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佚文论文范文资料

众所周知，简帛出土文献以战国楚简、云梦秦简、居延敦煌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等最为著名。对此，李学勤先生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繁体版、韩国学研文化社1996年出版韩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简体版）对此有过比较系统的介绍。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十余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其总数超过全国历代出土简牍的总和。据报道，2002年的夏天，在湖南里耶又发现了二万枚秦简。对于秦代历史、文化史的研究，这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现。上述出土古籍，里耶秦简尚在整理过程中，东吴的十余万枚简牍正在陆续出版，其他出土文献多已整理问世。文物出版社“秦汉魏晋出土文献”丛书系列已出版十余种释文。该社另有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释文及图录出版。中华书局有《尉缭子校注》、《帛书老子校注》、《孙膑兵法校理》、《尹湾汉墓简牍》、《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等书，书目文献出版社有《晏子春秋校释》等，军事科学出版社有《孙子校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敦煌悬泉汉简释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成都出版社有《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马王堆古脉书研究》等，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特别是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研究论著，更如雨后春笋，成为当代显学。郭店楚简发掘报告在《文物》1997年第7 期上公布。时隔半年，也就是1998年的5 月，全部竹简照片及释文即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当年的六月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集北京部分专家学者举办座谈会。同时，该所主办的《简牍学论文集》第三辑又组织专门论文，对这批简牍作系统的研究。六月三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以“屈原墓古籍研究”为醒目标题，举办研讨会，更是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兴趣。此后，大量论著纷纷问世，就个人披览所及，主要有《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郭店楚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一辑，同上2000年版）、《经学今诠》（《中国哲学》二十四辑，同上2002年版）、《荆门郭店老子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我们知道，《郭店楚墓竹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家典籍，二是道家典籍。这批儒家典籍资料的可贵，首先在于它的年代的久远，据此可以廓清学术史上许多模糊不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以往出土的简牍，大多是汉简，至于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竹简，主要是关于政事和法律方面的内容，与传统的儒学研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据考证，郭店一号墓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其南面九公里便是楚国的都城纪南城。其下葬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具体说，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年代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要更早一些，至少是战国中期以前的文献。汉代以来，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这种局面的形成，最初当然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直接的关系。至此，中国学术史出现了断裂。此后重现于世的经书也罢，子书也罢，甚至史书在内，不管来自什么渠道，终究很难完全取信于后人。疑古思潮由此而起，确实也有它必然的因果关系。《郭店楚墓竹简》是秦火之前的珍贵材料，其特异的学术价值自然无与伦比。李学勤先生在《郭店与儒家经籍》一文中特别注意到下列三部与儒家典籍有重要关系的简牍：第一是《六德》。它与《五行》一样，曾为汉初贾谊《新书》所引据。《五行》出自子思，《六德》也可能属于《子思子》。《六德》有这样一段话：“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里提到《诗》、《书》、《礼》、《乐》、《春秋》，与《庄子·天运篇》的记载次序完全相同：“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这里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证实了秦火之前确有五经（或六经）之说。以往这个问题一直有人怀疑，如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孔门传经辨”云：“儒家六经之说，至汉初史迁、淮南、董仲舒之徒始言之。”《庄子·天运篇》虽然最早提到“六经”，但是《天运篇》在《庄子》外篇，有晚出的嫌疑。但是《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可以发疑解惑。反之，这条材料又可以证明《庄子·天运篇》确有所本，非后学缀拾传闻而成。是否还可以再扩而广之，对于《庄子》“外篇”的资料给予更积极的关注？第二是《缁衣》。李学勤先生认为：“梁代沈约说取自《子思子》，今存于《礼记》。篇内多引《诗》《书》，包括有《尹吉（告、诰）》、《君陈》、《太甲》、《兑（说）命》等佚《书》。”此外，这批竹简还有不少篇与《礼记》若干篇章有关。这说明《礼记》一书渊源有自，绝非后人猜测的那样，多是汉代学人的辑录，甚至是汉人所著。