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理论体系及“问题域

　　在当代新兴学科簇群中，以世界新军事变革和信息化战争为背景而崛起的军事哲学，备受军事学界的关注。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及其“问题域”，是近年来学者们重点讨论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这一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根据，而且关系到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一、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

　　在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或学科属性上，目前有两种倾向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哲学姓“军”，强调其属于军事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军事科学的一个门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事哲学姓“哲”，强调其不应当直接介入军事学研究的内容，替代军事学去研究军事活动和军事活动指导的一般规律，而是应当将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字面上看，这两种意见似乎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由看问题的不同视角而产生的一种差异，并且分别从一个侧面界说了军事哲学的学科属性。因为，军事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或边缘性学科，横跨哲学和军事学两大领域，它以军事领域的“哲学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说，军事哲学研究的是军事领域的问题，它又不是纯粹的一般意义上的军事问题，而是军事领域中那些具有哲学性质、哲学意义的军事问题，包括那些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寻和反思的军事问题。这样，作为交叉学科的军事哲学在研究对象上既与军事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某种“重叠”，又与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某种“重叠”。正是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殊性，规定着军事哲学既“姓哲”又“姓军”，在学科上具有哲学与军事学之双重属性。其实，不仅军事哲学，一切交叉学科如自然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等等，无不在学科性质上具有双重属性。

　　军事哲学的双重学科属性表明，军事哲学不仅有资格成为军事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门类，也有资格成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门类。从另一方面看，军事哲学之所以不等同于纯粹的军事学，在于它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具有哲理性，同样，军事哲学之所以不等同于纯粹的哲学，在于它研究的只是军事领域中的哲理。其实，从军事哲学“姓军”还是“姓哲”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基于军事哲学具有哲学的属性，那就没有必要特别地说明其为什么“姓军”；同样，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哲学本身有着鲜明的军事特色，也就不必特别地说明其为什么“姓哲”。然而，无论拘泥于“姓军”的层面还是拘泥于“姓哲”的层面，都难以完整地把握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也就是说，军事哲学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视野，也不能囿于纯粹的哲学思辨。以战争为例，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但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和特殊的社会活动又是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部分，它同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同人类的精神、信仰、宗教、情感等主观因素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角度上看，战争既是一种军事活动，又不是一种“纯军事”的活动。这样，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就要超出战争本身，就要跳出单纯的军事学视野，而由为一切科学研究提供“普遍性原则和方法”的哲学来担纲。显然，以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介入军事领域而产生的军事哲学，就必然具有哲学和军事学之双重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西方近代的《战争论》，尤其是毛泽东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而写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才被人们一致视为既是军事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因为这些著作不仅精辟地阐释了军事学所要研究的战略、战役、战术等一系列军事问题，而且深刻地阐释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如《孙子兵法》关于兵者为“国之大事”、“知彼知己”、“兵无成势，无恒形”、“奇正相生”等论断，《战争论》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因素和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等论断。可以说，正是后者奠定了这些著作在哲学和军事学领域的“经典地位”。

　　军事哲学以军事领域的“哲学问题”为研究对象，这里的“哲学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其一，军事领域中那些本身具有哲学性质或哲学意义的问题。如战争与社会的关系，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战争运动中的时间与空间及其关系，战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战争中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军事认识、军事价值、军事评价，等等。这些问题是任何一门具体军事科学都难以回答的，只有军事哲学才能给予回答。其二，由具体军事科学所研究的但需要而且可以提升到哲学层面的问题。军事哲学是对具体军事科学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要求把具体军事科学研究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规律性的问题提升到哲学的层面，以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进行审视。同时，军事哲学作为军事科学体系中的基础理论学科，是对各门具体军事科学的综合，是在各门具体军事科学抽象基础上的再抽象，这种再抽象实际上也就是把具体军事科学所抽象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到哲学层面上进行思考。显然，当我们进行这种反思和再抽象时，就意味着把反思和再抽象的对象转换成了“哲学问题”，或哲学视域中的问题。例如，恩格斯在《军队》等著作中在研究战争发展规律与军事领域的变革时，关于“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B6<)的思想，“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的思想，关于新军事科学是新社会关系的产物的思想等等，无疑都是把军事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的，是立足于哲学高度、运用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研究军事问题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一些同志就军事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范畴构成及建构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多种方案，并为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军事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要经历一个过程，而且其体系本身也是开放的，需要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状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军事是以战争为中心的，同时还包括战争准备、军队建设以及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其他活动。军事因战争而存在与发展，而谋求和平又应当是军事力量建设、运用的最终价值目标和最高的理想追求。换言之，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军事认识与军事指导、军事的价值与评价不仅要着眼于准备、应对战争，更重要的还在于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因此，军事哲学应当在回眸历史的基础上，立足当代，面向未来，通过对战争与和平之间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把握，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形态，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当着力研究:第一，战争与战争观问题。通过对战争的本质、特点、根源等问题的哲学审视，对各种战争观和战争理论的比较研究，阐述战争观问题的时代性和复杂性；通过探讨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战争运动的基本矛盾、基本形式和基本规律，预测战争与和平的未来走向。第二，军事的系统构成、军事力量的建设规律与运用原则。其中包括军事的本质与特点、结构与功能、运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军事力量建设与军事安全需要、综合国力、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军事力量运用的基本类型、基本功能、基本规律以及军事力量运用的基本准则与艺术等。第三，军事认识与军事指导。探讨军事认识的系统构成、特点、方法、过程和创新等问题，以及军事指导的特点、方法、基本手段和基本原则。第四，军事价值与军事评价。通过对军事的社会功能和军事评价的特点、尺度、原则和作用的分析，探讨军事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以及军事评价的标准问题；依据军事评价的两大尺度和两大原则，探讨技术评价（战斗力标准的军事尺度）和社会评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与道德等标准的社会尺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军事评价的利益原则和道义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五，着眼于全球化的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从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高度审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以确立正确对特现代战争的基本价值态度，寻求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式和途径。

