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哲学“四大主潮”之一的新儒家哲学

　　方东美将宋明理学划分为“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唯心主义的新儒学”和“自然主义的新儒学”三个流派，探讨了这三派之间见解歧异的原因。他认为，宋明理学的理论归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归趣孔、孟、荀之古典传承”和“染上了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他批评宋明理学家“固执于道德理性”和“执着于道统观念”，尤其严厉地批评理学家维护儒家道统的“固陋狭隘”心态。但是在批评宋儒的同时，方东美提出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四大主潮”之一，并且高度肯定其对于中国哲学形上学的巨大贡献。方东美之所以将原始儒家哲学与宋明新儒家哲学分别置论，将宋明新儒家哲学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列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之一，根本原因在于他十分赞同宋明新儒家在实际上对于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采取的包容、吸纳态度。

　　论者谈中国哲学，一般称“儒、道、佛三教”为中国哲学之主流，而方东美谈中国哲学，则以“四大主潮”称之。他所谓“四大主潮”，乃是原始儒家哲学、原始道家哲学、中华大乘佛学和宋明新儒家哲学。二者的不同，在于方东美将原始儒家哲学与宋明新儒家哲学分别置论，将宋明新儒家哲学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列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之一。虽然“四大主潮”说与“三教”说并无根本歧异，但方东美的见解和论述确有独特之处。

　　一、宋明理学的流派及其歧异之原因

　　方东美研究宋明理学的著作，主要是《新儒家哲学十八讲》。这部著作，是根据他1976年9月至12月在辅仁大学讲授“宋明清儒家哲学”课程的录音整理而成的。这次授课，由于方东美患病而未能完成，当时只讲到宋儒张载(方东美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对于张载之后的新儒家有所论列)。方东美去世后，《东美全集》编纂委员会将这本著作定名为《新儒家哲学十八讲》。这个命名，突出地表明了方东美关于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即：宋明清儒家哲学是有别于原始儒家哲学的“新儒家哲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流派时，不将宋明清儒家哲学笼统地归属于“儒家哲学”之下，而将其与原始儒家哲学同样列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之一。

　　方东美多次表明，他研究哲学(包括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和评论哲学史上的流派)，喜欢“采形上学途径，旨在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所在”。对于宋明新儒家哲学的研究，方东美同样如此。他认为，宋明新儒家哲学包含着以下三派形上学思潮：“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唯心主义的新儒学”和“自然主义的新儒学”。

　　(一)唯实主义的新儒学

　　这一派新儒家哲学，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的哲学思想。

　　方东美说，周敦颐的太极图得自道教中人，其《太极图说》宣扬的是道家思想。即以宇宙发生论而言，《太极图说》采取的不是儒家的“向前创进” 说，而是道家的“先天向下流衍说”。它杂糅了道家(如魏伯阳)和阴阳家、杂家的学说。就周敦颐的哲学思想来说，《太极图说》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周敦颐哲学的要义在于《通书》。这部对《周易》进行阐述、发挥的著作，以“诚”囊括天道与人性，在本体论和人性论上都力求达到“永恒”与“变易”之间的融会贯通。这才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就哲学思想的杂揉来说，邵雍可以说更为明显。但是他提倡“大心体物”，认为人应该气量宏大。他充分肯定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主张人在精神上“囊括自然天地之种种层界”。他倡言人心之灵，备天地，兼万物，合德乎太极”，这对于后来宋儒所表现出的心量狭窄之弊，当是一剂良药。

　　张载具有“与天地万物同体之襟怀”。他所说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现出生命之胜情。他的宇宙论是一套生机哲学，反对释氏将宇宙万物归于“空”，反对老子以“无”作为宇宙之本。不过张载提出“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把“太虚”视为宇宙本原，则有违于原始儒家思想。但张载注重《易》和《礼》，传扬古代圣贤之学。他还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表明，张载承受了孔孟真传，而且在学向上可谓规模宏大。

　　程颢虽为一代儒宗，但也深受老庄和大乘佛学的影响。他的“机体一元论”认为人与宇宙同体，普遍生命旁通统贯，人之心灵无处不在。因此人应尽心体证万物一体，适应万变而无穷。他的此类思想，不仅包含着道、佛两家的哲学智慧，而且实为陆王心学之先声。

