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发展价值实施作用论文（共4篇）

　第1篇：陈独秀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指导作用

　　因为过去中国旧道德的制约，国内社会各项改革与变革无法真正实现，陈独秀属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最早察觉到我国社会存在这一严重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同时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思想希望来拯救当时的中国社会。在陈独秀参与当时中国社会道德革命时，他非常强调对旧道德的批判以及新道德的构建，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伦理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陈独秀的伦理思想有效的促进了旧中国道德革命的推进，同时也加快了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步法，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启蒙与发展发挥出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陈独秀的伦理道德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一样能够发挥出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陈独秀对“道德”的理解

　　陈独秀提出，要对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探讨，就应当明确的了解其概念和本质，才可以从本质上知道道德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对道德的深入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陈独秀的伦理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陈独秀认为，道德属于人类所独有的，对于低等动物来说是不存在道德的，因此换句话说，离开人类社会之后将不会看到道德的踪影，他提出，道德属于人类独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属于意识形态体系的一种形式，和法律相同，道德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群体利益而形成的。然而道德与法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律一般来说通常是借助他律作用，而道德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以及传统文化习俗来维系，同时主要是凭借人内心的自觉来维系，对人的行为予以指导。另外陈独秀还提出，人的本性就如同任何事物都拥有两面性一样，人与人之间也存在善恶之分，善良属于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其存在也让人类社会中产生了良知与感情，这是人與动物有所区分的根本因素，而恶属于人性中的黑暗面，人的恶通常会比动物的恶更加黑暗，由于人存在思维能力，这样的能力往往会让一部分人变得异常虚伪，换句话说人能够主动的掩盖住自己内心的恶，也能够假装出“善良”来。对人性的善与恶进行比较来说，善良的人是大多数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加倾向于善良，才会主动的让自己变成正直的人，才能够准确的分辨是非对策，才可以借助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构成较为稳定的社会道德准则。

　　二、“五四”时期陈独秀伦理思想的特点

　　（一）提出伦理救国的“根本之救亡论”

　　伦理道德属于陈独秀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他提出道德在人类社会中属于一直存在的，也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其对于我国政治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对较大的。从我国过去的历史发展而言，近代各项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最终都以失败为结局，陈独秀也从中分析得出唯有从本质上对思想予以改造，真正提出旧道德，塑造新人格，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够激发出国人的救国之心。和其他爱国者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宣扬的是理智的爱国，抵制盲目爱国，他觉得一个无法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与幸福的国家是不值得人们去爱的。这样的观点从表面上来说否定爱国，也让很多人觉得爱国主义是消极的，对于陈独秀看上去消极的爱国思想，同时代的李大钊先生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提出，人们能够依靠自觉心来构建一个可爱的国家，而并非是一味的厌恶自己的国家。陈独秀的深层次观点是，人们与其消极厌世，不如主动积极的行动起来，主动积极的改进国家的本质，让国家变得更加“可爱”。陈独秀在自己相对早期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也更加倾向于依靠伦理道德来处理如何救国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现代启蒙主义者的共同选择，然而因为陈独秀自身所批判的基本上属于思想政治领域，所以他也将伦理道德当成是当时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二）对封建孔教的历史主义批判