　　从总体上说，构建以研究战争、军事与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本问题的军事哲学理论体系，应着力彰显三个方面的意识。

　　一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的意识。理论创新始于问题，只有在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过程中，才会有新的视角、观点、方法的萌生。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真正的理论研究都是对问题的研究。所谓哲学是智慧之学，其实是问题之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以概念为中心，还是以问题为中心，历来是思想家们建构理论体系的两种不同范式。以概念为中心的范式，注重的是概念的逻辑演绎，追求体系的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和明晰性。这种体系往往有着强制性的形式结构，且以“知识大全”为特征，从而容易走向保守性和自我封闭性。作为对这种体系的拒斥，黑格尔之后，在西方出现了从叔本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的“反体系运动”。以问题为中心的范式，则是把问题作为理论体系的支配性要素，聚焦点不是对已有研究结果的论证、诠释和维护，而是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其时代性，这种时代性只能来自于对时代性问题的关注。问题在历史过程中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围绕问题而建立的理论体系，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可开垦的思想“高技术开发区”。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W(P2S9)在军事领域，由世界新军事变革孕育和生成的信息化战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机械化战争和整个军事形态的面貌，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基本观念，在军事理论、军事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显然，当代军事哲学体系的构建，只有将这些全新的问题纳入视野，为探索这些问题提供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才能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实现军事哲学理论的创新，进而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提供理论支持。

　　二是以“历史哲学”为方法论原则的意识。军事与战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历史的”军事与战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不仅指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更是指人类当下的生活与实践。军事与战争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有其产生的根源、发展的过程以及未来消亡的趋向，而这种根源、过程与趋向是同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同社会历史其他领域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把战争与军事纳入“历史哲学”的视野，才能正确地认识战争与军事的社会本质、发展动因和历史作用，揭示战争与军事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应当透过军事与战争的表象，深入地研究其内在的历史本质，即将军事与战争活动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探索战争和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民族特性以及科学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地挖掘作为一种文明现象的军事与战争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当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形态信息化、政治多极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人类历史进程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转折，军事与战争也由此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特性。例如，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国家安全和战争的内涵，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世界政治经济利益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冲突与战争的深刻根源；政治多极化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军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军备竞赛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信息社会给人类战争的规模、性质、进程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影响，军事活动与非军事活动的联系越来越广泛，等等。军事哲学应当适应人类历史的当代发展趋势，把越来越多的非军事活动领域与军事活动领域联结起来，不断拓宽军事研究的视野、对象和领域。

　　三是以提高军事思维能力为主旨的意识。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不只是为人们提供该门学科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知识系统为人们提供一定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总是蕴含着某种思维方式，是一定思维方式的系统化表征。在哲学史上，曾先后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康德的主体论、马克思的实践论等众多的理论体系，这些体系在研究对象、理论

　　形态、概念逻辑、致思取向上的根本差异，都可以从其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方式上找到答案。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提出问题的视角，质疑问题的方式，求索问题的过程，对问题之意义的批判性追问，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不同时代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由不同时代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当代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首先是军事思维领域的变革，是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自觉按照新军事变革和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更新军事思维结构，确立新的军事思维方式，并由此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军事实践的创新，不仅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思维保障。从这个角度上看，军事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当站在当代军事思维方式的制高点上，通过对当代军事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求索，自觉地将人们引入反映世界新军事变革和信息化战争的理论思维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人们的军事思维能力。为人们提供适应军事实践需要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军事哲学区别于其他具体军事科学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当代军事哲学的问题域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5](P544)一般而言，军事哲学研究应当包括军事哲学基础理论或一般理论研究、军事哲学应用性研究、军事哲学历史研究这样三个领域。无论是发挥军事哲学的价值功能，还是促进军事哲学自身的发展，军事哲学都应当注重应用性研究，尤其是对当代军事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对此，有学者认为，面向当代实践的军事哲学应用性研究课题应联系我国的军事实践和相关实践、国际范围内车事实践和相关实践，以及当代中国军事科学体系建立和完善中的哲学和军事哲学问题。〔6]也有学者认为，面对军事领域革故鼎新的形势，军事哲学应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军事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对军事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以及如何认识和评价新军事革命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哲学理性思考，得出高度概括的反思性结论。〔7〕(P612613)应当说，这些看法都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概括了当代军事哲学研究所应重点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综合起来看，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应当着力探讨那些涉及基本理论而又反映时代特征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揭示蕴含于这些问题中的哲理，为人们理解当代的军事与战争问题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