　　程颐也具有程颢的这些思想。但他个性偏执，过度相信抽象理性的作用，因而思想上常陷于逻辑矛盾。他白以为深通《易经》的微言大义，但实际上他深受新道家王弼“贵无论”的影响，对《易经》多有误解。他的“拟人的本体论”注重“情”未发生时人的秉性之“中”，将这种深心内证之“中”化作与天理同体，以此来实现天人合一，使人性臻于完善。但是程颐的人性论“依旧未能免于善恶二元论之困惑”。因为他将人性分割为相互对立的“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这表明，程颐的人性论摇摆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之间。

　　朱熹则汇聚了周、张、二程和李侗等前辈的学说，而将以下五种观念贯穿其中：天道之体统;歧义之理性;人性之生成;“中”之内省体验;心灵之主宰。方东美说，这虽然构成了一个形上学系统，但常使朱熹的哲学思想“陷入逻辑矛盾性”。他排斥道家，但实际上他接受了道家思想，以来源于道家的太极图作为建立形上学体系的出发点。他将《周易》当作卜筮之书，不去区分其中不同层次的文化价值。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已经违背了原始儒家的思想，而朱熹的宇宙论却吸纳了董仲舒的思想。在人性论方面，朱熹和程颐一样，将人性分割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这正如他在宇宙论中分割“理”与“气”一样，采取的是二元论的立场。不过，朱熹在论“心”时采取了张载的“心统性情”观点，并且将“人心”与“天心”相贯通，讲的是一元论。

　　以上是方东美对于北宋五子和南宋朱熹的评论。现在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些评论的是非得失，而是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方东美为什么将北宋五子之学和朱子学称为“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在笔者看来，方东美所谓“唯实主义”新儒学，是相对于陆象山、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新儒学而言的。宋明清儒学的程朱一派，虽然和陆王派同样认为知识乃人先天所固有，但他们不像陆王派那样认为人们只要向内“格心”就可以获得良知，而认为人们必须通过向外“格物”，方可获得知识。“格物”即通过外界事物去体认“天理”。程朱说“即物”才能“穷理”，而且“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才能致知。正是基于程朱这种主张通过外界的实在事物而求知(即体认“天理流行”)的知识取向，方东美将程朱一派的新儒学称为“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又称“实在主义的新儒学”)。

　　(二)唯心主义的新儒学

　　这里指的是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方东美说：“陆王两氏同以心体为万物之支点，视一切知识、存在与价值等概属心灵真相之展现。”这正是陆王“唯心主义新儒学”的立足点。

　　陆象山的哲学思想，被方东美概括为下列主要原理：万有同心论;人性平等论;人心上跻天道论;仁义彰显心性论;理想价值超越论。对陆象山的哲学思想，方东美提出的一个主要批评是：“象山主张‘超越理想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ty)，视超越之理想界与卑陋之现实界犹属‘二元对峙’，未能浃而俱化。”他认为陆象山虽然将天地万物统一于“心”，但仍然把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世界看成相互对峙的两极。

　　王阳明则“据价值统一原理为主干，而着手建立人与万物同体之机体主义哲学系统”。这个“机体主义哲学”认为，身、心、意、知、物是相互连锁、一体融通、不可分割的，以广大同情心显示圣人备天地、兼万物之情怀，“以存在与价值、心智与物象、知识与行动、人心与人性、人性与天道，两相浃化，一体不分”。方东美说，这表明王阳明哲学与陆象山哲学相比，“实己百尺竿头，超迈前贤……将‘超越理想性原理’迳化为‘内在理想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Immanent Ideality)，价值之最高统会充分呈现于吾心，同时也呈露于遍在万有之‘心体’，而为一切万有之所同具者”。这样，王阳明就把陆象山的超越理想性转化成了内在理想性，更加彻底地将天地万物统一于“心”。王阳明的“心统万物”“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学说，表明他的唯心一元论哲学和朱熹的唯实二元论哲学正相反对。方东美正是基于陆、王哲学“视一切知识、存在与价值等概属心灵真相之展现”的知识论取向，将陆王一派的新儒学称为“唯心主义的新儒学”。

　　(三)自然主义的新儒学

　　方东美说自明代中叶之后，尤其是王阳明以后，心学大盛，显现了很多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反响，这种反响，我称之为‘Neo- Confucianism of the naturalistic type’(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在阳明心学的影响登峰造极之时，出现了王廷相的“唯气论”自然主义哲学，它“一方面反对阳明心学，另一方面亦反对朱子及其学派”。此后，自然主义哲学不断发展，形成了王夫之的“功能派自然主义”、颜元和李塨的“实用派自然主义”、戴震的“物理派自然主义”。

