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马克思主义化”及其方法

　　在胡适、冯友兰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年至1966年是所谓“十七年”，为第一阶段;而1966年至1978年则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又因为“十七年”所具有的范式奠基性而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期。因此，在建国前期，特别是“十七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阶段，在方法论的建构及研究问题、范围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

　　20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逐渐确立起来。创立伊始，中国哲学史研究就深受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影响。在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起到决定作用的两位学者中，胡适即是以实用主义为根基研究中国哲学，而冯友兰则是以新实在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因此,两人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一学术流派或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方法论根据，其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产生了开拓性的影响。

　　其实，早在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他就宣称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在胡适眼中，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必须运用现代哲学也就是西方哲学的“新方法与工具”，才能真正将其内涵诠释出来。与此相同，冯友兰同样运用西方哲学作为诠释理论，只是将胡适的实用主义换成了新实在论。不过，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新实在论,从实质上看都是西方哲学理论。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从一开始便掺杂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而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影响到新中国建立后。

　　众所周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在中国新的社会形态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亦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党的组织下，首先是积极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其次是参加社会活动和群众工作，体会中国农民的思想感情，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历史和哲学，并对过去的哲学史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也为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论一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奠定了基础。另外,前苏联哲学专家的到来，使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使很多问题的讨论更加深人、更加透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前苏联学风的片面性、简单化及政治化的特征，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特别是对唯物、唯心关系的片面认识等皆由此发轫。

　　总体来看，建国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正统的研究，突破了儒、道为主的研究模式,对历史上多数学术流派都进行了研究;突破了以重要思想家为对象的模式，对历史上不受重视或重视不够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同时把军事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吸收进了哲学史，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丰富了起来;着眼于哲学同科学的密切联系，揭示了一些科学家及其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此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突破了固有的研究问题，对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特点、性质以及基本主张进行研究。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但这样的研究却表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新的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呈现出新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和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获得了新的理论认识;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国哲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础

　　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在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使哲学工作者在哲学研究的立场、态度、方法上有所转变，在宣传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学术界展开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斗争。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社论。社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所以必须集中批判唯心主义。”由此,唯物与唯心之间的争论就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唯物史观也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其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此基本原理，正确评价哲学史上思潮、体系或流派的发生和发展，给哲学史和哲学史家以科学的说明和评价，这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共同方法论基础。侯外庐、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著名哲学史家都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侯外庐指出：“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将哲学思想置于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即置于一定的社会阶段及其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解剖，从而确切地理解它究竟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精神,具有怎样的时代烙印以及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与此相同，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著名哲学史家也都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获得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更大的研究范围和更丰富的研究内容。同时,由于该原理的模式化也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教条化的倾向。总体来看，对于哲学家及其思想的丰富性，只是简单地论述时代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以作为研究这些哲学思想的背景，显然是不够的。

　　(二）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作为唯物史观的另一重要主张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成为学者们广泛遵循的研究方法论。任继愈指出哲学是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世界观的科学。脱离了阶级就没有办法讲哲学史。他认为，不但要研究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要研究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对哲学思想的影响。阶级地位、阶级斗争决定哲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中国哲学史研究以此为方法论基础，获得了全新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来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和评价，这使得对哲学理论的社会性与现实性挖掘和梳理成为可能。然而,这种方法的应用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不能透彻地揭示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也不能按照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随着此研究方法被模式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它对中国哲学研究所起的消极、负面的影响也曰益凸显。

　　(三）中国古代哲学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掘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哲学史工作者重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表现，重视对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传统的发掘以及对唯物、唯心斗争规律的研究。任继愈、侯外庐两位著名学者都强调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高扬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侯外庐在《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一文中，从中国哲学史的五个主要方面论证了其中的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他指出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们应该科学地总结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张岱年先生也指出，中国古典哲学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具体表现上，具有其特殊的形式。他认为，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许多基本概念都是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共同使用的;但是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对之采取了不同的看法。如气、太虚、天道、道、太极、理、神、体用、质用、本体、实体等，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对这些哲学概念有不同的使用。此文虽承认唯物、唯心斗争的前提，但其分析却非常平实，缺少唯物、唯心斗争的强烈色彩，是当时哲学史研究不多见的好文章。以唯物或唯心的特征去分析某些哲学家及其思想，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如果一切都以唯物一唯心为标准，则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失去了丰富的、独特的内涵，也使某些哲学家的思想变得面目全非。总的来说，经过建国初期系统认真地学习与讨论，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逐渐被广大学者所接受。中国哲学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逐渐成为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

