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教学改革研究与挑战本科论文（共7篇）

　第1篇：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一、历史回顾与现状

　　从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新闻研究会”、徐宝璜先生为北大学生讲授《新闻学》算起，中国的新闻教育已有近九十年历史。1949年前的30年里，全国共开办过59个新闻教育机构，但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人数最多时不超过400人，共培养出毕业生不到3000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学教育事业进入了新时期，在1952-1955、1958-1960出现了两次高潮。文革后，新闻学教育恢复正常秩序并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传播学也渐渐传入中国。据统计，1994年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66个，1995-1999年共增加58个专业点；2000-2004年共增加335个；而截至2005年6月，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计661个，即广告学232个，新闻学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急速升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性的思考，也不乏盲目的跟风，办学质量也参差不齐。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

　　二、新闻传播学教育的问题

　　创办历史较早、实力雄厚的院校，新闻传播教育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一些院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却存在着不少问题，急需寻找解决的对策。

　　1.供过于求

　　新闻学专业点超常规发展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方面，新闻媒体对毕业生需求有限，另一方面，毕业生人数却在急剧增长。全国新闻学专业的在校生人数约在130，000人以上，平均每年毕业约32，000人，显然供过于求。我国新闻媒体目前的数量大体上为：报纸约2200多种，期刊约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家。近3-5年国家新闻总署的方针是“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这意味着新闻媒体在一段时间内将维持现有规模，不会有大的增长，并将致力于新闻报道质量的提高，因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将是有限的。中央及多数省市新闻媒体已经组建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学历较高、知识结构较合理的队伍；对能从事一般记者、编辑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需求量已接近饱和；而为提高报道质量，在招聘人才时倾向于多元化，不再局限于招收新闻学类专业毕业生。

　　2.实践机会少、理论功底薄，毕业生质量不高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技术性强的学科，参加媒体实践，到媒体实习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锻炼机会。但随着新闻专业学生呈几何级数增长，我国的新闻媒体也不能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

　　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速度和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不尽人意。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内容陈旧，到报社“没有两年上不了路”。“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也有媒体领导认为，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敏感和工作适应性强，但后劲明显不足，“写小而浅的东西可以，写大而深的报道则不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平时吃的是“快餐”，理论功底单薄，中文写作功底不厚。

　　另外，学生个性发展不足。表现在能采写的多，会编辑、组版、画版的少；擅长写社会新闻的多，能写好深度报道、时政新闻、经济新闻、问题新闻、专刊新闻的少；懂得发行、品牌推广、广告经营的尤其少。

　　3.课程设置、学生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偏差

　　目前新闻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大多是基础理论课，都是“书本加概念”的抽象学习。从新闻实践性强的特点来看，这明显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而课程设置的狭窄、落后，必然导致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单薄、结构单一、视野不开阔、新闻敏感性差、动手能力差。这与注重具备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时代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媒体不需要，媒体需要的新闻院校又培养不了。背离市场需求的教育模式增加了毕业生就业困难。新闻媒体急需媒体经营管理人才，而建国后新闻院校集中力量培养编辑人才，却长期忽视了也需要培养经营人才，几乎没有高校设置过媒体经营管理类专业。

　　另外，新闻媒体紧缺复合型人才，即不仅掌握新闻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具备另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因为新闻媒体的专版、专刊、专题节目除了要求增大信息量以外，更需要对各行业的情况和问题有深层次的分析和评论。遗憾的是，由于新闻院校难以提供，新闻媒体在招揽人才时只好留出部分名额给其他学科的毕业生。

　　4.研究生培养的问题

　　目前，全国新闻院系共有硕士点约80个、博士点约20个，相对于661个专业点而言，硕士点和博士点显得太少。主要问题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内容没有拉开档次；博士点少，博士生导师负担过重。博士生导师学术造诣比较深，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专长，但一位导师要带多达20名博士生，质量究竟能有多少保证，实在令人堪忧。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是很高的，学术上应该有所创新或者在某方面能填补空白。一位导师三年内能否就自己擅长的领域提出20个有创新意义的论题，并指导博士生去高质量地完成是值得怀疑的。

　　5.师资奇缺及浪费

　　随着新闻传播专业点的超常规发展，一些匆匆上马的专业中，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有不少连基本的主要专业课程都开不出，有的学校甚至只有一、两位专业教师主持专业教学，或者有许多教师根本没有新闻专业知识，更不用提理论和经验都丰富的专业教师了。这就造成教学质量不可避免地打折扣。这也是近年新闻专业学生滞销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共有教授约260人，除了有博士点的学校共有博士生导师以外，约有200位教授因不在博士点而不能招收博士生。他们的学术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十分可惜。在西方国家，只要是教授、有专长，就具备了招收博士生的条件和资格。

　　6.对新闻教育的认识落后及投入过低

　　由于一些教育主管对新闻教育的本质认识有偏差，把新闻教育当作一般的文科教育，认为不需要多少投入就可以办学。教师有本子和笔就可以备课，粉笔加黑板就可以讲课。这是一种典型的“短、平、快”的“快餐”教育，也许这是很多新闻学生工作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三、策略研究

　　1.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

　　应该提请教育主管部门充分重视新闻教育事业目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控制数量的超常规发展，严格审批申请程序。对不具备办学条件的专业点，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或者暂停招生，或者坚决停办。

　　另外，新闻类专业的布局也应该力求合理。一般不宜在同一城市举办过多的新闻专业，以便集中师资、设备和优势，真正办好新闻专业，避免重复浪费。

　　2.提高毕业生质量

　　因为社会需求不大，今后应该停止招收大专层次的新闻学生。而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大的新闻院系，可以考虑调整培养目标，转向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多输送高层次人才。

　　可以考虑引进MBA的案例教学法用于新闻传播教育，因为现在进入高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高中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大学的，对社会的了解甚少，一味地灌输概念会比较抽象。

　　新闻教育还应该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教育，奠定其人文素养，进行中文、政治、经济、法律等相关的跨学科教育，培养“通才、杂家、复核型人才”；同时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加强道德素养教育、责任意识、爱民意识，培养学生养成爱思考、重调研、讲真话的职业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第一节专业课开始，就要培养学生的记者角色意识。学生的仪表、胆识、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博闻强记能力都是未来记者必备的素质和能力。

　　3.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设置

　　应该适当调整不同院校新闻专业的定位，增强新闻专业教育的针对性。目前全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有综合、财经、政法、体育、外交等各类大学办的，这些院校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培养有特色的新闻传播人才，以适应新闻媒体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例如，财经院校开办的新闻传播专业培养目标就应定位在财经新闻媒体的需要上。这种媒体需要的人才既应具备新闻传播技能和理论，又要掌握财经专业知识。

　　除此之外，既要注重新闻专业课程的教学，又要鼓励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非新闻专业包括文学、哲学、法律、经济、心理学、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教育，对于提高新闻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扩大未来新闻工作者知识面和业务后劲无疑是有益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避免以下两种失衡的课程设置：一是新闻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比例过低；二是只重视新闻学专业课程而忽略甚至无视相关课程。“记者应是杂家，编辑须是通才”，这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新闻传播教育的要求。

　　另外，可以成立媒体经营管理专业、网络传播、品牌推广等新专业。可以坚持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或者试办硕博连读班、招收非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成立硕士班，探索一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最佳途径。

　　4.提高研究生层次办学能力

　　研究生段的教学内容应该和本科段拉开挡次，应该对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方案重新审定。另外，可以适当增加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博士点。有专家建言：只要是具备国务院学位办制定的博士点条件和标准，就不应该人为地在数量上加以限制。

　　5.优化师资结构

　　新闻传播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求教师具有专业知识的同时，最好还要有从事新闻实践的经验。新闻记者、编辑在采访第一现场的生动故事、在把关第一现场的化险为夷的智慧和“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能最能打动和感染学生。因此可以聘请、引进既有厚实专业知识、又有新闻实践经验的采编人员为教师，以提高学生的感性新闻业务知识，同时邀请在线总编、台长来校讲学、讲座，给在校新闻学生介绍当前新闻战线的新现象，更新新闻理论，改变新闻传播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状，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