　　这种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其主要理论兴趣在宇宙论和人性论，力图证明人性纯善，召唤哲学家们“白天上回到人间，努力以求人性之发展，藉使至善之理想得以完成实现”。方东美将新儒家的自然主义哲学与西方的自然主义哲学作了比较，认为西方自然主义哲学“标榜价值中立”，而中国哲人在宇宙论和人性论上，都是“无不以价值为枢纽”。这是他对于“自然主义新儒学”的肯定和称赞。但同时他认为，这种自然主义哲学“对于先秦儒家的形上的精神而言，多多少少都是一种贬抑。对宋儒的形上精神而言，也多多少少是一种贬抑。经过这层贬抑之后，把哲学的精神从高远的境界，拉到现实世界上面来。一旦哲学拉到现实世界，固然是切合现实世界的条件而较易解释了，但哲学的精神也从此毁灭了!”在方东美看来，宋明清儒家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有损于儒家哲学原有的形上精神。而方东美对于哲学，历来所推崇的正是其形上精神。因此，这个评价表明了他对于“自然主义新儒学”的批评。

　　新儒学的这三派，相互辩驳不已。这自然是由于见解歧异。导致他们见解歧异的原因，方东美认为主要是下列三点：

　　1.“《尚书·洪范》篇所含藏之永恒哲学与《周易》生生不己根本义尚未调和。”方东美认为，《尚书·洪范》代表了儒家精神注重传统、追求永恒的一面，《周易》代表了儒家精神注重创造、追求变易的一面。这两部著作，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源头。由于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未能很好地调和，后世的儒家哲学在传承上也就有了区别，易于形成不同流派。宋儒正是如此。

　　2.新儒家的各派，都不同程度地受过道家以及佛家的影响，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变乱儒家 宗旨”的情况，而不是各派都恪守儒家宗旨。这也难免使得各派持论有异。

　　3.新儒家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状况有别，因而“对于指陈时弊及挽救人心之主张见解，兀 自不同”。

　　方东美提出的这三点，从学术渊源、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以及时代背景方面，解释了宋明清儒

　　家在学术上见解歧异的原因。由于这种歧异，宋明清儒家各立门户，形成了“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唯心主义的新儒字”“自然主义的新儒学”三大流派。方东美说正是这三大流派，构成了自北宋时期至清代中叶新儒家哲学的体系，也就是宋明理学的体系。

　　二、宋明理学的理论归趣及评价

　　对于宋明理学的理论归趣，方东美主要做出两方面的概括：

　　(一)归趣孔、孟、苟之古典传承

　　新儒家哲学虽然分为三派，而且相互“攻讦不己”，但方东美指出三派哲学在立论上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主张“于宇宙万物感应天理”;“思想结构旁杂不纯”;力倡“精神物质合一，人为宇宙枢纽”;“秉持人性至善理想，发挥哲学人性论”。方东美所说的这些“共同点”，是否确实为三派新儒家哲学所共有，应该说尚有待推敲。例如就主张“于宇宙万物感应天理”而论，阳明心学就并不主张通过宇宙万物感应天理，而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焉”。但总的说来，他的上述见解，表明了新儒家哲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一些共同点。

　　更为根本的共同点，则在于：“三派理路虽殊，然其大要仍以归趣孔、孟、荀之古典传承为主旨，则其致一也。”

　　方东美说：“宋儒发挥‘备天地，府万物’的精神，而把它在生命上面表达出来，成为所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这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是从 ‘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等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宋儒之学传承了原始儒学“天人合一”的精神，对这一点，方东美从来都予以肯定。他对宋儒的 “道德文章”作出的概括性评论是：“宋儒做人方面在建立道德人格，以挽人伦隳丧之弊;于为学方面在恢复学术正统，企求衔接先秦之儒家思想，成立所谓‘道统之传’。即所谓‘新儒家哲学’。”可见，宋儒在生命境界和学术思想方面，均以归趣孔孟原始儒家为宗旨，而且宋儒历来以此自诩。

　　(二)染上了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

　　另一方面，在归趣孔孟原始儒学的同时，新儒家哲学也吸收了道家和佛家哲学的思想。“自公元960年以迄今日，吾人先后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之形式中复苏了中国固有之形上学原创力，而新儒家亦多少染上了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

