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幸福感论文参考文献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 “幸福指数”概念是20级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幸福计划”，在不同的时期，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目标，使人生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在这个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国富的标准， 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的福利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一个数字之中。GDP增长模式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国民幸福指数”（GNH）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近年来，发达国家也开始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 “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进而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称之“幸福指数”，英国则称之“国民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简称MDP)，日本的“国民生活快乐指数”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Gross National Cool简称GNC），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的研究。总之，普遍认为：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要重要。

总体来说，人们所能体验到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条件或客观环境等同的情况下，心理健康程度高的人比程度低甚至不健康的人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探究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对广州市 *** 、企事业单位340名青年白领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2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3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援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数，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数是乐观和社会支援。结论：广州青年白领对生活状况不甚满意，但对自我评价积极、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情景性因素和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2-0175-04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水平飞速提升，在此发展过程中白领青年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的中坚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著财富，但是，物质上的丰富并不能等同于主观上的幸福。相关调查显示，诸如公务员、高校教师、外企职员等白领青年的幸福感相较于其他人群并不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时常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紧张、失眠、无意义感常常充斥着他们的生活谈杰，2008;田振敏，2010。该研究把青年白领定义为：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大专包含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依靠知识和技术谋生，月薪4000元以上，有较稳定经济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工薪阶层。 产生于20世纪末美国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当代心理学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反对传统心理学过分关注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消极取向，它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包括积极个人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组织系统。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和核心自我评价这一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多以学生群体、教师群体、老人群体等为研究物件，涉及青年白领群体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偏向于社会学、人口学等视角，并且多以理论上的描述性研究为主，鲜有实证研究去探讨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而作为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量的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如何?他们对自我的评价状况又如何?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核心自我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到底存在哪些影响机制?当了解了这些关系之后，又该如何改善他们的自我评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呢?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学术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正是提出该研究的理由所在。因此本文将以广州青年白领为研究物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调查基础上考察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分析核心自我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众多，可以分为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压力和社会支援作为情景性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已经得到了诸多证明严标宾，郑雪，2006;Schiffrin&Nelson，2008。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人格特质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Shimai等人2006对1099名美国和308名日本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热情、希望、好奇心和感恩等性格优点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eterson及其同事2006通过网路取样所进行的一项回溯研究也表明，积极特质有助于帮助个体从生理和心理疾病中恢复过来。而目前对于白领青年心理健康或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仍缺乏整合研究，因此该研究拟从人口学变数性别、年龄、情景因素社会支援、压力知觉和积极人格特质核心自我评价CSE、希望、乐观三个层面探究白领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客观揭示白领青年群体心理状况及其内外部影响因素，为白领青年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提供理论支援。 2 研究物件与方法 研究物件 研究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广州市越秀区 *** 单位集中和天河区商业中心的 *** 、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白领作为研究物件。共发放3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0份，有效回收率为。其中，男性213人，占，女性127人，占;未婚51人，占，已婚210人，占，其他79人，占;一般员工202人，占，基层管理者77人，占，中高层管理者61人，占18%;被试年龄22～35岁，平均为岁。 研究工具 主观幸福感量表 Diener等人1995编制，共19个专案，7点评分。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分量表。该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心理健康量表 李虹等2002修订，共20个专案，采用“是”和“否”计分。包括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3个分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仪系数为0，88，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和。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杨晓峰等2009修订，12个专案，5点评分，单一维度，其Cronbach α系数为。 乐观量表 袁立新等2007编制，共11个专案，5点计分。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者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数，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为自变数进行阶层回归分析。首先，性别和年龄组成第一阶层进入回归方程，其次，可能会因人口学变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特质因素CSE、乐观和希望作为第二阶层进入回归方程，最后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援作为第三阶层进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41%的变异量F9，168=，p=。以同样的方法对心理健康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心理健康43%的变异量F9，185=，p 4 讨论 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 对广州青年白领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描述，得知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题均得分分别为、、，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援的题均得分分别为、，特质性因素CSE、乐观和希望的题均得分分别为、、，结合量表专案的评定等级，可以发现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希望、乐观和CSE等积极因素都在中等以上水平，而广州青年白领的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则低于量表的理论中值。研究者发现，青年白领所向往和憧憬的幸福生活与其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络，价值期望过高和现实中的需求缺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从而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比如：理想中期待拥有自己的产业，而现实中却处处受制于公司和领导;理想中期待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而现实中却是繁忙的工作和单调的休闲活动等等。 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阶层回归的结果表明，乐观和社会支援均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数。研究表明，社会支援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有两种作用机制董增云，2007：一是主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援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能够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二是缓冲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援在压力条件下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生联络，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和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领悟社会支援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援的期望和评价，是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援的信念，也是主观支援的一种。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援，领悟社会支援对于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领悟社会支援更可能表现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广州青年白领在平时社会或者面对应 *** 景时，感知到较多社会支援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化解压力，从而能够拥有较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或者缓解压力的负面效应，因此领悟社会支援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乐观是指对事情的结果持积极的态度，更多看到生活中好的一面，认为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抱有良好的期待，这种期待能鼓励个体为解决问题不断做出努力，因此更有可能顺利解决问题，并由此带来更好的结果。与悲观主义者相比，乐观主义者通常会看到现实生活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好的一面，有利的或有建设性的一面，并且这种态度能够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会有较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 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援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数 该研究发现性别和压力知觉也是预测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变数。研究表明，性别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即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男性，而压力知觉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压力水平以促使个体的心理机能和行为状态达到最佳程度，但是如果压力水平过高或压力持续时间过长，个体应对压力的身体资源就会减少，能量消耗、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身心紧张，从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广州青年白领的压力主要来自工作和家庭，尤其是工作前景不明升职无望、跳槽困难等和生活开支过大供房、供车、物价飞涨等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无疑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对男性的角色期望普遍都会更高，这种高标准会导致其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大，男性的幸福感水平会低于女性可能源于这一社会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提高广州青年白领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一是 *** 部门、工作单位和家庭朋友等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援，良好和谐的社会，家人、朋友、同事的理解和关心可以排解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及时宣泄自己的压力和紧张等不良情绪;二是开发和加强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心理力量，它们是：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等，这些积极品质是他们应对生活情景的重要心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