　　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的新闻学院中，只有17%的教授没当过记者；而80％的教授认为新闻从业经验是聘任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并坚决主张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聘为教授。这些有经验的新闻记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新闻学和新闻媒体深刻批评的著作，对新闻教学和工作都极具指导意义。长期以来，传媒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新闻界领袖人物坚信，成功的新闻学教育模式应该是贴近专业知识、远离脱离现实的纯学术性的问题。

　　我国新闻学非博士点的200位教授，可以向所在院校提出招收博士生的申请，通过有关标准的应该准许招收博士生。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有力于减轻博士生过分集中的博导的沉重负担。另外，在研究生招生扩张之前就应该做好增加导师的工作。

　　6.树立高投入的教育观点

　　廉价办新闻教育的观念早已过时，因陋就简的新闻教育观已经明显落伍于现代的新闻传播事业。事实上，新闻教育也如医学院的教育，需要一流的设备、器材。传统的报学专业，已经采用电子排版、激光照排，而广播电视专业的摄录编播各个教学环节都需要重装备和高消耗。培养动手能力的新闻业务课程如采、写、编、评、摄，都需要注重实践教学。因此，办新闻教育，必须有“高投入”的观念，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投入、一定的实验手段，所以必须加强实验基地的建设。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掌握实战的技术与本领，这样才能培养高素质、高质量、适应社会需求的新闻传播人才。高校可以考虑给新闻院系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之能够以更多的途径实现开源，获取社会资金投入到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中去。

　　7.加强新闻专业教育的新鲜性

　　尽量使用最新版本的教材，以免知识老化、观念滞后，不适应媒体的发展和市场的需要，更无益于学生的培养。

　　教学内容也要经常更新：一是最新的新闻学专著、学术期刊上的新观点、新成果、新问题，应该及时地补充进教学内容；二是教学中涉及的案例要使用最新的热点新闻、典型报道，在新闻采、编、评、策划、制作等方面的新经验、新思路，因为具有及时性、新鲜性、生动性都会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手段要创新。新闻专业教育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对静态知识进行动态加工，对动态知识进行分层分析，使抽象问题具体化，使枯燥单调的知识趣味化。专业课程的教学都可以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来提高教学效果。

　　四、结语

　　新闻的特性即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紧跟时代节拍，加上新闻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导致新闻教育必须随时适应社会需要和时代变迁。因此新闻教育不能关起门来办，无论是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的制定，还是培养途径的选择，都必须走出校门实行开放教育教学方式。对当前新闻教育出现的问题，先要正本清源、转变观念、回归新闻教育的本质，才能进一步提高新闻教育的质量，新闻专业的学生才能真正学有所长，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作者：张熙锦

　　第2篇：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

　　2006年12月7日至8日，来自大陆各主要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以及香港、英国、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知名专家共50余人，汇聚复旦大学，针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由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联合举办，旨在全面总结并反思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基本状况，并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讨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与未来规划。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介绍了申办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进展。据介绍，专业硕士以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人才为目标，目前我国已设有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律硕士、艺术硕士等针对不同职业的学位15类。调研发现：新闻传播业采编人员需要这种与职业教育联系紧密、以案例教学为主、以撰写研究报告方式修成学业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招生具有较大的潜力。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有利于满足新闻传播实践的需要和教育的拓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将金融、新闻传播、社会工作等硕士专业学位列入2007年的启动计划。

　　作者：张晓峰等

　　第3篇：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形理解析

　　近十年高校应用文科教材不断地适应时代和专业要求进行更新，更多的国外成熟或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被引进。根据2005年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数字，全国共有新闻传播类专业661个，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超常规发展”学科。对于这样一个学科来说，深入探究学科的共性，促进学科教学的成熟，促进专业水平的提升，就成了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要事，而规范和提高教材编写水平对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近年来，国内各个出版社都纷纷推出权威的新闻传播学国外教材，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华夏出版社的“影视传播主流教材译丛”、新华出版社的“欧美广播电视高级教程”等都在高校受到欢迎，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都出版了许多有特点的译著。对这些教材特有的新闻传播类教材编写体例和思路系统分析，总体特色非常明显，对国内高校“十一五”精品教材规划和编写借鉴价值凸显。

　　一、守正创新齐举，知识智慧并重

　　国内外同学科教材形态框架并不同，这既有观念上的不同，也受科研管理中考核教师成果的标准影响。

　　国内占据教材功能主导观念的是知识观的教材观，“这种观念视教材本身呈现的知识为目的，教学即以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为宗旨，它也重视智慧的或发展的功能，但终究是把这种功能视为知识的从属和附庸”。国外的的教材功能观念是知识智慧并重，是对知识教材观的超越，“希望强调在知识的吸收过程中，态度、才能和本领的形成实际上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另一方面，国内高校在评鉴科研成果时，教材和专著是分开的，这似乎在做着一种鉴定：大学教材，首先是一本面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书籍，是基本的，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求扎实，求准确，求谨严，求稳妥，与重视研究创造的学术专著不同。这就使得以往教材编写者更多地关注“守正”，框架稳定成为教材写作的出发点，于是后来者总是在前人打好的框架中修补裁剪，规范性高于开放性和启发性。就新闻传播学而言，经常忽视教材出版“进行时”的传播生态环境和媒体特征，这就使得教材出现了明显的脱离实际“自说自话”特性。比如从来我们的新闻实务教材从来采访和写作都是分开的，但在实践中，采写永远是一个整一的思维场域，这就使教材天生就带有滞后性。

　　国外教材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教材是教师物化自己教学科研成果的完整集中的体现。对大学教材的双重性体现突出：作为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书，是基本的，已成定论的知识，但同时教材明显也在整合研究成果，将学生带入前沿学习，专著的特性明显。编写者既推崇传授基础知识，同时善于吸取和整合最新研究成果，这使得教材带有明显的学术专著研究启思特性，教材的个性和较为长久的生命周期就有了前提。

　　另一个特点是内容丰富，教材厚度明显超过国内教材，重印再版率高。蓝鸿文先生将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教授卡罗尔·里奇所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课程》誉为“一部经典新闻教材”，其中认为“丰厚”是其最明显特点，其内容包括了国内教材采访写作，打通了报刊和电子媒体，涉及专题报道，强调写作中涉及到的新闻伦理，而且“高度关注新技术给新闻采写带来的变革和影响”。”权威的《美国新闻史》一书，曾获得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全国研究成果奖的最高奖，翻译过来的是第九版，初版是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创造性的采访》是第三版，已经在美国作为教材使用了25年。梅尔文·门砌著、展江主泽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初版是1977年，美国300多所大学选用此书作为教材，到2000年第八版时累计印刷295·635册，2003年推出第九版时又加进了“9·11事件”等内容。《大众传播动力学》是第七版，此版的书名副标题是“数字时代的媒体”，中文版序中，说明“在过去几年中，全世界的大众媒体经历了几波惊人的转变，他们永久性地改变了媒体景观”，成为内容变化和修订再版的由头，也是保持畅销的原因。“多次修订、再版，不断更新，滋养了几代学人”，也“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权威性、全面性、时代性和前沿性”。

　　所以，教材中的“变与不变”在历次修订版的体例上目录中都有清晰的显示。既守正，注意把握专业的特点但非因循守旧，也是创新，创新依据的是专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态折射，而且越来越重视教材在体现经典知识的同时，对学生扎实功底、广阔视野、文化素养等的规定性强调。

　　二、案例先于概念，强化专业精神

　　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呼唤，其实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在不断出版新教材，旨在建立学科完善的理论建构和学科体系，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对构建“学科理论”的理解，也在于对具体写作结构和体系操作的思路。

　　如大凡属于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较高的教材如网络传播和媒介经营管理等，国内教材习惯于先出版“概论”和“学”，但国外在先期更集中于对案例的解析。国内教材强调体系，“伊始就是关于某个‘学’的基本定义、基本结构、意义等等，占了很大的篇幅”，逻辑严谨，按部就班，结合实践尤其是最新实践尤缺。究竟应该用怎样的写作起点和思维链条搭建教材的整体布局乃至学科理论？