　　三、对“唯物一唯心”范式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不同回答决定了哲学家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面对繁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划分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直观的梳理。同时，以唯物和唯心的标准去分析古代哲学家及其思想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因此，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唯物一唯心”范式促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和繁盛。

　　从建国到1966年的17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确定了以“唯物一唯心”的斗争为主线，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为方法论的原则。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思想界和哲学界中受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的正常研究受到极大干扰。特别是前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硬要给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戴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帽子,甚至更进一步给历史上的哲学家都贴上进步或反动的政治标签。由此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两个对子”范式主宰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否所谓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反动的,其思想都是错误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祖国的哲学遗产即传统的哲学思想？如此等等,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众多学者针对这些问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曰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杂志上进行了公开、集中的讨论。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会议是这次学术讨论的高潮。

　　(一）关于“两个对子”范式的前期反思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在此基础上,《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百家争鸣”笔谈，在1956年6月出版的该刊第3期上，贺麟与陈修斋联名发表了《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文章指出：只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的自由，才能促进自由思想，使辩证唯物论内部的争论很好地展开，唯物主义本身也才能有迅速的发展。在此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郑昕、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人的文章，对上述问题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其他问题进行讨论。在1956年10月23日《人民曰报》上，冯友兰先生发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文，以少有的直陈的方式批评哲学史研究中片面强调唯物、唯心斗争的问题。他指出：“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们总以为要说明斗争底情况,必先划出一个明确的阵线。在这阵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沿着‘为界’的黄河各自继承着各自底传统，各自发展，像两条平行线一样，为各自的阶级利益服务。”“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在1957年1月11日《光明日报》上，任继愈先生发表了《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他指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如果仅仅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当作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会有三方面的缺点。他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也有它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唯心主义哲学学说的产生，一方面有它的阶级根源,另方面也有它认识论根源。”唯心主义“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以上文章与讨论,集中反映了在1956年下半年相对宽松的氛围下哲学界对哲学史研究中唯物、唯心问题的反思，也成为1957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会议的主题。

　　(二）对“唯物一唯心”讨论的深入

　　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将唯物、唯心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问题的争论。会上讨论最热烈的是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一方以贺麟、陈修斋为代表，一方以关锋为代表。贺麟认为:哲学史不是单纯的唯物论继承唯物论，唯心论继承唯心论。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的关系也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可以说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不就是红与白的关系，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贺先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不能认为唯物主义绝对正确，唯心主义绝对错误。这种说法只能混淆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正确跟错误的界限。在贺麟发言基础上，陈修斋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唯心论并不是偶然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说唯心论是历史上必要的，并不等于说它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虽然是错误，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唯物论不可能一步步提高。因此，它是唯物论发展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环节。会后,关锋在1957年2月1日《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做长篇大论，并开始了对不同意见的“打棍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我立你倒”，没有妥协的余地。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文中，冯友兰先生首先承认这样的前提，即哲学是唯物主义思想在与唯心主义斗争过程中发展底历史,是辩证法思想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底历史，这种哲学史观是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正确的理论。他同时指出，

　　“我们不应该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限制到自然观和认识论的范围之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贯穿在人的整个的思想领域之内。在思想领域的各个部门，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时时刻刻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过这个斗争底集中表现,经常是围绕着某一时期的生活中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是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底问题。这些问题在各时代或各民族的历史里，也不都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和对象的问题。”.关于继承哲学遗产问题的争论。如何继承祖国的哲学遗产，特别是关于继承遗产的标准问题，在讨论会上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在1957年1月8曰《光明日报》上，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注意中国哲学史中哲学命题的两方面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从具体的意义上看，中国哲学中很多命题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就其抽象意义说，则有进步作用，是可以继承的。”如在中国哲学史的丰富材料中，讲修养方法和待人处世方法的占很大一部分。虽然按其具体意义说，都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但是，如果按其抽象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冯友兰先生是在当时全面批判、诋毁、抛弃传统哲学的氛围中，为保持、延续中土哲学的命脉,不得已而求其次，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在以所谓不是唯物就是唯心、不是进步就是反动、不是统治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武断的二分法和单维价值判定的铁律下，能不能略有松动，即退后一步，承认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先贤显圣所论述的命题、观点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意义，其内容或许有所谓“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面，是不是还应当看到其同时也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抽象意义与价值的一面呢?冯友兰先生的苦心孤诣不但不为当时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被关峰等人以“抽象继承法”冠之。

