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困惑与反思

过去了的20世纪，100年已经成为 历史 。它所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一直在左右着我们的思考和实践，因此可以说，客观上我们尚未真正步入我们所处的 时代 。然而，反思仍旧必要，我们希望以自己的摸索为21世纪 研究 的重现辉煌贡献力量。

在相关的探讨反思中， 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古老的宏观命题上:即文与笔、今文与古文和中西体用，许多日益翻新的话语其实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其核心 问题 并未超出上面的问题界阈。而对此三个命题的探讨却往往不免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

文与笔之争是研究对象之争，大抵也可以说是研究对象的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争。由于受西学东渐的 影响 ，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长期聚焦于古代具有纯文学性质的文本，这样做 自然 有它充分的理由。从古代文学 发展 的表象来看，中国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大量文人的存在为之提供了最充分的根据。不要说那些被文学史常常提起的非专业人员也耳熟能详的名字，就连许多几无风雅可言的职业官吏也大都有诗文集行世。这种风气差不多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 社会 。我们任意翻阅一本比较正规些的宗谱，与古代正史相一致，谱中差不多都会发现辟有专门的艺文志记载。倘以客观、 科学 的眼光来要求和看待，那些作品多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里面充斥着的无非官场交际和毫无原创性的僵化文字，但在当时却毫无例外地一股脑儿被视为文学创作。如果我们今天仍要按照古人的观念来研究古代作品，那恐怕既不合时宜，而且研究到头也未必能够拿出比古人高明多少的看法。

只是问题的另一面是“水至清则无鱼”，这种研究对象的纯洁运动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弊端，或者说研究一开始就对源源不断的历史文化造成伤害。首先，它有可能割裂历史。譬如一方面，基于纯洁的观念，研究者将秦汉之后的文、笔作出严格的区分，一些在当时享有盛誉的着作家及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了文学研究之外，典型者如唐代的“燕许大手笔”，诸如此类的例子历史实际中当还有不少。而另一方面，譬如在先秦文学研究中，又非常现实的把几乎全部经、史、子、集统统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有着相承关系的同一性质的事物却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标准去对待，从中反映出的仍然是传统的混沌的实用观念和中庸观念。其次，它也人为地缩小了文学研究的疆域，同时也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先秦时期的文学表现并不明显。但是，秦汉以后的创作主流却延续了先秦人的观念，征圣、宗经与经世致用一直是所有文本的根本旨归，而纯 艺术 性的创作在当时并不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要对这一复杂的现象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非没有可能，但我们实际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往往删繁就简，而删繁就简的结果只能造成研究的脱离实际和研究的自我封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边充分肯定魏晋文学觉醒的意义，对清代桐城派之类的主张大加排斥，而另一边对唐宋古文运动却高唱赞歌，从而使我们自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实际上，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文学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文学的实用化和实际生活的文学化相结合的道路。这其间自然不免有流弊存在，在很多情况下实用的观念和实用的实践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庸俗可厌的东西。然而，更为常见的是，文学看待不仅使实用得到审美升华，而且使实用充满文学性，同时也使文学具有了更加普遍、更加久远的价值。“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样的断语即使对于文学本身来说也并非毫无意义。而追述这一切的源头，我们自然又必须从先秦、从六经、从孔子谈起。就先秦文学研究而言，不了解或不重视这些情况，研究者很可能既失去其研究对象广泛性存在的合理依据，同时又会使元典的文学性无法得到充分而完美的揭示。

今古文之争和中西体用之争与前面的文笔之争相比，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从根本上讲，古今中外文学研究的 方法 概括言之无外乎两种:第一曰阐释，第二曰考证，用 现代 人的说法这两种研究方法又分别被称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用传统的语言表述庶近乎“今文”和“古文”。“今文”重阐释， “古文”重考证。长期以来，这两种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都有着相当大的势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以其发生年代的久远，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表现得面目模糊。只有解决或者逐步趋近地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才会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知人论世”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之一，古文经学的方法因此也便具有了先天的合理性。特别是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当时国内外 政治 气候的影响，学术研究整体处于低谷，真正有价值的论着多为考证之作，这更加巩固了“古文”一派的学术地位。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各式各样的新思潮和新观念纷至沓来，这些新东西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变革，包括先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整体上得到了空前的丰富与繁荣。这一阶段研究方法呈现出以重 理论 重阐释为主要特征的基本面貌，在这样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气氛之下，当然会有相当数量的优秀的阐释成果陆续涌现。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逻辑，它会有较为成功的一面。另外考证方法本身就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讲，有了持续和严谨的考证工作，被历史尘封的事实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但是说到最后，从实践的结果看，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是不可能彻底还原的。