　　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职业发展路径一般有三步：首先是强调专业的实务价值取向，强调掌握专业技能和规范；其次是通过技能训练确立专业理想，如为公众服务、讽喻社会现实，当然也要熟悉各国不同的传媒功能属性；最终是建立一套特有的学术理论体系，为实务做好理论支撑。而国内外无论是专业理论教材还是实务教材，都必须分别致力于对此三个层面的专业感知、理解、掌握或运用。如果基于此前提，结合国内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发展阶段，其实是应该遵从新闻传播学科本身性质特点，善于从具体实务或案例出发，渗透专业理想，确定一个整体写作思想或贯穿线索的。这一点，很多国外教材无一例外强调实践中的问题，专业精神也贯穿始终。虽然看上去似乎少了中国学者的严谨，有时还显得有相当的跳跃性，但“实用”功能突出，从而对专业特质和学科理论也有了准确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美国卡罗尔·里奇著的《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课程》，一以贯之的线索是“获奖记者的秘诀”，(我们的教材是忌讳这种提法的)，然后从四个方面掌握基本采写理念、方法、模式和规范；感悟采写之精髓：赏析优秀作品；练习再练习。以从构思到结构报道为顺序展开，先是新闻报道基础，后采集信息，再组织报道结构，思考报道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掌握技巧。

　　而新华出版社“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的《新闻采写教程》则立意通过采写确立“公共新闻学”，着眼于理解“新闻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的哲学观念”，强调传统新闻学和公共新闻学的对比。是一本强调解决“怎么办”的同时思考“为什么”的教材，所以顺应逻辑，强调“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思考”，其研究起点和落脚点更多着眼于地区性新闻。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成为全书的框架支撑。

　　这种框架和主题其实是我们多年缺失的新闻实务的研究起点，国内教材特别强调的似乎是“思维训练”，强调理论的严谨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是围绕教学内容组织教材，特别看重概念的理解，先有理论，再建框架，后装材料。但新闻传播的应用特性决定了其出发点应该是“引例”，实践最新的实践永远是学科的出发点。

　　三、学生先于教师，重视启发引导

　　有学者将教材观分为知识教材观和智慧教材观。“知识教材观认为教材是教学的蓝本、规范，控制着教师的教学”；“智慧教材观视教材为发展学生能力的素材，教材的价值不在于控制教学，而是为教学提供基础性文本，教材的结构具有开放性和创生性”。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合作——问题——实践是构成教育范式的三个维度，具体到教材使用的层面上，便是师生作为共同的“探索者”进行合作，继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行实践，最后解决问题。

　　虽然古代教育家早有“教为不教”训导，但传统教材更具教师强势，是比较典型的“知识型教材”和“教师用教材”，典型如章节思考题，“对于观念性的东西要求记住的过多，而这些观念大多是作者编织的套话，并无价值”。

　　国外教材的出发点和“诉求对象”一般都是学生。前文所提的《新闻采写教程》在前言致学生中以身说法，极言新闻职业的神圣，强调无论作为记者还是公民，都有了解事实和了解新闻领域的重要性。教材在编写时显然更多地考虑学生的特点和尽量融入学生的认知世界，尤其在文字表述和内容编排上很注重人性化，术语概念自然引入，讲解详尽清晰。几乎每一本的教材每一章后都有结构、要点、复习题、评论性思考题、关键术语，进一步阅读的建议，互联网冲浪导引，方便的是自学。所以国内的教材更多是“讲授用教材”，而国外则主要是“阅读用教材”。

　　对教师，则强调对内容的整体理解和服务性。《新闻采写教程》在“致教师”中，开门见山推销“此书”不同于同类教材的优势：强调新闻工作者对支撑民主方式中的关键作用理解。另外，还有一些教材后面附有教师反馈表，近年随着数字出版发展在纸质教材出版后便开发了教师手册、习题解答等教学课件以及网上资源。承诺“如果你用做教材，出版公司将免费提供英文原版的教师手册和教学课件”，服务性、针对性以及品牌拓展提升是普遍特征。当然这一点在近年国内出版教材的过程中也在强力突破。

　　在注重“启发性”和激发兴趣上，国外的同类教材更是形式多样，甚至追求新奇而不拘形式。《新闻采写教程》中，特地虚拟了两位人物：杰克·卡特和姬尔·阿普莱特，犯一些记者因为经验不足的常犯的错误，然后有针对性进行解释分析。其实注重浓郁的人文特性不仅激发学生阅读和学习以及从业的兴趣，更是潜移默化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质，知识的记忆也就成为没有强制和负担的内容了。兴趣成为导引，也为非专业学生入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潜移默化扩大了专业影响和魅力。这些方法，初看浅显，但“溶解”和“催化”作用强劲，学生参与——感受——发现——研究——创造，在主动与自觉状态下自主完成了研究性学习的全过程。

　　综言之，写作过程中考虑学生和老师的“实用”，善于引导，方便阅读，而且不断创新，这使得教材定位清晰，并有良好的感染力，同时推崇启发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激发思考兴趣。这和国内教材“适合东方人思维模式，演绎式，条理性强，但不利于创新”形成明显对比。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教师和学生分列两极——学生是主体，教师为主导，教材便是连接器，是教的依据学的对象，教材编写的高度和特点实际上决定了学生学习的起点和学科的学术高度。对国外教材编写方法和思路以及编写体例，一味接受或排斥皆有不妥，须有取有舍，但何取何舍？取舍之间分寸如何把握？旧的专业教材无论是宏观策划还是每本书的撰写思路如何调整？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教材区别何在？等等，皆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其实国内出版社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早在2002年就推出了“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重在“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既传授知识又引导能力的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本学科的权威阵地也在数十年里筚路蓝缕，竭精殚力，但飞速发展的专业教育呼唤更高水平和更具专业特质的精品教材。毕竟国外新闻学教育历史较中国大规模开展专业教育早了近一个世纪，所以其教材无论是内在机理还是外在形态，都提供了一个批阅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模板和标准，值得不断提炼吸纳。

　　作者：韩捷

　　第4篇：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考察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构建

　　2003年在《报刊之友》上看到卜元先生的文章《试说创立新闻民俗学的迫切性》，感触颇深，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我的硕士专业是新闻学，师从武汉大学张昆老师。参加工作后，基于兴趣爱好和工作需要，我拜师中央民族大学邢莉老师，系统地学习了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重要课程。几年来关于新闻传播学和民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思考，使得我对构建民俗新闻传播学（或新闻民俗学）有着许多新的认识。这里我将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探索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构建，算是对卜元先生积极倡议的一点响应吧！

　　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同时，文化又陶冶和塑造了人类本身。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历史条件，人类创造了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又将人类塑造成了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而相同文化特征的群体往往具有相似的心理特征、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①文化和民族不可分离。“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②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③从“民俗”的概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俗文化在本质上是大众的文化，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由于对民俗内涵外延认识的发展，民俗学研究和实践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形成了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区和不同群体民俗文化的多方位多角度思考。民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文化不断扬弃，不断发展。人类创造了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同时又生活在这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受着自己民俗文化的影响。因此，考察人类一切社会生活和实践，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大众的民俗文化背景。

