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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放学后教育”：现状与治理——基于合肥市的调查研究【摘要】“放学后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也是家庭教育的关键，对提升学生教育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放学后教育”主要存在学生放学与父母下班时间错位、家长辅导学生课后学习缺位、学生学习效率不高等问题。对此，可以采取以学校为依托，政府购买、家长出资、企业服务的方式，引进校外第三方优质培训机构，提供包括兴趣班、作业班、素质拓展班等多种形式的“放学后教育”，以满足孩子和家长的多样化需求。【关键词】小学生；放学后教育；现状；治理对策目前我国大部分小学在三点半至四点半之间放学，而家长大多在下午五六点甚至更晚才能下班，学生放学与父母下班之间的时间差，催生了小学生放学后的接送、看管与教育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家长普遍寻求课后托管机构或辅导机构的帮助，部分学校举办的一些小规模的放学后兴趣班或社团也起到一定的托管作用。但是课外辅导机构良莠不齐，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规范，不仅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而且容易使学生养成不良学习习惯；学校的活动安排往往会受到资金、人员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全面开展，同时增加了教师的负担。因此，如何化解“放学后教育”难题，关系到小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中国素质教育事业的推进、市场与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本文将聚焦于目前“放学后教育”所处的困境，采用问卷调查、结构式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了解家长、学校、社区、政府、企业等主体对此问题的看法及做法，通过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访谈内容做定性分析，进而透视“放学后教育”的现状，明确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成因，借鉴先进的域外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推进“放学后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实现放学后时间安排的最优化、放学后活动开展的有序化、小学生发展的全面化、教育效果的最大化。一、合肥市小学生“放学后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三点半难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实现“放学后教育”问题解决的制度化、规范化，亟待实践来整合、研究“放学后教育”的发展状况，评估我国“放学后教育”未来发展实践的有效性。而作为省会的合肥在小学与学生数目上远高于安徽省其他地市，其所面临的“放学后教育”问题远比安徽省其他地区严重。因此，本文以合肥市为切入点，剖析“放学后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所在。根据《2018安徽统计年鉴》，2018年合肥市共有小学542所，其中城区144所，在校小学生共计501527人，其中城区232695人。本次问卷调查的主要对象为小学生家长，随机选取合肥市建平实验小学、肥西县桃花工业园中心学校、东冠小学、芙蓉小学共四所学校的家长作为样本。共发放问卷1282份，收回问卷1282份，有效问卷1282份，问卷有效率100%。从性别上看，家长的孩子中男生为699人，女生为583人，分别占比54.52%和45.48%；从年级分布上看，一年级431人，占比33.62%；二年级188人，占比14.66%；三年级253人，占比19.73%；四年级163人，占比12.71%；五年级125人，占比9.75%；六年级122人，占比9.52%。总体来说，样本覆盖范围广，男女比例相对较平衡，各年级的学生均有所涉及。结构式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与小学生教育相关性较高的人群，包括教育局工作人员、第三方教育公司负责人、乐思塾、优能学、庐南学校等辅导机构负责人、“七彩课堂”、“四点半课堂”等教育项目负责人以及五名学校教师。通过对问卷的定量分析和对访谈内容的定性分析，发现许多城市都有“三点半难题”，合肥市也不例外。合肥市的小学生放学时间集中在下午四点至五点，与父母下班时间的空隙形成了放学后接送、看管与教育难题，尤其是放学后的时间安排问题。在接送方面，大多数家长已做到保证父母其中一方接送孩子，其他孩子的接送从祖父母、辅导机构到亲戚、邻居，再到孩子自行回家、校车接送等多种方式。在放学后的时间安排的内容方面，主要是回家写作业，其次是在家休息娱乐和孩子自行选择，以及参加作业辅导班或托管班等，活动内容单调、贫乏、缺少创造性活动，放学后时间更多的为课业负担所占据。