　　陈独秀先生在对传统封建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坚持以社会进化论作为指导，提出伦理道德必须要坚持与时俱进，应当坚持以演绎法推论孔子之道，证实其是否适用于现代，而并非是依靠自身主观思想进行盲目猜测。陈独秀认为在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的社会背景之下，孔子思想逐渐不适用于当时的民主政体，应当对孔子思想予以改革和转变，同时孔子伦理思想和现代生活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和矛盾，只能够“发愤废弃之”，这属于陈独秀对传统社会旧道德进行批评的观点。应当注意一点，和当时完全反对批判孔子所有思想的传统主义者存在明显区别的是，陈独秀即便是以相对强烈的态度对传统伦理道德予以批判，但在其所发表出的很多文章中也时时的提及自己并非是为了“扬他教而抑孔子”，陈独秀积极的肯定了传统旧道德在曾经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提出其中一部分内容属于中国人社会生活中需要遵守的一般性准则，应当予以继承与发扬。陈独秀提出传统道德中所提出的勤俭、诚信等美德是需要永久的传承下去的，同时透过更加理性的思考给予了上述传统美德新的时代精神。即便是陈独秀过去曾经也批判过封建社会的孝悌思想，然而其本来的出发点并非是要求取缔孝悌，而应当纠正孝悌的差别与范围，所以针对当时社会中很多打着自己新思想旗号而做出不孝于父母之事的人，他向来是鄙夷的。从中我们能够明确的了解到，陈独秀是以辩证的观点来审视传统道德的。

　　（三）提倡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伦理观

　　陈独秀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提出近代欧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实证哲学。当他对东西方社会文明发展予以更加全面深入的对比后，又提出不管是伦理道德、现代科学亦或是文化教育等方面，西方文明都极大的超过了当时的中国，所以陈独秀提出中国如果想踏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就应当积极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广泛的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对中国社会道德予以重建，以个人独立与平等作为基本前提，激发出人性的觉悟。另外陈独秀所推行的是全面的颂扬功利主义，对于他来说，功利主义和民权自由都属于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都可以称得上是民主共和的必备因素，陈独秀在《东方杂志》中也尤其着重的说明了，功利主义与急功近利是不能同等的。他提出，功利主义即便是更加注重个人利益，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必须要确保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他认为近代中国的青年要坚持实现“内图个性发展，外图贡献于群”的奋斗目标。陈独秀提出的功利主义主要以爱己为出发点，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为归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诸多青年的思想觉醒。

　　三、陈独秀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指导作用

　　（一）对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价值

　　一方面，陈独秀对传统文化保持着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主张对传统文化中那些腐朽和污秽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同时着重的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批判，而传统文化中健康积极的内容应当大力弘扬与发展。陈独秀的这一观点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准确的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既不能够完全否定，也不能够一味接收，而必须要保持着批判与继承共有的态度，摒弃腐朽，汲取精髓。另一方面，从陈独秀伦理思想的整体脉络来看，能够很容易的了解到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伦理构建之路，即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伦理思想的方法，上述三种思想有机的融入在一起逐渐产生的伦理思想可以说属于三种优秀人文精神的结合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必须要依靠先进文化的指引，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我们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不断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积极借鉴吸纳西方社会先进文化，唯有如此才可以既能够彰显出社会主义特色，同时又与我国国情向贴合。

　　（二）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

　　陈独秀伦理思想中的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指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对当今时代的社会道德水平起到很好的优化作用。陈独秀在政治伦理思想中提出政治建设融入伦理思想，促进政治伦理化，让政治制度能够反映出社会道德规范。因此我国在今天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社会伦理思想和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构建对政治制度的价值评估机制，确保政治能够真正的保护自由与平等，而在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为我国现阶段政治伦理化建设提供了准确的方向。陈独秀的家庭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封建社会中的家庭伦理道德，积极宣扬新式的婚姻制度，而这些思想不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制度的基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陈独秀的人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当代青年人思想价值观念的引导，陈独秀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给青年一代指明了奋斗方向，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形成爱国奉献的精神，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三）对当代人生价值理论的启示

　　第一，陈独秀借助于科学的手段对人生意义以及人生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认为必须要以科学原则当成是判定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重要标准。在怎样理解人生意义与价值这一问题，我国传统观念中即便是给出了理性的标准，然而从整体上来说依旧是不完善不清楚的。陈独秀站在历史进化的层面出发，借助于自然科学真理，增强了人的知识与认知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从封建迷信中逐渐解脱出来，进而让更多的民众得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人生幸福。第二，陈独秀站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管系角度对人生价值进行了分析，过去的传统观思想中在强调个人人生价值的基础上往往更加偏向于站在社会角度来审视人生价值，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陈独秀在其《人生真义》一文中提出应当站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待人生价值，提出个人不仅要追求自己的价值和幸福，与此同时也需要注重社会利益，积极主动的为社会做出贡献。陈独秀这样从个人和整体关系出发对人生意义进行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存在一定的差异，它有助于让个人能够清楚的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关系，让人们不会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被动接受他人的人生观，对当代人生价值理论有所启示。

