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论文研究

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变革的年代需要布朗内阁在外交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布朗要想迅速摆脱布莱尔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其外交政策应尽快适应变化，力求创新。布朗公开表示，他为能够领导工党和国家深感自豪和责任重大，将设定新的优先领域，迎接新的挑战。在新内阁的组成方面，布朗早已为展示全新的外交形象而未雨绸缪。例如，被誉为工党“智多星”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足以显示布朗在外交领域上有所变化的信心。相比较而言，布朗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将具有更加明显的确定性和预见性。在外交决策上，布朗有别于布莱尔带有个人色彩的“魅力外交”。布朗承诺，他将放弃“自上而下”的“沙发政治”，将重大事务（ 例如，参与重大军事行动等）的决策权交给国会，恢复英国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在外交理念上，布朗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守色彩，倾向于推行务实外交，合理地配置外交资源，将外交重点放在经济问题与国际机制建设上，而不会为了一些不切实际目标而“自我拖累”。当然，外交理念的保守并不意味着失去创新。在对外政策上，布朗必将在已有的几个“关键点”做出调整。第一，与美国政府保持适当距离。布莱尔对外政策的一大败笔，是推行过于亲美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布莱尔追随美国挥兵攻打伊拉克，恶化了同法、德等欧盟主要伙伴国的关系，导致英国国际地位和形象严重受损。以布莱尔为前车之鉴，布朗需要认真考虑本国选民的感受，寻求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刻意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第二，与欧盟采取更加密切的合作态度。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布朗在欧洲政策上有些消极，不满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明确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但是，随着欧洲数国政坛的变动，上台后的布朗发现，当前欧洲正处于推行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最佳时机。布朗与法、德等新任领导人的施政理念颇有相同之处，例如，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力主结构性改革。这有利于布朗积极参与欧洲的经济改革，加深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联系。第三，重新评议伊拉克政策。伊拉克问题是英美盟友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布朗要想证明自己在外交领域的能力，可以将推动伊拉克问题的解决作为突破口。5月26日，布朗在布里斯托尔的演讲中指出，经济、就业和治安是实现伊拉克和平的关键。布朗在被确认为布莱尔接班人后将首次出访对象选为伊拉克，其6月11日的短暂访问折射出其“求实、求新、求变”的外交风格。另一方面，布朗内阁将继承传统，保持稳定。凡是成熟的大国，其外交政策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作为一个颇有外交经验的世界强国，邱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理念，始终是二战后英国任何一届政府最为重要的外交遗产。布朗内阁也不例外，只能对英国在“三环外交”中的角色进行有限的重新调整。在可预见的将来，布朗在巩固联邦地位的基础上，必将继续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努力充当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考虑到英国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以及历史教益，布朗内阁的外交政策必将保持一定继承性，不会出现重大或者迅速的变化。沿着这条线索，第一，布朗不会对传统的英美关系做出根本性调整。二战后英国领导人一直推崇的外交方略，是借助美国的影响力提升英国的国际地位。布朗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中表示，“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保持好的关系符合国家利益”，这已明确显示布朗将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第二，布朗对欧政策将保持延续性。对于英国而言，欧洲是发挥其影响的主要舞台。为了改变近来英国在欧洲政坛有所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布朗内阁必然会更加努力地奉行“亲欧洲，重改革”的政策。实际上，布莱尔在卸任之时已经对布朗继承既有的欧洲政策的可能性表示了足够乐观。第三，布朗对全球性问题依然高度重视。布朗将全球性问题的应对，作为体现英国外交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布朗将一如既往地向恐怖主义展开持久战。布朗刚刚上任便遭遇恐怖主义的新一轮袭击，为此布朗毅然决定将英国安全警戒级别骤然提至最高级，并主张采取更加严厉的反恐措施，包括增加安全开支；延长对恐怖嫌疑人的拘留期限；等等。在布朗看来，单纯依靠军事时段，并不能完全孤立和铲除恐怖主义，而需要引入政治理念的力量。在英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中，布朗内阁必将致力于中东和平进程，并积极承担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国际责任。外交定位面临难题布朗内阁对外政策调整的前景，取决于未来英国外交如何进行定位。种种迹象表明，布朗内阁对英国外交的定位面临一系列难题。难题之一：如何继承或者摆脱布莱尔的外交遗产，是布朗首要的现实考验。对于布莱尔已有的外交建树，作为以前未曾涉及外交事务的新任首相，布朗要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确实需要下很大气力。对于布莱尔留下的负面外交遗产，布朗也不可能迅速完全摆脱掉。尽管布莱尔认为，自己的“高调”辞职可以将英国远离伊拉克战争后遗症的泥潭，但这仅仅是其一厢情愿而已。而且，考虑到英美关系的特殊性和战略性，布朗也不可避免地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难题之二：如何确定英国外交的重点区域，是布朗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战略问题。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欧洲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英国需要“重返欧洲”。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时起时伏，引发欧洲国家的普遍不满。欧美关系的发展态势，远远超出了英国外交的影响范围。即使布朗放弃充当欧美之间的桥梁的战略目标，也仍然面临外交先后次序的选择问题。“欧洲主导，美国首要”，孰重孰轻，布朗一时间难以做出抉择。难题之三：如何实现内政与外交的平衡，也是布朗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作为中间过渡一个首相，布朗如何带领新内阁将竞选许诺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着眼于“重振工党”并赢得下次大选胜利，才是自己执政的长远目标。为此，布朗必将施政重点放在国内，国内因素的考量远远大于国际因素。有迹象表明，布朗在经济政策方面不会有太大变化，可能会按照10年来的成功之路走下去。但是，工党的自我改造和创新能力明显下降，已经不能足够应对积重难返的国内社会问题。如果布朗长期注重优先解决国内问题而又无多大起色，那么英国内政与外交的失衡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给布朗内阁的外交定位带来更多的外部压力。总之，布朗上台后，英国外交将处于寻求变革与保持惯性之间，其外交定位仍然面临一系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