　　新闻和新闻事业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发展的。媒体和新闻传播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是为社会的“人”服务的。“人”作为社会的存在，深受社会环境影响，人们需要通过新闻媒体的信息及时了解社会的变动，迅速对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做出反应调适。我们不能离开文化来谈新闻传播和新闻事业。在现代社会里，文化是新闻传播的依托，它影响、制约和包含着传播，没有文化，一切传播都将失去意义。从目前新闻传媒的内容来看，许多是与民俗文化紧密相关的，有的直接就是民俗知识和民俗知识变动的描述与传播。另外，新闻传播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主要在于“传通”，要让受众注意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和行动。众多研究表明，受众的接受行为与其在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紧密相连。这些往往与民俗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新闻实践中形成的新闻文化在本质上是大众的文化。新闻文化，换个角度理解，可以看成是新闻广大的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在传播实践和接受解读享用过程中共同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民俗文化。蔡凯如先生在《新闻传播的文化观照》中指出：“新闻文化虽然是聚各类文化于一身的融合文化、综合文化，是一种内涵与外延及其丰富的博大精深的‘大文化’，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服务大众的平民文化。所以我不主张将它视为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精英文化，供奉在人类文化的最高殿堂顶礼膜拜。它自始自终是属于民众，服务于民众的。”④从新闻传播实践和研究的实际来看，新闻大众传播学视野的形成，对受众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巨大变革和成就，正是新闻传播学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其“民间大众文化”本质的回归和认同。大众传媒细分市场、分众窄播，主动去适应受众需要，是基于受众不同的民俗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大众传媒具有积极的教育引导功能，担负着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地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作用和舆论支持作用。”⑤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新闻传媒提出的要求，也是传媒义不容辞的职责。新闻传媒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对其传播的内容进行选择和优化，需要选择那些符合社会发展，能促进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同时，要充分考虑传播受众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这样才能达到“传通”效果，从而达到目的。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价值被充分认识，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最佳载体选择了大众传媒，原因在于：“首先，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对象完全一样。其次，大众媒介的特性契合了大众文化的内容要求。再次，大众文化的形式多追求感官刺激，这也正是大众媒介的所强。”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介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社会中，新闻传媒所引起的两个重要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一是大众媒介娱乐化趋势严重，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更多地呈现为异化的大众文化，给社会带来及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政治学者、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责大众文化破坏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大众文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和影响已经引起业界和学者的关注，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原因寻求解答。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下的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为：时髦、肤浅、便利、批量、快餐式，这是西方传媒文化异化的结果。从传媒历史发展来考察，传媒文化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化与市场大生产的矛盾所致。体现为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公众利益和传媒的社会效益。传媒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商业化运作，但在运作过程中忽视了传媒本质的文化特性。无论是从社会制度，还是传媒自身，或是受众自身的媚俗心理探索解决的办法，都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建设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还得回到传媒文化的大众文化本质。另外一个是关于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向世界范围推行他们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信息传播量与向的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强烈谴责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无视发展中国家文化的自身优势和特点，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侵略，并由此提出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这场纷争，从实质上看，还是对大众传播媒介民俗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理解和重视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的今天，“地球村”日益形成，社会变化不断加剧，新闻和大众传播媒介深刻地影响着人民大众的生活，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处。而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的，生活在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下的；民俗文化影响着人，影响着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因此，新闻价值标准，新闻价值观，作为为“人”服务的新闻选择标准，不可能不考虑文化的因素；也只有从社会的“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去考虑新闻的传播，才能够真正做到与受众心理和思维习惯的统一，才能够真正达到新闻传播“传通”的目的和效果。大众媒介要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避免新闻娱乐化不良倾向，需要对大众媒介文化做出正确和科学的理解，需要充分利用历史形成的优秀的民间大众文化，从这种文化所影响形成的不同心理和价值观去整合传播，推动社会发展。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都是优秀的，在推动其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世界范围，我们要充分尊重这些文化，求同存异，才能符合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从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达到世界的共同和谐发展；另外，在国际传播中，只有充分展示本国本民族独特的大众的民俗文化，才能让世界真正了解你，才能充分展示自己光荣的发展历史，赢得世界的尊重，振奋民族精神，致力民族建设。而现代社会里，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新民俗文化的形成和扩布，都离不开高科技的大众传媒这一载体，离不开大众传媒历史形成的技术优势。可以这么说，今天离开了大众传媒的作用，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大众的民俗文化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新闻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新闻传播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理思维习惯，新闻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紧密。因此，无论在学理研究还是操作实践层面，都需要把两者加以结合，从民俗文化环境去开展新闻传播活动，从新闻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推广、传承和扩布。实践的开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为了更好地开展民俗文化和新闻实践，需要对这两门学科进行整合，需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民俗新闻传播学。

　　作者：张斌

　　第5篇：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析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从1993～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传播学类年度立项数量、研究成果形式、立项单位、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主持项目次数较多人员以及项目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新闻传播学类项目逐年增多；立项单位以北京为多，反映学术资源向北京集中；立项项目以传媒集团化、网络传播、媒介管理等现实急需的课题居多，反映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实践性质。

　　关键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目前唯一国家级的、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面向社科院、党校、高等院校、党政机关科研部门、军队学院等全国五大系统，其覆盖面之广、涉及学科领域之多，被全国社科界同仁视为衡量一个单位科研水平、科研成果和科研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设立，不仅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其立项项目也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和方向。

　　具体来说，作为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学类的具体资助项目，无论是对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轨迹、现状与发展趋势。因此，笔者认为，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学类立项的分析，是考察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个独特视角。这种考察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把握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现状，减少立项和研究的低水平重复，而且还可以认识研究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为相关科研人员提供指导。

　　笔者通过对1993～2006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学类207项立项项目进行包括年度立项数量、成果形式类型、立项单位、项目主持人所属系统、主持项目次数较多人员以及项目研究主题内容等诸项指标的分析，以求对近10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类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作一个全方位的考察。当然，笔者的分析主要放在对立项项目的主题内容的分析上，因为正是这种内容的变迁，体现着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结构和该学科的研究热点、发展动向。本文的分析资料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年资助项目”中新闻传播学类(1993～2006)的相关内容。

　　二、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类项目基本状况分析

　　1、年度立项数量统计分析

　　1993～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类共立项207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19项、一般项目139项、青年项目43项、自筹经费项目4项。从表1中的数据可见，从2000年起，立项数量呈稳步增长趋势，尤其突出的是2006年的立项数目差不多相当于1993年7倍，涨幅是2005年的136％。这基本上与整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数量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从横向比较看，法学学科的同期涨幅为112％)。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最近几年来对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综合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现实性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地遮蔽了研究者的视野，新闻传播理论一度被忽视，有关研究相当零散。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现了“回归”趋势，学者们认识到，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只能建立在理论研究深化的基础上。

　　2、研究成果形式分析

　　从项目的成果形式来看，专著居第一位，共153项，研究报告和论文(集)次之，分别为96项和74项。其中多数是综合了几种形式，如研究报告和论文(集)，或论文(集)和专著。在表2所列的7种成果形式中，专著的数量远远超出其他成果形式，这与有些学科以研究报告为主要成果形式大为不同。研究报告和论文的周期较短，期限一般为一年，成果效果明显，因此，多用于应用性的研究课题；而专著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比较强，比较适合基础理论课题。新闻传播学类基金项目的成果形式以专著居多，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迫切呼吁高水平理论的支持。与丰富的专著、研究报告和论文(集)等成果形式相比，电脑软件、工具书和译著等成果形式非常之少。

　　3、立项项目单位排序分析

　　从立项项目负责人的所属单位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等单位。其中，排名前23位的单位有8家集中在北京，占三分之一强，显然，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京籍院校或者研究机构由于地缘关系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和操作上的便利。当然，一些京外的新闻传播学重镇，如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也成功申请到一定数量的基金项目，其雄厚的学科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缘劣势。但是，复旦大学的过于靠后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似乎与其研究实力不相对称。

　　4、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

　　从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情况来看。高等院校共145项、社会科学院系统共21项、新闻机构共18项、党校系统共4项、其他6项(见表4)。高等院校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系统分布中居绝对领先地位。当然，如表3所示，社会科学院系统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立项数量仅次于中国传媒大学，可见中国社科院作为国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宏观研究和基础研究都占有较大比重，在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前瞻性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而地方社会科学院显然无法企及。我们不妨与1993～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法学学科立项项目做一比较，这些法学项目中，高等院校系统的项目主持人占80.1％；社科院系统的占9.3％，与新闻传播学科大致持平；包括党政部门、司法部门等在内的“其他”项人员总共只占6.1％，而新闻传播学科中的“新闻机构”、“党政部门”和“其他”占了20％；另外，党校的项目主持人占4.5％。“在21个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2l位主持人(实际上有22人次)中，来自高等院校者9人次(其中丁柏铨有2次)；来自新闻机构者6人次，其中以新华社居多，占4人次；来自党政机关者4人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者2人次；其他1人。纯粹学者与其他人员(或其他人员兼学者)各占一半。以上这些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追求。

