会有心痛的巴掌……为了那一份不属于自己的亲情，何苦与人为难、与自己为难。退一步讲，假设“代理家长”与“留守儿童”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了，确也使“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了，这又会是对父母与子女的亲情的一次挑战，会让这本已不很浓的血变得更淡。因为，孩子也许会觉得没有父母，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会更加忽视父母存在的价值。这，许不是父母与社会所愿见的结果吧。所以，我们可以说：要“根治”“留守儿童”的病，还是应该用“父母”、“亲情”这味药。天下父母，永远向“钱”看是没有尽头的，孩子却只有一个，多花点精力在教育孩子上，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经常与他们沟通，得到的，远比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