小学生“放学后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错位问题由图1可知，合肥市小学生放学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下午四点至五点，占样本数据的86.74%，而一般双职工家庭中的父母下班时间多为五点至七点，和孩子放学时间存在着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其次，学校根据教学安排，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放学时间上会有所区别，由Pearson系数得出小学生的年级与其放学时间之间呈正相关，那么年级越低孩子放学时间和家长下班时间的时间差越大，即使是高年级的学生，其放学时间也早于家长的下班时间。三点半亦或四点半的放学时间，是“放学后教育”问题形成的源头，进而带来小学生接送、看管、教育等难题。图1：小学生下午放学时间分布情况表1：孩子的年级与放学时间之间的相关性（二）放学接送主体问题小学生放学时间早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家长接送困难。由图2可知，67.16%的父母会自己来接孩子，约四分之一由祖父母来接，14.59%是孩子自行回家，以及少部分学生是辅导机构的老师或是邻居、亲戚来接。其次由Pearson系数可知小学生所在年级与其选择自行回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年级愈高愈倾向于自行回家，而非父母接送。从整体上看，大多数家长在孩子的接送上尽量保证在放学时间能由父母一方接，但约三分之一的孩子仍存在接送困难问题，父母多以其他方式延长接送时间来缓冲两者的时间差。祖父母接送虽然缓解了小学生放学时间与父母工作时间之间的冲突，但是存在难以辅导孩子作业、溺爱孩子养成不良学习习惯、陈旧观念的负面影响以及祖父母因年龄大而不易看管住孩子等问题。辅导机构一方面解决了孩子作业辅导问题，另一方面难以保障其教学环境和质量以及教师的个人素质。非父母接送的孩子不仅减少了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家庭教育的缺失，孩子的安全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图2：孩子放学后接送主体表2：孩子所在年级与其放学后自行回家之间的相关性（三）放学后的活动安排问题小学生放学后的安排是家长、学校、社会、政府等各主体关注的焦点，也是“放学后教育”的关键。第一，从表3可以看出，小学生放学后最主要的活动是回家写作业，占比87.29%，约半成的学生写作业需花费一小时至两小时，已占据其放学后大部分时间；30.03%的孩子会选择在家休息娱乐；26.68%由孩子自行选择活动内容；26.69%的孩子去往辅导机构或培训机构；只有11.08%的孩子会进行体育锻炼，从主要的活动安排来说，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放学后的时间支配缺乏合理的规划。第二根据访谈可知，部分学校的学生正在试点参加合肥市教育局与企业合作的“课后三点半公益项目”。政府把关质量，企业构筑第三方平台，各类校外优质培训机构进驻学校，开设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如桌游、国学、编程、3D打印、人工智能、书法、绘画、戏曲、舞蹈等，改变了原有小学生大多回家写作业的活动安排，自愿参加的小学生放学后的内容变成上述的素质教育项目，此举不仅延长了小学生在校时间，还避免活动内容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丰富了“放学后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但该项目仍在试点阶段，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推广规划，也尚未出台具体政策，且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放学后教育尚未进入政府政策制定的范围，使得绝大多数小学生仍处于原有的放学状态。第三，少数小学生放学后会参加社区的“四点半课堂”，由社工对社区内的小学生进行作业辅导和纪律管理，有剩余时间则阅读课外书籍，为家长提供了孩子放学后的看管服务。由于各社区的资源状况和活动场所的限制，课堂所能承载的学生容量从一次可接纳几名至三十名小学生不等，自愿性的服务使“四点半课堂”出现参加人数不固定，随意性较大，无接送服务，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第四，对于无法被父母接送的小学生，很大程度上会去各类辅导机构。由辅导机构的老师对孩子进行作业辅导和托管，一些优质的辅导机构会进行如国学等内容的教学。家长的重心主要放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首先表现在对作业的重视。孩子以完成作业的方式在辅导机构待至六七点，等待家长来接。辅导机构只是家长延长放学时间的缓兵之计。但辅导机构的质量参差不齐，师资力量大相径庭，或有教师资格证，或是普通大学生；其次收费不透明，存在乱收费的现象，而优质培训机构的费用偏高，又为低收入家庭设置了隐形门槛；再者作业辅导实质上成为了学校的第七节课或第八节课。第五，少数资源丰富的学校在放学后开设有社团课，该校的学生则有机会参加喜爱的社团活动，使其放学后教育的内容和质量区别于大多数小学生。虽然一些学校在周三或周五下午开设有中等规模的社团活动，但在放学后并没有任何的安排，均由家长自行安排。同时学校教师对小学生放学后的安排了解有限，关注度不高，多数是完成作业。而且因教学任务、个人家庭等因素的限制，要求教师在放学后仍承担看管、辅导等工作的意愿不强。综上所述，“三点半难题”在各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一定的改善，小学生的接送、看管等问题都有相应的解决措施，但放学后的时间支配方式单一，为课业负担占据，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同时因学校之间的区别，小学生放学后教育出现了分层。