　　四、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方法论启示及反思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哲学研究在“十七年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一方面，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学术著作的代表；另一方面，尤其在1961——1963年间，学术界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等古典哲学的研究和讨论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多的学术成果，是学术回暖的表现。对于这些成就，今天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客观的评价。

　　(一）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外庐等人主要从社会根源的角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进行研究编者在论述每一阶段的思想前，都要用很大篇幅深入论述该阶段的社会背景，探讨某一思想或思想流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例如，在该书第四卷，编者用107页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这一卷所论哲学家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如论隋唐佛学，先述隋唐佛学的宗派源流和社会根源;论华严宗，则先剖析华严宗“理事”说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论宋代道学，先论北宋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论17世纪的启蒙思想，先论17世纪的中国社会及阶级关系;等等。认为思想史应以社会史为基础，强调应该从哲学家的生活、思想表现及历史背景来展开对其思想的研究，这种做法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时至今日，这种方法仍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和教条化理解以唯物或唯心的标准去分析哲学家及其思想作为研究方法，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种唯物一唯心二元划分的研究范式有其时代合理性，特别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初期阶段，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直观而简便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因此，唯物一唯心范式在短时间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注人了新的活力,扩展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唯物一唯心范式也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弊端，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史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化和教条化理解。例如,在《中国哲学史》中，任继愈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主线贯穿整个哲学史研究，重视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的影响等，使该书具有教条主义和政治化倾向。平心而论,在教条主义肆虐和政治高压之下，任继愈等前辈学者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能够继续下去。

　　以今日眼光看来,该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透过“唯物一唯心”及“进步一反动”的框框，该书作者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哲学思想的分析颇多可取之处。该书对于古代哲学家如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思想的提炼是较为集中和有代表性的;对于古代哲学的思想材料的引用很全面，分析也较为细致;虽然该书对古代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总体的批判，但作者也在某些具体方面给予古代思想家以恰当的评价，如说孔子“在文化事业上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认为庄子“从认识的主观能力、对象、是非标准各方面提出了问题,深刻的程度超过了以前和同时代的哲学家”。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在古代社会背景下，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哲学体系的特质。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我们必须扎根于中国古代肥沃的思想土壤中，直面中国哲学的本质。从根本上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无疑是受西方学科划分影响的产物，而在其建立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便由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受西学训练的学者们建立起来。关于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问题,在“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中，学者们已多次谈及。胡适和冯友兰两位先生所开创的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在学界已是共识。而两位的研究范式,无疑是比照西方哲学而来的，胡适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对哲学的定义，冯友兰以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对哲学内容的划分,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对两位的支配作用。随后，在建国前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理解而导致以唯心一唯物二元范式研究中国哲学。就其实质而言,这些都是对中国哲学的片面化解读，否则中国哲学界也不会在本世纪初掀起那场“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因此，如果无视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甚至不顾学界对此的反思，那最后只能是继续中国哲学注脚和附庸的悲剧，错过中国哲学转生的良机。

　　事实证明，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无法深人中国哲学内部，揭示其内涵与特征、内容与本质。而“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其主要意义便在于:一方面，我们应该在以更开阔的心态引进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中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并进而寻求在方法与内容上的突破和创新,寻求交流与对话，不要自说自话;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突破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的束缚,避免落入西方哲学研究观念、概念的窠臼，坚持以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语境和历史积淀，展示其所独有的魅力。

　　作者简介:徐德斌（1970—），男，长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书记、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校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荆雨（1970—），男，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西比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