　　（四）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启示

　　陈独秀在中国启蒙救亡运动过程中明确国家的概念，也改造了国民性，提出应当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在思想领域对我国伦理道德予以重构，让过去以家庭为本位的人生观逐渐被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观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社会朝着现代社会的转型。五四时期陈独秀更加深入促进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改造，同时他认为中国伦理革命和伦理建设的主要方向即是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以及积极吸取借鉴西方国家以民主科学为主的伦理精神。因为陈独秀生存于民族存亡的社会背景下，并未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全面的考察，因此其思想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定的极端倾向，然而从整体出发来说，陈独秀对孔子儒学思想进行批判中发挥出非常关键的作用[7]。到今天为止，我国依旧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发展阶段，处于东西方思想、古今伦理观念的交汇时期，我们回顾探讨陈独秀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及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推进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四、结语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伦理道德思想属于我国近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也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与关注，他的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建设也能够起到非常良好的借鉴意义。陈独秀的人格独立思想以及家庭伦理思想都有助于当代中国良性道德规范的建立，在他的伦理观中，他觉得社会不单单需要依靠法律，更关键的是道德的制约，这也和现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法治与德治融合思想相对应。

　　作者：谷多多

　　第2篇：科技进步与社会道德发展研究

　　科学技术蕴含着对“真”的探求，社会道德包含着“善”的价值，“真”与“善”融合的科技伦理则体现了“美”的最终归宿。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应用的广泛性和普及性，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前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科学技术能否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达到人类生活的“至善至美”，则向社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现实需求。然而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还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二者出现了发展的不同步性，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

　　一、科技发展进程带来的突出的社会道德问题

　　（一）技术发展，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堪忧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当下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社会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很难避免购买到有毒、污染的食品，因为许多粮食、蔬菜瓜果从源头上就已经受到有毒物质的侵害。现在的农业科学家们很“多产”，各式各样的化学农药数不尽数，抗虫的，抗干旱的，增产的…的确，有了大量农药的“保驾护航”，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升，农活也更加便捷，喷上农药，“药到病除”。农民们尝到了增产的甜头，药剂量也越来越大，对作物使用农药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部分果农、菜农把农药应用的“淋漓尽致”，为了防止害虫祸害果实，果农们从果实刚结出来就开始喷洒农药，有的菜农们甚至直接用剧毒药物敌敌畏浇灌蔬菜，防止害虫啃食蔬菜的根…粮食、蔬菜大增产，水果大丰收。但是对这些有毒食品，消费者并没有足够的鉴别力进行辨别和筛选，这些食物一旦被人们端上餐桌，对人身体的损害却是巨大的和难以补救的。农药在提高农业生产，富裕农民生活的同时，却被滥用，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部分人被眼前利益冲昏头脑，看不到科技成果应用农业生产的本质，在社会道德失范的道路上越走越偏，越走越远。