除此以外，由于受 文献 资料的制约，考证又难免不得不经常处于一种等米下锅的状态，但学术 研究 工作却不能因此而停止。更进一步讲，在先秦文学范围内，即便我们将《诗经》、《楚辞》中每一篇作品的创作过程都彻底搞清，也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研究的全部工作，甚至连完成大部工作的想法都是草率的和未经深思熟虑的。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其原因也很简单，古代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引起当代人的同感，并借此以深化对文学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回到过去，把全部精力都盯在对 历史 事件的还原上。然而物极必反，随着引进高潮的回落，机械的、盲目的照搬西方的隐患开始逐渐凸现。一些研究者既没有较高的西方 理论 素养，同时也没能够把适用部分的洋理论与 中国 古代文学的实际进行有效的结合，更有甚者，少数学者国学学养相对缺乏，讨论 问题 常常信口开河，给古典文学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 影响 。在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的理论阐释大潮中，类似异想天开式的言说现象并不少见。学术规范建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学风。

中西体用之争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出现的一个特殊问题，并且贯穿于全进程且渗透于每一个角落，从而显示出此一问题确有普遍意义。在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学术论争都与之紧密相关。该问题的发生实质上源于中国文化优势地位的丧失。从王国维开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便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起来的。这既和中国学术文化整体西化趋向有关，也与传统学术研究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相联。遵照西方的理念与 方法 ，积累丰厚的全部古代文学遗产得到了几近彻底的整理，通过这项工作，王国维等泽被一个世纪的国学大师们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中无一不成为学贯中西的人物。以先秦文学而论，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陆侃如、余冠英诸人的成绩当在汉、宋、清三代硕儒之上。西学为体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而任何排斥西学的行为（20世纪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皆有一定规模出现）都因此从根本上缺乏历史与现实的依据。然而，过分强调西学，把本来具有完整生态环境的中国古代文学几乎肢解得零碎不堪，从而使其渐失生机和出路。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的发生地毕竟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古代，这就在整体上与基于文艺复兴以来形成和产生的文学研究 的西学方法难以吻合，世界上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包打天下，没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西学为体的反动因此不仅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学术研究自身的 规律 。

行事始乎正名，西学为体的弊端首先体现在概念的使用上。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源自西方，我们的文学研究话语权基本被西化。刘毓庆先生曾以“文学”与“文学遗产”为例探讨过该问题（见《文学评论》2001年4期）。实际上，刘先生指出的问题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由于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同时也由于中西语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严格对译的可能事实上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散文、小说、戏曲等重要的文学概念，在实际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无一不是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充满混乱。这一切无疑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相当消极的影响。在此仅举一例为证，就说“民歌”。按照20世纪最通行的观点看待，中国古代诗歌除唐诗以外几乎全部是民歌或直接源于民歌。《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宋词、元散曲、明清时调小曲无不如此。当然，在当前的《诗经》与《楚辞》研究中，直接把二者的相关部分说成是纯粹民歌的已经越来越少，然而，这种观念所造成的深重影响却远未消除。我们姑且不对上述每一种诗歌样式的具体状况进行详细 分析 ，仅仅指出各样式在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及传播媒介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别，就足以显示问题混淆的严重程度了。直接输入的西方文学观念对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当然这种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源于现实 政治 。进化论、阶级论和 社会 经济 决定论都曾对文学研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从大的方面讲，个体意识逐渐替代从前的群体意识日趋成为关注对象。先是精英意识，接着是文人心态，成为绝大多数流行论着的关键词语。近来，对于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的呼吁又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但是，客观地讲，在这种招牌掩盖和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许多成果，其实差不多就是几十年前文学研究中人民性强调的新 时代 翻版。

我们 自然 不是要完全否定西方理论、西方观念对于文学研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我们只是想说明远在这些观念诞生之前，中国文学已经按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观念在独立运作了。当然，我们陈述这一事实其意并非强调中西之间的水火不容，而重在强调，如果不将这两种文化、两种观念进行深层有机的结合，那么所得所论往往只能是皮相之谈、皮毛之见。而且尤其须避免的是，以西方某一种观念来认识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并且使之成为主流和普遍学风，那结果反映出的一定是一个狭小且扭曲了的古代文学世界。

也许所有的反思都是痛苦而沉重的，我们只希望通过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使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图景在扬弃了上世纪研究的单一、笨重和摇摆后，能够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由清醒而反思，由反思而困惑，由困惑而走向新的理性的清醒，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直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