　　人们往往透过宋以后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孔孟的思想，方东美认为这实际上已经有了出入，“因为宋明新儒家的思想，在历史的背景上面，已经有了若干道家的思想成分在内，尤其是有若干佛家的思想”。在谈到宋儒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解释时，方东美认为“新儒家哲学乃是透过老庄道家的子学来了解经学”，因而这种解释往往“援道证儒”。在谈到周敦颐的哲学思想时，方东美说濂溪唯有《通书》渊源于《周易》，渊源于先秦儒家，而他的《太极图说》则来源于道家思想，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设若不了解道家与宋儒的关系，宋儒的许多学说不能了解”。凡此，皆表明宋儒学说受道家以及佛家思想影响之深。新儒家哲学在归宗孔孟原始儒家哲学的同时，吸纳了道家和佛家的哲学思想。对于这样的理论归趣，方东美并不反对，因为他历来提倡学术思想上的兼收并蓄。宋儒绍承先秦儒家而兼容道、佛，应该说正符合方东美所极力提倡的学术精神。但问题在于，尽管宋儒之学实际上深受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宋儒却偏要“辟道、辟佛”，显出“固陋狭隘的心量”。这就难免受到方东美的严厉批评。

　　方东美对新儒家的批评，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批评新儒家“固执于道德理性”。他认为宋儒在道德理性问题上过于偏执，以致于走向了戴震所尖锐指责的“以理杀人”。他说：“宋儒过分执着于偏颇的理性，而对于人类具有善性的欲望，情绪，以及具有善性的情感，情操，都一概抹杀了。这是一个偏颇的哲学，它不能够同文学、诗歌、艺术以及一般的开阔的文化精神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一种萎缩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于宋儒从“偏执的道德理性”出发而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方东美指出其结果是“对于人类的欲望、情绪、情感这方面都不敢沾染，于是乎他们的生命不是开放性的而是萎缩性的”。

　　方东美对于新儒家更为严厉的批评，是在“执着于道统观念”这一方面。方东美历来提倡“学统”、反对“道统”。在他看来，“道统”观念不该是 “儒家正统思想”(即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的应有之义。他评价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真正在文化上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要能容纳各方面在精神上真正有贡献的学说。”优秀的思想学说，一定要有一种“伟大的涵融精神”。从这种见解出发，他对于所谓“道统”持一种近乎深恶痛绝的态度。他指出：“讲 ‘道统’，易生肤浅、专断、偏颇的流弊，……对于民族的生命、国家的生命、学术的生命，可说是一无裨益。”他主张以“学统”来取代“道统”，说：“我们要讲‘学统’，而不是讲在精神上偏狭武断的道统。”所谓“学统”，指的是思想学说、民族文化在其发展流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的精神统绪，它体现了思想学说、民族文化的精神方向和价值准则。方东美反复强调“要讲‘学统”’，这种提倡“学统”、反对“道统”的学术主张，决定了方东美对于历史上儒家的“道统”观念，总是给予坚决的否定。他说原始儒家具有“大气磅礴的精神气魄”，特别是孔子，对于九流之学“无不接纳其中的学术优点，……包容百家，汇通众流”。孟子的“浩然之气”值得赞赏，但是他辟杨墨，其心量已经逊于孔子。汉代的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结果是“斫伤了西汉以来蓬勃发展的文化精神，也削弱了我民族思想的创造活动，封闭了宽宏大度的民族心胸;即使所谓三代以来至于春秋战国期间，活活泼泼的学术生命，也几乎一起断送了”!在方东美看来，自从“董仲舒提出这样一种‘道统’的观念”之后，一部儒学史成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精神日渐萎缩的历史。