　　（二）工業发展，空气质量严重下降

　　近段时间，“雾霾”广受诟病，据报道，本轮雾霾天气或将持续五六天，成为今年下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影响范围已扩大至142万平方公里，这次雾霾已影响11省市。北京、西安等重雾霾城市已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动车严重限行。雾霾天气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限制和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一个镜头里出现了两根烟筒，她说：在有的人的眼里，它就是两根烟筒，在有的人眼里，它是回家的坐标。经济发展给中国人带来寿命的增长和更多疾病康复的机会，但是，空气污染的风险得到凸显，过去30年来，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燃煤、燃油、生物质燃烧，工业、养殖、化肥、扬尘是造成空气雾霾的主要原因，其中工厂的燃煤和燃油的燃烧是造成空气污染的最重要原因。工业的发展水平被视为社会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但是，经济的发展不应当以牺牲人们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无论是科学活动，技术活动还是工程活动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都应体现相应的伦理诉求，最基本的就要做到人与自然、社会相和谐，促进生态平衡，社会文明。经济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运用，一定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尊重环境，保护环境，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统一。此外，还要坚持安全性原则，致力于人类生活的改善，保障人类安全，在实施活动时要注意评估风险，保护公众安全。

　　二、科技发展与社会道德平衡发展的模式探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唯金钱论”“金钱至上”，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充斥在人们的生活空间之中，颠覆了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传统稳定的道德思想，人们的思想被日益腐化。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却被道德失范的人毫无限制的滥用，以攫取个人巨大的物质利益，再加上生产者、制造者、使用者，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尤其是工程活动的背德成本较低，政府治理不力等原因，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时候并未充分了解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活动的开展并未充分考虑社会道德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也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控制。蘸甲醛的毒白菜、打了蜡的毒苹果、打激素的毒豆芽，仍然在大行其道，科学技术与社会道德在持续失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更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防止更多的因科技成果滥用而给人们带来人身、生命安全的悲剧再次发生，促进科技发展与社会道德相互平衡，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整治措施。

　　（一）加大政府惩治管理力度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必须承担其社会的管理和监督职责。首先，加强政府监管组织体系建设，严格界定监管部门职责，防止出现多头管理体制，监管边界不清，监管乏力的现象。卫生、质检、工商等各个监管部门要有效衔接，加大监管效率。增强对食品和化工行业的突击检查力度，增大检查频率，扩大检查的覆盖范围，做到日常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局部检查相统一，最大限度发挥监管职能。增强监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对于严管不力的责任人进行追究，发挥切实落实监管效力。其次，加强法制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树立科技社会道德的制度保障。对违背社会道德生产、加工有毒食品的责任人加大处罚力度，督促其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对违规排放工业污染气体的化工企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督促其进行整改，不能一再纵容，要形成法律威慑力，使其不能触碰环境污染这条“红线”。

　　（二）重视对相关人员的道德教育

　　古人云：“学则治，不学则乱”。可见道德教育对提升人们道德思想的重要作用。西方的经济学界一直都相当重视道德的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就把“习惯和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提升到和宪法法律等正式约束同等重要的位置。近些年来，在我国各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科学技术”与“科技伦理”分家的倾向比较严重。表现在食品和化工行业的负面效应就是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因此，首先要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教育，鼓励其致力于真正促进人类生活的科研发明，对人类健康有危害的技术和科研成果要避免研制，不能为了一己私利，眼前利益，忽视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其次，要加强对食品和化工行业相关人员的科技伦理教育，定期地对其宣传教育和道德培训，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培养其规避风险的意识，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落实自身行为。

　　（三）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效能

　　扩大社会公众的投诉渠道，拓宽网上监督、电话监督、微信平台监督形式，为社会公众维权提供便利。激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督的热情和意识，披露相关质量信息，切實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是一个广大的群体，监督范围广，监督力量强。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消费者使用监督权，维护自身利益的宣传力度，使食品安全问题无处遁形，同时还要加大对消费者反映问题的处理能力，对涉世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快速、准确解决。把解决方案对消费者进行及时反馈，回访消费者对处理结果的满意情况。对社会公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及时查处，同时把整改结果进行曝光，鼓励社会大众参与到监督中来，对涉事企业进行跟踪整治。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宣传，使食品行业和化工业形成不敢违背科技社会道德进行生产的状态，同时把其他存在不良倾向的个人和企业行为清除在萌芽状态。