　　5、主持2次以上项目的人员

　　如表5所示，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成功立项2次以上的共有15人，其中申请成功立项3次的2人。这些研究人员都是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并影响比较大的学者。其中徐人仲原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吴廷俊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兼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柏铨曾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现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唐绪军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陈培爱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我国广告学资深学者。就年龄层次来讲，在这些研究人员中，中年以上的新闻传播学学者只有徐人仲、吴廷俊、赵航、丁柏铨、董广安、陈培爱等6位，而青年学者却有9位。这说明，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文革”前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起来的新闻学博士、硕士陆续地完成新老交替，后者逐渐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体。就地域分布来说，在主持这些项目的15人中，北京4位，其他11位，北京的新闻传播学学者占了四分之一多。与表3有关统计比较，在申请国家基金方面，似乎院校分布比学者分布更能体现出地缘优势。表中，并没有出现新闻传播学界的顶尖级名师的名字，许多中青年新锐也不在其中，在近几年的学者著述被征引情况统计表中，吓列的学者中只有3人出现在该表的前40名里，分别是胡正荣，丁柏铨和唐绪军。这与法学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主持2项以上国家社科基金法学课题的名单中，知名法学家王家福、王保树、沈四宝、张文显、朱景文、赵秉志、王利明等都榜上有名。究其原因大概是，一些新闻传播知名学者不再需要国家课题来作为自己的学术成就象征资源；同时，又惮烦于国家课题申报和结题中的复杂程序。何况，其中可能还包含有一种“功夫在诗外”的程序。(比如以下便是间接证据：从14年里所有207项立项课题的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绝大部分项目新颖而有价值，但也有少部分项目并没有体现主持人的多少学术思考和现实关怀。)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每年的《项目指南》中的所列项目名称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特点与这些知名学者的研究习性有距离可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6、学科排名

　　我们按有关学科在目前被认同情况将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分为6种。从表6可知，1993～2006年新闻学的立项项目为77项，远远高出其他学科的立项项目的数量。传播学的立项项目为58项，位居第二。由此可见，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比传播学的研究起步早，投入多，成熟快。但从1996年起，传播学的立项项目的数量开始增多，而且有时还超过新闻学的立项数量。由于近几年中国传媒体制处于改革时期，传媒集团化与产业化、传媒经营管理等成为热门话题，媒介经济学也应运而生为一门新兴、热门学科，虽然学科成立不久，但它的立项总数已有2l项，与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等“大哥”级学科的立项总数持平。

　　三、项目的研究主题内容和热点分析

　　1、分析思路

　　本文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学类立项项目的主题内容的研究采用关键词的分析。通过对论文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研究文献的主要内容，揭示学科特点、结构及内在规律，进而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

　　但是，因为关键词并不能在所查的资料库中找到，只能依靠笔者按一定的标准从论文中提取。这自然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同时也使关键词的提取难免有失偏颇，只能尽最大可能做到向精确性靠拢。

　　选定关键词后，笔者将考察国家社会科学金新闻传播学类立项项目主题内容的范围濒度、趋势(动态分析)顺向等多项指标，勾勒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2、主要分析指标

　　(1)选题的主题内容范围分析。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的立项项目的选题范围较广，包括从新闻理论到新闻业务，从学科自身发展到媒介经营管理，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研究到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研究。这自然与平衡学科研究的方方面面有关。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理论的渊源流变也是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现实生活的思想投影。立项项目涉及到新闻传播学的大部分方面，说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已在我国形成气候。

　　(2)选题的主题内容频度分析。在所有立项的项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主题词有：电视19项，宣传(含对外宣传)17项，跨国传播16项，报刊与传媒集团化、产业化分别为15项，出版14项，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12项。广告、舆论监督、新闻史均为9项，网络传播与广播均为8项，媒介管理7项，精神文明建设、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中外传媒对比均为6项。这些主题内容里不少是目前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这主要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新闻传播学需要加强在跨国传播、传媒集团化与产业化、中外传媒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与国际新闻传播保持一致所致，归根结底是我国社会现实生活发展引发新的学术需求所致。

　　(3)选题的主题内容动态分析。从表7的主题分布可以看出，早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学类立项项目数量比较少，项目内容也一般以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理论、社会主义新闻思想、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与舆论监督等宏大话题为主。近几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显示了从政治新闻学传统向新闻学术化转变的趋向。就研究话题而言，聚焦于现实问题，如“三农”、“小康社会”、传媒集团与产业化、跨国传播、媒介经营等方面。

　　(4)选题的主题内容倾向分析。重大、重点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项的倾向。两项重大项目都在1997年：《邓小平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学与新闻工作》、《社会主义新闻观同西方新闻观的界限》。从内容上看，两个重大项目均是关于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理论和新闻思想的。重点项目共19项，其中1996年6项。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可谓一个高峰期；1997～2000年没有重点项目，2001年重点项目的数量又开始回升，基本平均每年维持在二、三项左右。这些重点项目包括1996年的《当代中国大众传播特色及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辨证关系研究》、《西方对华广播的战略、策略、手法和我们的对策》、《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电子出版事业发展和宏观管理》、《大众传播学》、《新闻编辑学研究》，2001年的《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出版业的影响及对策》、《网络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及研究对策》，2002年的《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研究》、《中国出版通史》(八卷本)，2003年的《报业集团核心竞争力与改革创新问题研究》、《中外出版集团发展模式比较研究》，2004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运营模式研究》，2005年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播系研究》、《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党报与国家信息文化安全研究》，2006年的《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我国的传媒事业研究》等。重点立项项目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3、一个粗略的归类及其启示

　　将上述关键词作一个粗略的划分，这些立项项目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关于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理论、思想和观念等基本新闻理论的命题是立项重点。从1999年开始，虽然诸如此类的宏大理论课题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不容忽视其重要意义。

　　(2)媒体宣传(含对外宣传)是课题立项的重点，尤其是近两年的项目数量显著增加。说明党和国家对新闻宣传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也说明我国的新闻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带有较多宣传色彩的社会性工作。

　　(3)跨国传播、中外传媒对比、WTO等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产生的新的理论命题也处于重要位置。与一些自然学科或图书情报学等技术性比较强的学科不同，新闻传播学类重点项目受国际政治形势、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中国加入WTO前后，从2000年起到2006年，几乎每年都有跨国传播和中外传媒对比的立项项目，特别是2001年有两项关于WTO的重点项目立项。可见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时所采取的积极态度。

　　(4)关于精神文明建设、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三农”、“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的课题立项一定程度上是对党和国家特定的政策出台作出的反应。这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科学要受特定社会条件和政策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闻传播学在研究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完善社会结构方面能够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这种党和国家政策与立项课题内容的一致，也反映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诉求。

　　(5)网络传播、数字化、动画、传播技术、手机媒体等伴随新兴科技迅速发展而兴起的课题在立项项目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说明，社会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也会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提出新的问题与视角，而作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之脑库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理所当然要及时予以回应。对新兴课题予以重视。

　　(6)虽然近几年新媒体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研究并未减少，对它们的研究不是在其业务方面，而是向经营领域发展，引发了诸如传媒集团化与产业化、传媒经营与管理等热门话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报业集团化改革后，在已有改革框架内的传媒发展潜力已受到制约，所以，在2003年，我国政府指出了传媒体制改革的现实性与迫切性，提出了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和国际化是中国传媒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动向也立即反映到了新闻传播学类的课题立项之中。

　　(7)舆论监督、新闻职业道德、盗版及版权保护等新闻法制、伦理研究课题有20个立项。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传媒在急切扩张中与社会发生的矛盾冲突日益增多，呈不断上升趋势的“新闻官司”刺激了传媒与法及伦理的研究。

　　(8)编辑出版、新闻报道、图片报道、新闻评论、新闻语言等新闻传播业务方面的研究也有立项。

　　(9)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样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从1994～2006年先后有12项获准立项，且分布呈持续稳定的状态。

　　四、结论

　　新闻传播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中逐年增多的趋势。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新闻传播学相关立项项目之所以获准立项，实际上也正因为其有助于解决新闻传播事业进程中的重要现实问题或者对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立项项目中应用性尤其是现实急需的应用性课题如传媒集团化、网络传播、媒介管理等居多。这说明，新闻传播学究其根本还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也是距离主流意识形态最近的一门学科，其目的在于维护现有秩序，保护本土文化，反映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完善社会发展。