　　1.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本质、动因及价值评析。“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军事与战争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军事活动与非军事活动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非军事因素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相互交织，引发或诱发战争的社会因素日趋多元化。这些问题的凸现与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态度和评价。为此，军事哲学应当对战争的本质、动因及价值进行深入思考，进而研究全球化时代战争的根源与动因，战争的暴力性与非暴力性，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同战争与和平的矛盾的关系等重大现实问题。

　　2. 当代军事形态与军队建设的模式选择。军事和战争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相联系、相统一。作为军事系统诸要素及其结构、功能的整体状态军事形态同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一样，不仅表现为量的积累，而且表现为质的飞跃。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人类社会由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军事发展史上已先后发生过金属化军事革命、火药化军事革命和机械化军事革命。历次军事革命都引起了军事结构的优化重组和军事效能的大幅跃升，从而导致新的军事形态的形成。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信息化社会必然要求军事领域通过军事革命从机械化军事形态转变为信息化军事形态，即以信息社会为背景、信息技术为主导、信息化战争为主要战争形态的新军事形态。随着机械化军事形态向信息化军事形态的整体转型，军事哲学必须将现代军队建设的目标和模式的选择，尤其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借鉴外军与自主发展、贯彻实施科技强军和人才强军战略等问题，纳入自己的问题域。

　　3.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指导规律。军事形态的转变，直接导致战争形态与战争样式的变化。一定战争形态和战争样式下的军事指导规律蕴含着十分丰富、活跃的辩证法，要求军事指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适应特定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军事指导规律。信息化战争是建立在机械化战争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的战争形态，是对机械化战争的一种扬弃。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电子战、网络战、结构破坏战、远程精确打击的非线性联合作战、非对称作战正成为最主要的作战样式。在信息化战争中，信息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斗力资源，以往战争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只有借助于“信息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作战效能。为了探寻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指导规律，军事哲学应当着重研究唯物史观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问题、联合作战中的协同与控制、对称作战与非对称作战以及施计用谋中的各种辩证关系、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以弱胜强的规律，以及分散与集中、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等涉及军事指导规律的问题。

　　4新安全观与军事力量运用规律。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即主权、领土、领空、领海不受敌对国家的威胁、颠覆、侵犯，安全威胁主要源于外部。冷战结束后，随着军事安全地位的相对下降，经济、科技、文化、信息、环境等成为新的安全因素。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也因此与军事安全一起，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范畴。随着威胁来源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安全的界限已远远超出国家的范围，单纯运用军事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安全的需要，综合运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处理安全问题成为各国的明智选择。国家安全观的变化虽然相对降低了军事安全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军事安全仍然是整个国家安全的基石。军事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有限性并不能否定军事手段的有效性。因为军事手段不仅是维护国家传统安全的根本手段还是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军事哲学应当着重研究军事力量运用方式的多样性问题，在关注战争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军事威慑、军事外交、军备控制、国际维和、危机处理、低强度军事冲突以及反恐等非战争方式应用问题，要研究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军事力量运用规律、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在作战中的协调与配合规律、军事力量在危机处理和遏制战争中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

　　5.新军事变革与军事思维方式的转变。新军事变革和信息化战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机械化战争和军事形态的面貌，而且深刻改变着军事思维主体把握军事实践的思维样式。为了适应新军事变革对军事系统和军事实践方式的深刻影响，必须实现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确立新型的军事思维方式。知识化、智能化的新军事变革，军事系统的一体化对抗，需要我们确立系统集成思维；数字化军队和数字化战场的出现，信息化战争的精确化打击和可控化特征，需要我们确立精确思维；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军事“预实践”地位的提高，需要我们确立虚拟实践思维。另外，还需要深化研究非线性思维方法、战略思维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冷战后大国及军事政治联盟的军事战略调整及其军事战略思维、当代军事系统自身高度理性化(科学化）与某些战争行为主体决策非理性化（非科学化）之“悖论”等军事哲学问题。

　　6.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和平条件及存在方式。战争与和平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状态，交替存在，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转化。要深入理解和平，就必须深入其内部结构，从国际局势、均势力量、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人民维护和平的诸多因素，来分析判断和平的条件及存在方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这一潮流是与世界的多极化进程相联系的。但是，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对于和平条件及存在方式也有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坚持的“一霸独尊，大国监护下的和平”，另一种是代表世界发展潮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追求的“多极格局”。在全球化时代，试图通过武力手段称霸全球的单极思维对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了严峻挑战与巨大威胁。因此，为了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进程，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军事哲学应当深入研究多极化进程中的和平条件及存在方式，探寻国际社会如何形成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效制约机制。与此相联系，有关全球化时代和平与战争相互转化的条件，在战争与和平领域中国际社会公众参与的历史作用及其实现途径，战争和和平的矛盾与人类的历史命运等问题，都应成为军事哲学关注的重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