　　（四）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经济人”本性和“逐利”本质使人们日益以经济为中心，而忽视了“道德良心”，这成为许多人和许多企业进行日常活产、生产的平常心态。在这种形势下，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人们看到哪种行为是正确的、值得鼓励的，哪种行为是错误的、要受到贬斥的，端正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十分迫切亦十分重要。社会风气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社会风气的好坏对人们的道德养成具有重要影响，离开社会风气的优化，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当前，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建设，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传播，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和教育，培养人们的社会认同感，在此基础上增强道德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身行动，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坚决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作者：陈春燕等

　　第3篇：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实施路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性消解、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价值观碰撞，进而产生出新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价值背景下，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生态失衡，引发信仰危机和价值理想失落，进而造成社会道德的紊乱与失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治理将社会的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营造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和谐善治的社会氛围。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来支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正确和对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促进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转型时期的价值现象，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不再是单一价值观统摄一切的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深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当代中国就主要存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等类型。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含和促进。然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会对核心价值观形成挑战，使人们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混乱当中。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联网、新兴自媒体等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冲击着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价值系统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道德虚无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为社会道德治理的应有之意。

　　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价值现象。市场价值观念的泛滥，会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驱动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经济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价值取向，其缺点是忽略了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和人们的公共善良意愿，专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经济人”的行為方式，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伦理和谐，将价值理性边缘化，导致道德实利化、庸俗化、虚无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市场伦理机制的健康发展，消解了人们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场经济把个人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道德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个人的经济冲动结合起来，视个人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就很容易脱离“社会性”的约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产生对社会和国家冷漠的观念。这反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把人从过去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而容易诱发人对物的崇拜，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市场经济遵循的‘价值规律’，保证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从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为‘物’”。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技主义的泛滥，一方面解放了个人自由，凸显了人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执着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频发：在消费生活领域的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义现象时常引起社会热议。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异化，躲避崇高、极端自私、社会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机现象频现。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物质世界中，导致人们被现实生活所绑架，从而在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产生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尚难以从“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超脱出来。在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性弱化，人为物所奴役、对物质利益崇拜等价值观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在人们的价值观世界里占据着一定地位。社会道德治理旨在帮助人们找回与生命品质相符的核心价值，以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任务。要破除价值困境，社会道德治理需从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开，引导人们从“工具人”“经济人”向“公共人”“和谐人”转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善的社会的当代形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治理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善的社会氛围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价值形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式的家国同构的一元社会结构，转型为现代社会式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民主政治为纽带、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三元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公共道德、市场伦理、社会权力道德在各自社会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础工程，它关系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民众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会公德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公德作为公共行为准则，是衡量人在公共领域善恶的基本标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穩定的公共生活秩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社会公德内容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一直是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基于国家视角提供社会公德规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公德风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信念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伦理转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公德的价值视角也就逐步从阶级国家向公民社会转型。至此“五爱”转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会公德内容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公德内容概括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新的社会公德内容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德内容的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成为常态。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为人们提供公共的价值需求。

　　（二）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导向。

　　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包括自由竞争、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诚实守法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在求利动机前提下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被窄化为中性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与它所结合的具体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主体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场经济主体谋利必须为他人而生产，又具有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样中性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及其二重性，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场经济价值观仅局限于市场领域的工具理性层面，具有促进道德进步和阻滞人的价值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当市场经济价值观蔓延到市场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时，更容易诱发消极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等不良价值取向，给道德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市场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扬弃，更加彰显人自身价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它把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抑制了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的极端利己观念和逐利行为，发扬了服务社会、利于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既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客观性、正当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价值准绳，克服了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实现了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了西方“经济人”和传统“道德人”的伦理困境，使经济人道德化、道德人经济化，促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为人们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了价值路径。

　　“三个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传统道义论只重动机而轻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只重效果而轻动机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在综合考虑动机与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义。为人民谋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义取向的深刻内涵。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