虽然“放学后教育”的内容和质量逐渐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但所有的举措仅针对现有问题，潜在而深远的问题被忽视，整体的放学后教育处于初级阶段，需要社会各主体意识到“放学后教育”的重要性，政府采取必要的政策行动，从根源上解决“三点半难题”。二、小学生“放学后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小学生放学与父母下班时间错位、家长辅导学生课后学习缺位、放学后活动内容的单一、活动开展的不到位等问题的出现，家长、学校、政府、市场、社区各主体难辞其咎，“放学后教育”的问题是各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少儿成长规律的需求国家为了充分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造更加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引导学校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办学，在《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规定，学生每日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六小时，中学不超过八小时。而学校往往将六小时的学习时间与学生在校时间划上等号，导致全国小学普遍在三点半至四点半之间放学。并且学习时长是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硬性规定，放学时间从源头上无法更改，进而形成目前小学生放学后接送、看管和教育难题。（二）家庭条件限制和父母教育观念固化由于小学生年龄小，家长主导其放学后的活动安排，问题也主要源自父母。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升，生活压力的增大，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工作时间往往是固定的，不易调整，使得父母双方均与孩子放学时间冲突。其次现代思想的解放，人们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重视自我的生活体验，家庭结构出现了多种形式，如重组家庭、单亲家庭、祖孙家庭，家长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接送孩子。再次，对父母来说，孩子的安全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其次是作业，与家人相处、课外知识的补充、孩子个性自由发展和兴趣拓展则相对次要，并且受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家长普遍偏重于孩子的作业完成情况及学习成绩的提高。最后是部分家长因学历不高，在辅导孩子作业方面确实存在困难，考虑到孩子的学习成绩，选择将孩子送到辅导机构。因此对“放学后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忽视了孩子放学后综合能力的提升和素质教育的发展，写作业间接代替了学校的第七节课或第八节课。虽然家长有考虑到素质教育的需求，但孩子在周末往往要参加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兴趣班。家长的选择和安排带来了孩子接送不及时、作业占主导、看管不到位等问题。图4：家长不能接孩子的原因图5：家长关于孩子放学后的事情重要程度排序（三）辅导机构利益驱动的内在缺陷 对辅导机构来说，正是“三点半难题”的存在给予其充分发展扩张的机会，是家长的需求与教育体制的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自利性、盲目性的本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收费乱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有针对辅导机构乱象治理的举措，也不能完全遏制其再次出现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看得见的手”可以管控的范围有限，培训机构的问题便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四）社会发展不足和政府能力的限度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限制了财政支出的覆盖面，以及科层制下行政的低效率，只有等问题激化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政府才会将其纳入政府的议事议程，“放学后教育”问题才迟迟未发生重大改变。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没有“无限责任”，不能单靠政府来解决所有问题，在资金不足、社会管理事务庞杂的情况下，目前只能呼吁社会共同解决，政府在“放学后教育”方面的工作需要逐步推进。（五）社区行政化的倾向虽然社区并不隶属于行政编制，但政府部门经常把社区作为行政末端，常会以下达任务的方式将那些本应该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工作移交给社区，如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安、养老服务等工作。