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物的论文研究现状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人尝试用各种办法向动物体内转移外源基因。如将牛奶成分中特有的基因转移到白鼠体内，这些外来基因在白鼠体内重组后，白鼠分泌的乳汁便含有牛奶成分。这种通过人工方法获得外来基因的白鼠，称为转基因鼠。 转基因动物技术的核心，是把遗传的功能单位——基因转移到动物体内，使它成为动物体内的一部分。被转移的基因可以来自同种或异种动物，也可以来自植物或微生物。这样一来，就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线，也可以说动物能与植物、微生物杂交了。不过目前的杂交是低水平的，只限于主管一两个性状的一两个基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次可以转移的遗传信息将越来越多，那时就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动植物之间的杂交。从科学上讲，这将是一个大突破。 目前，世界上已报道了多种生产转基因动物的方法，但真正成熟并可以稳定生产转基因动物的方法只有两种，即显微注射DNA的方法和精子介导的基因转移法。 显微注射DNA的方法是对单细胞的胚胎进行基因操作，涉及复杂的操作步骤。首先是要准确掌握母畜的性周期，在此基础上加以人工调节，使母畜在预先确定的时间排卵，保证获得大量的刚刚受精的单细胞胚胎。第二步是用手术或非手术的方法收集单细胞胚胎，经短暂的离心处理后，放在显微镜下用口径1 μm玻璃微管向细胞核注射500～600拷贝基因。然后把经过DNA注射的胚胎移植到另外一头处于相同性周期的母畜的体内。经过这样处理后，在后代中就会出现1%～3%的转基因动物。效率虽然不高，但结果相当稳定。全世界已在各种动物身上进行了上万次的试验，都能生产出转基因动物。 精子介导的基因转移是把精子作适当处理后，使其具有携带外源基因的能力。然后，用携带有外源基因的精子给发情母畜授精。在母畜所生的后代中，就有一定比例的动物是整合了外源基因的转基因动物。同显微注射方法相比，精子介导的基因转移有两个优点：首先是它的成本很低，只有显微注射法成本的1／10。其次，由于它不涉及对动物进行手术处理，因此，可以用生产牛群或羊群进行试验，以保证每次试验都能够获得成功。 生产转基因动物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活跃，转基因动物技术的实用意义是：①生产出性状优良的家畜家禽，如长得快的，繁殖力高的，能抗病的等；②利用动物体作为反应器，生产珍贵的蛋白质，如一些只能从人体内提取的蛋白质；③利用动物作研究模型，比如，知道高血压症是由某种原因造成，可以生产一些高血压小鼠，让医生在小鼠身上试用各种疗法；④生产玩赏动物，如同猫一样大的小马，如同鼠一样大的兔子，以及各种不同毛色和花纹的观赏动物。 在转基因动物方面，我国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目前已获得了转基因鱼、兔、鸡等多种转基因动物。1998年2月中国科学家又获得了在所分泌的乳汁中含有蛋白凝血因子X的转基因山羊。

试论加入WTO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 黄松林* 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期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需要，本文针对该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完善的对策。 关键词：WTO 野生动物保护法 完善 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于1988年11月8日，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它对于规范我国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状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这部法律已越来越不能适应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因为该法不论在立法指导思想或具体的规定上，还是在立法的技术上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亟需改进。 一、《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立法指导思想落后 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指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主导着法律制定、修改、补充、完善以及废止的思想观念或意识。立法的指导思想总是与该国在一定时期或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相适应的。 我国现阶段法律体系的总体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各项具体法律、法规的创立都应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并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指导思想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基本原则。野生动物保护法虽属于自然资源法的范畴，具有特殊性，但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员，在总体的指导思想上也不应例外。该法通过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社会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立法的目的最终仍在于“发展”二字。但是在具体的指导思想上，该法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主要表现为： 1．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该法的形成过程正值计划经济时期，在总体和局部构成上都充满了计划经济的色彩，由此造成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的机制不灵活。一方面，该法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这种单一的产权形式严重制约了保护、开发、利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研究、保护、开发、利用上限制过多过严，参与的社会力量过少。例如，该法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但是，这种科学研究的开展并没有引入市场机制，缺乏具体的激励或保障措施。而且，实践中这种研究往往由事业单位进行，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参与过少。其次，存在着以保护促保护的局限性。现阶段，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主要还是以保护促保护，而不是以利用促保护。所谓以保护促保护，即主要依赖于国家专门款项来保护。这是一种静态的保护。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限制长久和有效保护的问题。例如，保护经费不足、积极性不高等。以利用促保护，是指通过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创造收益，而后将这种收益再用于保护的方法。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经费一般由国家提供，除此之外，至多再有一些民间捐助或国际援助。虽然一些地方或单位将从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经营中获得的收益投入于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但这种以利用促保护和管理的措施目前只是得到政策上的提倡，在立法上还缺乏鼓励，也因此在实践中缺乏普遍性，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来说，计划经济的思想仍贯穿和影响于该法的各个部分，限制着管理、保护、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从而制约了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 2．重保护轻利用传统观念的束缚。保护野生动物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保护，才能保障该种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但是，一直以来这种注重保护的思想受到过多的强调，甚至于连本法也以“保护”二字命名，而利用的观念却过少。实际上，野生动物不仅需要保护，而且也需要利用。这种保护有余而利用不足的思想，往往导致实践中不但利用不合理，而且保护也不到位。即使进行了一定的利用，也不能保证真正以利用来促进保护。固然，这种重视保护的传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当时的野生动物资源受到较严重的破坏，资源种类和数量呈现下降的恶化趋势、传统自然伦理观念的影响等等。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过于和片面注重保护的思想已制约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例如，某些种类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扬子鳄等）因国家的切实保护，种群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已不存在该物种濒危或灭绝的问题，但由于重保护轻利用思想的束缚(这种束缚与国际压力也有重大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放开或改变对该物种进行开发和利用的限制规定，以至于不能把资源转化成效益，只有投入没有产出，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该法颁布至今，我国的社会经济、法律体系、自然环境以及野生动物资源状况本身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虽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应及时反映客观情况的变化，兼顾一定的灵活性，而该法没有进行过一次修改，以至于不能适应当前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的客观需要。 （二）调整对象的片面性 1．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片面性。《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来达到协调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目的，从而实现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管理、保护、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过程中形成的，即凡从事野生动物管理、保护、开发、利用等任何一种能影响野生动物生存和发展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都应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但是，该法只强调将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等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却没有将野生动物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所谓野生动物管理关系，即野生动物行政主管机关在行使其相应管理职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该条款并没有明确地将野生动物管理关系纳入调整范围。虽然在第7、10、15、16条也有关于管理的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仅是关于管理者和管理权限的划分，至于具体该怎么管、应依据什么程序管等问题则并无涉及。这种现状容易导致实践中管理的任意性大、管理目标的规格和要求不统一、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以及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不符合野生动物长远保护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可以说，野生动物保护法首先应调整的就是这种管理关系，因为野生动物保护的首要环节是国家的管理，要使这种管理科学有效，就必须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保护野生动物的核心自然应该是依法管理。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上调整社会关系的片面性易导致实践中相对人的义务较多，权利过少，而管理者则权力较多，义务较少。例如，依据该法，相对人若违反规定，可能会承担罚款、拘留、赔偿等各种责任，第31－37条都是关于相对人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而对于管理者的责任却只在第38条有一抽象规定：管理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格地说，这不是对于管理者的责任规定，只是对于管理者工作人员的责任规定。依据这种抽象的规定，其责任往往是不了了之。这不但不能加强管理者的责任心，不利于野生动物的管理和保护，而且也不符合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