　　（三）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民社会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国家权力的政府主体不同，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个人集合体，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会权力有组织与群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根据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社会正能量。群体型社会权力是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临时聚众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其价值取向具有不确定性。非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贪婪的私欲或错误的正义观念而形成的社会恶势力，如恐怖势力、黑社会势力等，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社会权力的双重属性，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加强对正义性、组织型社会权力的培养，对群体性社会权力的规范，对非正义性社会权力的遏止，才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社会权力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乐观。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王权至上、人民无权，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力附庸于国家。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欠缺合法性基础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战，无暇或无能顾及社会权力的兴起，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现代中国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成为国家组建的各种组织中的一员，沦为“单位人”，社会权力完全被国家权力所涵盖，基本上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延伸。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权力从未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处于附庸或对立的状态，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会权力本身的双重性和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权力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引导再到全面认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权力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在全面推進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得以成为治理结构中的中间环节，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纽带，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到道德治理的过程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间组织道德整合所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必须重视民间组织的道德治理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组织已步入正轨，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在行使社会权力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着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社会权力道德的正当性价值取向就是要求社会权力必须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推进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建立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使国家权力社会化，实现还政于民的治理过程。公民自愿合作、认同政府权威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十个基本要素。”民间组织既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为民请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实现善治的各项要素，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扩张，扩大公民参与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贯穿至社会权力运行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社会权力道德的合法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民间组织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推动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经过正当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意志，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中体现群众意见，社会权力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社会公意的进入从而做出良好的决策。在中国当下，法律法规是民主产生并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社会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因此，社会权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须合法，这是社会权力应有的德性内涵。

　　社会权力道德的公益性价值取向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威胁、不被私利侵吞。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毫无规制。尤其是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应该以倡导和实现人道与公正、提升公民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的伦理秩序。在社会公益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时而出现失灵的尴尬，政府以强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觉自愿性、市场以私益激励产生客观公益而易被私利异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质低效的风险。相反，秉持公益价值取向的民间组织具有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公益特性，能够高扬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会公益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民间组织运转的基础应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权力或私利的驱动。在公益实践中，民间组织通过践行公益价值观，不断创造出社会信任、公民合作、优良的社会关系等社会道德资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增强了社会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和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这就为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方向。社会道德治理通过调节道德评价、整顿价值规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径以实现善治的和谐社会。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西潮”冲击、价值中立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都挑战着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社会道德治理必须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导市场伦理、发挥社会权力德性，才是引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发展

　　“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道德的发展，促进善良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仍要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道德信念淡化、社会诚信丧失、道德冷漠、人们内心秩序紊乱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地营造出善良的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良性发展。

　　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主要以舆论、内省和习惯等为评价方式，通过树立各种名教观念，借助各种赏罚利诱手段，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这种社会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识，对中国影响深远，使得臣民意识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头脑之中，制约着社会主义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如惯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宣传和空洞说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强调义务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实效。因此，应该扬弃传统社会道德治理观念，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把整体本位道德原则与个体取向道德原则相融合，探索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径。

　　我们要融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发展，多维度地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关注道德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规避道德风险尤其是道德突出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善恶观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公序良俗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职能，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健全道德赏罚奖惩机制。总之，社会道德治理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规范市场伦理机制，践行人民功利主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个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进而触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在经济伦理领域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道德代价论”等争论。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更加重视个人而忽视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传统美德淡化、有偿服务代替无私奉献、实现经济利益成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现象。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依据传统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的道德忧虑。经济发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应付出的道德代价。利益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新旧道德的冲突，表现为经济道德的危机。道德变迁是由旧有价值观念向新塑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要分清新旧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危机。只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观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旧道德的转型，消除新道德危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是市场道德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

　　市场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评判或侵入他方领域，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进入社会生活就会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扭曲的价值取向出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就是针对泛市场行为的道德治理。积极引导市场伦理机制建设，纠正不端道德行为，倡导践行人民功利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反映。

