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书法成因窥探

　　摘要：金农生于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寿门，号冬心，又号司农、稽留山民、昔耶居士等，有“扬州八怪”之首的美誉。金农有诗名，善画工书，尤“漆书”自创一格，为清代书法名家，亦是清代碑学运动的主力军。

　　关键词：金农；书法；成因

　　金农享年77岁，历经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适逢“康乾盛世”。金农书法的形成离不开当时外界客观背景和自身成长阅历。

　　本文着重深究金农书法成因，窥探引起金农书法变革的时空背景，概括为生逢康乾盛世、地处繁华都市、身经人间磨难、收获人生财富四个方面。

　　一、生逢康乾盛世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奠定盛世。雍正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文饰奢华。此外，统治者关注学术建设。康熙帝组织编撰《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组织编辑《四库全书》，下令刻印《三希堂法帖》，整合历史文献，推动文化发展。再次，清代崇尚书法，可以说是皇帝对书法的热爱引领了帖学风潮。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风格，在评判书法的好坏时，以董其昌书风作为标准，并亲自临摹，每日早晚必看董其昌的书作，正因为如此，全国掀起了学习董其昌书法的潮流。到了乾隆当朝时，乾隆对元代赵孟�\书法推崇备至，大家又一窝蜂去临摹赵孟�\的字帖，一时间，帖派风尚在清代兴起一股持久的浪潮。

　　清代统治者重视帖学，打压文人士大夫，碑学运动成为了知识分子们奋起反激的手段。加之清代“碑”的出土此起彼伏，使得清代知识分子们纷纷放弃帖学，转而研究古文字学。以郑�、金农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访名碑、探大山，逐渐引起了大部分文人学士的共鸣，大家纷纷在碑派领域找到了自我价值。虽然碑刻多在北方，碑派书法家也在北方居多，但这股新鲜的风气很快飘到了南方，南方书法家们逐渐也品尝到了古雅碑学的味道，于是娟秀内敛的书风逐渐被感染改造，形成了全国性的古朴碑学热潮。清人尚变、尚态、尚朴、尚碑的特质，于金农身上全部体现出来。

　　二、地处繁华都市

　　在艺术文化形成的历程中，自然条件起到蕴育的作用，金农的书法成就和扬州的商业经济、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扬州始建于公元前486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东有大海、南临长江、北靠江淮、西接运河，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名城。作为我国中部的食盐发源地，又是南北漕运、两淮盐运的咽喉，两淮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我们可从乾隆《两淮盐法志》中了解到：“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清人李果在《在亭丛稿》中说：“两淮盐课甲天下。”另，乾隆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在《盐院题名记》中曾言：“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可见，扬州在当时重要的商业经济地位，特别是乾隆“六下江南”，充分利用江南一带的财力和物力，发展其“盛世”的经济，这对扬州的繁荣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扬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任扬州的朝廷命官大多是儒人学士，清朝初期，一般是指派那些有名的文人去扬州，如王士祯、周亮工、曹寅等人，无一不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学者文士。这些“太子文章”在自己任职期间，注重当地文化的培养，并把对文化的意识提升为行政的文化氛围。又因为扬州“天高皇帝远”，出现了自由散漫的艺术家，这批艺术家多反对、看不惯清廷压制汉文人的种种政策，同时又特别无奈，于是便寄情于艺术之中。扬州八怪便是这样一批艺术家，他们中有文人出身的，有入仕的，也有穷苦人家一直穷苦的，而金农就是那文人出身的艺术家，并且荣登扬州八怪之首。

　　三、身经人间磨难

　　金农的一生在崎岖中步步向前，在曲折中熠熠生辉。少年时期衣食无忧，赚得个艺术胚子，青年时期家道中落，入仕不得，中年时期求职艰难，此后字画维生，晚年时期寄托佛门，客死扬州，终生布衣。

　　清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金农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钱塘江上。家有田几棱、屋数区，皆面江背山，风光宜人。金农从小衣食无忧，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与文化教育，无论是家庭地处西子湖畔优雅的大�h境，还是书香门第的小环境，都造就了金农天资聪颖的艺术胚子。金农号称“金二十六郎”，家中排行第二十六，人丁兴旺的金氏家族经济与文化同步发达，使得金农从小就具备文人的典雅气质，拥有良好的素养和家教。

　　金农早期书风，主要受到何焯影响，将审美取向奠定在碑学一派。又受到清朝统治者喜帖学的影响，有意无意进行了碑帖结合。何焯（1661―1722），字屺瞻，号茶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何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书法家，而且喜好收藏金石碑版，金农跟随何焯，获读了很多珍贵的图书资料，研读了许多的经史，学习了金石学问，奠定了日后的金石鉴赏基础，也是其独特艺术视角、别样艺术风格的重要基础。

　　金农三十九岁左右受泽州陈壮履之邀，由扬州开始作山西北游之行，直至四十四岁左右北游结束，期间，过京师，游太原、临汾、平定，还在娘子关坠马。此次游历金农丰富了人生阅历，有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金农领略了许多珍贵的名碑石刻，游览了祖国的大河江山，拜访了诸多名人名家，为日后的雄魄的书风作了铺垫。每每回忆起北游经历，金农很激动很自豪，“遍走齐鲁燕赵秦晋楚粤之邦，或名岳大河，倾写胸臆”，金农走过这么多地方以后，认识到了历史的印迹、大自然的伟大。同时，碑刻的观摩与学习，让金农中期书风沿着碑派的道路前行。