　　方东美批评宋儒“对内争正统，对外攻异端”。就“对内争正统”而言，方东美说：“从北宋起，经南宋、明代，以迄于清之乾嘉时代，在这么一个漫长的时期里，有一个很怪异的现象，而两宋诸儒尤其如此。就是都称为孔孟真传，而不免互斥异端，彼此攻讦起来，丝毫不留余地。比如说朱陆异同、程朱陆王之争，同是儒学，皆宗孔孟，而自诩真传，争夺正统。这种情形，扰攘了好几百年，而互有消长，依然是争端未决。在这些‘道学家’们的心中，都横亘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得孔孟之真传，而‘代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以真理自许。”这样的“对内争正统”，尤其表现出宋儒固陋狭隘的心量。就“对外攻异端”而言，宋儒的吊诡之处在于，他们实际上深受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我们细看宋儒每一个人的历史，几乎都受道佛的影响。比如程颢受华严宗的影响，朱子受禅宗的影响”，而且他还接受了道家思想，以来源于道家的太极图作为建立形上学体系的出发点。但宋儒从狭隘的“卫道统”精神出发，偏要攻伐异端，“辟杨墨、辟老庄、辟佛、辟禅，一切皆是异端邪说，而攻讦不留余地。”方东美对于宋儒的最大不满和最尖锐的批评，正是集中在宋儒的“对内争正统，对外攻异端”。

　　但应该看到的是，方东美对于宋儒的学术贡献是完全承认的。他认为，宋代所衔接的时代(即五代时期)乃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同人物最堕落的一个时期”。而宋儒之学毕竟一定程度地复兴了原始儒学以及原始道家思想(因为宋儒之学中实际上含有道家思想)，从而使得宋代社会在文化上“把堕落的五代给完全翻转过来了!宋儒所为，可说是不朽的工作成就”。就哲学思想而论，方东美说宋儒之学“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之形式中复苏了中国固有之形上学原创力”。而且，在谈到中国形上学发展的阶段(他喻之为音乐中的“节拍”)时，方东美认为：“中国形上学之律动发展悉依三节拍而运行。初拍强调儒家，次拍乃重道家，三拍则转入佛家，终于奏形上学之高潮于新儒家”，认为新儒家哲学是中国形上学思想发展的“高潮”。就历来注重形上学的方东美来说，这是他做出的一个很高的评价。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方东美尽管对新儒学进行了批评，但他仍然认为新儒家哲学与原始儒家哲学、原始道家哲学、大乘佛家哲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四大思想传统”，即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

　　方东美说：“新儒各派，就历史上言，较为晚出，故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之哲学造诣及智慧成就，皆能远绍遗绪，广摄众表，其透视人性及宇宙天地之性也，或自时间，或自永恒而观照之，现为不同程度之精神灵昭。故新儒家之造诣，堪称自成统观，是即‘时空兼综观’也。”他认为新儒家哲学是一种“时空兼综”的哲学。这就是说，—方面，新儒家哲学继承了原始儒家哲学注重“时间”的传统，将宇宙万物置于时间之流变中而观察其生灭变化、创进不己。另一面，新儒家哲学又吸纳了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将“永叵境界”转化为“绝对空间”的理念。对于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永恒界，道家和佛家均在精神上将其转化为一种绝对的“空间”，作为人们精神自由驰骋的天地。道家“将永恒界点化之，陶醉于一片浪漫抒情诗艺之空灵意境”，佛家则“视永恒界为空幻，然而一旦遍历染界诸漏之后，却又能尽扫一切，重新透过永恒之光观照法满境界”。新儒家哲学承袭了儒家哲学生生不己的生命精神，同时也由于深受道家哲学、佛家哲学的影响，而于精神超升之中追求与天地万物并生的永叵境界。唯其如此，方东美认为：“至于宋明理学家，他们承受了三种传统：第一、儒家，第二、道家兼道教，第三、佛学(大半是禅宗)。所以宋明理学家主张生命与宇宙配合，产生与天地合而为一、因为一体的境界，具有‘时空兼综的意义’，可以称之为‘兼综的时空人(concurrent space-time-man)。”一言以蔽之，宋明理学不仅与原始儒家哲学、原始道家哲学和中国大乘佛家哲学共同谱写了中国哲学的历史，而且由于它吸纳、融汇了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从而在哲学形上学方面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就是方东美给予宋明理学的崇高评价。由此还可以看出，方东美之所以将原始儒家哲学与宋明新儒家哲学分别置论，将宋明新儒家哲学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列为中国哲学的“四大主潮”2_-，根本原因在于他十分赞同宋明新儒家在实际上对于道家和佛家思想采取的包容、吸纳态度。尽管宋明新儒家从维护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而“攻伐异端”，但其实他们除了承受原始儒家的传统之外，还吸纳了“道家兼道教”的思想和“佛学(大半是禅宗)”思想。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家在维护儒家道统的同时，其学术思想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个道统而体现了方东美所赞成的“学统”。

　　作者：余秉颐 来源：孔学堂 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