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警务的论文研究背景

社区警务是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休斯顿警察局率先提出回归社区警务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如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也先后实行社区警务。早在1829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建立伦敦都市警察时就提出了著名的“皮尔原则”，指出“警察就是公众，而公众就是警察”。其要旨之一是让警察的职能更多地为公众认可，而不是与法律联系起来。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皮尔原则”在西方警务中没有得到执行，而一直沿用的被称之为“传统的职业警务工作”，强调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警察唯一的职能，一味地追求警务的专业建设与发展，如扩编警员，追求警察与公众的高比值，追求高技术防范，追求精良的装备等，其结果是犯罪率没有下降，公众对警方产生信任危机，警察疲于奔命而犯罪依然增长不已，社会治安日益严峻。与公众关系的恶化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警方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警察与公众交流的机会减少了;二是公众要求增加警察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警察平时却用更多的时间处理案件，而不是警民关系。因此，传统的警务工作已无法与基层警察的特殊服务目标相适应。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警察重新认识了“皮尔原则”的价值，开始追本溯源，返朴归真，让警察与社区重新结合，鼓励社区与警方进行密切合作，同时要求整个警局共同采取此战略，并寻求政府与其他机构的支持配合，这是社区警务战略的起步。至此，形成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世界第四次警务革命，成为当今世界警政的主流。

英国艾克赛特警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阿德森提出以社会契约论作为社区警务的基础理论。社会公众共同订立契约，把自然权利交给国家，由国家代替他们行使这种权力，该思想兴起的政治科学理论探讨了警察的建立及其职能、国家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社会契约论表明，政府如果忠实于并且实现了它对公民的义务，人们就应该遵守这种行为规范。警察工作具有一种政治功能，警察既是政府的法律代表，同时也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人有权利要求警察提供服务，警察也有权利要求公众实现他们对国家的契约，这样才符合所有人最大的利益。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是社会的共同责任，社区公众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方面应具有必要且可能的治安功能。警察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又是社会的一部分，故警察的治安责任与作用是相对的。所以，组织社区公众(个体和群体)参加旨在维护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改善社区生活质量的活动，能充分调动社区公众的治安责任感和积极参与感，发挥其应有的治安作用，这种一改传统的单纯由警方一家对付犯罪的警务方式，强化了社区治安功能，使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对犯罪作出反应，并通过警察与公众增进了解，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和条件来提高警方对社区的服务水平，由此建立起密切的打击、防范和服务的体系，使这个整体更富有治安潜力。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西方国家警察机关普遍接受了著名的“皮尔原则”，并以此为根据推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警务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