由此而推，这就影响到我们对“三礼”的重新理解和认识。第三是《成之闻之》。其中引到两条佚《书》。其一条为：“《大禹》曰：余才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李学勤先生认为：“《大禹》无疑是佚《书》《大禹谟》。《大禹谟》在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述汉代孔壁出佚《书》之中。”“《大禹谟》这条佚文不见于今传《大禹谟》，证明今传本确实是有问题的。佚文说‘余才宅天心’，如何解释还待研究。我们看《康诰》《立政》都有‘宅心’，可见‘宅心’是古语，但没有‘天心’。‘天心’只见于今传伪古文的《咸有一德》，这很需要吟味。”儒家学说的传承，先秦的传世文献，《论语》之后便是《孟子》。这中间相差一百多年。孟子虽然自称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因而孔孟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间一百多年的变化链由于秦火而中断。《郭店楚墓竹简》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子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则孟子学说一定出于子思。孟子的生卒年虽然不详，古今各有各的推测。通常的看法，认为生于公元四世纪末（扬伯峻认为他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85年），这正是这批儒家资料下葬的年代。孟子很可能有机会读过这些儒家典籍。如果确如李先生所说，《六德》《五行》属于《子思子》，那么先秦儒学传承的这条线索就此可以连接起来。《郭店楚墓竹简》不仅为我们认识儒家经典的传承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其他传世文献也有重要的参照作用。这批竹简中有一些资料与《韩诗外传》、《说苑》、《淮南子》等书的记载颇相近。比如《老子》甲本第46章“罪莫大于可欲”一句，传世诸本均如此，就连汉初的帛书亦然。但是，《韩诗外传》卷九引作“罪莫大于甚欲”。“甚”字于义较胜，但是以往没有版本根据，只能存疑。而郭店竹简作“罪莫大于多欲。”“多欲”就是“甚欲”。这说明，西汉这些著述，许多资料确实来自先秦的典籍。犹记得《文物》1980年第8期上刊载《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说到《儒家者言》的一段话：“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但它比这些书保存了更多的较为古老的原始资料。”这里不但说明了《儒家者言》的文献价值，连带也说明了《说苑》、《孔子家语》等书的文献价值。近一个世纪以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许多书是被判为死刑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文子》、《尉缭子》，幸亏有了出土文献，否则永无翻身之日。问题是，这类冤案尚有不少，亟待我们缜密考索，充分发掘他们的学术价值。比如《说苑》、《韩诗外传》等，虽然没有断为伪书，但是他们的学术价值仍然是打了许多折扣的。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我们相信对秦汉以来的古代典籍会有更多的认识。这批儒家典籍资料的可贵，还在于它出土的地理位置。如前所述，荆门为楚国故地。这座楚墓正在楚国都城纪南城的周围。联系到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墓，也在纪南城周围，而且下葬的时间可以确定在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与郭店楚墓大体同时。所不同的是，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多是楚国贵族卜筮祭祷方面的内容，说明楚国贵族每事必巫，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符。而郭店楚墓却出土了这样多儒家典籍，很值得深思。它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楚国贵族除了巫筮的重视之外，儒家典籍也依然是他们的日常读物。按照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此据姜亮夫师《屈子年表》。见《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至包山楚墓下葬之时的楚怀王十三年，屈原二十八岁。也就是说，作为贵族出身的屈原，在其成年之后，也应当阅读这些儒家典籍。过去我们都非常信奉《孟子》的话“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战国时代，中原已经成为诸侯纷争的场所，诸子百家文化大放异采。在过去的论述中，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化，是一个与中原文化迥异的相对独立的发展系统，所以在那里才会产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化和巫文化。在过去传世的文献中，我们只能看到《楚辞》中的《桔颂》还保留一点中原文化的影子，但是，也仅仅是一点影子。屈原的后期创作，就具有完全独立于中原的楚文化的色彩了。这些描述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界的一种思维定势。但是，郭店的竹简，却冲破了这一僵化的思维模式，它使我们看到，南方文化，不完全是独立发展的楚文化，它依然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韩非子·显学篇》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关于他们的传承，后来的资料较少，但是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典籍来看，孔子后人在传播儒家学说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其影响所及，遍于大江南北。《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的发现，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众所周知，《老子》是道家思想的鼻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历史上，对于《老子》的整理和阐释，可谓不计其数，而最重要的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之时。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帛书《老子》和河上公注本就是明证，说明在西汉初年，《老子》传本非一。