很多社区居委会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务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认可才可以进行，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色彩加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自治被行政化工作覆盖。小学生“放学后教育”自然就不会成为社区的工作重心，社区对小学生放学后的安排便局限于作业的完成，社区的活动也并没有成为小学生放学后的主流。社区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难以像美国“放学后计划”将社区作为活动的中心。三、小学生“放学后教育”的治理之道在2018年全国两会第一场“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关于“三点半难题”表示，各地应因地制宜“各走各路”。如上海规定中小学校课后服务要做到100%全覆盖，服务时间是3点半到5点；北京规定3点到5点开展课外活动，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900元；南京推出了弹性离校时间；广西利用社区资源解决托管问题。虽然各地的举措都有其合理性，但针对的问题主要是孩子的接送和看管问题，对放学后的时间支配方式未加以考虑。然而小学生“放学后教育”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化和全面化兼具的。“放学后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全体性工程，要求学校、家庭、政府、社区、市场等主体的联合行动。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不是单一的教育方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出路。“放学后教育”要想取得成效，它需要来自学校、家庭、社区、政府和市场的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针对“三点半难题”以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的方式建立新的解决机制。只有各主体彼此紧密合作并及时联系沟通，“放学后教育”的具体活动内容才能有效开展，进而形成一套符合中国教育国情的“放学后教育”模式，并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同时也需要各主体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每一主体都是“放学后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各个环节缺一不可又环环相扣。第一，从教育实施主体来说，学校是“课后三点半”项目的实施场所，学校在基础设施、课程开设、指导与管理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资源配置上符合“放学后教育”开展的硬性要求。“课后三点半”在学校放学铃声响起后在学校展开，不用另辟场所，既是对已有场地的硬件设备的充分利用，也可以利用学校的软件资源，同时学生不用到校外奔波，确保交通安全4。因此学校作为放学后教育的理想场所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引进优质的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优质的放学后教育服务，包括兴趣班、作业辅导班、素质教育课程等各种可能的形式，根据孩子和家长的个人需求进行个性化的选择，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放学后教育。第二，从政策主体的角度来说，“放学后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公益事业的一部分，政府对“放学后教育”投入基础的资金资助，将为小学生接受良好的放学后教育提供可能性，政府在放学后教育中扮演着引领者、指挥者、协调者、监督者等多种角色。政府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放学后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公益事业的一部分，政府对“放学后教育”投入基础的资金资助，将为小学生接受良好的放学后教育提供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在放学后教育中应扮演着引领者、指挥者、协调者、监督者等多种角色。首先“三点半难题”已成为社会性问题，需及时进入政策议程，制定有关放学后教育的公共政策，以财政补贴、直接提供或成为公共事业等方式，为企业和家长提供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市场、志愿性组织、家庭和社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将“三点半难题”转化为我国良好的放学后教育。其次与学校沟通，以学校为“课后三点半”项目的依托，令其在物资设施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和设备，配合放学后教育的其他工作。第三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政企合作“课后三点半”项目，由企业构筑第三方平台，负责组织放学后教育的系列活动，政府遴选若干优质的校外培训机构入驻该项目，由各机构的负责人组织开展小学生放学后教育的多种活动，建立学校与市场机制联合模式，形成“放学后教育”的系统架构，在模式内进行内容的扩充，资源的补充等，同时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竞争机制，有效淘汰社会中不合规的培训机构，并做好相关监督工作，保障高质量的放学后教育。