　　我国国家领导人曾于2004年7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话时，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提出“要大力加强对各门传统学科的研究，大力加强对各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大力加强各门学科的理论和体系的建设，大力加强各门学科的方法和手段的建设。”除了第一个“大力加强”因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算不上传统学科外，其他3个“大力加强”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方向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综合以上对1993～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传播学类立项项目分析，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与建设正朝着这3个“大力加强”发展和靠拢，但尚有差距，其间的差距就迫切需要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做出不懈地努力以逐渐消除之。

　　作者：肖燕雄等

　　第6篇：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谈

　　双语教学，又被称为双语教育（bilingualeducation），《朗文应用语言学词典》所给的“双语教学”的定义："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1]，意思是能在学校里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双语教学体现了在目标层次上英语语言教学与专业学科教学的高度融合，正是通过让学生“接触”某个专门行业，通过全面熟悉英语在该行业中的表现来掌握英语的表达规律。因此教育部于2001年9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4号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积极推广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专业课教学，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新闻传播专业与时代发展脉搏紧密相连，如能选择一两门专业课程采用双语教学，相信可以更好的扩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帮助学生以最便捷、最快速的方式获得最新的专业知识。同时，对于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以及内容的创新与改革，都是大胆而新颖的尝试。在我国大多数高校，除了外语专业以外，双语教学指的是用汉语和英语作为课堂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的方式。以往的学科教学以母语作为媒介语，其结果是学生掌握的专业知识只能以母语的方式加以应用，与培养国际人才目标相去甚远。双语教学使学科教学的媒介发生了变化，这就使专业人才同时又是双语人才，具备了以外语形式应用专业知识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一、新闻传播专业双语课程特点：实践性强，高起点

　　新闻传播系的课程，在于实践性强，操作性强，与时事变化紧密相连。因此，这种特点也显现在新闻传播专业双语课程的教学中。另外，由于双语课程本身对教师和学生的外语水平都有较高要求，所以，不适宜在低年级开设。进入三四年级后，学生经过四、六级PET考试，外语水平已经到达一定程度，可以尝试接受原文授课。在课程的选择上，不宜选择基础性概论课程，而应该选择专业性较强的课程，让学生对学术前沿和行业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最直观的接触和了解。因此，本人选择了在大三年级开设的《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课程，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试点双语课程。

　　二、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

　　（一）教学目标：理论练习实际，培养国际视野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最领先的研究成果都在国外。因此，要深入的学习传播学，就必须适量阅读国外著名学者的原文著作，结合以时下的新闻热点，和传媒新动态，理论联系实际；并且，无论是学者著作的学习，还是新闻热点、传媒新动态的探索研究，都应该直接接触英文原文。基于这点考虑，把《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导读》课程设置为双语课程，目标在于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传播学著名理论，了解传播学理论溯源和概念。在本课程结束后，使学生掌握传播学研究的中英文术语和理论，并通过双语学习增强学生阅读英文原著的能力。此外，在授课过程中，还尝试通过对一些国外知名媒体新闻节目的赏析，比如美国三大电视网的一些新闻评论节目、真人秀节目；VOA、BBC的一些广播节目和获得国际大奖的纪录片等（比如说《华氏911》），来加强培养学生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外语素养，并拓宽眼界。

　　（二）教学内容和方式

　　1．教学内容：类目化，系统化，与案例研究紧密结合

　　本课程的教材，采用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一书，郭建斌、吴飞主编，书中所采用的著作皆用了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为单学期授课，设在大三学年第一学期，总课时为36学时，每周2节，为期18周。原著节选阅读约占总课时量的60％。根据拉斯维尔的“5W”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由5部分构成：效果分析研究领域、受众分析研究领域、媒介分析研究领域、内容分析研究领域和控制分析研究领域。根据这五个理论研究领域，把教学内容分为5章，节选各领域传播学名家著作让学生进行学习阅读，并辅助以案例研究。

　　比如第一章的内容是传播学效果分析研究，根据理论演变的四个阶段（魔弹论、微弱效果论、适度效果论、强大效果论），把分属于不同时期的学者归类，放入这四个阶段的理论学习中。在魔弹论阶段，选取了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的《公众舆论》（PublicOpinion）序和第一章部分，学习了著名的“拟态环境论”（Psuedo－environment）和“刻版印象论”（Stereotype）并且结合03年的SARS报道，以及近年比较受关注的食品安全系列报道，引导学生讨论媒介在面临突发性事件时的一些正态和非正态的表现。接下来，微弱效果论阶段，选取了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的“两级传播论（TheTwo－StepFlowOfCommunications）”为代表，并对其原著《人民的选择》（People’sChoice）进行了节选阅读，与现实结合点为互联网虚拟社区、论坛的版主现象、博客、博客等，选取的知名网站有天涯论坛、豆瓣网、强国论坛等，讨论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概念。然后在适度效果论阶段，选择了麦库姆斯（MaxwellEMcCombs）的“议题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Theory）”，和以蒂契纳为首的明尼苏达三人小组的“知沟理论”（KnowledgeGap）；对相关著作进行了学习阅读。最后在强大效果论阶段，选择了纽曼（Neumann）的“沉默的螺旋（TheSpiralOfScilence）理论”，对作者的调查材料进行了原文阅读，并且结合2007年华南虎照片真假（周老虎事件）这一热点案例让学生讨论分析。以此类推，其他章也采取同样的教法。这样，把原本散乱没有章法的原著阅读类目化、系统化，更有利于学生在头脑中对传播学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

　　2．教学方式：三步式方法

　　在原文阅读的过程中，由于学术著作深奥难懂，学生必须在课前课后都花更多的时间进行预习和复习，并且还要和练习结合起来。因此，需要分三步学习：课前预习、课上精读和课后泛读。教师在课前一个星期，会给每个学生发放下个星期要学习的原文材料，一般是两到三个章节的内容量，让学生先对原文材料浏览一编，目的是为了熟悉背景资料、划出生僻词汇和难懂内容。在正式授课过程中，教师会结合PPT多媒体课件，从原文材料中选出一章的内容（通常为8001000字），进行精读。精读的过程中，通过翻译重点句型、完成上下文填空等练习形式，加强学生对核心理论的理解。课后，在此精读学习的基础上，再把原文材料中的其他章节阅读一下，并联系课堂上传媒案例演示，布置相应的论述题，鼓励学生以英文作答。这样，就把传播学理论学习、传媒热点现象、英文原著阅读整体有效的结合起来，避免了单一的理论学习，和枯燥的原文阅读。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引导学生进行系统生动的学习。

　　三、教学改革思路

　　新闻传播学科的双语课程，是新生事物，比如本人的《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从课程立项到开展教学实践，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新生事物的好处在于没有历史包袱，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吸收最新的信息与前沿研究成果，但是薄弱环节在于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经过过几轮授课实践后，本人对于专业双语课程的教改思路有几点建议：

　　（一）向实践型课程靠拢，让理论学习生动起来。

　　新闻传播学课程的设置，以实践性、操作性强的课程为主，理论性、基础性课程为辅；因此，新闻传播双语课程的学习也要尽量增强与实践的联系。理论的学习为基础，案例研究和操作性练习为主要内容。比如在学习议题设置论时，与新闻专题策划结合起来。通过学习议题设置理论，让学生了解了大众传媒对公众舆论的导向作用。进而引出新闻策划的概念：首先要强调新闻策划不是策划新闻，要遵循尊重事实的基本原则。其次，在掌握新闻事实素材的基础上，策划系列新闻专题报道。这样，既巩固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又锻炼了学生的新闻采写能力。一举两得。在本节课上完后，课后作业就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察策划一则校园新闻专题报道。有学生把视线投向大学生在食堂的浪费现象，有学生策划了大学校园里的社团文化报道；众多专题中不乏佳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和实践效果。