　　市场伦理机制建设必须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义的市场道德原则进行。利群原则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做到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和目前服从整体与长远，所有经济决策和市场规范行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伦理合法性。互利是对市场伦理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正当手段使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得到共同增进，在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以图社会利益的发展。互利是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大公无私的高层次集体主义，互利是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利他是对市场交往伦理机制的规范，表现为无私奉献和先公后私两个层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成员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人民功利主义利他精神的价值体现。将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契合到市场伦理机制的建设当中，是治理经济道德危机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道德治理功能

　　民间组织是社会权力的主体，作为社会道德治理力量发挥着社会自治的功能，也承接了部分政府转移的职能而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权力。我国的民间组织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慈善传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影响着现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社会活动空间，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场域，政府体制改革向服务性职能倾斜，使得民间组织的社会能力得以扩大，中产阶层的形成充实了民间组织的人力资源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现代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兴起。民间组织具有市场和政府无法代替的作用，它能在某些场域很好地弥补市场或政府调控的失灵。尤其是在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民间组织提供的无偿公共服务更具时效性和针对性。

　　我国具有国家主义的深厚传统，公民社会势弱而大多是在国家放权和政策驱动的扶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路径就决定了民间组织不是在有限政府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演进而成的，而是随着政府职能转型、从国家领域分离出来的仍具有依附性的社会活动组织。我国民间组织的依附性特质造成了其自身能力素质的多方面缺陷，如在独立性、志愿性、公益性、公信力和动员力等诸多方面不足以满足社会道德自治的需要。另外，公众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偏差、制度保障和监管机制不完善等社会环境因素也制约着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功能的發挥。

　　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困境的诸多因素，民间组织发展得不够充分，制约了其社会道德治理能力的发挥。我们必须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机制，加快政府体制和民间组织管理改革，优化社会制度和舆论环境，推进社会自治能力建设等举措，来引导民间组织的合理发展。以市场的充分发展来促进社会权力的增长，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从而提高人们的结社能力和愿望，使其民主参与意识能够进入民间组织并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政府主导社会发展应向还权于民的社会自治方向转型，打造服务型政府，社会权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制定社会权力运行规则，保证民间组织合法正当地进行社会治理活动，为其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加强民间组织自律机制和治理能力建设，才能在舆论监督下弘扬公益力量，吸引民众参与。总之，要合理运用社会权力，发挥道德整合功能，践行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需要民间组织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优化其道德治理能力。

　　作者：凡景强

　　第4篇：试论“最美”现象在化解社会道德中的作用

　　2010年马加爵杀害同学事件，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只是为一些小事，将同学残忍的杀害；2011年福建第一起校园伤害事件报道之后，之后的两年里连续发生五六起同类事件，有的因为仇恨社会，有的仅仅只是想出名就将罪恶之手伸向那些无辜、天真的孩子；2012年夏天，一个男子因为女友要和他分手，他就拿起了罪恶之刀将女友残忍杀害。面对着一条条血淋淋的事件，我们不禁产生强烈的焦虑感，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人怎么可以那么可怕，我们传统美德到底遗失在何处？并且随着负面新闻越来越多，社会人群的道德焦虑感与日俱增。

　　我们的道德真的陷入死胡同？真的无药可救了吗|？显然不是的。平庸的日常生活使道德隐退，却也能让它在平凡中绽放光彩。现在打开电脑，翻看新闻“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护士”等“最美人物”的“最美事迹”开始不断映入眼帘，“最美”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他们的赞美和推崇，反应了人民对社会道德及核心价值观的呼唤和期盼，正在逐步瓦解人们的社会道德焦虑感，可见“最美想象“不仅具有促进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对化解社会道德焦虑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最美”现象是化解社会道德焦虑的抚慰良药

　　生病自然要看医生，医生也会根据病情开出适当的处方，只有适当的处方才能让病人的病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康复。现在我们也生病了，但只要找到合适的良药这病也会康复。那这治疗人们道德焦虑症的良药又是什么呢？