　　雍正十三年，吴兴知县裘鲁青举荐金农应博学鸿词科，金农对此感激不尽，内心深处却又存在山间之志趣的念想，于是充满了矛盾。在《上学使师公（念祖）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百感交集。对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而言，入仕效力国家本是梦寐之所求，现今金农的机会来了，而他却写道：“农自受命以来，涕因感集，从容自问，进退为难。”或许金农的那份“山民林壑之怀”略占了上风，他将仕途之愿暂隐藏在心中。然则雍正皇帝正于此年驾崩，于是此届博学鸿词科中辍了。乾隆元年，金农50岁的时候，博学鸿词科得以重开，裘鲁青再荐已年过半百的金农，但他赴京后究竟有没有考上至今仍是一个谜。我们只可从《郑板桥集》中《绝句二十一首・金农》之前言了解到：“（金农）字寿门，钱塘人，博物工诗，举鸿博不就。”张郁明指出，依据“《鹤征续录》中记载的乾隆元年举鸿‘不就’名单中没有金农，说明金农落选了。……而金农应试不第南归后，为生活计，寓居扬州，开始他的金石书画生涯，仕途幻想的破灭促使他消极沉沦，悲观出世”。“就”是一个多歧义字，其一可解释为：趋、从；其二可解释为：成，成功的意思。[1]金农似乎注定不属于功名利禄，在博学鸿词科“曲终”之际，郁闷而惆怅的金农顾首南归，长舒一口愤懑之气，他回到了扬州，除了以诗作酬唱之外，主要精力开始转向了艺术创作，渐渐地，其独创的别具一格之“漆书”横空出世。我们不得不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回得到浙江学政帅念祖的举荐应征，旋而失败，恰恰又是上苍成全了他。”[2]对于金农来说，最终仕途的“不就”成就了一个旷世奇才，一代书坛巨匠。四、收获人生财富

　　金农一生交友广泛，从达官贵人到富豪巨贾，从布衣小贩到贫民百姓，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只要性情相投，便不以身份贵贱和物资贫富论交情。这也是金农书法的内涵纳入点之一。他的朋友圈，是他收获人生财富的无尽源泉。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也是金农朋友圈中关系密切的人。“杯酒言欢，永朝永夕”足以体现他们志同道合的友情。“相亲相洽若鸥鹭之在汀渚”又展示着他们之间的和谐。金、郑之所以能如此交好，与二人相似的性格与经历是分不开的，也造成他们书画上的相似造诣。郑板桥的性格怪异、才高八斗、工字画，为官清廉刚正、体恤民情，爱交友、爱游历名山大川，十九岁就中了秀才，继而举人、进士。郑板桥诗、书、画被世人称为“板桥三绝”。他的书法，善于把草、隶、篆、楷四种字体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郑板桥曾说“杭州只有金农好”，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

　　丁敬是“浙派”篆刻的开山祖师，他对金石篆刻的认识和影响，为当时死守藩篱的印刻江湖带来一股创新之风。在他的影响下，浙派篆刻逐渐形成一种体系，以其为首的代表人物被称为“西冷八家”。丁敬很小就认识金农，与金农同样喜欢金石碑版，这是二人成为好朋友的基础，也是二人相互促进共同改写风潮的基础。丁敬一生刻有许多印章赠予金农，例如“金农印”“寿道士印”皆可见于金农书作上。丁敬老年贫困，却依旧保持着清高的品格，从不随便给人刻石。但如果金农有所需，他就立刻按需馈赠。金农也常常以书法作品回赠于他，有“丁敬身改书砚铭”为证。丁敬与金农的情谊就像是亲兄弟一样，情感稳定，相互敬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都很看重彼此的友情。

　　安岐祖籍天津，住在扬州经营食盐贸易，也就是当时的盐商。安岐有很强的经商本领，资产丰厚，富甲天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再加上安岐本人对文化情有独钟，他特别喜欢和有真才实学的文人骚客结伴而游。在观画赏诗方面，安岐确实也算是独具慧眼的人，曾经把数十年的赏画经验汇编成书，写成《墨缘汇观》六卷供他人借鉴。扬州的文化氛围，使得金农当时成为盐商富豪们竞相邀请的重要人物，那些经商的人，以邀请得到金农到庭而引以为豪。安岐在扬州特地建起一座“安氏园”，用于招揽有名的文人学士，盛情款待，茶余饭后就是品评书画。金农理所当然成为被邀请的对象。一来二去，金农和安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安岐并为金农的生活来源提供了很多。从金农的诗作《冬心斋砚铭》《扬州园林品赏录》《墨缘汇观》《书画书录题解》等都可以看到安岐与金农是好朋友。金农的《麓公研铭》就是特别写给安岐的。

　　金农的朋友很多，笔者无法一一尽述。正是因为有商人的资助，有好友的力挺，金农才能在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之中。本文来自《农金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