　　（二）双语课程≠英语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把双语课程等同于英语课程，这样就会喧宾夺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双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双语人才；但是对目标语的学习不同于纯语言学习，目的是在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语言能力，能为应用专业知识服务。按照外语使用程度由高到低，双语教学模式主要有“沉浸型”模式、“维持母语”模式和“双语过渡”模式这三种[2]。前两种模式要求有很好的外语交流环境，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语言环境和语言能力状况来看，“双语过渡”模式是比较现实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过程安排应以学生能够很好理解专业知识为前提。在此前提下，对较浅显的内容以及专业术语，可用外语教授。对于较深的专业理论知识，则可用中文详细讲解，不盲目追求外语使用量。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课后阅读原版教材和使用外语完成作业等环节实现。课堂教学以掌握专业知识为主，以学习外语为辅，要让掌握的外语知识为专业知识应用服务。

　　（三）建立线上＋线下课程一体化体系。

　　双语教育内容广、信息量大，必须采用多媒体授课方式。此外，应该在学校网站上建设并完善双语课程页面，将多媒体课件及相关资料上传，供学生课后下载复习和对外交流所用，建立线上线下网络一体化课程体系。除了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外，还可以利用网络工具巩固学生的课后学习。具体做法为：

　　第一，上传双语多媒体教案，克服课堂教学内容繁杂，记和听难以兼顾的缺点，供学生课后下载复习和练习使用，这样，将课堂学习延至课外，就能在课堂上有更多讨论互动的时间；

　　第二，建立双语中外名家学术成就的研究案例文库，使教学中的讨论与交流更为便捷；

　　第三，建立与传媒热点相关的中外系列演示实验光盘，使课堂教学的“多位点性”更为突出，理论与实际联系更紧密。比如在讲“沉默的螺旋”理论时，由于原著中学者纽曼所列举的德国选举的案例年代过久，本人选取了获得第5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获奖影片、著名反战导演迈克尔·摩尔执导的纪录片《华氏911》，其中有对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精彩描绘，让学生切实体会到了政治压力所带来的民众整体失语的状态；

　　第四，以原著阅读材料为基础，建立中、英文综合习题、自测题与评价系统，以便于学生自学与自检[3]。

　　（四）教材本土化改革

　　目前，相当一部分学校是直接引进英文原版教材。原版教材是原汁原味的英文，给学生营造了一个全面接触英语的环境，体现了理论的前瞻性，也有利于学生学到前沿理论知识和最新实践发展动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知识点分类过于琐碎，费用昂贵，脱离国情，缺乏针对性，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随着双语教学的不断发展，教师应该尝试自己编写教材。在此过程中，要体现以下原则：篇幅和结构合理，适合教学课时的需要；教学内容体现中西文化融合，既反映国情，又能了解西方前沿；还要保证是地道的英文。并且，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也不妨把课程内容数据化，把每章节相关的多媒体和视频、音频文件，一些资料图片都写入光盘，便于保存和交流。真正做到教材本土化、现代化。比如《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课程，现有的教材内容过散，晦涩难懂，没有系统性，而且与实际联系不紧密。笔者已经在尝试把课程教案，包括每节课所作的多媒体课件和其他资料都按课程计划归类，以求在不断的授课过程中对之更加完善，日后能够整理成册，形成有本校和本专业特色的双语课程教材。

　　四、总结与规划

　　专业双语课程是新闻传播系的教学改革项目之一，且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经过两三个学年的实践，获得了不少心得体会和经验，也暴露了教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本人对试点课程《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导读》最近一次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了定量研究，统计得出的数据如下：90分以上的高分只有一位同学，得80至89分的同学有20位，占全部参加考试人数的47％，为大多数；70分以上的同学有16位，比例为37％，60分至70分的同学也是少数，为6位，所占比例为14％。考试数据虽然呈正态曲线分布，但反映出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这门课是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但是因为涉及的传播学理论内容过深，所以学生要完全掌握还有一定难度，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这一点可以从高分缺失的情况下看出来，说明80％的学生都是死记硬背，没有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答题。这也就要求教师要继续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激发学生的能动性。

　　由于双语课程本身对学生的外语水平和专业知识的掌握都提出了更要求，所以现有的一周2课时的课时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适当增加到一周4课时左右，方能满足课程需要，否则就会出现跳跃式教学和学生囫囵吞枣现象。其次，对于教师自身来说，也要通过进修增强自身的外语专业知识素养。争取出国学习深造的机会，一方面能使教师学到本学科的最新科研成就，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另一方面，能快速、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外语水平，为自己的知识结构补充新鲜血液，为回国从事双语教学打下基础。最后，学校要多增加对外交流的机会，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讲学，或者把自己的教师派出去，以及交换学生到两地体验学习等项目形式，为新闻传播系，乃至于整个学校创造一种良好的双语教学环境，和学术交流氛围，让新闻传播专业的双语教育体系建设更有深度和广度。

　　作者：李慧娟

　　第7篇：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为了更好地向前看，需要适当地向后看，了解我们从何处来，才能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为此，我们特别留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的三种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学论集》(1980-1999，2007年复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1989)和《新闻学刊》(1985-1989)中的诸多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回顾并发现许多当时或许不甚注意，或许习以为常，而今天看来却应该注意或改正的东西。本文拟对3刊中有关新闻传播学数学方法的使用做一些介绍与评论。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数学较人事科学有一种大优点，它所以有优点，正在于它的各个观念是可感的、明白的、确定的，它们的最小差异也可以立刻被我们所觉察，而且同一的名词总是表示同一的观念，并没有歧义或变化。”然而，数学科学性的这些优点，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步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维的延续，被有意压制和忽视，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本文讨论的目的，不在于批评哪个人，只在于总结经验，真正理解学术研究的本质，谨防用政治替代、冲击其他的错误重演。

　　一

　　如果回到1980年，那时我们如何认识量化研究的呢？当年，我国一位传播学研究者这样写道：“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随之还相应地出现一些数理公式和逻辑符号，使人看后实在费解……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这段话在发表的时候很平常；然而，今天读来不免令人扼腕。现在去翻近30年前的“旧账”，绝非追究谁的过错，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过错，观念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上面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198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传播学量化分析方法的普遍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各种研究中都很少采用甚至有意回避数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第一届研究生中，有一位使用较为简单的百分比量化分析报纸版面的构成，答辩的时候差点没通过，因为多数委员认为这不是研究，这位学生虽然毕业了，但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我国硕士学位1981年起实行，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入学时没有学位培养计划，故1981年毕业时，作为试行，从严掌握，这批学生中三分之一不给学位)。

　　对量化分析的漠视和否定，主要在于那时我们尚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方法论，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尚来不及纠正。研究者们必须把新闻传播学看作是某种“有立场”、“有感情”的学问，“我们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是更好得多吗？”在那样的背景下，任何提到“客观”、“纯粹”观点和说法，都会被视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少起了涂脂抹粉的作用”。因为，如果“客观”了，“纯粹”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就难以分辨出来了。而量化分析，是不会讲究这些的。

　　这种完全摈弃统计、逻辑、数学方法的研究状态，1982-1983年出现些微转机。当时，报纸开始普遍提倡“为读者服务”。问题在于：办报人不了解读者，又如何“为读者服务”呢？于是，基于“为读者服务”理念之上的读者调查活动取得了合法的活动空间。1982年通过计算机处理调查数据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十分罕见，陈崇山、柯惠新等人领导一批年轻人一次开展了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当时担任北京《新闻学会通讯》责任编辑的朱向霞谈到这次读者调查时说：“这在中国是首创，影响很大，意义更大。不过，当时的调查显然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次读者调查活动的成果，最终反映在了《新闻学会通讯》上。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2期刊登“报纸如何为读者服务”专题，开始了关于“服务性新闻”的轰轰烈烈的讨论；1983年第5-6期则是厚厚的1982年调查的报告专刊；1983年第18-19期刊登了多篇讲授调查方法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美国民意调查方法介绍》。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颇具规模的调查和分析，不过是数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最浅层次，其方法是简单的数据统计。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论：“调查无疑一直是简陋的但却是基本的因素。”在调查这一层面，学者们采用数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学，很大程度上出于“实用”的目的：因为要研究读者的需求，用统计方法调查读者的态度更科学和准确，仅此而已。即使这样，该项调查因为《中国日报》报道时采用了“民意调查”的英文，曾受到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查问。刘海龙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1982-1983年读者听众观众抽样调查，恐怕连‘研究读者的需求’也还谈不上，它的主导思想与出发点依然是党报的群众路线。”

