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在定位上提出了“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在战略部署上更明确指出“面向产业需求，要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由此可以看出，协同创新已成为新时期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和有效选择。湖北省作为科教重镇，农业科教实力雄厚，农业研发体系涵盖了生物育种、作物栽培、水产养殖、食品加工、设施园艺、农业装备制造及农业信息化等领域，特别是在双低油菜、转基因水稻、优质瘦肉猪、柑橘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国内和国际领先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成果也颇丰，依托南湖农业科技园、武湖星火科技示范基地等平台，以及一大批农业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各类专业技术共享服务平台、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业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形成专业门类齐全、三级农技推广服务网络。此外，湖北农业科教体系完备，农业高级创新人才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仅武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及毗邻大学、科研院所从事农业生物、生命科学研发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已近10万人，人才智力密集位于全国前列。不过，长期以来，由于科技体制与资源配置方面等科技领域存在的共性问题，湖北农业生产与科研脱节现象也比较突出，制约着湖北“四化”同步协调发展。对此，相关部门实施了相应举措，如加大公共财政科技投入，改革现有的农业科研、推广制度，积极谋求农业的“产-学-研”“科-教-推”协调发展，此外还积极鼓励和引导湖北省内外金融机构、农业服务机构、涉农企业参与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化建设。归结到一点，湖北农业科技存在突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科研主体、推广主体、需求主体、社会服务主体没能有机衔接起来，遵循这一逻辑判断，现实解决途径就在于如何促使农业科教链、技术服务链、产业链的协同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通过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湖北团队在农产品研发、技术攻关、试验示范、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成为湖北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由于该体系建设时间较短，仍处于“边前进、边摸索”的阶段，其积极作用尚待进一步论证。因此，系统性解读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创新团队现状，明晰其绩效水平及影响的关键因素，将有助于凝练湖北现代农业科技体系协同创新的改进方向，打破部门、领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各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机制。相较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在协同创新思想指导下，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湖北农业科技体系协同创新一定能产生“1+1>2”的效果，并服务于湖北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在科教领域，尤其是农？I科技领域，协同创新思想很早就萌芽了，而且相关的实践案例不胜枚举，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也才几年的时间。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协同创新”的重要思想，强调“政、产、学、研、用”各主体要围绕国家需求，瞄准世界一流，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开展协同创新，至此科技协同创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2-4]，但总体而言，当前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理论研究已远远落后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其理论体系相对还很不完善，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既有研究更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如张力[5，6]主要阐述了协同创新在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积极意义，陶丹等[7]分析了重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及该领域内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并就改善协同创新机制提出了建议，何郁冰[8]针对“战略―知识―组织”三重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探索构建初步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二是，研究内容更多地涉及高校、企业、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等方面研究[9-11]，协同创新的内涵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三是，在协同创新的产业选择上，研究者多关注高新和战略新兴产业、服务行业、制造业的协同创新[12-15]，而对农业科技体系协同创新提及较少，相关的实证研究甚少报道。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利用在鄂的16个农产品体系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站长、团队成员实际调研数据，以期从该体系日常运行情况、体系经费管理、体系人员的考核及评价等方面客观了解该体系协同创新运行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DEA-Tobit两步法对体系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进行了测度，分析影响其绩效的因素，进而为农业科技体系协同创新提供参考。

　　1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指标说明

　　1.1数据说明

　　为系统了解湖北创新团队运行现状，课题组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平台，对现代农业协同创新链上的相关主体包括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站长、团队成员，进行了实际调研，收集了一套统计研究资料，共计102份，该资料共涉及棉花、油菜、大宗淡水鱼、食用菌、马铃薯、芝麻、食用豆等16类农产品产业技术体系，被调查人员中，首席岗位专家1名、岗位科学家专家29名、综合试验站岗位专家12名、团队成员专家60名，涵盖育种、栽培、土肥、植保、病虫害防控、加工与品质检测与产业经济等各种技术岗位类型；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团队依托单位及人员分布于主要分布在武汉、随州、恩施、宜昌、襄阳、黄冈、荆州等地，涉及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随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宜昌市农业科学院、襄阳市农业科学院、黄冈市农业科学院、荆州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此外还有5个被调查人员的依托单位是随州市弘大畜牧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