第四，以财政补贴和家长收费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商业投资、社会捐赠等方式提供经费支持，鼓励家长参与“课后三点半项目”，并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方式进行政策宣传，加强家长对“放学后教育”的认知，吸引社会群体进行投资或捐赠。第五，联系各社区，组织培训社会工作者作为志愿者参与“课后三点半”项目，维护课堂秩序和保障学生安全等。第三，从最直接的决策主体来说，家长的参与和配合是“放学后教育”具体方案实施的关键性因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更是孩子未来发展的投资人、护卫者。不同的家长需求各异，家庭情况、父母能力等千差万别，须遵循“各取所需”的原则，一方面，在学校提供“放学后教育”服务的前提下，家长根据个人和孩子的需求选择放学后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允许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共进。另一方面，在校内的课程选择上，允许孩子自愿选择所学课程，如剪纸、绘画、乐器、书法、魔方、3D打印、儿童创新编程、机器人及趣学趣玩桌游等，在系统教育中实现个人自由且多样化的发展，充分满足社会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同时建立家长与培训机构、学校之间的沟通渠道，通过APP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不断完善放学后教育服务体系。第四，从市场主体来说，企业是“课后三点半”项目的主要实施者，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保证课程内容的新颖性、创新性、启发性、趣味性，是放学后教育质量的关键。其次在培训人员的筛选上利用竞争和激励机制，做好培训工作，提高其专业素养。另外要与家长签署安全责任书，确保每一位学生的人身安全。并主动接受来自家长、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克服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第五，从城市基层管理的基本单位来说，可利用社区的组织性、回应性以及信息优势，调动社区的资源，协调学校教育与“放学后教育”，借鉴美国“放学后计划”中社区的作用，“放学后教育机构与社区保持良性沟通有利于机构从社区获取更多的支持，志愿者支持、实物和资金资助等，最终也影响着儿童放学后教育的体验。”4比如组织社会工作者或招募并培训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课后三点半”项目，维护课堂秩序和确保学生安全，或者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活动，“适当的社区活动会帮助儿童增长生活经验，促进社会化形成。比如组织儿童进行环境保护活动、为老年人表演节目、听不同行业的长辈们讲故事、认识常见植物等等等。”4同时可由如一些志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部门在“放学后教育”方面的部分职能，发挥服务性的作用。如组织学生家长对家庭教育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专业的指导，为小学生的放学后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总的来说，“放学后教育”的构建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需要多主体的参与、合作与配合，以学校为“地基”，政府为“工程师”，企业和培训机构为“施工队”，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为“后勤人员”，家长为“监工”，孩子为“入住者”，打造健康、有序、长久的“放学后教育”体系。良好的“放学后教育”不仅可以扩充小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能力，而且有助于小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同时有利于激发小学生的好奇心，挖掘其创新潜能、增强其自我意识和自我监督能力以及促进其人际交往和社会化的发展。应对当前小学生放学后的接送、看管和教育难题，政府、学校、家长、企业和社区应紧密合作，密切联系，共同构筑小学生的“放学后教育”的“5+1”模式。参考文献：[1]李红艳.小学生放学后课余时间支配方式的调查与分析[D].辽宁师范大学,2009.[2]张伯成.为“三点半难题”之解献言[J].教学与管理,2018.[3]于洪霞.课外补习与家庭辅导——校外教育形式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1[4]付含菲,钟文芳.美国“放学后计划”实施保障措施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8.[5]吴开俊,孟卫青.治理视角下小学生课后托管的制度设计[J].教育研究,2015.[6]刘倩倩.美国中小学“放学后计划”研究[D].苏州大学,2015.[7]王洋,孙志远.挽救放学后的童年——解析美国中小学课外计划[J].基础教育,2011.[8]姚舜.日本区域教育的新途径:放学后儿童计划[J].比较教育研究,2015.[9]苏晖.韩国“放学后学校”政策的实施及其启示[J].基础教育研究,2017.