　　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与反省，并进行自觉论述，大约是1987年以后的事情了。

　　二

　　我国引进传播学后，1983年传播学一度被视为“精神污染”。一时间，除了批判传播学否定阶级斗争的文章外，介绍传播学、探讨传播学的文章在学术刊物上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有关信息论、系统论的探讨却依然在进行中，譬如，喻国明在《新闻学论集》第8辑上发表的《新闻作品信息含量问题初探》一文。该文向读者介绍了“熵”这个概念，同时巧妙地提出了一个颇具见地的公式：

　　新闻作品的信息含量＝新闻信息／信息符号

　　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正是利用数学方法建构的。

　　不管怎样，到了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被认可。陈力丹在1986年的一次讲座中总结了1979年以来的40个研究话题，其中第13个话题涉及量化分析。他说：“读者调查或称‘民意测验’，不仅是—种实际活动，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它涉及数量分析、心理学、社会学、系统论、控制论、计算机技术等许多学科。自1982年以来，我国已出现一批有关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在一些新闻单位，读者调查纳入了定期的日常工作。”

　　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地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别——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必须代之以新方法。文章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近代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的新趋势。由此，祝建华把一个对于中国新闻学者来说比较陌生、甚至可以说相当陌生的事物——科学方法论，尤其是科学方法论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带到了大家面前。科学方法论的要义是：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科学的结论通常用两种方法来保证其有效性：要么由经验证实(尤其是数据)予以支撑，要么由逻辑推理予以保证。

　　在这辑《新闻学论集》上发表的另一篇题为《统计学与新闻敏感》的文章，从另一侧面出发佐证这一观点。文章认为：“长期的统计积累是发现非事件性新闻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把看起来似乎有些玄妙的方法论和实实在在的新闻采访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自此，新闻学界采用定量方法来证明结论的文章开始增多，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方法也复杂起来。以《新闻学论集》为例，董焕亮于1983年发表的文章《工交财贸消息读者兴趣初探》(《新闻学论集》第7辑)，还只是运用百分比等较为简单的方式进行统计；而孙五三于1987年发表的文章《市报内容分析》(《新闻学论集》第12辑)，则大量采用了x方检验等比较高级的统计学检验方法。这一层面，可以被看作是数学方法发展的第二层面。

　　逐渐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普遍认识到：定量调查是社会科学利用数学使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987年之后，采用和论述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的文章多起来，质量也提升较可，其代表性成果是《新闻学刊》所刊登的两份调查报告。一是陈崇山、昌平波1988年第3期发表的《新闻改革势在必行》一文。这年4月，陈、吕利用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契机，在政协委员之中进行了一次关于新闻改革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72份。这个调查规模在当时已经不算小了。二是范东生、钟秉林于1989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我国报业发展的宏观定量分析》一文。该文与上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受众调查分析，而是宏观数据分析，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研究报业的发展，对涉及我国报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范、钟的论文给人在方法论上的启示是重大的，那就是：采用数学方法，不一定非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利用别人的统计结果进行内容再分析，同样可以收到很好的研究效果。

　　三

　　第三个层面，是新闻传播学研究自觉向量化分析、数学方法靠拢。1987年以后出现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数学模型，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其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科学只有当它利用了数学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完善的程度。”显然，马克思这句名言对新闻传播学同样适用，因而《新闻学刊》作为新闻传播学界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也力图向“完善”迈进。岳南在文章中设计了关于新闻价值的数学模型(限于计算机输入法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没办法再现其模型的原状)，他认为新闻价值含有信息量和读报需求两个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二元函数表示。这是《新闻学刊》上第一个完整的、规矩的有关新闻学研究的数学模型。

　　比岳南的文章稍早，喻国明提出“传－受互动方格”模型。这一模型虽然和正规的数学模型还有些距离，但已经约略显示出数学模型的思想。在3x3的表格中，不会多一个格子，也不会少一个格子，也就是说，那些在以往可能会被人有意回避的情况(如受传者自觉需要、传播者却不予传播的部分)，在数学模型中无处遁形，研究者必须面对它进行讨论。科学，不大可能容许有“特权”的存在。

　　此后，数学模型逐渐多了起来。譬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新闻学刊》1987年第5-6期合刊发表的范东生的文章《关于新闻价值的定量分析问题》，首先定义了新闻价值的几个要素：显要度、关切系数、变动率、时效，再给出描述这几个量的数学方法(如变动率=△i／△t)，最后将这几个因素综合为一个完整的数学公式。有了公式，再将实证数据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一系列确凿的数字来。

　　诚然，对于上述数学方法是毁誉参半的。譬如，1989年《新闻学刊》第1期徐祥林的文章《科学研究要讲究科学性——兼与范东生、徐熊同志商榷》对此泼了冷水。徐文说，谈到“变动率”，对于绝大多数只登一次的新闻，哪里有什么“变动率”呢？因此，定量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任何实用性的方法”，不适合社会科学。反之，1989年《新闻学刊》第2期闵大洪的文章《数学方法是新闻学研究中应该掌握的一种方法》，则充分肯定了上述数学模型，认为“这是我国的新闻学者在确定性模型方面为探索新闻价值的量化标准而做出的可贵尝试”，并坚持认为“数学方法是新闻学研究中应该掌握的一种方法”。无论怎样，这种探索与争鸣本身就说明，量化分析与数学方法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而不会再因被认为是“使人看后实在费解”的“糟粕”而完全弃之不理了。

　　在方法论方面，还需要提到1988年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13辑。此辑名曰“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是全部18辑《新闻学论集》中与众不同、科学气息最浓郁的一辑。在这一辑中，系统科学——主要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俗称“老三论”——的原理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诸如信源、信道、信宿、信息流、信息量、反馈等名词，被学者们一再重申。当然，涉及到“老三论”，就不可能不涉及数学。因而可以这么说，我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自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眼界开阔了，层次也提高了。

　　当年《新闻学刊》的主要编辑孙五三副研究员曾谈到她对学术刊物的总体看法：“总的来说，学术刊物的引导作用是很大的，尤其可以在方法上引路，进而规范学术标准。”而在各种“方法”之中，数学方法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她回忆说：“譬如《新闻学刊》最后一期上的《武汉地区报业现状及战略发展设想》一文，就是我当时树立的一个‘样板’!这篇文章的优点在于它有实实在在的调查数据作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空洞的议论。我在该文的内容提要里也暗示了这一点：论证某一观点必须拿出相应的证据。如果以后谁写论文，就请以这篇文章为准吧!”不过，由于1989年《新闻学刊》出版到当年第2期时被要求停刊，以及随后持续两年的清查运动，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停滞了一段时间后，才得以重新讨论量化研究的问题。

　　四

　　新闻传播学现在的学科归属尚存在矛盾与争议。在国家教育系列中它属于“文学”大类，可是在实际参与的各种工作程序中，它经常被纳入“社会科学”的法学类或社会学类。不管怎样，它更靠近社会科学。因而，量化分析等数学研究方法对这个学科来说是重要的。本文强调这个方面，乃是因为过去太不重视它，甚至对它产生过误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唯数学方法马首是瞻，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像毕达哥拉斯那样，成为唯数学方法论的研究者。汪丁丁认为：“数学归纳原理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观察中养成的归纳‘习惯’有实质性的区分。前者是纯粹数量关系基础上的归纳，故有坚实的理论根据，后者是欲求把很可能不同质的事物视为同质事物，故很可能犯错误。”他比较偏向于数学，而很多社会现象，只要与人相关，就很难完全用数字和数学公式来衡量或套用，因为人的心理是莫测无底的。对这一点，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新闻传播现象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在研究它与自然、社会、人的各种关系中把握新闻传播学这门知识，获得一种超越。而这种“把握”赖以实现的方法，更值得人们再三留意。本文的目的，也正是想把这个问题着重地提出来：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重视方法论问题，当然，也包括数学方法在内。

　　作者：陈力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