　　1.2方法介绍

　　创新主体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政令和财政约束下难以达到最佳规模。因此，Afriat、Fare、Grosskopf和Logan，还有Banker、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积极拓展了VRS在DEA模型中的使用[16，17]。VRS能不受规模变动的影响估算出技术效率，测度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为此本研究在实证环节使用的是VRS。此外，由于实践中创新者为达到特定的产出，更易控制的是投入端决策变量，因此学者们也较偏好于面向投入模型的使用，研究中使用该方法。

　　为了明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程度，DEA-Tobit两步法被广泛使用。该方法先利用DEA测度出决策单元效率值，接着以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对各种影响因素做回归，回归方程系数和方向可用于判别影响绩效的程度和方向。该方法XX标准形式为：

　　1.3指标选取说明

　　1.3.1投入产出变量为达到DEA方法使用条件，选择具有同质性的体系相关成员（含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专家、团队成员）作为评价对象，并假定所有评价单元经营运气相同。在此基础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投入产出指标应选择高度关联性指标，且满足：一是投入产出要素相同，均为正值；二是指标反映协同创新的主要过程；三是不同投入、产出指标可使用不同量纲。投入产出具体指标见表1。

　　其中，投入指标选择了经费投入（万元）、年合作与交流（频次），衡量创新活动中的物力资本和时间成本。产出指标涵盖了专著出版（本）、论文发表（篇）、专利申报（项）、基层技术人员培训（人次）、品种推广（个）、资源发掘（份），其中专著、论文、专利等是研发活动的智力成果的初级形态，基层技术人员培训、品种推广、资源发掘是创新成果的重要构成，上述成果最终将体现农业科技创新较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3.2影响因素一般而言，研究中影响协同创新绩效因素的选择，需要考虑体系内外部的各种因素，其中团队认同、年龄、职称、依托单位性质等是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则包括国家经济状况、宏观政策和气候水土资源外部条件因素。综合考虑农业科技体系成员构成特征，选取如下变量：①对目标认知情况，表示体系目标认同对协同创新的影响；②职称情况，表示农业科研人员专业技能对体系协同创新的影响；③对团队成员知晓程度和不同团队是否经常交流，表示科研环境开放程度对体系协同创新的影响；④经费使用合规性满意度，表示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对体系协同创新的影响；⑤主管部门的支持情况，表示外部政策性因素对体系协同创新的影响。赋值及描述统计情况见表2。

　　表1和表2列出了投入产出指标和影响因素赋值说明及统计值，发现协同创新活动中，不同评价单元的经费、合作交流等投入值以及专著、论文、专利、技术培训、品种推广、资源发掘数等产出量，差别均较大，这受到了包括有创新生态环境、组织管理及不可控随机因素的影响。在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要素中，统计分析显示，调研对象对整体目标认可度高，回答“非常清楚”和“较清楚”的的比重高达86.3%；受访者职业素养较高，高级职称比重达64.7%，其中正高职称比重为43.1%；创新体系人员交往合作频繁，有近70%人员表示经常交流，因此相互间“非常了解”和“较了解”的比重合计占87.3%，仅不足1%表示“不了解”；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经费合规性满意度较高，仅不到7%比例人员认为“不满意”；46.1%受访者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对其创新活动予以了支持，但反映帮助“非常大”的不足受访者总体的12%。2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测度实证分析

　　2.1协同创新绩效测度

　　利用DEAP2.1软件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创新团队协同创新绩效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在综合考虑管理无效、环境及随机干扰等因素时，测度的样本总体技术效率均值为0.343，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512，平均规模效率为0.667。说明若维持现有投入水平不变，协同创新绩效还有65.70%的优化空间，为此重视技术效率将对湖北创新团队协同创新绩效提升有积极影响。

　　表3给出的是受访团队科技人员创新技术效率的分布，在102个科研团队成员中，技术效率值在0.6以下区间的有78个，占受访者总数的76.471%。此外，技术效率值在0.1以下和0.2～0.4区间上的样本也较多，分别占35.294%和16.667%，此外技术效率值位于0.1～0.2和0.4～0.6区间上也较多，分别为13.726%和10.784%。