　　2011年7月2日下午，杭州滨江白金海岸小区。两岁的小妞妞因为好奇，趁着奶奶不注意，悄悄地爬上窗台，10楼的高度，小妞妞就这样一路下坠，楼下的邻居们惊呆了。说时迟那是快，就在妞妞快要砸到地上时，刚好路过这里的吴菊萍踢掉高跟鞋，张开双臂，冲过去接住了妞妞。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吴菊萍被诊断为左手臂多处粉碎性骨折，需要半年才能康复。妞妞也在10天后苏醒。当记者问及：“当时是什么力量促使你去救这个孩子的？吴菊萍回答：“可能是母爱的本能吧。”后来黄小荣、张丽莉、吴斌、吴加赏等“最美”人物被媒体一一报道出来。他们的出现就像一剂良药，安抚了人们的道德焦虑感，让人们对美好、对道德产生希望。

　　人们从这一件件平凡却让人感动的事件中，看到社会道德并没有完全的沦陷，传统美德并未遗失，他就在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身上闪闪发光。“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本能的想接着这个孩子。”“看到别人有困难本来就应该帮啊！这有什么好说的。”“这是应该的。“我救人又不是为了出名，所以我不想多说。”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语句，一个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就好象春风将人民心中的那份焦虑抚平。让人们不再焦虑与害怕，让他们知道道德的光辉就象太阳永远高挂天空，永远充满温暖。

　　二、“最美”现象是化解社会道德焦虑的指路明灯

　　社会道德的焦虑造成很多人都迷失自我，认为道德的存在是毫无价值的，造成人生观、价值观的偏差。所以社会中才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罪恶事件。此时的人们就像处在一团迷雾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目标，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但是只要在这团迷雾中放上一盏明灯就可以引导他们找到方向，走出这迷雾。“最美现象”的出现正是充当着指路明灯的角色。

　　通过对“最美现象”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物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伟大的贡献，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他们只是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于人民群众，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道德认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从而真正消除自己的道德焦虑感。

　　“最美现象“的不断出现，公众媒体的大力宣传，政府政策的鼓励，无不像一盏盏明灯指引人们走出道德迷雾，找到道德真正的内在含义。黄小荣、张丽莉、吴斌、吴加赏、吴菊萍，这些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名字，将牢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自己出现迷茫，受到伤害时，它们就会被点亮，指引我们走出迷茫找到自我，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三、“最美”现象是化解社会道德焦虑的方法导师

　　有明灯的指引还需要方法的锤炼，只有找到好的，合适的方法才能够在根本上化解社会道德焦虑。“最美现象”正向我们展示着一个个化解焦虑的方法。

　　立足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就是第一个化解焦虑的方法。“最美司机”吴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从天而降的，此刻刺穿自己腹部的大铁片，吴师傅想到的不是逃跑，不是求救，而是完成减速靠停，拉紧手刹，打开双闪，告诫乘客注意安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完成作为一名司机的职责。张丽莉，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面对突如其来失控的客车，她完成了作为一名光荣的伟大的教师的职责！可自己的双腿却再也不能站起来了。虽然他们之中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变成了残疾，但他们在人们的眼里，在人们的心里却是高大、是永生的。他们让人们在他们的行为里找到了化解社会焦虑的方法。

　　化解社会焦虑的又一方法是在为人民群众的服务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吴加赏，一名普通的天台老百姓，看到母女落水时，他义无反顾地跳下去救人，救人之后默默离开。面对政府的表彰和奖励，他并没有太多的兴奋，他认为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吴菊萍，面对掉落的孩子，本能地伸出手去接……太多太多的故事无不启示着人们为人民服务，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也是化解社会道德焦虑的途径。

　　这一个个榜样，告诉着人们要相信社会道德就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只要你肯去做，肯发现，那么社会道德的焦虑自然就会消失！

　　作者：李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