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出土文献还仅限于南方的马王堆汉墓，但是从传世文献来看，黄老之学已经风行全国。汉代许多典籍徵引《老子》，成为一时风气。第二次是魏晋玄学盛行之后，《老子》被列为“三玄”之一，结果是王弼注盛行。第三次是在唐代，李唐王朝自高其门第，敬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在景龙二年在易州将五千《道德经》刻石保存至今。以后，尽管刻本钞本无数，但是没有超过上述三次整理的范围。也就是说，以往，我们对于《老子》传本的认识，最早上推到汉代初年的帛书，最晚下移到唐代的景龙石刻。但是，郭店竹简本《老子》的发现，又将《老子》的学术传承上推到一百多年前的战国中期。而且竹简本《老子》所存两千多字，约占今本的五分之二。这样，我们就具备了四种《老子》的权威版本，一是竹简本（《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帛书甲乙本（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三是王弼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四是景龙本（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95年版）。四种版本校读，尽管异文甚多，但是可以初步归纳出几点粗浅的认识：第一，帛书本与竹简本比较相近。通过竹简本和帛书本，我们可以知道，世传诸本《老子》已经过后人（很可能是魏晋时的王弼等人）整齐划一。古本则保留许多散句。第二，帛书与竹简不是同一传承系统。第三，据竹简本可订传世诸本之误。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振奋人心的考古发现———略说郭店楚墓竹简的学术史意义》（《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裘锡圭先生有《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均有论述，可以参看。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认为《老子》一书成于《荀子》、《韩非子》时代，也就是说是战国中后期的产物。钱宾四先生当时无缘见到帛书《老子》，更无缘见到新近公布的竹简本《老子》，否则，他还会这样坚持己见，出版《老子辨》这样的专著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2002年正式出版，上海书店当年即出版了研究论文集《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研究》。此外，国内外重要刊物也相继发表研究论文，如《文学遗产》就连续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新资料的问世，也得到了进一步研讨的线索。譬如贾谊的《诗》学传授问题，清末王先谦著《诗三家义集疏》认为贾谊的时代只有《鲁诗》，故凡贾谊之说并以为鲁说，就显得非常牵强。清代另一重要学者唐晏著《两汉三国学案》引录贾谊说《诗》十则，将其列为“传《诗》而不详其宗派”的第一人，说明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文献资料，我们发现，贾谊说《诗》不是鲁《诗》系统。西汉初年，学《诗》的人并不多。《新语·怀虑》就曾为“世人不学《诗》、《书》”发出很深的感慨。当时仅仅鲁地有《诗》学传授，很难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因此，王先谦等人说汉初的说《诗》者均习鲁《诗》，从逻辑上说是欠妥当的。其次，贾谊研习的也不是《毛诗》系统。至于贾谊《诗》学与《韩诗》、《齐诗》的关系，现在也找不到任何直接材料。贾谊《新书》中论及《大雅·文王》、《大雅·皇矣》、《大雅·灵台》、《大雅·敬之》与四家《诗》从文字训释到内容的解说是相同或相近的。这个现象说明四家《诗》同源而异流。虽然出现有先后，但是，越是往前推，相同的地方就越多。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举双古堆汉简《诗经》作为例证。此简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很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根据出土器物铭文等材料判断，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阳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因此，该墓出土的这些简书下限不能晚于本年。这正是贾谊生活的时代。由此看出，汉代初年的《诗经》传授中，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严密的所谓家学和师法，诸家《诗》学大体遵循着相近的文本，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细微的差异。贾谊《诗》说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雅”“颂”为主，所涉及的《诗经》作品，就有十首出自“雅”“颂”，论及“国风”的仅仅三首。这是先秦说《诗》的传统。这说明，贾谊的《诗》学源于先秦的说《诗》传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邶风·柏舟》和《小雅·都人士》的解说，前者悉本于《左传》，后者源于《国语》。而根据《汉书·艺文志》，《国语》也是左丘明所作。这就很容易叫我们联想起《史记》、《汉书》以及《经典释文》中关于贾谊的经学源于《左传》的记载。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叙录》、《春秋左传疑义答问》等多取《新书》作为佐证。徐复根据文字训诂方面的材料，认为“《新书》中征引《左氏》说二十四事，足以窥见书中所存古字。”（见方向东《贾谊集汇校集解序》，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材料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史实，即贾谊的经学源于《左传》系统。根据郑杰文教授的考察，记载西周人和春秋人说《诗》引《诗》的主要典籍是《国语》和《左传》。今本《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春秋及其前人说《诗》引《诗》已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不同学术传统（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据此而知，贾谊《诗》更加注重礼学的精神，接受的是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的传统。这是新资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