　　表4和表5分别是团队协同创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区间分布，分析显示纯技术效率在<0.8的区间上份额较大，比重为46.079%，且此区间段内0.4～0.6和<0.1两个段内效率值分布较为紧密，此外0.9～1.0区间上所占份额较技术效率同区间段而言更多。

　　就规模效率分布情况而言，创新团队该效率值表现尚可，累计有超过53%的比例落在>0.8区间上，其中有48.039%比例位于0.9～1.0区间，但与此同时，仍有28个评价单元位于0.4效率值以下，累计占创新团队比重的27.451%。综上，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受访团队人员协同创新绩效不高，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有65.7%、48.8%和33.3%的优化空间，创新绩效受纯技术效率（即管理水平影响更大），当然提升规模效率也是团队创新活动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2.2Tobit回归实证结果

　　为进一步明晰影响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的因素及作用大小，借助EVIEWS7.2软件包，以第一阶段DEA测度的效率值为因变量，另以目标认知情况、职称情况、对团队成员知晓程度、不同团队是否经常交流、经费使用合？性满意度、政府主管部门支持情况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回归模型1和模型3结果显示，一方面受访者对创新目标认知情况、不同团队是否经常交流两个变量对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影响为负，政府主管部门支持情况影响为正，根据自变量赋值方向，可以判定进一步明确受访者对目标的认知、加强团队交流合作、强化政府部门支持均有利于增强科技体系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其中强化体系目标认同更宜摆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职称、对团队成员知晓程度、经费使用合规性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与预期相反，但总体而言仅职称变量影响程度为显著水平，可能原因在于，按照目前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架构，体系低职称科研人员更多地接触生产一线，其产出更倾向面向农户实际需求，比较符合当前体系考核偏重技术推广与培训、品种推广等应用领域，同等投入水平上相对产出可能更高。回归模型2结果显示，对创新目标认知情况、不同团队是否经常交流、经费使用合规性满意度对因变量影响为负，政府主管部门支持情况影响为正，与预期作用方向一致，虽各变量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侧面验证了强化内部管理和技术等措施对湖北团队纯技术效率存在积极作用，职称和对团队成员知晓程度2个变量与预期作用方向相反，且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得出结论：一是，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团队创新文化建设，有利于强化科研人员目标认同和合作交流；二是，加大政府主管部门支持，有利于农业科技体系协同创新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内部管理，有利于协同创新绩效水平提升。

　　3结论

　　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平台，对在鄂16个农产品体系首席和岗位科学家、综合试验站站长、团队成员进行了实际调研，以期从该体系日常运行情况、体系经费管理、体系人员的考核及评价等方面客观了解上述体系协同创新运行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DEA-Tobit两步法对体系科研人员协同创新绩效进行了测度，分析了影响其绩效的因素。效率测度的实证结果表明，受访对象创新技术效率较低，表现在评价单元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低。回归模型1和模型3结果显示，一方面受访者对整体目标认知情况、不同团队是否经常交流两个变量对体系协同创新绩效影响为负，政府主管部门支持情况影响为正，参照变量赋值，可综合判定受访者对目标的认知情况、加强团队交流合作、强化政府部门支持均有利于湖北团队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其中目标认同作用更突出；另一方面，职称、对团队成员知晓程度、经费使用合规性满意度的作用方向与预期相反，但也仅职称变量影响程度具备统计学意义。模型2结果显示，对创新目标认知情况、不同团队是否经常交流、经费使用合规性满意度和政府主管部门支持情况4个变量对纯技术效率提升均有积极影响。综合而言，这些因素属于团队协同创新的管理制度范畴，从侧面验证了强化团队内部管理和外部政策支持的重要意义，其他变量与预期作用方向相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基于此，获得启示主要有：一是，要继续加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湖北团队创新文化建设，强化团队科研人员价值认同，通过资源共享、信息公开、分工与协同，进而全面推进湖北现代农业科技体系创新发展；二是，完善协同创新体系绩效和考核管理，引入动态退出机制，推动有限科研资源投入更多转化为农业现实生产力；三是，加大农业科技基础条件投入，进一步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作用，发挥湖北科技资源优势，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推进地方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最终服务于“五个湖北”建设。本文来自《农药科学与管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